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目》是太平天国最早刊刻的书籍之一，是研究太平天国军制和历史的重要资料。现从分析《太平军目》的版本方面着手，试说几个问题。
一、《太平军目》的版本
我们今天常见的《太平军目》，是萧一山于20世纪30年代从伦敦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所藏原刻本影抄的，编入了《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据以排印。这一种《太平军目》封面题"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但卷首所列的"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共有十五部，最末一部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新刻的《太平救世歌》。考《太平救世歌》的内容，已反映了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天父下凡之事（《太平救世歌》中说："臣如有过，请训于君。君恩未至，亦宜奏明。君有微恙，请安宜诚。君恩免见，臣道须存。"按十一月二十日天父下凡，杨秀清因细故要杖责洪秀全，两天后，杨秀清为缓和此事，特"登朝恭请御安"，说了一些君臣之道，其内容和文字多与《太平救世歌》中上述一段相似。杨秀清编撰刻印《太平救世歌》，实包含有进一步缓和矛盾、表明心迹之用意。），其付刻应在这一年十二月后。所以，伦敦本《太平军目》虽署"二年新刻"，但实际上应是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初的续刻续印本。
国外除伦敦藏本外，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均有收藏。据王重民记述，这几种《太平军目》封面都写"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内容与页数都与伦敦本同。（参见王重民：《记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记普鲁士国立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记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均见《图书与图书馆论丛》，上海，世界出版社，1949。）（萧一山自伦敦传回的《太平军目》，只首尾十二页摄影，其余系摹抄。）
（据罗尔纲同志跋，《太平天国印书》中的《太平军目》系据杭州本影印，列"旨准书目"共十三部。但《太平天国印书》中所印《太平军目》的"旨准书目十五部，与伦敦本同，可见《太平天国印书》中《太平军目》的"旨准书目"不是
而是伦敦本的。）
《太平救世歌》中说："臣如有过，请训于君。君恩未至，亦宜奏明。君有微恙，请安宜诚。君恩免见，臣道须存。"按十一月二十日天父下凡，杨秀清因细故要杖责洪秀全，两天后，杨秀清为缓和此事，特"登朝恭请御安"，说了一些君臣之道，其内容和文字多与《太平救世歌》中上述一段相似。杨秀清编撰刻印《太平救世歌》，实包含有进一步缓和矛盾、表明心迹之用意。
参见王重民：《记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记普鲁士国立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记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均见《图书与图书馆论丛》，上海，世界出版社，1949。可惜的是，他没有说明各本卷首的"旨准书目"，我们未能推知它们的实际刻印年份。1952年，国内在杭州发现一册《太平军目》，罗尔纲同志主编的《太平天国印书》据以影印。此册《太平军目》缺封面，内容、页数均同伦敦本，但有四个字与伦敦本互有正误。对照杭州本和伦敦本的首尾几页（《贼情汇纂》卷五，《旗帜器械》，见《太平天国》，第3册，143页。），从字体字样上也可以发现有某些差异。它们应是不同的刻本。《太平天国印书》没有印此书卷首的"旨准书目"。据罗尔纲同志所写跋语，这一种《太平军目》卷首所列"旨准书目"为十三部，则最后一部应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镌刻"的《三字经》。（T.T.Meadows，TheChineseandtheirRebellions，156页，又，当时湖北巡抚为龚裕。）《三字经》刻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早期，当英使文翰1853年4月到天京访问时就得到了此书。可以推知，杭州本稍早于伦敦本，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续刻本。
在伦敦本、杭州本以前，《太平军目》另有一种刻本，虽未传世，但我们可以略知其一些情况。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四《伪军目军册》说：
曾刊伪《太平军目》一册，以一军为例，全刻五百两司马，前列军帅、旅帅、师帅，后列卒长，每一卒长之下，列两司马四人，尚无东西南北之分及刚强伍长、冲锋伍卒诸名色。
《贼情汇纂》卷五《旗帜器械》还摹录了《太平军目》内所绘的两司马旗图，旗上所写为"太平广西平南上上黄旗前营前前壹卒长两司马"。从两司马之未冠东南西北来看，这一旗图就是摹自上述那种《太平军目》的。
