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后亲书自述诗句等，共十份。其中他亲书的"十救诗"等诗句，与太平天国的已刊本的字句相同，等于就已刊的字句再抄了一次，无甚史料意义，现予略去；其余的，以类相从，姑归纳为十份。十份中的八份是洪天贵福亲笔书写；非亲笔的两份，即在南昌府和巡抚衙门的供词，从每份有两种以上笔迹和文字的语气来看，它们似也是洪天贵福自己所写而经书吏分别抄录者。
洪天贵福自述中有许多独特的史料。对洪秀全家庭的情况、洪秀全逝世原因和晚期情况，对李秀成等冲出天京和途中的战斗，对随同出天京和诸王的名单，都提供了较可信的依据。如洪秀全去世日期，有四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诸说。洪天贵福说是十九日，又具体说是十九日夜四更。这就解决了分歧：十九日、二十日都不错，二十一日之说错了一天。尤重要的是具体明确了洪秀全对古书的态度。洪天贵福记，洪秀全称古书为妖书，不准别人读，而他自己，曾下令从杭州调来大量古书，看完一本，就烧一本。这是洪秀全建都南京后实行排斥古人古书政策的证明。尤其出乎意外的是，洪天贵福供词提到朝中有一名不僧不道名叫沈桂的"沈真人"，根据他的建议，洪天贵福继位后封了"六主帅"：李秀成为大主帅，记王黄金爱为副主帅，顾王吴如孝为东方主帅……此事未见于其他记载，其重要性在于示人以太平天国朝内居然有这样一位能起重要作用的"沈真人"。
洪天贵福记洪秀全和他自己在宫中的生活，虽琐碎，但重要。他一天要四次向洪秀全写本章请安，每次食饭要感谢上帝，九岁就有四个妻子，就不准与母亲和姐妹见面，只许读"天主教的书，不准看古书"。特别可笑的是，他父子在朝中有一只鹦鹉，据说能歌颂他父子永坐江山，唱："亚父江山，永永崽坐。"洪天贵福在供词和诗句中，都吹捧清朝皇帝，表示不乐于当长毛，愿去读书考秀才，说，我先是幼天王，今是跟老爷的人，望大人老爷怜我年幼，莫怪我；希望读书，以后考进秀才。这样的话写了两次，写完第二次就被处死了。
洪仁政、黄文英供词七份，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洪仁政，洪秀全之堂兄，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封为恤王，但未理事。天京被破后随护幼天王洪天贵福入江西被俘，留下三份供词。在南昌府的一份较有史料价值，称他帮同北王韦昌辉之韦十二、韦十四攻破武昌，三年后退安徽，洪秀全罪其退守，责令收监，石达开保奏始释放。黄文英是太平天国大将堵王黄文金之堂弟，晚期封为昭王，也不理事。黄文英供词之价值之一，在于它叙及黄文金的一些事迹。黄文金死后不用棺木只用棉絮包卷，史家曾以为是破除旧礼仪之一证。但今所见黄文英在南昌府供词，却说"因行走之际无处措办棺木"，故只用棉絮包卷。黄文英还述及浙江湖州府系太平天国苏州守将谭绍光攻破，故湖州的钱粮归谭绍光征收而不归后守湖州的黄文金。这对研究太平天国后期的制度很有意义。又记，天朝的王有五等：东西南北四王、翼王、干王，执掌朝纲，为一等王；英王、忠王、侍王，执掌兵权，是二等王；康王、听王、堵王，会打仗，是三等王；如黄文英等，为四等王；五等王均称列王。黄文英说，起初是有大功才封王，后来就乱了，由广西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封王，捐钱粮也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个王了。
以上两文于2006年7月8日偶然从电脑中发现，作于何时已不能记忆海外所藏太平天国文献叙录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曾编著、刻印至少数十种书籍，发布大量的文书。这些文献大多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政策和制度，是研究太平天国最重要的原始材料。但太平天国失败后，这些文献被毁殆尽，以至从20世纪初起，虽然开始有人尝试研究太平天国，却缺少真实的史料。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才逐渐有所改观，程演生、萧一山、王重民、向达等学者从法、英、德等国图书馆陆续发现了一批流传在外国的太平天国文献，并且编印出版。其著者有程演生编1926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萧一山编1935年出版的《太平天国诏谕》，1936年出版的《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1937年出版的《太平天国书翰》；1950年出版的王重民编和王重民、向达合编的《太平天国官书十种》、《太平天国史料》。从20世纪30年代起，国内从清朝军机处档案中陆续发现一些太平天国的文献，以及大量的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资料，数量颇巨，也陆续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太平天国》8册，以及罗尔纲、王庆成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的《太平天国》10册，这些文献都为太平天国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太平天国编印的书籍
