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于1853年3月攻占南京，在此建都，称为天京，迄今已一百二十五年。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的决策是怎样形成的？他们本身的文献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有些历史记载和有关论著则以为建都南京、取江南为家是太平军起义之初的既定决策，以后两年的战史就是为了这一决策的实现。但是，我们细考历史，却可以看到，攻取南京并不是起义之初就明确了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定，是随着战事的发展，经过长期酝酿、热烈论争的结果。它是太平军将士的战略眼光逐步提高的产物，同时又是他们内部保守思想的反映。本文试图对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立业这一决策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作一初步的研究。
一、太平军出广西前后进取计划的变化和怀土重迁观念的克服
太平军起义之初就有进取江南的意图："官军与之战，动曰：行将取江南矣，岂畏尔官军耶？"（①同治《浔州府志》卷二十七，谭熙龄《紫荆事略》。）但这只是太平军内部部分人的思想，并未形成全军上下统一的战略计划。太平军起义于广西东南一隅，距江南有千山万水之遥。在起义以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他们都在广西境内作战；前八个月，还在桂平、武宣、象州、平南与优势的清军相持。我们从这一时期太平军的实际活动中，看不到以上的战略意识有深刻的反映；相反，他们当时的实际视野主要还是局限于广西一隅。他们在攻克永安以后的活动，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
太平军是在1851年9月25日攻克永安的。这是他们起义以后首次占领州县城池的胜利 令人注目的是 他们在这里留驻达六个半月之久。为什么在这里长期停留？休整补充，不可能需要半年多的时间。由于敌人的牵制而不得脱身？这也不是事实。太平军克永安后，清军虽尾追而至，但直到这一年年底的三个多月里，清军的进攻软弱无力，并没有形成包围，如果太平军取江南的计划当时已很明确，完全可以在适当休整后从容转移，而实际上，他们是在次年之春清方加强了攻势，自己处于"粮草殆尽，红粉亦无"的危急情况下才不得不撤离永安。这些情况说明，太平军占领永安，不是一次过境性的行动；他们在永安停留六个半月，也难以认为是去南京建都立业这样一个"预定计划"的需要。他们之所以在永安久驻，应该是别有原因。
这个原因是什么？历史资料中没有直接答案，但太平军在永安期间的重要活动，仍可给我们一些消息。
首先是他们在这里封王建制。太平军起义后，即以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为五军主将，并以杨、萧、冯、韦为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四军师，统率于天王洪秀全。克永安后两个多月，体制为之一变，杨秀清、萧朝贵等五人分封为东、西、南、北、翼五王，而西王及其以下俱受东王杨秀清节制。（这是太平天国体制的巨大变化，必然要在内部关系上经历相当的酝酿和调整，吸引着领导人的精力和时间。太平军在永安长期停留，或与解决内部的这一问题也有关系。）清方记载说："及攻陷永安州，始署伪官，颁条教，有本章、禀奏、诰谕、诫谕诸名色。"（《贼情汇纂》卷七，《伪文告上》，见《太平天国》，第3册，189页。）全军有了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总制等等各级官员，也有了与官制相适应的冠服制度。
其次，太平军在永安开始了"制礼作乐"。洪秀全封卢贤拔为"左掌朝仪，职同将军"，由他草拟"设官分职，定礼作乐"诸事，规定了洪秀全"后宫称娘娘"、"军师妻呼称王娘"等一套礼仪制度；刊印了《太平礼制》及其他多种书籍；颁行了太平天国的历法；实行了太平天国的第一次科考。
太平军在永安期间，采取了这样多的重要措施，可以说，他们的政治体制在这时已大致完备了。这就可能使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有过在永安建都立业的意图？
