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原是一篇讨论文章，曾在1961年发表。现在改换了题目，在文字上和内容上也作了较多的修改补充。
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19世纪50年代的中国遍地爆发了各种形式的人民起义，捻军起义即其中较重要的部分。对捻军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到了重视。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有《捻军》专辑，一些史学工作者作了长期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既研究太平天国，又研究同时期的捻军和其他起义，我们才会对19世纪中叶的阶级斗争历史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由于捻军和其他起义都是在太平天国的推动下爆发的，研究太平天国同它们的关系总是人们感兴趣的课题。特别是捻军，它们的活动地区同太平天国相邻，双方还有过密切的、合作的关系。在对捻军的研究和对太平军同捻军关系的研究中，近来有一种重要的意见，认为"捻"不是自称，捻军不应被称为捻军，而应该在它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它提出不同的称谓，如称为"大汉起义军"、"太平天国某部"、"太平天国新军"等，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工人阶级的立场；如统称为捻军，则是超阶级超政治的客观主义立场。这的确是原则性的意见，不仅关乎历史事实，而且关乎理论观点。现在试对这一问题作简略的讨论。
一
在捻军大规模起义前，捻的活动早已充斥于鲁豫苏皖地区："山东之兖、曹，河南之南、汝、光、归，江苏之徐、淮，直隶之大名，安徽之庐、凤、颍、寿，承平时在在有之。"（王定安：《湘军记》卷十六，《平捻篇》。）它的产生，或说始于康熙时，这可能失之太早，但至少在嘉庆时，时人记载中已经提到捻的活动了。
"捻"是什么意思？清人记载中有多种解释。据较早报道捻的活动的陶澍说：
成群结队，白昼横行，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陶文毅公全集》卷二十四，《条陈缉捕皖豫等省红胡匪徒折子》。）
陶澍说，一股谓之一捻。根据实地调查资料，"捻"就是股的意思：
捻，为皖豫交界一带地方的方言，与股、伙、铺同义。皖北涡、蒙、亳一带，对一股子、一伙儿的习惯说法是一捻子或一铺子。（安徽科学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近代史组编著：《关于捻军问题》，44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0。）"捻"最初是由结伙贩私盐、劫富户财物这些活动而组织起来的；起初称为捻，可能只是泛称，后来也就成为进行这些活动的人的专称。
那么，捻究竟是他们的自称还是别人对他们的称呼？有一些历史记载说他们自称为"捻"：贼多南阳人，自名其党曰捻子。（同治《郏县志》卷十，《记捻匪事》，见《捻军》，第3册，114页，"中国料丛刊"本，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豫省东南接壤江皖蒙、亳、颍、寿，民俗故强悍，往往聚众剽劫，多至千余人，少亦数百人，各推贼中桀黠者为之首，自号为捻，不相统一。（《豫军纪略》卷六，《皖匪》，见《捻军》，笫2册，289页。）
但另有记载说法似有不同：
子弟父兄相率为盗，私立名号，曰堂主，曰先锋，或数百人为一捻，数千人为一捻，故当时号曰捻匪。（《山东军兴纪略》卷二，《皖匪一》，见《捻军》，第4册，28页。）
还有一种说法：
十夫有长，百夫为雄……于集市聚赌，排列刀矛枪铳，名为镇棚，众称为桌主，各集市皆然。每大会，则聚集首领，或数十，因曰此一捻也，彼一捻也……捻子之称盖由此起，于是改桌主之称为捻首。（马杏逸：《捻逆述略》，转引自方玉润：《星烈日记》，见《捻军》，第1册，309页。）
