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立国后，官私文件所署国号年月均作太平天国某干支某年，如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丙辰六年（1856）等；官员将领的印文，亦作太平天国某官，如"太平天国燕王秦日纲"、"太平天国天官正丞相"之类。但在后期，出现了"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之称，各种文籍所署国号和官员印信的印文均以"天父天兄天王"六字冠首。《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叙此事说：
去年天王改政，要合内外大小军营将相，民家亦然，凡出示以及印内，具要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安入，□□不遵者，五马分尸。……那时人人遵称，独我与李世贤不服声称，李世贤现今亦未肯称此也。
《忠王李秀成自述》写于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1864），"去年"应指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1863）。这系《忠王李秀成自述》误记。罗尔纲同志已以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洪秀全的诏旨等文书为例，指出"天王命令凡出示及印文内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并不是始于癸开十三年"（ 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312页注①。）。但洪秀全的这项"改政"具体开始于什么时候？实行的情况如何？其意图和作用何在？李秀成称对此命令独他与李世贤不服，究竟是否事实？这些问题都还有待研究。这里试作简略的稽索和说明。
据现存原件的太平天国文籍，署写国号年份最早与"天父天兄天王"相连的，似为洪仁玕《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会试题》一书。但此书封面未题刊刻年份。查考太平天国己未九年（1859）发表的其他文籍，都没有"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可以判断，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并未实行"改政"，这部书虽是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所写，刻印应是以后的事。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1860）的文书有原件传世的很多。发布、刻印较晚的是这年九月二十四日减免苏南各属钱粮诏和这年十月印行的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新历，但都没有"天父天兄天王"字样。《钦定士阶条例》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藏本，萧一山《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据以影印，封面题"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镌"。此书篇首洪仁玕、陈玉成、蒙得恩的献书奏中说，"本年十月二十一日又蒙我真圣主操劳圣心，颁降圣诏"。考蒙得恩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春去世，故奏中说的"本年"，不可能指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而是指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洪仁玕等作奏、序的时间，都应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十月二十一日以后至年底之间。奏、序中有"自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甲子科举行"和"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九月初九日宏开天试"之句。据此看来，在太平天国十年庚申十月以后至年底这段时间内，洪秀全似已"改政"。但实际则不然。1957年江苏常熟发现《钦定士阶条例》的另一刻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的《太平天国印书》据以影印，其版式、内容和封面所题刻印年期与伦敦本完全相同，但伦敦本洪仁玕等奏、序中"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字样，常熟本都作"太平天国"。对勘之下，伦敦本显然晚于常熟本，显然是就常熟本的原版改刻了两行而重印的。由此可知，直至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年底，洪秀全并未实行"改政"。
如果我们参考利用传世的太平天国文籍抄件，那么，对于"改政"的具体时间和背景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编的《太平天国史料》载有向达抄自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藏的洪秀全和他的儿子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辛酉十一年发的二十八份诏旨，其中提到国号的"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正月初一日天王诏旨"，并没有"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原抄件在这份诏旨后，有天王十一年正月十三日诏，幼主正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二十日、二十六日诏，接着又有"天王诏旨"，其内容是改太平天国国号为"上帝天国"。此"天王诏旨"下有"二十六日"四字而无年月，但无论从编次和内容来判断，这份"天王诏旨"的发布年月日应为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这份诏旨说，"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更合真理"，并未说把"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可见这仍是"改政"以前的事。