太平天国立国十余年，与英、美、法等国的官方代表、传教士、商人多有往来。每逢外国人来访，他们必赠与所编印的书籍，也常有致对方的书信、照会等文书。因此，太平天国的文献在国内虽十不存一，在国外却不断有所发现。笔者治太平天国史有年，自1983年起得有机会踵步前贤，历在英、美、德、俄等国诸图书馆并有友人协助在法、荷两国图书馆搜访太平天国文献，多年间目验太平天国编印的书籍（本文以下省称"印书"）原刻本二百余册，又原刻本的复印本、缩微卷本二十余册，原抄本十余册，合计有二百四十余册（卷）；又目验各种文书多份。七十余年前诸前辈所见，因时过境迁，有我未见者，但我所见的也多有前人未见者。如我在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获见印书15种55册，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见2种2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获见10种10册，在俄罗斯科学院图书馆获见10种10册，以及因英国柯文南和法国巴斯蒂（M.Bastid）两教授之助，得到法国昂古莱姆（Angoulême）图书馆所藏15种17册的缩微卷，因荷兰多伍（L.Douw）博士之助，获得莱顿大学图书馆8种8册的复印本。《天父圣旨》、《天兄圣旨》两种都是很重要的新发现。太平天国以宗教立国，代天父上帝和代天兄基督传言的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所降"圣旨"，是太平天国的"最高指示"。这两种书汇录天父、天兄一百数十次"圣旨"，对史事研究极具重要性。已经由前人传回国内的各印书，大多只一种版本。我在搜访中发现不少异本，其内容、文字多有修改，足以发现太平天国某种思想、政策或史事的变化。
太平天国编印的书籍，大都在封面上署明刊刻年份，如"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新刻"等字样；并在首页刻印"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即洪秀全批准颁行的书目。这些书在此后的重刻重印本，少数会在封面上改署重刻重印的年份，大多数的重刻重印本则封面仍署初刻年份。对于后一种情况，存在着如何辨识该书的哪一册是初刻、哪一册是重刻的问题；辨识正确与否，有时会影响对太平天国面貌和历史的认识。如萧一山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从今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获见两册洪秀全所著的印书《太平诏书》，封面都刻署"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其中一册的内容有征引孔孟儒学的字句，另一册没有这些字句。他认为后一册是初刻本，前一册是修改重刻本；认为太平天国初起时排斥孔孟，后来为适应社会心理，翻然变计，改为尊重儒学。郭廷以、罗尔纲二先生的看法则相反，他们的论证方法之一就是利用卷首的"旨准颁行诏书总目"（本文以下省称"书目"）。没有征引孔孟儒学字句的那一册《太平诏书》，卷首列有"书目"十五部，即表明太平天国已出版的书有十五部，排列在最后的一部书是《太平救世歌》，而这一部《太平救世歌》，其封面上署"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癸好，即癸丑，太平天国讳"丑"改"好"），可见没有孔孟字句的那一册《太平诏书》，封面虽署"二年新刻"，而其实际刻印年份是在《太平救世歌》出版之后，即"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或之后，说明它是后出的修改本。这一研究结论十分重要，说明了洪秀全思想和政策，是从承认孔孟儒学到否定孔孟儒学的转变。
但后之学者利用"书目"来推断某些问题，有时会引起难以解释的矛盾。如太平天国印有一种《幼学诗》，封面有署"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新刻"者，有署"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者；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新刻的《幼学诗》两册，一册卷首有"书目"十三部，另一册卷首无"书目"。又有署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新刻的一册，卷首亦无"书目"。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新刻的一册卷首"书目"中的一部是《旧遗诏圣书》，即《旧约全书》；因而有人认为太平天国在辛开元年就已经刻印《旧遗诏圣书》了。然而存世的《旧遗诏圣书》封面却署"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而且有其他可信的史料证明到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三月，《旧遗诏圣书》的第一卷《创世传》才出版了前半部。这一《旧遗诏圣书》的书名何以出现于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壬子二年（1852）即早一、二年刻印的书的"书目"中？这是由于利用"书目"来推断问题，不是无条件的。我们首先应对"书目"进行研究。我在目验二百余册印书的基础上，探讨了太平天国出版书籍的制度，发现在"辛开元年"即太平天国起义立国的当年，即辛亥元年（太平天国讳"亥"作"开"），亦即1851年和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及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中期以前，所编辑印行的书，其卷首是不列"书目"的，其时各书的封面均用红色纸；在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中期以后出版的书，卷首列有已出版各书的"书目"，封面则用黄纸；同时，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中期后对已出版过的书的重刻重印本，会将重刻重印之时已经出版的各书的"书目"，列在卷首，封面则用黄纸，仍署初刻年份。虽有个别例外，但绝大多数情况如此。据此，后世所见太平天国的印书，其封面署"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新刻"、"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而该书的卷首有"旨准颁行诏书总目"者，必系该书在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中期改变出版制度以后重刻重印时所加，而不能据以判断"书目"中所列出的各书，在太平天国辛开、壬子时期就已存在。说具见拙撰《关于"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和太平天国印书诸问题》，此不详论。