这两种记述是否表明"捻"不是自称而是他称呢？其实没有。
所谓"当时号曰捻匪"，"捻匪"一词自然是站在统治阶级方面对这伙"为盗"者的恶称，但这完全不能说明"捻"也是他称。正如清朝统治者称天地会起义者和一度称太平军为"会匪"，并不能证明"会"也是清朝统治者加于他们的称呼。
他们的首领有堂主、桌主之称，这也与他们的组织是否自称为"捻"无关。所谓"堂主"，据研究是"趟主"之讹。（"趟主"意为出外贩私盐或打粮的首领，即出外走一趟之主，参见《关于捻军的几个问题》，46页。） "堂主"是首领的名号。首领自称堂主，并不说明他们的组织、团体不自称为"捻"；正如会党中有龙头、大爷，不说明他们的团体不自称为"会"一样。至于说"桌主"是自称，"捻首"是他称，这似乎不符合上引这段记载的原意。这里是说有了"捻子"之称后，才改首领"桌主"之称为"捻首"，并不涉及自称他称问题。这份资料接着记述了"捻"的各种活动方式和组织情况，说：
捻之恶者曰二捻头；稍通文义能掌计划者，谓之掌捻；凶悍斗狠者谓之领捻；小捻入大捻谓之帮捻；又有不知名姓之类聚数十人到处游行，遇隙便抢，谓之游捻，又名飞捻；更有新捻、老捻之称。（马杏逸：《捻逆述略》，转引自方玉润：《星烈日记》，见《捻军》，第1册，311页。）
很明显，它丝毫没有把"捻"之一词看做他称的意思。掌捻、领捻等名称只可能出于他们自己。如果他们不自称为"捻"，怎能有掌捻、领捻这些名称？
其实，"捻"是自称还是他称的问题，对于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来说，只在"捻"是不是一种诬蔑性称谓的范围内有其重要意义。"捻"如果是封建统治者加之于一种群众组织或起义者的诬蔑性称呼，今天的史学工作者仍沿用这个词，那自然是不妥当的。但我们找不到"捻"是诬称的根据。统治者或者咒骂他们为"捻匪"（而不是"捻"），或者斥之为"红胡子"。有一位称"捻"有汉代游侠之风的蒋湘南有诗说"其名曰捻子，红胡乃诅咒"，自注："良民詈之曰红胡子。"（《蒋子潇先生遗集》，见《捻军》，第1册，325页。其实"红胡子"的称呼也并没有攻击诬蔑的意思。陶澍在嘉庆十九年（1814）所上奏折说："查红胡原系漏网之人……人以其凶猛，故取戏剧中的好勇斗狠、面挂红胡者名之。然匪徒闻知怒也，近则居之不疑。"）这说明，"红胡子"才是斥责他们的诬称；"捻子"则是他们的自称，至少不是诬称。
前已述及，"捻"的称谓在语义上就是股、伙的意思，可见这是一个没有褒贬是非意义的中性词。正因为这样，我们很难将自称他称截然分开，很难说"捻"只能是自称而不可能是他称，或者相反。"捻"这样的中性词，是可能别人先使用然后他们也这样自称的，也可能他们自己先这样自称然后别人也这样称呼他们的。既然这样，既然历史上已经相沿成习，今天史学工作者称他们为捻，称他们在起义后为捻军，也就谈不到有什么立场问题。
二
1853年后，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影响和推动，捻众由零散的活动而纷纷武装起义。至1855年秋，乃有安徽雉河集会议，使各路捻军有了一定程度的联合。
在这次会议上，雉河集捻首张洛行被推为首领，称为"盟主"，并建有"大汉"称号。
张洛行为什么称为"盟主"？因为这是一次"拜盟起义"的会。张洛行说：
照得首自雉河拜盟起义，众兄弟誓同生死，共推我为盟主，协力同心，共诛妖鞑。（《张洛行檄文》，见《近代史资料》，1963（1）。）
捻军由分散活动而进到联合，是一个进步。但这是"拜盟"，是推出"盟主"，而不是建立上下相维实行统一领导的政权。后来，张洛行曾以盟主的身份批评一些拜盟者各图苟安、自行其是的情况，说：
太平军和捻军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乃各思苟安之计，回家固守土圩，徒知抢掳。利己之私，久则足以自毙。前经行文再再，承孙葵心、刘学渊……众兄弟来怀，分兵东下……尔等安坐土圩，扪心自问，于心安乎不安乎？檄文到日，早决定见，有志成大业者，整顿兵马，同心一气，会兵北剿，共建基业；其固守土圩者，亦听其自便。（《张洛行檄文》，见《近代史资料》，1963（1）。）