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答案，根据是不足的。当时的永安州是个"蕞尔小邑"，僻处南疆，谈不上有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意义。设想在这里建立一个起义农民的王朝，以后来太平天国的发展规模来看，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我们必须具体地考虑当时起义农民的历史情况，至少我们可以把起义农民的眼光看做一种有变化的因素。永安虽小，但对长期在荒村小镇盘桓的不少起义农民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世界。太平军在永安所控制的，除州城外，只东平里一里七十余村共约四百平方里之地（参见钟文典：《太平军在永安》，42、78页，1962。），他们不也分封了管治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的东、西、南、北诸王，并且期待着"万方万国万来朝"了吗？这种情况正是起义农民初兴阶段视野狭隘的反映。（洪秀全在永安期间的诏旨，有两次提到"小天堂"，这同本文所讨论的问题颇有一次说，战士的功罪要逐层上报，"俟到小天堂，以定官职高低"，时在克永安后五十五一次是升封战士将领，"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时在克永安后七十二天。太平天国的"小天两种含义：一是泛指太平天国或天朝的所在地。洪秀全《钦定旧前遗诏圣书批解》："天，是上帝大天堂，天上三十三天是也；神国在地，是上帝小天堂，天朝是也。"洪秀克永安以前茶地移营之时所颁的诏旨，有"总要个个保齐，同见小天堂威风"之句，"小天堂"，应是泛指天朝。郭廷以认为，上述诏旨中"俟到小天堂"之句，也是泛指天王所在的地方。"小天堂"的另一种含义是指天京所在的地方，即具体指南京。如《天书》："兹蒙天恩……同到小天堂，得受荣光。"这里的"到小天堂"，就是"到南京"语。《平定粤匪纪略》附记三："在永安时言至金陵为登天堂，许夫妇团聚。"据此，以堂"指南京，似乎在永安时已开始。这是可能的。因为取江南为业的思想，在部分领导众中是早已存在的。但也有可能，《平定粤匪纪略》的记载是后来南京确实成为"小天后的附会。所以，对于上述诏旨中的"俟到小天堂"等句，似可以有三种解释：一是说们的功劳申报到朝廷，即予封赏；二是说，到了南京即予封赏；三是说，以后到了小天封赏，但未明确小天堂究在何处。如属后二者，则表明洪秀全并不以为永安是久驻之地两通诏旨发布后，太平军并没有去"小天堂"的实际行动。相反，他们继续在永安留驻多月，实行了封王建制等前已述及的各种措施，而且此后的诏旨也未见再提"上到小天事。这至少说明，当时"上到小天堂"的计划是不明确的。）
太平军自永安突围以后，即从间道直扑广西首府桂林。这一行动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在撤出永安前所作的决策："壬子岁，时在永安州。……三月，天父大显权能，命我们弟妹同扶真主，攻取桂林。"（《天情道理书》。又，《蒙时雍家书》："至壬子年二月时，荷蒙天父天兄下主张，打破敌卡而出……直打桂林省。"可见太平军攻打桂林，出于领导层的事先见《太平天国》，第1册，368页；第2册，755页。）太平军"以吕公车、方桌、云梯蛇行匍伏，百道攻之"（ 《贼情汇纂》卷十一，《老贼》，见《太平天国》，第3册，290页。），达三十二天，未能破城，杨秀清"即令暂行解围，别作良图，以谋进取"（ 《天情道理书》，见《太平天国》，第1册，368页。）。接着他们破兴安、全州，进入湖南境，占领道州等地，在湘桂之交休整和扩编队伍，徜徉两个月。这一过程说明太平军这时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进取目标。撤桂林之围时所说的"良谋"迄未明确下来，但这时他们对今后的动向却有过一次十分重要的讨论：
群贼怀土重迁，欲由灌阳而归，仍扰广西。秀清独谓非计，曰：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洪逆等深然之。（《贼情汇纂》卷十一，《老贼》。又卷一所载杨秀清事迹也可参证。《盾鼻随闻录》还记载太平军在出广西、入湖南前后对今后动向有过两次讨论，与《贼情汇纂》所记事实主体相似，时地也都相近，唯人物、情节稍有出入和错误。或者即是一事，或者几次讨论都有过，性质都是是否退回广西的问题。参见《太平天国》，第3册，290～291、46页；第4册，359、362页。）这一场关系太平天国今后前途的重大讨论并非偶然。在起义农民的队伍中克服怀土重迁的观念，需要一个过程。永安仍在广西境内，但对来自桂平等地的不少起义农民来说已经是外府外州了，因而太平天国领导人曾需要对难于"背乡离井"的人进行思想教育。（太平军在永安时，杨秀清假借天父名义作下列诗句劝勉将士："万方儿小别家庭，离乡立志做忠臣。前未勤王当虎豹，今知有主可成人。"《天命诏旨书》，见《太平天国》，第1册，62页。）现在当革命推进到外省之际，又发生了南王冯云山不幸牺牲的事件。冯云山是诱导群众开创立国大计的核心人物，他的牺牲必然对全军产生影响。在这个时候和这种条件下，群众中出现南归家乡的意见，则更是可以理解的。（太平天国领导人在起义之先已有立国之筹划，但对在何处立国和立国规模的设想必有一个发展过程。这种立国大计未必为广大将士所了解，因而在起义初期出现了上述矛盾。）但南归广西，在当时来说，就意味着不可能打击清朝统治的要害，意味着放弃夺取全国政权而与活跃在广西各地的许多股堂会起义者为伍。太平军克服了这种倾向，表明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战略思想已有所提高。
二、长沙之役和"取河南为家"的战略思想的提出
1852年8月，太平军从湘东南郴州出发，开始北攻长沙。这是迄今为止太平天国起义史上为进攻一个城市历时最长的一次战役，达八十一天之久。
