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炎讲述行医往事
七十年代，常常见诸报纸，他说，是因为老师的关系
高炎说，“我原来确实是医生”。1994年之后，“医生”这个称谓对他来说不再那么纯正了。近十多年的时间里，他的工作重心越来越远地偏离了“看病”的主航道。他先后在四家医院出任过高层管理职务：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即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即传染病专科医院）；以及目前供职的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杭州地区市级医院中最大的一家医院）。他2003年8月调入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现在是这所医院的院长兼党委副书记。
高炎，出名出得很早。他1977年从浙江医科大学毕业，1978年便在报纸上可以看到他的消息。那是纯粹的与“医生”相关的消息——杭州市第一例心脏介入手术顺利完成；起搏器临床应用抢救心跳、呼吸骤停55分钟的患者获得成功……
“这全是因为我有个好老师，我的老师叫汪善生。”高炎认为，星星是因为月亮才有了光，只是自己这颗星星格外多地总被月亮关照。于是，那段时间，杭州城里不少医院的心血管病房，总能见到老师和他，一老一少，形影不离。老师走到哪儿，把他带到哪儿。汪善生与高炎的名字连同他们的心血管造影技术，就那么自自然然地随同美丽的西湖荡漾开来。
“后来，1982年，老师到北京进修外语，我就只好独立做这方面的工作。到1984年，老师到美国波士顿医学中心去了。这一走，任何依赖的想法彻底断了，之后的整套工作就全部留下来由我来做。”
“我是1952年出生的，那时的年龄多大？才二三十岁。外面到处来请我会诊，玄玄乎乎地被人叫做‘小神医’，搞得我心里压力很大。”
现在的会诊叫走穴，而那个清净年代的会诊根本不包含外快的意思。
“我实在有些羞于露面，太年轻，况且我只是市属医院的住院医师。结果，动不动要到省里的大医院去会诊，而且邀请方很可能是大教授、大主任，让我怎么受得了？实在不太好意思。”
当时，高炎为自己的难为情找到了一个遮拦的办法，他的“恭敬从命”采取的是以退为主的策略。他尽量让对方医院把病历转过来给他看。这样做确实减少了很多抛头露面的机会，他不想把那张过于年轻的脸到处抛洒，回避一点似乎于人于己都舒服些。“有的时候，病情需要，不去不行，我就去。那时，杭州城里还没有出租车，人家单位派个小轿车来接我，我真是硬着头皮在前呼后拥之下跨进小轿车，然后又要在恭敬之下跨出小轿车……”
那么，当年汪善生老师何以不把这么好的、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技术传授给更多的学生？至少，不至于弄得西湖沿岸的百姓，心脏出了毛病，想用上导管、介入技术还这么难。
责任不在汪善生，在世故人情。高炎初识汪老师是在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那是1976年，他当时在医院里做实习医生。
高炎说的有关老师的信息都是事后才知道的。“那时，汪老师也才刚刚落脚杭州。他们夫妻是从哈尔滨医科大学调过来的。汪老师是上海人，自是依恋江浙乡土。他回乡不是两手空空而来的，他为杭州地区的心血管专业带回了造影、介入、起搏器等一整套非常新颖的学术概念。说实话，当初那个年月，像汪老师这样的学识在整个中国也为数不多。”
当年，留在高炎记忆中的老师本人之外，恐怕剩下的就是他的居所。“汪老师住在教学楼的楼梯间里，”汪老师夫妇实际上是住在楼梯踏步的下面，一个三角形的夹角里面。高炎当年的阅历还体会不到住在里面的人起居是不是很方便。
“这个老师很有学问，也很希望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们。他喜欢提出各种问题，无论在课堂还是在临床病房。我的感觉，每一个问题的后面跟着的是他热切的目光，他希望他的问题能够引起在场同行们的兴趣。那时，他喜欢环视着每一位大夫或实习学生，他在意所有的人，生怕疏漏了谁，那是他特有的反感学术歧视的态度。而且，他也相当地有耐心，总是不厌其烦地启发大家，哪怕等到的是不成熟的答案……”
“但是，没有。”他的热切的目光总是像冬天的太阳，耀眼却换不回热量。高炎说，“开始我还没觉得，只要是自己考虑成熟了的问题就如实地回答。后来，我发现，如果我不回答他的问题，老师会很尴尬地冷场。慢慢的，我真的有些害怕，害怕看到那双满含深情的眼睛变得失神落魄的样子。我不想看到一颗温暖的心被冷漠无情刺伤……”
“后来，我特别留心老师提出的问题，尽量回答得让他满意。自然，老师也开始注意我。我从他的眼神里读出来的是‘满灵气的小伙子’。久而久之，老师越是鼓励，我越是起劲；我越是起劲，老师越是满意。后来，老师提问时的目光不再环视，而是牢牢地收拢在我的身上。这样一来，我也就更加努力地要求自己小心珍视这份收拢，我们彼此的眼神从开始时的无意到会意，然后又从会意变成为感激……”
