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结果显示：36—59岁者积极帮助其他老人的人数比率最高，占近36.5%，比18—35岁者的比率高8.9%。
（2）年龄与给老年人让座行为
分析结果显示：36—59岁者坐车时积极给老年人让座的人数比率最高，占近48%，比18—35岁者的比率高9%。
（3）年龄与礼让老年人行为
分析结果显示：36—59岁者在购物、交费、看病排队时积极礼让老人的人数比率最高，占近32%，比18—35岁者的比率高6.1%。
3.不同受教育程度者孝道行为的特征
（1）受教育程度与帮助老人行为
分析结果显示：小学及以下学历者积极帮助其他老人的人数比率最高，占50%；其次是大专及以上者，也占近41.5%；高中或中专学历者的比率相对较低，不足28.5%；初中学历者的这个比率最低，不足26%。
（2）受教育程度与给老年人让座行为
分析结果显示：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坐车时积极给老年人让座的人数比率最高，占近59%；小学及以下者的比率略低，超过55%；再次是初中学历者，也占40%；高中或中专学历者的这个比率最低，不足28.5%。
（3）受教育程度与礼让老年人行为
分析结果显示：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在购物、交费、看病排队时积极礼让老人的人数比率最高，超过41%；其次是小学及以下学历者，也占近39%；初中学历者的比率相对稍低，不足26%；高中或中专学历者的这个比率最低，不足16%。
4.不同收入者孝道行为的特征
（1）收入与帮助老人行为
分析结果显示：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者积极帮助其他老年人的人数比率最高，超过48.5%，比年收入5001—15000者的这个比率高19.3%，比年收入15001—30000者的高22.9%。可见，收入与帮助其他老人的行为（通过检验）呈现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收入越低，越倾向于积极帮助其他老年人。
（2）收入与给老年人让座行为
分析结果显示：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者坐车时积极给老年人让座的人数比率最高，占近59%；而年收入在15001—30000元、5001—15000元者的这个比率均在38.5%左右。
（3）收入与礼让老年人行为
分析结果显示：年收入在5000及以下者在购物、交费、看病排队时积极礼让老人的人数比率最高，超过34%，比年收入15001—30000元者的比率高2%，比年收入5001—15000元者的这个比率高7.7%。
五、结论与建议
（一）关于孝道意识与孝道行为的主要结论
第一，被调查者绝大多数有一定的孝道意识，同时传统的孝道意识正在发生变化。分析发现，绝大多数人（93.9%）对老年人的认识是正面的，他们认同老年人曾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并且认为他们是该被尊敬的，只有极少数人认为老人是负担。再来看被调查者的行为倾向，绝大多数人（99.1%）在做事的时候会兼顾老年人的情况（包括以老年人需要为主和适当兼顾），这和其认知是一致的；而愿意和老年同住的人数比率则大大下降，仅占36%。传统社会的“父母在，不远游”的意识已受到严重的挑战。是否与老年人同住才是“孝道”的呢？笔者认为不能这样认识，是否愿意与老年人同住，主要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不同，而不是一个道德评价的问题。老年人喜欢安静、生活有规律，需要适当的运动、有营养的饮食，这些大多与年轻人是相反的。正由于有这些差异，据笔者观察和访谈得知，不仅年轻人不愿与老年人居住，老年人也大多不愿与年轻人共同居住，有经济条件的老年人多选择独自住，节假日儿女们去看望老人，平时有事也可招之即来。因此，在与老年人的居住方面，孝道意识已发生变化。可见，其孝道意识在总体上是良好的，但也存在令人担忧之处。
第二，孝道行为表现不容乐观。首先，在被调查者各种帮助老年人的行为中（帮助其他老人、车上给老人让座、排队礼让老人），选择“偶尔”这么做的人数比率大多相对较高，而选择“经常”的比率均相对较低，可见其帮助老人的行为表现并不积极。其次，对于孝敬老人钱物的情况，选择偶尔孝敬的人数比率（33.3%）最高；对于言语上顶撞老人的情况，选择偶尔顶撞的人数比率（81.6%）最高，这可能是由于不顶撞老人对大多数被调查者来说更容易做到，但由于这两种行为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原因是多样的（例如老人的生活条件比较好，子女孝敬老人钱物的情况相对较少），因此只作为孝道行为的有益补充。总体上看，孝道行为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而且孝道意识与孝道行为有较大的差距。
（二）孝道差异性特征的主要结论
第一，性别与孝道不相关。具体而言，性别与人们对老年人的认识、做事兼顾老年人意识、和老年人同住意愿、帮助老年人行为、车上给老人让座情况、排队礼让老人行为均不相关，不同性别者的孝道意识和孝道行为没有明显差异，呈现趋同的特征。
