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石达开大渡河覆败的真相》（发表于1960年3月17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提出石达开在大渡河半渡撤师说不可信，石达开系中计被俘。后来，关于石达开，有很多讨论。他在大渡河的行为，是否"叛徒"，是否"变节"，是其中的主要问题。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按照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给以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不应单纯地变成对他们的政治鉴定。同时，任何科学的评价必须建立在可信的事实基础上；事实不能澄清，种种结论难免成为空中楼阁。
重读二十年前的旧作，深感当时写得幼稚肤浅，但半渡撤师说不可信、石达开系中计被俘这两点基本看法，现在似乎还不需要改变。旧作在发表时，编者曾予删节，对原意稍有损碍，但我现在早已找不到原稿，加以补正。因此，索性另起炉灶，重写一次，希望比旧作稍有一些进步。
石达开于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即1863年春率军进入四川，于5月14日即天历四月初一日、夏历三月二十七日到达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旧属四川越嶲厅，今属四川石棉县）。他的目的本是越过大渡河，进图川中。但他始终未能过河，被迫困守在紫打地二十几天，受到清军和土司部队四面包围，最后竟致全军覆没。
石达开在大渡河究竟是怎样失败的？言人人殊。大抵当时清朝方面直接有关的记录，多有掩饰歪曲或在关节处含糊其辞；而绘声绘色的故事又多出自后来人之手，难免传闻失实。下面试就与石达开大渡河失败有关的几个事实问题，进行探索考证。
一
石达开覆败后，清四川总督骆秉章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石达开进川时，他已派兵在东西南北四面层层扼守，重庆镇唐友耕、雅州府蔡步锺等早在5月12日（三月二十五日）驰抵大渡河北岸防守。（参见《骆文忠公奏稿》卷六，《生擒石逆疏》。本文以下引用此疏，不一一注明。）但实际上，石达开到达紫打地大渡河边时，北岸并无清兵。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说："按达开初到大渡河边，北岸实尚无官兵。而骆文忠公奏疏谓唐友耕一军已驻北岸，似为将士请奖张本，不得不声明其防河得力，因稍移数日以迁就之。"（薛福成：《庸盦文续编》卷下。本文以下引用此文，不一一注明。）这自然也是骆秉章为自己表功。骆秉章奏称三月三十日申刻即5月17日傍晚石达开部至河边"窥渡"，被北岸清军击退，这是他报道的首次两军接触。石达开到达紫打地的时间是5月14日凌晨。薛福成说骆秉章将清兵到达大渡河北岸的时间挪前了"数日"。这样看来，如果确有5月17日傍晚的两军接触，唐友耕等大概也刚在这时到达北岸不久，估计石达开到河边后有三天左右的时间并无清兵阻挡，大概是可以相信的。
那么，石达开为什么不在这几天中渡河以至后来清军云集遭受围困而致失败呢？
薛福成对此有所说明：
是时大渡河北岸尚无官兵。达开使其下造船筏速渡。渡者已万余人，会日暮，忽传令撤还南岸，谓其下曰：我生平行军谨慎，今师渡未及半，倘官军卒至，此危道也，不如俟明日毕渡。迟明，遣贼探视，忽见大渡河及松林河水陡高数丈。达开谓山水暴发，一二日可平也，当少俟之。越二日，水势稍平，忽见官军已到北岸，用枪炮隔岸击贼，有死者。
薛福成说，此事是唐友耕"亲告余弟季怀者"。似乎根据确凿。后来史家也就沿用了这一说法。
但薛福成所记的这段故事实有可疑之处。石达开的队伍据骆秉章奏有三四万人，目的是要渡河。渡河最需防备的是将渡或半渡时遭受袭击；如能渡过一部分人占领对岸阵地，正可掩护后续部队渡河，这不仅不是"危道"，而且十分有利。何况渡过的已有一万多人，不是百十千人的小股。所谓石达开因谨慎而半渡撤师之说，实在不符合常识。
1959年，我读到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关于大渡河的一些记述，感到薛福成所记的故事不但可以怀疑，简直可以否定。
红军长征途中经过的安顺场，就是原来的紫打地。紫打地于1902年被大水冲没，以后在原址北一里建立新场，改称安顺场。红军就从安顺场渡过了大渡河，时间也是5月。当年红军有许多同志在这里搜访了石达开的遗事。一氓《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一文根据安顺场的形势对薛福成的半渡撤师说发表了意见。他说：