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雉河集会议后"各旗统将皆归盟主调遣"，其实不是事实。也不是有"归盟主调遣"的制度而部下不服调遣，而是本来就没有达到建立统一领导的程度。张洛行这篇檄文的内容和文字表明了这一点。
雉河集会议上建有"大汉"称号，这是确实的。汪士铎的外甥吴栗生于咸丰六年（1856）正月二十九日从开封写信说："捻匪伪号大汉。"（吴栗生：《乙丙日记》卷三。）张洛行文告中有时自称"盟主"，有时自称"大汉盟主"。但"大汉"称号是否国号？是否意味着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新国家政权？从雉河集之会是"拜盟起义"之会来看，恐怕还不能给予肯定的结论，特别是张洛行不可能已被推为"大汉明命王"。如果他已被推为"大汉明命王"，他在直到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为止的多次文告中是不会一次也不使用这一称号而只自称"盟主"的。
雉河集会议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制度。"大汉"称号的存在不决定捻军各部的实际联合程度；从张洛行或自称"盟主"或自称"大汉盟主"来看，"大汉"称号即使对他来说也不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至于这个称号被各路捻军所重视、接受和遵奉的事实，在有关捻军的各种正反面史料中，似乎都找不到。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大汉军"的称谓来代替"捻军"，包括未参加雉河集拜盟的捻军呢？这个称谓对于当时的捻军战士的生疏程度、不重要程度，我想是不会亚于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者的。
三
1856-1857年，张洛行等捻军与太平天国建立了联系，开始依附太平天国。这是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而实现的。太平天国自"杨韦事变"以后，实力大受损伤。湖北和天京外围的战斗趋于紧张，太平军为在皖北进行反击，需要联络活跃在淮河两岸的捻军。张洛行等由于清军的进攻，雉河集失守，也需要依靠太平天国的力量以图再振。张洛行等依附太平天国，这对双方都有利。
招纳张洛行等，系出于太平天国主动，但张洛行等也表现了热情和积极性。据亲手经理其事的李秀成说：
那时已有张乐行、龚德树在三河尖造反，那时李招寿在我营中共事，李招寿与张乐行、龚德树有交，特通文报与张乐行来投。此时张乐行接得文件，当即复文已肯来投。（《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接着，李秀成、陈玉成在桐城打破清军，北上破舒城，克六安，张洛行等南下相迎，共破霍邱，即将霍邱交予张洛行为根据地。此后，张洛行等捻军首领接受了太平天国的封号，"奉太平天国正朔"，即使用太平天国纪元，"遵照太平天国衣冠制度"蓄长发，传说还去过天京向天王朝贺。在淮南、皖中及江北的皖鄂交界一带，张洛行等的部队常与太平军协同作战，捻军大将龚德树还在湖北罗田战场上牺牲。
但这些事实是否表明捻军已不复存在，捻军已成了太平天国军，因而我们必须不再称之为"捻军"而只能称之为"太平军某部"了呢？不然。在研究捻军依附太平天国以后的双方关系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两个问题。
其一，捻军之依附太平天国，接受封号，遵奉"正朔"、"衣冠制度"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听封不听调"，保留了行动的自主性。
地方志书谈捻军同太平军的关系说：
归附发逆，受伪官木质伪印信，赴江宁朝贺，不奉发逆调遣。（《亳州志》卷八，《武备志》，见《捻军》，第2册，111页。）