黄色是帝王色，卷首开列"书目"，是昭示唯"书目"中的书准读。这是洪秀全在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发起焚禁孔孟经籍以加强思想统治运动的一部分，对此，我在下文将详作讨论。这里所以先提到它，是为了使读者了解本文对印书的研究，何以重视各书的封面纸色和卷首的"书目"。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太平天国实行新的出版制度，除列出"书目"外，还规定各书必须盖""，才准阅读。""，是太平天国的自造字，意为金质的"玺"。这大概就是今日所见的一部分太平天国印书钤有"旨准"印的由来。但钤印制度似只实行了一个短时期，可能没有实际作用。
二、对太平天国书籍的所见所知
我在国内外图书馆获见的太平天国编印的书籍（本文以下省称"印书"）二百余册，在国外分藏于不列颠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鲍德利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柏林国家图书馆（前西柏林联邦德国国家图书馆）、法国昂古莱姆图书馆、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图书馆。据所知，藏有或曾藏有"印书"者，尚有法国国家图书馆，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先生报道该馆藏"印书"十三部（册），又报道德馆藏有11册。但1984年我往访德馆时，已只6册。约略同时，程演生先生从法国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影抄回8部（册）。美国纽约市图书馆藏"印书"约19册。美国梅谷（F.Michael）教授主编《太平天国：历史与文献》，将太平天国的文献英译，在有关篇的题注中述及纽约所藏各书，但大抵只提及书名，未述及封面纸色及"书目"各项。我在美时曾往专访，不巧该馆正将原件制作缩微卷，不能借阅，是以缘悭一面。澳大利亚有藏，久有所闻。曾据美国国会图书馆居密博士示知王省吾先生《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印书》（见《当代图书馆事业论集》，台北，正中书局，1994）一文，介绍该馆所藏"印书"23部27册（卷），其中述及了各书的封面纸色和"书目"情况。本文所述，以我亲见的二百余册为主，兼及王先生介绍的澳藏各册。
以下以各该书的首刻年份为先后，依次研介，以助研究太平天国出书的情况和意图。但太平天国印书，有初刻后重印者，亦有初刻后再刻印行者。本文均予述及，但不以再刻年份为先后。
（一）太平天国元、二、三年初版的印书
太平天国自立国之始就依据自己的思想、理论和需要编印书籍，并多次重刻重印，数量很大。其最初编刻的两本书《太平礼制》、《幼学诗》都在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出版，其时太平军尚在广西境。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出版的有《太平军目》、《太平诏书》等关于政治军事制度和思想的书籍。在太平天国元、二、三年（1851-1853）期间，太平天国出版书籍的种数，除历书外，已达十八种。即：《太平礼制》，《幼学诗》，《天父下凡诏书》（第一部），《天命诏旨书》，《太平诏书》，《天条书》，《颁行诏书》，《太平条规》，《太平军目》，《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建天京于金陵论》，《贬妖穴为罪隶论》，《诏书盖玺颁行论》，《三字经》，《太平救世歌》，《天朝田亩制度》，又《旧遗诏圣书》卷一、二；《新遗诏圣书》卷一。除后期洪仁玕的著作均署其本人之名者外，该三年的出版书目，约占太平天国全部出版书目的三分之二。以下是太平天国最初三年间初版的"印书"及其重印情况。
1.《太平礼制》
本书内容是一份"天王诏令"，可以说作者就是洪秀全。其中详细规定了天王、东西南北翼诸王和各级职官以及他们的亲属的尊卑称谓。这是今日所见太平天国刻印的最早的书，由此可略见洪的思想中对此之重视。
其书封面署"元年新刻"的，有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本一册，其封面纸红色，有龙凤纹饰。后来太平天国出版的书常在卷首列出"旨准颁行诏书总目"，意即天王准许出版的书的目录。本书出版时尚无此制度。本书除"元年新刻"本外，有"二年新刻"本，"八年新刻"本。其收藏情况及版本异同略如下述。
（1）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藏三册
A.署"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新刻"（本文以下均省称"元年新刻"或"三年新刻"等）。封面红纸（本文以下省称"封红"），有龙凤纹饰（本文以下省称"有纹饰"）。无"书目"。
B.署"二年新刻"。封红，有纹饰，纹饰和字体与"元年新刻"本异。无"书目"。
C.署"二年新刻"。封黄，有纹饰。"书目"有十四部。
（2）不列颠图书馆 藏三册
A.编号15298.B.23（6），署"二年新刻"。封红，有纹饰。无"书目"。书中有当时读者墨书批注多条，但我失记。
B.编号15298.B.28，署"二年新刻"。封红，有纹饰。"书目"情况当时记录不清晰。
C.抄本，编号OR8207（H）。无"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