金沙江的水虽急，在绞车渡船还能过直角，而在大渡河农场处，并安顺场一处，船要顺水冲成斜角，才能渡过。渡一次，来回要一点钟，这是最快的速度。……安顺场这个地方，薛福成的《庸盦文续编》里的《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提到它。石达开就是在安顺场这个地方全军覆没的。时同治二年四月间事，阳历便是五月，和我们渡大渡河的时间相同，亦历史巧事。但是对于这些英雄末路的悲剧的史实，有几点是很值得怀疑的。……既然天已晚来不及渡后续部队，那么又哪能把已渡过的一万人渡回安顺场呢？这个时间哪里来的呢？有渡这一万人转来的时间，为什么不继续渡第二个一万人过去？从安顺场渡河点的水势来看，天近晚还能渡一万人，那船非有二百只不可，一只船一次渡二十五人，渡两次。但那个地方，很难摆下两百只船来。同时还得有一千六百个熟练的船夫。我们两只船把沿河两岸的船夫请完了，也只几十个，还夹了几个生手。结果还撞坏船……石达开那时，哪里得来两百只船，一千六百名船夫？既已渡过去一万，又渡转来，这简直是岂有此理的事。要是薛福成所记是实事，那才奇怪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249～25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55。）
1981年8月，我到四川石棉县参加太平天国史讨论会，得机会实地参观了大渡河、松林河、安顺场等石达开当年败亡的旧地。在安顺场，河道虽不很宽，涨水时不过三百米，但颇有浩渺之势，尤其是水流急陡，水面好像成了斜坡。河道正对面是壁立数百尺的峭壁，只下游约一二里处有一平坝，斜渡到对岸大概只能在那里登陆。安顺场红军渡河处现在砌有一道堤坝，可以登堤眺览。我在堤上凭吊很久，又拾级而下，伸足入水，水流几乎冲走了我扣得很严实的塑料凉鞋。据当地同志谈，这里流速至少有每秒四米。看了安顺场的地形水势，深感从这里渡河不是易事，完全如一氓所说，薛福成所记绝不可能是事实。
石达开到紫打地以前一个多月，其部下赖裕新率众从大树堡搭浮桥过了大渡河。搭浮桥过河自然方便多了。或问是不是石达开在紫打地也搭了浮桥，一万多人是从浮桥上来回的呢？这是不可能的。薛福成明说渡河工具是船而不是浮桥。而且太平军纵然善于搭浮桥，在紫打地也没有用武之地。1935年红军勇士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曾尝试架桥多次，但十二根、二十四根头号铁索，都被冲断，没有成功。（参见加伦：《飞夺泸定桥》，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280页。）大渡河上游只富林渡水势比较平稳，赖裕新正是在那里搭浮桥过了河。但紫打地没有这种可能。石达开既要避实就虚，不走赖裕新的路而到了紫打地，就只有船渡一种办法。
那么，石达开究竟是怎样失去这几天渡河时机的呢？许亮儒的《擒石野史》提出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说法：当夜（5月14日夜），达开妇诞一子，乃通令将卒曰：孤今履险如夷，又复弄璋生香，睹此水碧山青，愿与诸卿玩景欢醉。部属均稽首称贺。是以传令犒赏，休养三日，各整队登山采粮，俟行囊充实，方计克小河，此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载《新中华》复刊，1945，3（9）。
都履和说，1942年他的朋友李言三在大渡河边的大树堡（即赖裕新渡河处）得到当地乡村教师李左泉抄录的故老许亮儒所写的一篇笔记。李左泉在抄本前言中说，许亮儒曾为土千户王应元记室，参与对石达开之仗，写有一篇《擒石野史》，李左泉于1913年从许亮儒之子手中得到原稿抄录，经都履和整理后以上题发表。）
许亮儒参与了对石达开的战斗，所记有很多可供参考，当然也有不少可能属于夸张虚构，不足信据。但石妻生子庆祝三天一事，却在当地有广泛的传说。
文彬写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见闻的《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一文，记他们在紫打地南边的筲箕坳小村宿营时一位八十多岁老人的话说：
只在长毛时候，石达开的队伍在这里扎了几天。听说生了太子，办酒席，挂灯结彩，打锣打鼓很热闹。（《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265页。）
文彬又记在大渡河口时朱德总司令的谈话：
我问了这一带的群众，都说石达开入川是在这里消灭了的。因为生了太子，不能前进，大排酒席，大吹大鼓，弄了好几天。结果后面追兵一来，"倮倮"又反对他，全部消灭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271～272页。）
看来，石达开为庆祝儿子诞生而贻误了渡河时机，确有其事。当然，不会只是吃喝，这几天中的另一件主要的事，如《擒石野史》所说，是搜集、补充粮食。