在这以后不久，我们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二月十七日的洪秀全诏书中见到了"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之称（萧一山编：《太平天国诏谕》。），此后就经常出现这种称谓。由此可以断定，《忠王李秀成自述》中所说的"改政"，是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到二月十七日之间发生的事。这样，我们看到，在短短的二十一天之内，洪秀全实际上有两次"改政"。第一次是把"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规定在玺印文字和各种文书内统把"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但这件事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实行，洪秀全就改变了主意。于是，又有第二次"改政"，把"上帝天国"改称"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文书、印文都要在原来的"太平天国"四字之上加"天父天兄天王"六字。
洪秀全为什么要改号改政？《忠王李秀成自述》说："天王号为天父天兄天王之国，此是天王之计，将此来情，云天上有此之事，瞒及世人。……称天朝天军天民天官天将御林兵者，皆算渠一人之兵……恐人霸占其国。"我们且撇开这番解释，来简略地考察、分析一下历史事实。
1856年以前，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虽曾受挫折，但总的来说，是蓬勃向上的。1856-1857年的"杨韦石事件"，使太平天国早期反复宣传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受到严重伤害，使将士人心涣散，分散主义日益滋长。这一后果，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己未九年（1859）曾很坦率地指出："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为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资政新篇》附《兵要四则》。）
为挽回这种局面所作的努力，效果甚小。在体制上，杨、韦死后，曾经有希望重建有力的集中领导。在全军中有威望的石达开担任过"通军主将"，"提理政务"。但不久，石达开又"远征"不归。此后两年，洪秀全兼做"主"与"军师"，新封五军主将，"稍可自立"。但看来洪秀全不惯于亲自处理实际政务。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以后，他把"军师"职务交给了虽然忠于太平天国但缺乏经验和威望的洪仁玕，而自己后来又声称不再亲理庶政。在太平天国后期，凡组成集中领导所必需的各种崇高职位并没有空缺，而且大多由洪秀全的兄弟子侄担任着，但这并没有增强洪秀全和天京中央政权的威望，分散主义依然存在和发展着。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洪秀全的某些年幼或无知的兄弟子侄不可能起有力的实际领导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由于洪秀全没有在政治上、经济上提出足以重振人心、团结内部的切实可行的口号和政策。在太平天国前期，"有衣同衣，有食同食"的理想和这种理想在一定程度上的实践，是鼓舞太平天国人心的基本因素；而结合着这种理想的关于天父天兄的神学宣传，确也曾起了统一太平天国内部意志的特殊作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太平天国曾以特定的社会内容而使本来的鸦片暂时地变成了兴奋剂。"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就是证明。然而，1856-1857年接踵而来的内部事件，不但使太平天国的社会理想失去了光辉，更使天父天兄差遣他们弟兄数人下凡救世这一套神话实际上彻底破产。兴奋剂的时效已失，空虚和失望导致人心的冷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重振人心和加强领导，本应改弦更张，从天国回到人间，着重在人事上多做切实的努力，以有力的政治经济措施来挽回已形成的严重形势。这不是不可能的。旧式农民战争不可能有一条使农民真正得到解放和胜利的革命路线。它的领导人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在这个限度内，农民战争领导人在解决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方面，仍有很大的活动范围和施展自己政治才能的余地。然而洪秀全却终于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他过于脱离实际。他在"杨韦石事件"以后，继续拾起在将士心目中已经破产了的神学武器，继续并且进一步乞灵于天父天兄这一套神话。同前期宣传略有差别的是，他把重点放在自己受命于天和天父天兄天王幼主父子公孙同坐江山这一虚妄世系的神圣性上。这在太平天国后期的文献中是历历可考的，有的简直到了荒诞可笑的地步。当然，这不仅是笑剧，而且更是悲剧。我们不能要求洪秀全没有帝王思想、家天下思想。他大概认为，天父天兄既曾帮助他号召了人民创建了天国，一定还能够帮助他维系人心，巩固领导的权威而防止"为君之权谋下夺"，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杨韦石事件"后的内部问题。殊不知，天父天兄既不能防止他自己和杨、韦、石矛盾的爆发，又何能消除矛盾爆发的严重后果呢？恰恰相反，在"人心冷淡"以后而继续高弹神的老调，继续把人的事物打上神的烙印，把人的作用归功于神的启示，将士们是不会从这里受到鼓舞激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