显然，高炎年轻时求知是真率的，做人是善良的。他简单地说到有关自己的身世：“我是江苏常熟人，八岁随父母到杭州，父母亲都是大学教授……”他说自己现在50多岁了，恐怕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是幼年时父母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好好读书，长大了做国家有用的人才。
就这句话，让高炎从上小学开始，一路过来，都在“好好读书”。“好好读书”必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必要敬重传授知识的人。有了这样的心理，他根本不会在乎点拨他成才的人究竟是住在洋楼里还是住在楼梯间里。他看中的是知识、是人。“这个老师真的是太好了。”以至终于，高炎和苦心的汪善生老师成为忘年之交，难解难分。
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原本人才济济，医院的心内科早有几大金刚之说，业务实力极强。这些无形中形成了一种阵势，一种清高，一种威慑。一个刚刚落脚的外来人，如果没有相当的心理防御能力，很容易陷入遭遇排挤的误区之中，也因此很容易滋生排解不开的孤独、伤感心绪。高炎正是在汪善生初来乍到那会儿来医院做实习医生的。无形中一对“渴望”的人碰在了一起：老师一方渴望尊重和信赖；学生一方存心“好好学习，做个好医生”，渴望收获更多的学识。
“到我实习完的那年，也就是1976年年底，我的老师终于提出要走，要回哈尔滨附属医院去。那时，医院大内科主任是王乃鼎教授，他当时70多岁了。王主任很看中汪善生。一是看中他掌握的技术，尚是当时医院原班人马无人能替代的；二是看中他的人品，那是怎么怎么的好。王乃鼎为此专门到杭州市卫生局，直接找到局长，老主任就一个请求：这个人绝不能让他走，如果他走了，对杭州市的心血管疾病的研究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汪善生老师留了下来。我毕业后顺从他的意思，放弃了外科，选择了他的专业，又因他的邀请分配到他的科室工作。”
“据说，那年，就在王乃鼎老主任找过卫生局长之后不久，我的老师住房彻底翻身了。他们夫妻俩从犄角般的楼梯间里搬到医院最空旷的大房间。想来院方是挖空了心思，居然把学校图书馆辟出两间半房子给他们居住。图书馆是早年日本人盖的，又高又大，一间房子的面积足有三四十平方米，房顶高得像剧院。”
“我工作后住在医院宿舍里。记忆中，晚上有病人，老师马上从图书馆赶过去抢救病人，我也跟着从宿舍里往病房赶。那段时间，我从宿舍到病房、或者从病房到汪老师空旷的‘图书馆家’，是跑得最多的两条线路。”
“那时，我白天做大夫，写病历、查房，病历写得很认真，经常得到上级医生的表扬。晚上，做研究课题、写资料、自制幻灯片。我的主要课题是体外心脏起搏、心脏电磁波标测、主动脉内气囊反应、非创伤性心内膜炎的治疗……很多项目先后获得奖项。最要紧的是1977年-1987年这段时间，这十年是基础。”
“汪善生老师1957年大学毕业。他现在还在美国波士顿英格兰医学中心工作。每隔两三年，老师从美国回来，他总想着来看我。他现在70多岁了，当然是我上门去看他。我从老师身上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如果那时候我没有碰上这么好的老师，恐怕也不会有后来，有今天。”
八十年代，又有记者登门，他说，是因为患者的关系
怎么叫好医生？高炎说，“一个是认真，敬业；还有一个是善待每个病人。”
大概是十四五年前，浙江省委组织了一次乡间走访，民情调查。省委工作队到了湖州。一日，工作队走进一户农家，主人一听说是省里来的工作队，憋了一肚子的话终于找到了话筒。他相信这些人有能力解决他的问题。谁知道，他反映的问题既不是困难，也不是冤情，当时他就一个请求，麻烦工作队的同志耐心听他把事情讲完。他的事情说的是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有个好医生。他从头到尾就讲这个医生怎么怎么好。他的一番话果然打动了工作队的人，工作队的人又用同样的话打动了省报的同志。报社的记者也觉得这是个好典型，应该发表出来让大家看看。就这样，事隔三秋，又被重提。
省报记者领命查找，很快找到了高炎。
“我记得记者名字叫易先锋。经记者提及，我记起了这个农民患者。他是1982年的时候找到我们医院来的。他在湖州听说杭州市第二人民院能安装心脏起搏器，顺着这条信息到了杭州，希望我们为他做手术。”
“记者说，可没那么简单。病人反映你这个医生和其他医生有些不一样，别的大夫没有你那么忙，白天、晚上病人们看见的总是你。而且你不怕病人和家属嗦，病人和家属也不怕你不耐烦；他们说你不但做医生，还做工人，做完手术后自己亲自抬担架，而且他们注意了，对每个病人你都是一样的，他们没有发现医院里有第二个医生是自己抬担架的……”