石达开到达大渡河边后，还发生了河水突然猛涨的意外情况。骆秉章奏说，石达开到大渡河的当晚，松林河、大渡河水"陡涨数丈，势难徒涉"。光绪《越嶲厅全志》的记载和1935年安顺场一位亲自见到石达开失败的老人也都说到河水猛涨的事。大渡河即使在平水或枯水时节，也没有徒涉的可能；但河水陡涨必然使渡河增加了额外的困难。
庆祝儿子诞生和河水突然暴涨，都耽误了渡河，使清军得以在石达开尚未渡河之时赶到北岸。但这两件事，性质是不同的。对于石达开来说，河水陡涨是难以预料的，而清军将要前来堵截围困则应是意料中事。从主观方面说，在大渡河边因庆祝、休整而停留三天，不能不说是石达开的失策。
二
从5月17日傍晚起，石达开开始了大渡河的战斗。据清方报告，大规模的渡河行动至少有三次。一次是5月21日，石达开出动四五千人以木船竹筏数十只抢渡，岸上部队也出来助势，"隔岸呼噪，声震山谷"，清军排列北岸以枪炮轰击，击中船筏火药，引起炸裂燃烧，"抢渡之贼，无一生还"。第二次在6月3日，也被清军隔岸轰击，"兼之水势湍急，登筏者悉皆沉溺"。第三次在6月9日，渡河船筏二十余只，每只七八十人。结果被水飘没五只，其余被击沉。这是石达开部最后一次强渡。
石达开屡渡大渡河不成，也曾引起这样的感叹和疑问：为什么不另找出路？"为什么不沿右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再向下走，弯到大凉山东的岷江沿岸？机动地区还是很大的。……计不出此，真是奇怪。"（同上书，251页。）
石达开之所以做不到这样，在于他受到了几面包围。
原来大渡河自泸定南流，在越嶲、汉源之间折而向东，突破乔白马山脉入峨边县境。这个急转弯的地方，南岸有两条支流：一为松林河，紫打地就在松林河注入大渡河处；一为察罗河，经洗马姑、老鸦漩注入大渡河。两支流之间及松林河外共有七处小市镇，称为河道七场，主要是汉民居地，此外就是"夷"族、"西番"族的村落。石达开进入的，正是这两支流之间的地方，与"夷"族、"西番"族头人的领地交错。当石达开长驱入险之前，据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记载，曾向土司送礼买路，得到应允；但土司后被骆秉章收买变卦，以至石达开身陷绝地。石达开曾否在事先买路，虽难以肯定，但骆秉章等曾多方向土千户王应元、土司岭承恩利诱激劝，却是事实，因而当石达开到达大渡河南岸后，王应元、岭承恩都出死力与石达开对敌。石达开如不渡大渡河，沿右岸直上，必须过松林河，而这里是王应元的地界；如向下走，必须经过察罗河，而这里是岭承恩的地界。
石达开攻大渡河不利，又四面被围，曾几次猛攻松林河，其意图正是沿右岸直上，由泸定桥而趋天全、邛崃、成都。据许亮儒《擒石野史》记载，王应元撤去了松林河的铁索桥；石达开在5月29日、30日两次大规模进攻松林河，并于5月29日晚、6月3日晚又两次设计偷袭、偷渡，但都失败了。6月5日，石达开隔河射书给王应元，以良马两匹、白金千两为酬要求他罢兵让路，接着要求他允许通商以便采购粮食，也都被拒绝。
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既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又沿右岸（即南岸）直上，攻克了泸定桥。松林河对于红军之所以不成为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同当地少数民族及其头人建立的良好关系，自为重要的因素。石达开做不到这样，当地的少数民族头人反对他。他不但没有过大渡河，而且也过不去松林河。
大渡河之为天险是人们耳熟的，遭天险而失败，也情事相应。石达开多次进攻松林河不克，使人感到似乎松林河也是艰险莫测的地方。但1981年夏我到松林河参观凭吊，却真是闻名胜于见面，大大出乎意料。这里原来是一条小河，水流的确很急，但河面宽不过二三十米。现在在河口以南二三里处建有石桥一座，可说"天堑"已成通途。我们在河边西眺远处土岗上王应元衙门的遗迹，北望滚滚河水闪着骄阳的金光默默注入大渡河，简直难以想象这条河在一百多年前竟困死了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从这里，我猜想石达开在大渡河的军兵人数可能被清方大大夸大了；如果真有数万之众，那简直是可以"投鞭断流"的。
石达开渡不过大渡河、松林河，粮食日益枯竭，以至杀马而食，继以桑叶充饥。6月9日最后一次强渡大渡河失败后，王应元乘势过松林河，岭承恩从马鞍山压下，紫打地因而失守。石达开率残部沿山东奔至老鸦漩。这就到了石达开历史的最后时刻。
6月9日紫打地失守和石达开残部东奔老鸦漩的情况，据骆秉章的报告是这样的：
两路齐进，直扑紫打地，将贼巢一律焚毁，毙贼数千名。山径险仄，逃窜之贼，自相拥挤，汉夷兵练两面夹击，枪炮如雨，夷兵复登山巅用木石滚击，贼众坠崖落水，浮尸蔽流而下者以万余计。石逆仅率余党七八千人奔至老鸦漩，复被夷兵所阻，辎重尽失，进退无路。其妻妾五人抱持幼子二人携手投河，其曾受伪职老贼自溺者亦复不少。
骆秉章渲染的是清方得胜的情况。随同王应元过松林河追袭石达开的许亮儒则记石达开的情况稍详。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