然而这样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结果并不十分圆满。在这八十一天的战斗中，太平军的战术胜利是重大的，杀伤敌兵数千名，阵毙敌总兵以下十余人。但太平军自己的损失，特别是参加首义的基本队伍的伤亡，也较以前历次战役为大。这主要是由于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在湘南道、郴一带取得军事胜利后，产生了轻敌思想，初时仅以轻骑强攻长沙所造成的。（《贼情汇纂》卷十一《老贼》："（太平军基本队伍）惟以长沙为易与，心轻之，敢于尝试，故殄毙之数较他处为多。"（《太平天国》，第3册，291页））由此而致洪秀全、杨秀清在具体部署进攻长沙的计划时，仅以萧朝贵一军来执行这次任务，失去了良好的时机，这是我们从上述八十一天战事的具体经过中，可以看得清楚的事情。过去有人论长沙之役关系太平军以后命运甚巨，其言曰："西王初抵长沙，城中兵力甚薄，四门无备，易攻也。……满军援师四集，身殉国乱，长沙未下，使曾、胡等人得有根据地以亡汉祀，惜哉！"（汉公：《太平天国战史》，上海，中华书局，1911。）这类议论，不能从根本上分析太平天国革命成败的原因，且多从种族关系立论，原不可取。但是，历史事变的偶然因素是存在的。当时曾国藩正丁忧在籍，近在湘乡，咸丰还不曾命令他帮办湖南全省团防事务，无权无势，湘乡办理团练的只是他的父亲曾麟书及赵玉班、刘月槎等一班地头蛇，局面很小。（参见陈湜：《病榻述旧录》。）太平军当时如能完成攻取长沙的任务，即使曾国藩等幸免于死，但以后他组织湘军成为太平天国死敌的局面，可能有若干的改变，这也是可以推测的事情。（后来湖南成为敌人镇压太平天国出兵筹饷的重要基地。许瑶光《谈浙》"咸丰二年，粤贼扑长沙不破，天留以为恢复东南之本也。"）如前所述，攻取长沙之重要性与可能性如彼，而其未能达到既定目标又如此，这个失策，自不能不说主要是由于洪、杨等在初时的军事部署失当、仅以萧朝贵偏师进攻而主力不陆续踵进所造成的。
（二）洪秀全、杨秀清驻屯郴州过久非有客观必要辨
或者说，洪秀全、杨秀清等在萧朝贵一军北上以后仍留驻郴州达一月之久，实有客观上之必要，难以视之为失策。其理由为当时在郴州新招部队很多，此等人难当大敌，需要休整；同时，清军增援长沙的部队皆系从郴州前线调去，如无萧朝贵之偏师北进，则清军必不撤郴州之围，而郴围不解，则太平军主力北上步履艰难，必须突围苦战，难期迅速。这些都是我们阐述长沙之役的事实和检讨长沙之役的得失所应涉及的问题，需要在这里稍加分析。
太平军离桂入湘以后，由于蓑衣渡一战的挫折和进攻永州不克，实力减损，处境困难。即以粮食而论，有记载说，至道州时"已三日不得食"（ 张曜孙：《楚寇纪略》，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71页。）。所以太平军攻克道州以后需要相当时间的休整补充，是有其理由的。但太平军攻克郴州时的情况已和初入道州时大不相同。太平军在道州休整两月的结果，部队大大扩充，营伍大大整肃，军械大大增加，粮秣大大丰富，其实力较初入湘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参见《盾鼻随闻录》卷二，《楚寇纪略》，见《太平天国》，第4册。）太平军在这种情况下攻克了郴州，我们看不出有在郴州长期驻屯的客观必要性。道州的休整和郴州的驻屯是难以相提并论的。太平军在道州、郴州所扩大的队伍，并不是毫无作战经验的平民，而主要是当地原有的武装起义群众，即地主阶级所诬蔑的"土匪"，他们并不一定需要长期的整训才能行军作战。事实是，萧朝贵突袭长沙的一军中就有郴州的"新兄弟"数百人："萧朝贵之扑长沙也，郴匪曾以数百人为乡导，前驱攻城陷阵，皆殊死斗。"（《贼情汇纂》卷十一，《新贼》，见《太平天国》，第3册，294页。）可见在郴州因新队伍多故需休整之说，根据是不足的。
至于清方长沙援师的来源和所谓郴州之围的情况究竟如何，更须稍加探讨。萧朝贵一军进薄长沙以后，在郴州与洪秀全、杨秀清相持的清方和春统下的部队被陆续调去长沙增援，成为长沙之役中清方的主力之一，其人数约近清方援师的二分之一，确系事实。但清方援师的来源，实包括三个方面。首先驰抵长沙的邓绍良、贾亨晋及开隆阿等，都是清方从攸、醴一带和衡州防线派出。另有一部分军队，如来自江西九江营的绿营、张亮基所统兵勇、徐广缙派出福兴所统的兵勇等，系征调自外省或本省其他地方，均与郴围无关。而自郴州派出的军队也有不同的情况。如和春、秦定三、江忠源一军系于9月26日到达长沙，而常禄、李瑞、经文岱、张国梁、德亮所统部队则仍留在郴州外围，系在洪、杨率太平军主力离郴以后，于10月15日始抵长沙近郊，并非萧朝贵一攻长沙，郴州的清军即全部撤走去长沙增援。
更重要的是所谓郴州之围究竟曾否使太平军步履艰难、行动难期迅速的问题。如果郴州的清军曾予太平军以重大压力，非萧朝贵偏师北进吸引清军应援长沙，太平军主力难以顺利北出，那么，洪、杨之留驻郴州而不继续踵进，就可以说是有客观的理由而难以失策视之了。（如此，则萧朝贵之进攻长沙就只具有策略上的性质，类似所谓"围魏救赵"之计。但据本文所述，事实并非如此。）然而，实际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
