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原写于1964年秋冬。那时，我在学习太平天国史的过程中产生一个疑问：人们都认为太平军初起时就确立了建都南京的目标，并且把起义后两年多的战斗看做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既然这样，太平军在广西、湖南、湖北为什么要长期硬攻一些城市、情况不利才撤围或突围他走呢？文章初稿只是对这一问题做了初步研究以后的答案，主要集中在论说太平军起义后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进取目标，内部存在着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洪秀全主张去河南而杨秀清主张去南京，《建天京于金陵论》反映了这些争论。文章得到了几位前辈学者的鼓励。特别是罗尔纲同志，表示完全同意文中的结论，并且细致地帮助解决了文中几处资料出处问题。他还建议这篇文章即行发表，并说：他从1958年起即已改变从前在《钱江考》一文中提出的建都天京为预定的说法；读到影印的《忠王李秀成自述》后所写的各文稿，就完全肯定了天王主张建都河南、东王主张建都南京这一历史事实。他希望我在发表时加注说明，以免日后如有争论时有同志引述他昔年的看法。罗尔纲同志著作等身而认真持重，他在当年给我的信中所提到的各文稿，迄今还未出版问世，所以我在这里仍需要按照他的嘱咐作以上的简单说明。
这篇文章由于种种原因而搁置了十几年，到1978年才在作了修改补充后在《历史研究》1978年第6期发表。现在收入本书的就是《历史研究》的发表稿。这篇发表稿除了包括1964年初稿的内容外，还增加补充了关于太平军初期战略思想变化的一些解释和建都天京对北伐和战争全局影响的一些分析。这些看法都不成熟，希望以后仍有机会进一步研究，以便修正错误，较深入地认识太平天国历史上的这些重要问题。
文章发表后的次年-1979年5月，在南京举行了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澳籍学者黄宇和先生的论文《太平军初起是北上还是东进的问题初探》对广西时期的太平军动向提出了洪秀全主张进军广东而杨秀清主张北上湖南的见解，还认为太平军之所以在永安待上半年之久，可能由于洪秀全、杨秀清、洪大全三足鼎立，与争论北上还是东进的问题有关。洪秀全主张进军广东这一看法的依据，是太平军战士李进富的供词。关于李进富供词和供词中的这一问题，我在本书《英国发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及其价值》中已作了介绍，看来这种可能性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明。黄先生认为太平军从永安突围时原拟由昭平而梧州而广东，即实行洪秀全的主张，但在突围中被杨秀清暗中改变路线。这一有趣见解的根据，黄先生说是洪大全供词和李秀成供词。洪大全供词说，永安突围时，"我们原想由古束去昭平、梧州，逃上广东的"（ 《洪大全自述》，见《太平天国》，第2册，779页。）。但李秀成的说法其实和洪大全不同。李秀成供词说，永安突围杀败追兵后，"东王传令，不行招（昭）平、平乐，由小路过牛角瑶山，出马岭上六塘、高田，围困桂林"（ 《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可见杨秀清所改变的是走昭平、平乐这一条路，而不是走昭平、梧州这一条路。平乐在昭平以北，梧州在南，两种说法是南辕而北辙的。这样，当然也很难说杨秀清偷改洪秀全、洪大全的路线的问题了。但黄先生的论文提出永安的滞留可能同路线问题争议不决有关，这是有启发性的见解。他的所有这些见解的出发点是，初起的太平军并没有一个明确固定的战略目标，关于这一点，我当然赞同他的看法。
对太平天国战争史和战略思想的研究是不容易的。它可能流于烦琐，失去大体，也可能失之空泛，迹近猜测。我们不要假设、猜测，但需要也应该作出力求符合实际的分析。以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同北伐失败是否有关系这些问题来说，不分析，就不会有回答。
北伐失败对太平天国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太平天国后来的进程证明，这是他们攻取北京唯一的一次机会，此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从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来看，北伐的失败无论如何不能说只是战术失败，不是战略失败--除非认为太平天国并没有这个目标，本来就不想统一全中国。