而现在我们所见的伦敦本、杭州本，两司马都有东南西北之分，伍长、伍卒都有名色，所绘两司马旗图上的字也不同，写的是"太平广西博白黄旗前营前壹东两司马"。可见，《贼情汇纂》所引述的这一种《太平军目》，较早于伦敦本、杭州本。这里姑称为"汇纂引述本"。
张德坚未记此本刊刻年份。根据下文对此本和伦敦本、杭州本军旗上所写的字的分析，似可推知它刻印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
伦敦本、杭州本所绘各级旗帜上写有"太平广西贵县黄旗"、"太平广西桂平黄旗"等字样，一共包括了如下一些地名：广西贵县、平南、桂平、苍梧、武宣、博白，广东归善，湖南道州。令人注目的是，它们包括了金田起义时期有大批群众参加的首义各县，包括了太平军打出广西后首次有大批群众参军的道州（广东归善是惠州府首县，它与太平军有何因缘尚不清楚）。出现写有这些地名的军旗，应是这些县的人民较多地参加了太平军这一事实的反映。军旗上写的地名固然属于举例性质，但如果没有一定的事实为基础，他们不可能在举例中提到这些地名。不能设想，太平军尚在广西战斗的阶段就已经计划好他们出广西后要行经道州并已预知那里会有大批群众参军。所以，军旗上的这些地名，应该是反映了自金田起义组成军队直到湖南道州扩军的历程。
而汇纂引述本的军旗上也出现了这些地名。《贼情汇纂》引述说，"其刊于伪《太平军目》中有太平广西平南、桂平、贵县、道州上上黄旗等字样"（ 《贼情汇纂》卷四，《伪军目军册》，见《太平天国》，第3册，122页。）。既然这一种《太平军目》军旗上也写有道州字样，它的刊刻必不能晚于太平军壬子二年（1852）五月占领道州之时。另一方面，续刻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的杭州本已对汇纂引述本有了若干修改，如两司马分东南西北、伍长伍卒有名色等。因此，汇纂引述本大致不可能刻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应是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内所刻。
在汇纂引述本以前，在金田起义后不久，太平天国还有一种《太平军目》。周天爵在1851年4月中旬写给湖北巡抚一封信，报道他当时在武宣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并说俘获了一本"叙述一军编制之逆书"。此信抄本为英国驻广州副领事密迪乐派往北京的一名中国人在行经武昌时得到并于1851年6月25日寄交密迪乐，密迪乐将它译成英文。现回译该信有关部分如下：
三月十九日、四月六日，均有战斗，由于我军怯懦，叛军并未受创。……洪秀全乃一夷人，娴于古代兵法。其战始则寂寂，忽而少出，既而多出，又继而大至。彼辄以一败而易二胜，深悉孙膑三驷之法。日前得叙述一军编制之逆书一册，与《周礼·司马》法同。一师有师帅，一旅有旅帅。（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现存经籍考》见《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北京，1956；萧一山：《太平天国丛书》，第1集，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
这是最早的《太平军目》，应刻于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春，可能是太平天国最早的印书。这里姑称为"武宣本"。
张德坚记汇纂引述本说，"满纸皆卒长两司马字样，不知其军制者，无不开卷茫然。嗣俘得续改军目，眉目较前清楚，因于旱营各举二军、水营各举军，著之于篇"（ 《贼情汇纂》卷四，《伪军目军册》，见《太平天国》，第3册，122页。）。萧一山和罗尔纲同志以为张德坚所见的"续改军目"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伦敦本。（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现存经籍考》见《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北京，店，1956；萧一山：《太平天国丛书》，第1集，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这是可能的。在伦敦本以后，是否还有续刻《太平军目》，现在未曾发现，也未见记载。这样，我们今天所见所知的《太平军目》共有四种：武宣本（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春）、汇纂引述本（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杭州本（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伦敦本（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初）。
二、武宣本《太平军目》内容的推测和各本异同
伦敦本、杭州本，均可据影印本研究其内容，汇纂引述本亦可从《贼情汇纂》中略窥其异同之点。关于武宣本，周天爵信中谈了一些情况，可供分析研究。兹回译其有关句如下：