太平军在道州、郴州时，与之相持的敌方主将都是和春。和春所统带的兵勇原有一万五千余人，后来益以张国梁一军，当在两万人左右，其实力未可小视。但当时太平军和清军的攻守之势和后来长沙之役中的情况有所不同。当时太平军兵力集中，在道州时，则集结于道州旁及江华、永明，在郴州时则以郴州为中心而分占永兴，力量雄厚，转动裕如，实操主动地位。而和春的部队，此时系负"追剿堵截"的责任，处处陷于被动。同时，和春直接统领和受其节制的部队中，有的战斗力较强，如江忠源、张国梁，有的则战斗力极弱，如刘长清、李瑞。敌军的这种地位，决定了他们在道州和郴州时，并未能予太平军以重大的威胁。如在道州时，和春的幕客也承认，"和镇驰抵道州，连日进攻，未能得手"（ 萧盛远：《粤匪纪略》，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26页。）。而太平军自道州进攻郴州时，据敌人夸大了的官方奏报，和春也只能"带兵跟追"，沿途所截杀的不过"数十名"、"一二百名"（ 《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五。）而已，而另据私家记载，则是"率相去百十里不敢近，行则尾之"（ 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63页。）。太平军在郴州时，和春虽然屯驻州城外围，但并未能作重大的正面进攻，更不用说合围"堵剿"了。考萧朝贵自郴州轻骑北进，系在8月26日。而据赛尚阿、程矞采奏，在9月5日以前，和春的大军只驻扎在郴州西南的狮子岭，赛尚阿等判断"现在军情应以东北堵剿尤为紧要"，命令和春改变部署，和春始于9月5日督兵至陈家楼安营，当郴州东北太平军趋长沙之前路，另派湘黔兵勇及潮勇当东路，总兵王锦绣当西路，总兵经文岱当南路。（参见《剿乎粤匪方略》卷十六，八月十二日庚寅赛尚阿、程矞采奏。）所以，即使假定和春所统部队战斗力之强足以使太平军行动困难，但敌人在郴州城外东西南北四面均驻兵"堵剿"以前，原只蚁聚于西南一隅，太平军可以无拦阻地从容从东北方向进军长沙，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利用--距萧朝贵出发以后有十天的时间，距克复郴州以后有十九天的时间。如果洪秀全、杨秀清在作出了攻取长沙的决策以后，在兵力上也有正确的部署，在萧朝贵偏师北上以后，主力不株守郴州一隅而陆续踵进，实可以阔步前进而绝无步履艰难、突围苦战之事可言。
即或退若干步撇开上述的确定事实不论，假定洪秀全、杨秀清等受到了清军的压力而不能迅速脱身，那么，萧朝贵进薄长沙以后的六天，和春、秦定三、江忠源等即分郴州的军队应援长沙，郴州之围的压力应大大减轻，洪秀全、杨秀清何以不在此时及时率大队离郴北上？证诸以后太平军离郴时的情况，留屯郴州、永兴外围的李瑞、常禄等，是绝不能阻止太平军进军的。而洪秀全、杨秀清不在此时，而必待萧朝贵一军受挫的消息到达以后，即在所谓的郴州之围已大大减轻压力之后的七八天，始率大队前去长沙，可见洪秀全、杨秀清的行止迟速，与所谓的郴州之围了无干系，实为确凿无疑。
就洪、杨先派出萧朝贵偏师北进一事的本身来说，其策略原是成功的，它使敌人一时摸不清太平军的动向，不敢轻动，而太平军则因此而有更加灵活转进之可能。故李滨承认，此时"兵家奇正之法，悉以予贼"（《中兴别记》卷四。）。洪、杨部署上的失当，不在于派出萧朝贵偏师北进，而在于派出萧朝贵之后，未将郴州的主力继续或陆续踵进，致失去攻克长沙的较好时机。而根据以上的辩证，其主力留驻郴州过久，在客观上并无必要的理由。这种部署上的失当，对既定任务的完成，影响是很大的，是我们在检讨太平军长沙之役的得失时所应予指出分析的。
（三）分军渡湘显示着太平军军事水平的提高
但到长沙之役的后期，太平军的军事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太平军久攻长沙不克以后，敌人最希望的是太平军仍然局处于城南一隅，幻想"聚而歼之"，"一鼓荡平"，最害怕的是太平军"溃围流窜"，"滋蔓他方"。这从敌人的许多上谕、奏报和私人记载中，可以看得很明白。而太平军所采取的，正好就是敌人最害怕的办法。洪秀全、杨秀清率大队到达长沙，在两次进攻战以后，一方面改以挖掘地道的战术继续攻城，坚持达月余之久，显示出攻取长沙、争取实现既定目标的决心；另一方面又迅速分军渡湘，为大军屯驻南城继续进攻长沙开辟后卫阵地，又打出了缺口为撤围转进作了准备，乃由战事中期的渐陷被动而改变为进退裕如的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境。这些事实，前文中已加阐明。太平军攻取长沙的既定任务虽未完成，但后期战役中的这些成就和在湘西战场上的重大军事胜利，成了开创以后的"翻然不可复制"局面的新起点，这尤其是我们在检讨长沙之役的得失时所应予以充分估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