那是一个喜欢塑造精神完人的时代，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举动，不难想，该有多少崇高和伟大在背后支撑着。高炎笑笑，讲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那时，我们用的起搏导管不像现在这么精致，它有弱点，而这个弱点我比较清楚。手术过后，如果心脏产生摩擦，特别是在搬动病人时不注意，那个导管的位置就会移位，一个不当心，导管就可能滑脱、跳掉了。
那么，怎么能避免这种意外发生呢？只有医生清楚，搬动病人时要有那么点“寸劲”，怎么把握？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上手。所以，我必须自己抬担架，轻手轻脚，格外当心。然后，晚上监护，也必须是我这个最知情知底的人自己来做。这么一来，别人眼里，把病人送到放射科导管室去做手术的是我；做完手术抬担架的还是我；把病人安顿下来，晚上值班看护病人的还是我。于是，大家就觉得我比较辛苦了。事实上，这样的状况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后来医院里掌握这项技术的人越来越多。”
“当时，无论我怎么解释，记者同志还是情绪很激动。他说，那么，病人反映，您为了给他看病，连午饭都顾不上吃，他一次次劝你先吃饭，你都没舍得把他放下，直到两三点钟了，到他走的时候，你还饿着肚子，他心里挺难过的……当时记者说，你知道吗，都三年过去了，人家病人心里还为此不安呢……”
“那个时候，我做过手术的病人对我有特殊的感情。他们到医院复查非找到我不可。那个病人也是同样，事隔一年之后，他来医院复查。那天，我刚好不在。医院其他接诊的医生告诉他，我们高医生在外面开会去了。当时我是个主治医师。结果，这个病人既不让别的医生看病，也不走，就牢牢地等在那里。这样一来，接诊的大夫只好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我当时正在杭州市的郊区，离医院蛮远的。接到电话我匆忙赶回医院，已经是中午一点多钟了。到了医院，我当然要先给他看病，所有该做的事全部给他弄完。病人几次提醒我，高医生你先吃饭，你还没吃饭呢。我说这个不要紧。”
“为什么不要紧？我说你们路远呀。”
“湖州到杭州，现在高速路一个小时就到了。那个时候，三四个小时的车路才能到县城，而且往返的班车没有现在那么多。到了县城以后他们还要坐船到乡下，湖州是水乡嘛。我匆匆忙忙赶回来，抓紧时间给他们安顿好，检查好。这样，他们还能赶上下午的最后一趟长途汽车……”
湖州的水色是非常委婉的。听着高炎的叙述，可以想见，当晚，那位农民病人坐上了夜行的小船，在弯弯的小船上，他回望着医院的那头，看到的肯定是高医生的那张笑脸。这个原本是在水上长大的人，或许还是第一次感觉到，委婉的河水流淌过心里的滋味。他的心脏在那个晚上该是湿润的……
采访过高炎之后，易先锋记者心里也沉甸甸的。他随后写出了数千字的文章。发表在《浙江日报》上。
……
“最近，有一个过去的老病人到我们医院来做更换起搏器手术。年轻的医生来找我，征询当年的情况。我打开自己贴身的病人记录本，查阅这个病人的相关资料。我的本子里面记录着每一个病人手术详细的过程。无意中，这个本子让这位年轻的医生看到了，他说想拿去参考参考。结果，他看了以后惊讶了。他是心脏内科的副主任，他把这个本子给下面的医生全部传看了。他请我去给他下面的博士生、硕士生们讲课，讲课的内容是应该怎样做医生。”
“喏，就是这个本子。”
一本三十多年前的，纸张粗糙，印着横条的练习本。本子保存得相当完好。里面的字是手写的，图是用钢笔画的，墨迹是上个世纪中期最常用的蓝黑色墨水。不同的病人名字下面，还间或贴着心电图的报告单。
高炎随手打开了这个本子。
“你看，第一个病人，67岁，南京市的，1977年11月5日11点做的手术……”
“现在人人在争，究竟谁手术开展得最早？有病历记录呀，病历是最好的说明。这个病例在当时全省是没有的。你看看，每一次手术都有记录，第一次手术，第二次手术，第三次、第四次……还有家里电话记录……”
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次手术？
“当初，我们用的起搏器不过关，都是国产的。现在好了，一个起搏器可以用八年、十年。那时候，没有进口的，所以要不断地更换。应该说浙江省使用进口起搏器的第一个病例也是我和老师做的。”
“你看记录，这个病人叫孙席珍，他是1980年8月28日做的手术，74岁，他是一个老干部，是杭州大学老教授。他当年是中国北方左翼作家联盟相当于主席位置的人物，是跟鲁迅这种人齐名的……你能想到么，他当时用的进口起搏器是胡耀邦亲自批的。胡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为此，老人家很自豪，他说自己这颗维持跳动的心脏是世界级别的质量。”
“既然是老干部，他住的是浙江医院，那是当年专门为高级干部开设的保健医院。一个中央特批的、价值好几千美金的起搏器，当然要请拿得起它的人来做手术。保健医院经过研究，慎重邀请汪善生老师和我去会诊。那年我才几岁？刚28岁。我和老师一起去的，真正手术台上是我动手，老师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