日前得叙述一军编制之逆书一册……一军凡13270人，较古制一军超出百人以上。逆匪按《禹贡》九级等差之制，分为九军。该逆书专述洪大元帅之第一军，书末载明，所有其他九军悉按此编制。该逆书现已呈送军机处矣。（T.T.Meadows，TheChineseandtheirRebellions，156页。周天爵说这平军目》已呈送军机处，我们期望将来能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档案中发现。）周天爵说太平军一军为13270人。杭州本、伦敦本均载："军帅管五个师帅，共管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五人。"与武宣本异。太平军一军的编制人数，《太平军目》书中的计算是有错误的。一军分五师，一师分五旅，一旅分五卒，一卒分四两，一两分五伍，每伍伍长一人，伍卒四人，每军伍长、伍卒12500人，军帅至两司马各级军官656人，共应为13156人。如用《太平军目》的句式表示，应作："军帅管五个师帅，共管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五人。"《太平军目》漏计五名师帅，二十五名旅帅。这一技术错误在《太平军目》中长期未予改正，说明太平军一军的实际编制，从未达到满员，所以也从未发现实际问题，加以纠正。关于周天爵一军为13270人之说，未见其他任何记载足资印证。密迪乐认为，这或者是由于周天爵所得到的刻本有错误，或者是那时的编制同两年后在南京的情况有某些小差别。在南京时，一军人数与古制相同，即官兵共13125人。按密迪乐所说在南京时的情况，当是据他随文翰访问天京时所见《太平军目》中写的人数而言，并非根据当时一军的实有人数。
周天爵说太平军按《禹贡》九级等差之制分为九军（Their
forcesaredividedintoninearmiesinaccordancewiththesystemof ninedegreesinthe"Tribute"ofYu），这很费解。太平军初起时究有几军，下文还要讨论。问题是《禹贡》九级等差之制与太平军编制有怎样的联系。按《禹贡》是《尚书》中的篇目。《史记·夏本纪》云"禹乃行相地所有以贡"，《禹贡》即据九州之地理物产以定各州土田和贡赋之等差，其中规定：冀州，厥田唯中中，厥赋唯上上；兖州，田中下，赋下下；青州，田上下，赋中上；徐州，田上中，赋中中；扬州，田下下，赋下上；荆州，田下中，赋上下；豫州，田中上，赋上中；梁州，田下上，赋下中；雍州，田上上，赋中下。周天爵说太平军按《禹贡》九级等差之制分为九军，这必是他所见的《太平军目》中的军队编制有上上、上中、上下等的划分。按张德坚所见《太平军目》，即汇纂引述本的两司马军旗上写有"太平广西平南上上黄旗"字样，又有"太平广西平南桂平贵县道州上上黄旗"字样。可以推测，周天爵所见《太平军目》中图绘的军旗，必也写有"上上"字样。在编列顺序上，既有上上，自应有上中、上下、中上以至下下。这样他才认为太平军编制是按《禹贡》九级等差之制，是分为九军的。
由于周天爵所见的《太平军目》系以"上上"举例，由于"上上"是上中下九等的首位，所以他又认为《太平军目》是专讲第一军编制的。至于他说第一军系洪大元帅自将，这一说法于史无征。据他信中的文义，这句话也非引自《太平军目》原文。周天爵在武宣时，并不真正了解太平军内部的编制官制情况，他的《致周二南书》也称"贼大元帅洪泉、冯云山"（《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5页。），故所称洪大元帅自将第一军云云，应是出于周天爵本人的推测。
关于武宣本《太平军目》的内容，除了根据周天爵的信考见以上几点以外，还可以根据伦敦本、杭州本来作进一步的推测。
伦敦本列举了一军的编制旗帜。在首先图说"太平广西贵县黄旗军帅"旗以后，说""太平广西黄旗"六个字，一军皆同一样写"。这一句说明，这一军都是由广西人组成的。但伦敦本接着图说这个军所属师帅的旗帜，却是"太平广东归善黄旗"；接着图说的所属旅帅的旗帜，又有"太平湖南道州黄旗"。这又说明，这个军并不只是由广西人组成。这是明显的矛盾。这一矛盾似乎可以这样来解释：太平天国早期刊刻《太平军目》时，太平军基本上是广西人，《太平军目》所举例的一个军的编制和旗帜，都属于广西各县，所以在书上刻了""太平广西黄旗"六个字，一军皆同一样写"的字句；太平军出湖南后，在道州有大批群众参军，军队组成有了新的情况。这样，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夏以后的新刻本中，就改了几个师旅帅旗帜上的地名，但对前刻本中""太平广西黄旗"六个字，一军皆同一样写"一句，却遗漏了修改。
太平天国印书出现这种疏忽是可能的。太平天国刻书种类不少，版本尤其繁多，又多在戎马倥偬之中刻成，所以不免粗糙。考察太平天国的各种印书，不难发现类似情况。以《太平军目》来说，除了前述一军人数计算错误以外，还可以举出其他的疏忽错误的例子。
如据汇纂引述本，即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初夏后的刻本，太平军两司马尚无东西南北之分。但据《贼情汇纂》所录梁立泰家册，梁立泰在庚戌年（1850）七月已封"前营长东两司马"；又据《贼情汇纂》卷二黄再兴传，黄再兴在"庚戌倡乱"时封为"东两司马"。可见早在金田起义时期，两司马已有东西南北之分。太平天国壬子二年的《太平军目》中两司马不分东西南北，显然是编写或刻版时的疏忽。
又如伦敦本、杭州本《太平军目》最后说："此军举广西平南黄旗示例，余外各处各等各色皆仿此类设。"这句话很难解说。书中图说的旗帜有五面，列出的地名有八处，"广西平南黄旗"只是后营师帅旗，军帅旗上写的是"广西贵县黄旗"，何得称"此军举广西平南黄旗示例"？如以军帅旗为代表，"平南"应是"贵县"之误。此外，"各处各等各色"的提法，《太平军目》开始就说"旗分五色"，"各处"、"各色"可以理解，"各等"似乎又是早年刻本中九级等差之制取消后删削不净所遗留的痕迹。
根据这样考虑，""太平广西黄旗"六个字，一军皆同一样写"这句话，应是武宣本中的原话而遗存下来的。
这样，我们可以对所见所知的四种《太平军目》的内容异同之点表示如下：名称 刻印年份 内容异同 其他武宣本 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春旗分五色，旗上各系地名，地名均广西各县，地名之上加有"上上"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