太平军攻取长沙，是在湘桂之交讨论今后动向时决定的。这次讨论，如前所述，主要是打消了一些人南归广西的意见，洪秀全所"深然之"的也正是这一点。至于所谓"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方针，实际上并未确立。他们在这次讨论后对长沙实行了持久的攻城战，就是证明。
攻取长沙的决定比起南归广西是一大进步。当时的湖南同广西一样有很好的革命形势。太平军如能在长沙立定脚跟，必可大大促进全省反清斗争的发展，扩大革命的力量。从长沙旁略川、鄂，进一步问鼎中原，形势也较广西有利。但是，这一次重要的战役，结果却不理想。太平军攻城八十一天，牺牲了英勇善战的西王萧朝贵和较多的老战士，在敌人逐渐形成反包围的形势下被迫撤围。之所以造成这种结果，原因在于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决策进攻长沙以后，缺乏周密的作战部署。太平军经在湘南的休整扩编，战兵已达五万人。（参见《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但萧朝贵只有一千几百人进攻长沙（参见咸丰二年九月初四赛尚阿等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十八。），大军仍留在湘南。当时，清朝统治者着重于长沙南面衡州的防守。萧朝贵灵活地避过衡州之敌而由永兴、安仁、攸县、醴陵一路疾进，沿途虽有扩充，兵力究竟单薄，不能破城。萧朝贵在攻城的次日（9月12日）中炮重伤，不久去世。洪、杨得到萧朝贵重伤的告急信后，始率大部队离郴州北上。当萧朝贵突袭长沙之时，敌人兵微将寡，十分惊惶。但当洪、杨到达长沙城外时，清军援师四集，兵力已增至三万余人，不久更增至五万人以上，反动头目蜂聚蚁集，防守力量已大大加强。太平军虽多次猛攻，都不能得手。
"阵无锋，非孟贲之勇也敢将而进者，不知兵之至也。……阵无后，非巧士敢将而进者，不知兵之情者。故有锋有后，相信不动，敌人必走。"（《孙膑兵法·势备》。）古代兵家曾说明了战争中前锋后卫必须互相配合的道理。长沙之战，萧朝贵前锋猛进以后，洪、杨的大部队滞留郴州不进，不曾起到后卫作用，以至影响战略目标的完成，这不能不是一个失策。但洪秀全、杨秀清在大军攻城不能得手，敌人反而渐成反包围态势的不利局面下，于被动中创造主动，"遣其党石达开渡湘而西"（ 《江忠烈公行状》。），控制了龙回潭一带要害之地，并于水陆洲一战大败向荣，保证了大军顺利转移。这是太平军的战略战术思想在实际锻炼中得到提高的表现。
太平天国领导人在长沙撤围前夕，讨论了今后的行动计划，有过到南京或到四川等各种方案（参见《粤匪起手根由》，见《太平天国史料》，4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5。
按此件述及的人物、情节多有欠准确处，但当时太平军的动向却可概见。），而尤可注意的是首先提出了"取河南为家"的战略思想。李秀成记其事说：攻城（长沙）未下，计及移营，欲由益阳县靠洞庭湖边而到常德，欲取河南为家。（《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曾国藩将"河"妄改为"湖"。）
这时太平军主要是步兵。到南京的建议由于缺少船只而被搁置了，他们从长沙转移的路线，预定是由宁乡经益阳而常德。常德位于湖南北部，与河南隔着湖北省。他们"欲取河南为家"的具体计划如何，今已不得而知，但这一思想的提出，却反映了太平军领导人直逼清朝统治中心和"问鼎中原"意识的加强。
1852年11月30日太平军按计划撤离长沙，在经宁乡到达益阳时，意外地得到了几千艘民船。这使太平军的行军作战条件有了改变，因而他们就变更了原定的进军路线，从湘阴临资口而入洞庭湖，克岳州不守，于1853年1月12日攻占了武昌。
变更从益阳到常德的路线，改为从益阳回军顺流而下武昌，并不意味着"取江南为家"计划的确立和"取河南为家"战略的放弃。"湖北居天下之冲，西连秦蜀，东控吴会，南入湘粤，北达中原，四战之国也。"今后的战略意向如何，太平军在武昌面临着新的抉择。
三、"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方针的确立和"取河南为家"主张的数度被否定太平军在武昌驻守了二十八天。在此期间，传说有钱江其人上书洪秀全，劝说洪秀全勿眷恋武昌，勿西进川陕，应该东取南京。对于钱江与太平天国的关系，罗尔纲先生曾有详细的考订，纠正了传闻的谬误，认为并无钱江上书之事。但在太平军方面，当时守武昌、入中原、进川陕、取南京等种种动向，却并非子虚乌有，而是有过各种建议、计划和争论，有的并且还有相应的实际活动。
先看向西发展。太平军在长沙撤围之前，已有入川之议。克武昌后，仍有人主张西取四川为根据地：及武昌陷，荼毒之余，悉被裹胁。杨秀清出广西全州时，已有窥窜江宁之计。石达开劝令先行入川，再图四扰，杨逆不从。（江左明心道人：《发逆初记》，见《太平天国》，第4册，458页。）
在实际活动方面，太平军克武昌后，曾分军占领汉阳以西六十里的蔡甸（《剿平粤匪方略》卷二十四，咸丰三年正月初九日陆应奏。），并有过西取荆州的大规模计划和准备。清朝官员在太平军克武昌后二十天曾就此向咸丰帝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