李秀成在谈到太平天国戊午八年（1858）他无计解救京围的艰难情况时说：
我自回全椒，无兵可用。主与我母被困在京。那时在全邑，日夜流凄（涕）。虽招有张乐行之众，此等之人听封而不能听调用也。那时止有部将陈坤书、吴定彩、萧招生、谭绍光、陆顺德，各将愿力拼舍死，愿救京都。（《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这时的张洛行受有太平天国"征北主将"的职位。李秀成要解救京围，苦于兵力不足。张洛行等"听封不听调"，李秀成只调集了他自己部将的战士"不足五千"。从这里可以看出受封为太平天国征北主将的张洛行，同太平天国领导的统属关系，是不同于其他太平天国将领的。
张洛行等依附太平天国后，主要在淮南进行战斗。1858年他们攻占怀远，接着又攻占临淮、凤阳，与太平军的地区基本上连成一片。他们在江北淮南以至淮北多次与陈玉成、李秀成部联合作战，并且为保卫安庆出过力。这些联合斗争，在太平天国的文献中，在清方封疆大吏的奏报中有过某些记载。但这些行动并不证明他们是受了陈玉成、李秀成的调遣。胡林翼多次奏报了他们这些联合战斗行动。如果重视这些奏报，认为张洛行等多次同陈玉成等在一起作战就足以否定他们"不听调"之说，那么，我们也应该重视这些奏报中的用词：胡林翼总是称陈玉成等"勾结"、"勾串"、"嗾"张洛行等进犯某处某地，总是称张洛行等为"捻首"、"捻逆"，总是将"发、捻"或"粤、捻"并提。（参见《胡林翼全集·奏议》卷十八，咸丰七年五月三十日奏；卷十九，咸丰八年四月十四日奏；卷三十八，咸丰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奏；卷四十二，咸丰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奏等。）这些恰恰透露了张洛行等虽然依附了太平天国，在双方毗邻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地区内配合太平军作战，但仍是有一定独立性的部队。在胡林翼看来，他们仍是与"发捻"有别的"捻逆"。
而且，我们还应该考虑到，除了张洛行等部捻军在淮南以外，还有众多的捻军首领经常在淮北以至河南、山东活动；他们的斗争客观上当然也与太平军互有配合作用，但主观上并不是根据太平天国的战略而行动，有的甚至并不依附太平天国，并没有接受什么封号。如果说，张洛行接受了封号（甚至还可以退一步说，接受了调遣），就应该取消捻军的称谓，那又置张洛行等以外的捻军于何地呢？
张洛行等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太平天国在文书中用这些封号来称呼他们，这完全不能证明别的什么，只是证明了李秀成所说的"听封"。太平天国庚申十年（1860）四月初三日李秀成给张洛行的一封信，对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而言是值得重视的，信的有关段落如下：
忠王李书致征北主将张洛行弟青及：缘兄与弟迢迢相隔，未克聚首一堂，共晤兵机，诚令兄有渭北江天之感。但兄客岁奉旨南征，在芜屯扎，其时韩绣峰弟由北抵芜，云称弟困凤阳，请兄分兵往救。兄因京围在急，而力难兼顾，故未统师前来。迨后骇闻江北圣营失利，即于今春兴师进剿……（下叙破江南大营事，从略）第兄与弟天各一方，未稔北路军情近来若何？虽前曾闻贵队收复菁江，军威大振，而究中心摇摇，悬念不置。是以特命平西主将吴定彩、前军主将吴如孝两弟统师前来往援，以修旧好。惟望弟须念该主将北道生疏，祈即时赐南针，俾得有所遵循，庶不致贻阃外之羞耳。谨此布达，余不多叙。并候戎佳不一。（故宫博物院编：《太平天国文书》。）
同一天，李秀成还写信给一位"定天豫康玉吉"，是用命令的形式。其首末作："九门御林忠义宿卫军忠王李谆谕定天豫康玉吉弟知悉……是以特命平西主将吴定彩、前军主将吴如孝两弟统师前来凤阳往援，以修旧好。惟望弟在北凡事须听该来主将铺排，设有调遣，着即应调可也。切切此谕。"（故宫博物院编：《太平天国文书》。）其余内容与致张洛行信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