太平天国北伐的具体目标是攻取北京，这是无可怀疑的。东王杨秀清给林凤祥等的诰谕就说明了这一点（诰谕中说，已封前来送信的彭福兴等为监军，要林凤祥等"至到北京之日，即与监军袍帽，光宠其身"。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75～1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这要比其他一切资料的说法可信得多。当然，攻克北京，不等于夺取了全国政权，不等于北方地区归服于太平天国版图。我在1978年文中就已谈到这一点。影响这一点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流动作战方式。这个问题，终太平天国之世都存在。只是经过了十几年的血的教训，侍王李世贤在天京失陷后才在漳州总结了这一教训，当然为时已晚。（李世贤1865年2月在漳州会见英国驻厦门领事的谈话的报道，见英国伦敦公共档案局，F.0.17／425。）说攻取北京不等于夺取全国政权，这是对的。但这不等于说，失去攻取北京的机会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否则，一切军事得失就没有意义可言了。
就攻取北京这一具体目标来说，北伐并不是注定要失败的。清朝统治者肯定要在北京顽抗，研究他们准备顽抗的部署和动向是必要的。但这是问题的一面。这一面不能否定另一面，即由于太平军的胜利和北伐，北京人心动摇，异常恐慌，使太平军有可能攻取北京。早在1853年春太平军初下江南时，北京的皇帝、官僚、商人已经惊慌失措。黄辅辰的《戴经堂日钞》对此有淋漓尽致的目击记录。（参见《太平天国资料》，41～6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后来当北伐军进入河南以后，二十余名北京各衙门的小京官纷纷请假回原籍广东。据广州英国领事馆报道他们所传出的消息说，北京城中非常紊乱，人心惊惶；由于山西票号老板撤出北京，白银短缺，日常必需品也很缺乏；如太平军打到北京附近，京中已备有八百辆车马运载皇帝和后宫去关外。（参见英国伦敦公共档案局，F.O.228／157，巴夏礼的报告。）同黄辅辰的实录联系起来，这样的消息完全可能是实在的。
但太平军没有到达北京城下就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无疑很多。或说北伐军的兵力并不缺乏，失败的原因在于缺粮。由此看来，北伐失败似乎与是否偏师无关。兵力不缺，恐怕不确实。如果这样，何须天京增援呢？缺粮是军事失利、困守一隅造成的，这正说明了兵力不足、没有后方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北伐军在战术上、行军路线上有错误，导致他们不能攻占北京。这可能是确实的。但这样的解释并不能否定当时太平天国领导重南轻北战略思想的错误。林凤祥、李开芳等都是太平军的勇将，但没有担任过独当一面的统帅，军事上有错误是不奇怪的（这里都撇开了政治方面的问题）。问题在于，有统帅经验的太平诸王为什么不去领导他们少犯错误呢？根据当时英国外交官的报道和观察，有人认为太平军斗争的结果全靠这支北伐军的成败而定，而这支北伐军的显著特点，是没有太平军的王级将领或重要人物。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建都天京后西征，太平天国很快就派出石达开这样的重要和得力人物去调度指挥，根据这一事实，他们究竟是首先重视哪一条战线？这与建天京于金陵有没有关系？
太平军兴以来，直到建都天京，没有打过大仗硬仗，是以摧枯拉朽之势前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但这不等于说，太平军的胜利是由于清军没有出动主力，清军的主力还保存着。在1853年的时候，清军究竟有多少主力，究竟有多大的遏制太平军攻取北京的力量，这需要具体分析。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后来的历史证明太平军的劲敌是曾国藩的湘军，而这个力量在1853年尚未出现。此外，我们也不妨参考英国外交官在1853年春天一种经过仔细研究的估计，它的大意说，北京朝廷深知实际情况以及清军官兵懦弱无能和种种恶行，但深感无力挽救局面。没有军饷，没有有训练的军队和能干的将帅去作战，清军将毫无希望取得最后胜利。咸丰皇帝感到无法在全国成立一支有作战能力的军队。（①参见英国伦敦公共档案局，F.O.17／200，阿礼国给文翰的信。）这样的估计也许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但如果说，1853年时清军的确还有主力，并且布置在北京附近，那反倒不是进一步证明偏师北伐的错误，恰恰证明全军北伐的必要，而不足证明北伐的不必要。而这一切，归结起来，似乎都同定都天京的指导思想有关，都同在战略思想上对北伐的重视程度有关。以上这些零星补充的想法是否合理可取，当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作验证。
198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