第二，年龄与孝道不相关。具体而言，年龄与人们对老年人的认识、做事兼顾老年人的意识、和老年人同住意愿、帮助老年人行为、车上给老人让座情况、排队礼让老人行为均不相关，即不同年龄者的孝道意识和孝道行为没有明显差异。
第三，受教育程度与孝道小部分相关。具体而言，受教育程度和人们对老年人的认识、做事兼顾老年人的意识、帮助老年人行为、车上给老人让座情况、排队礼让老人行为均不相关；但受教育程度和与老年人同住的意愿（通过检验）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与老年人同住的意愿越低，这可能是由于其对个人空间要求更高的缘故。
第四，收入与孝道部分相关。具体而言，收入和人们对老年人的认识、做事兼顾老年人的意识、车上给老人让座情况、排队礼让老人行为均不相关。但收入和帮助其他老年人的行为（通过检验）有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收入越低，越倾向于积极帮助其他老年人；而学历越高，帮助其他老年人的积极性越低，这需要引起重视。另外，受教育程度和与老人同住意愿虽然通过了检验，但相关系数强度很小，因此“和其他收入层次相比，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者更愿意与老人同住”这个结论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第五，综合分析认为，虽然本研究在双变量分析中，发现了一些有关人们孝道意识和孝道行为的特征，但这些特征可能仅是表面特征，并不具有明显差异或规律性。例如：（1）女性的孝道意识高于男性（对老年人正确认识、兼顾老年人意识、与老人同住意愿的比率分别高1.1%、7.7%、9%）；男性的孝道行为积极性均高于女性（帮助老人行为、给老人让座、排队礼让老人的比率分别高8.7%、9.5%、2.2%）。（2）和18—35岁者相比，36—59岁者对老年人价值的认同感更高，也更愿意和老年人同住，孝道行为也更积极（帮助老人行为、给老人让座、排队礼让老人的比率分别高8.9%、9%、6.1%）。（3）小学及以下学历者的孝道意识均最高（对老年人正确认识、兼顾老年人意识、与老人同住意愿的比率分别为100%、55.6%、55.6%）；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的孝道行为相对更为积极（给老人让座、排队礼让老人的比率分别58.6%、41.4%）。（4）和其他收入层次相比，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者的孝道意识最高（对老年人正确认识、兼顾老年人意识、与老人同住意愿的比率分别为97.6%、46.3%、48.8%）；孝道行为也最积极（帮助老人行为、给老人让座、排队礼让老人的比率分别为48.7%、58.5%、34.2%）。由于本研究的局限性，以上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分析。
（三）建议
第一，应加强孝道教育。从调查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年龄与孝道不相关，受教育程度与孝道小部分相关，收入与孝道部分相关，说明并不是教育程度越高、学历越高，帮助老年人的积极性与行为就越高。笔者认为，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孝道教育是缺失的，学校教育中孝道教育被弱化了，学校教育更关注于知识、能力与政治教育，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受教育程度与孝道相关性较低。同时，正由于孝道意识、孝道理念不是在学校中获得，而主要是家庭中获得，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年龄、收入与孝道没有相关性，因为有的家庭重视孝道，有的家庭不重视孝道。因此，笔者认为加强孝道教育，一是从学校抓起，在学校政治课中要引入孝道教育，在学校历史课与语文课中也应该有孝道教育；二是应该倡导在文艺作品中大力宣传孝道，孝道教育更多的是靠言传身教，所以文艺作品的孝道教育更有感染力。
第二，教育界、学术界应对“孝”、“孝道”重新进行界定，以便人们遵从这些规范。根据调查我们已知道，孝道意识已发生了很多变化，当今社会是否会认为在沟通时不同意老年人的观点、言语上顶撞老年人就是不孝？被调查者中言语偶尔顶撞老年人的占81.6%，这与传统社会有很大不同。传统社会中，老人代表权威、代表经验、代表正确，言语上顶撞老年人就是“犯上”、就是不孝。在讲民主、讲自由，崇尚个性独立与真理的今天，我们的孝道评价标准、原则应不应该改变？怎样改变？这些问题需要认真地探讨。
第三，应加强孝道的社会舆论压力。根据调查可知，孝道意识与孝道行为有较大的不一致，绝大多数人认识到应尊老（93.9%），但在行为表现上有一定的差距，从未“在公交车上给老年人让座的情况”占11%，在“排队购物、缴费、存取钱和看病等时候的礼让情况”中从未礼让的占51%。究其原因，是社会舆论对这些不孝、不道德的行为没有给予足够的谴责，对这些不良行为没有足够的社会舆论压力，也就导致有些人作出不孝之举也无所谓了。社会舆论压力可以使人们的行为更多地遵从社会的道德，会使人们从内心里认同社会道德。目前，对不孝行为的社会舆论压力远远不够。
（韦克难：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