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本子上写着：在浙江医院……局部麻醉，于右侧大隐静脉切开，X光下插入导管……接着安装美国CPR公司起搏器……”
“这个起搏器是在香港买的，那时还没有开放，到香港像出国一样。我去买这个起搏器的时候，层层审批，一道道办手续……”
“你往下看，这是唐某1997年的手术记录，虽然这时候我已经做院长了，但是，我还在做手术。上面记录着手术情况，在什么地方做的，当时诊断的是什么情况。我的老病人来了，一般还是我为他们做更换……”
医院已经给每个病人建立了病历档案，又干吗还要再另外保存一份记录呢？
“那个病历放在医院，用起来不方便，还要到病历室去调档案。我这个本子随时可以看到，而且很细致，全部都有的。”
高炎边说边翻病历。
“就是这个病人，林云兰，现在还在，当初是从浙江省中医医院转过来的，1989年12月5日做手术，安装起搏器；1996年10月6日，在我们医院更换第二台。当时，她听说我要调走了，很急，赶着来，对我说，你给我换了再走。我在调走之前给她做了更换手术……2003年10月，她再次到医院更换第三台，是永久性的。我立刻拿出本子，她的资料清清楚楚，情况怎样、怎样，当初是怎么做的，用的什么机器，手术过程……”
这么有价值的资料，可惜当初没有电脑，就是手写，终不免有翻烂的那一天。
“这么多病人要来随访，不一定能找到我，做院长很难控制自己的时间。后来，我就把这本子交代给一个医生保管，他做导管一直跟着我做的。我跟他说，千万记牢不要丢掉，所有病人资料都在这里。我虽说时间不由己，但是，病人知道我调到哪里，硬是找到哪里。我手上没有本子，一些资料记不住了，很不方便。我只能打电话去问他，特别是一些参数。他看我做了院长还是离不开这个本子。后来，有复印机了，他把本子复印之后，把原本又还给我。”
“别人说我，做医生做得名气很大。我说，什么大不大的，就是从小医生积累起来的。”
2003年春，再次成为新闻焦点人物，他说，是因为个性……
“我这个人不喜欢温吞水，我有激情。为了工作，我可以几天几夜兴奋得睡不着觉。每周的事情每周必须完成，每天的事每天必须完成。我有时躺在床上想起一件事，马上会爬起来，趴在书桌上把它写下来，第二天早上起来把它带到医院。”
“还有一个习惯，每晚梳理当天的工作，这叫回顾、排查，一天中该做的事到底做到没有？每天要做的事情，每年要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计划。我的工作笔记上都有记录。”
“人要正直，要友善。这是从小受的家庭教育，做领导干部也好，做医生也好，做普通人也好，需要有一个素质基础。这是做人的基本的底线。医院里的人对我的评价是：真实，不虚夸。”
“我的实事求是是有名的。一到关键时候就出来了。2003年开春，杭州发生SARS。这么大的疫情从天而降，我当时是传染病医院的院长。”
“省领导部门很急，人命关天。他们要求我在两三天内把在传染病医院里所有的其他病人全部转出医院。当时，我不同意。轻的病人可以暂时回避，但还有些重的不能出去，必须隔离。当时的情况，医院里很多病人正躺在病床上，怎么出去？到哪里去？一下子让我叫几百病人全部出院，顾了SARS，那么多其他传染病病人怎么办？我坚决反对。”
“但是，我同时表示，SARS病人我保证接收，来多少接收多少。我有办法把传染病人与SARS病人隔离开，并且保证不发生院内二次感染。我当着领导的面发誓，如果发生院内感染，我全部负责，甘愿就地免职。”
“当然，我还有自己的小算盘：医院要生存，病人全部出完了，我的收入从哪里来？政府虽说给我补助，那是挂在账面上的钱。我心里不踏实的。”
“当时，省主管部门一位主要领导坚持己见，不同意我的方案。他看我这么拗，不听从命令，气急之下拍了桌子，红了脸。我不怕，你拍桌子，我也拍。当时，我一巴掌下去，在场的所有的人都吓坏了。拍桌子也不行，我还是那句话，我有把握！”
“其实，之前，我一直与广州、北京保持着联系，每天在通电话、在请教，该怎么隔离？怎么预防？怎么避免传染？别人的一套措施我已经非常清楚。所以，我有把握做到万无一失，有底牌，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结果，全院病人一个没有赶出医院，SARS病人收治得很好，而且如我所料，也没有发生一例院内交叉感染。事情过了以后，那位主管领导见到我，格外地感激，他专门拉着我的手说，你们辛苦了。”
“说实话，医院做院长很难的，很不容易。威信和威望是靠自己树立的。权威，权威，‘权’可以是上面给你的，但是，‘威’是要靠自己做出来的。”
看高炎角色变迁
旧事重提
我第一次见到高炎是2006年，他那时已经是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了。而且之前他陆续在市属的四家医院出任过院长一职，那年他医院管理的经历已经十载有余。但是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职业角色依然偏重于医生。
高炎行医出名很早。他1977年从浙江医科大学毕业，1978年便有报纸登载了他的消息——杭州市第一例心脏介入手术顺利完成；起搏器临床应用抢救心跳、呼吸骤停55分钟的患者获得成功……
有关高炎的报道最轰动的一次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的《浙江日报》用了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力图把高炎打造成好医生的典型。
这件事情的起由来自浙江省委组织的一次民情调查活动。那次省里的干部在民间走访，路经湖州，在一户普通农家院里硬是被男主人缠住了。这是个性情固执的农民，尽管他要反映的事情已经远去数年了，但是看得出对于他那是一段必须告之天下的头等大事。
原来男主人讲的是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有个医生，这个医生如何、如何的好。他认定省里来的同志一定有办法，于是苦苦恳请他们无论如何帮他找到这位好医生，以便了了他积蓄多年的遗憾。其实情绪激动的湖州农民诉说的好医生就是高炎，那时他在市第二医院心脏内科是一名主治医生。随后，高炎的事迹便被敏感的报社记者追踪起来。
记者找到高炎时，早已淡忘的小事突然被重提起来，倒是搞得高炎很被动，甚至让他脸红。他说，哎呀，那是1982年的事情了，不值得提了。
来访的那位记者也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人，他一再追问，认定事情绝不那么简单。他向高炎摊牌，人家病人反映你这个医生和其他医生不一样，你不怕病人嗦；你自己做手术而且自己抬担架；你白天做手术晚上还要查房看病人；而且你对城里人和乡下人一个样……
面对记者的步步追问，高炎只得笑笑，他说，那个年代，我们用的起搏导管不像现在这么精致，手术过后搬动病人的时候就非常有讲究了，稍有不当，可能也就那么一个“寸劲”，导管极有可能移位，甚至滑脱、跳掉。所以那段时间手术后，最保险的做法是自己抬病人，因为只有医生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搬动病人时能顺势而动……其实这样的状况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记者还是不依不饶，他说湖州的农民又何止这些，人家的原话是，“哪有这么好的医生，中午下班时间了，饿着肚子给我看病，我一次次劝他先吃饭，他就是没舍得把我放下，直到两三点钟把我送走……我人走了，心里却挺难受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一想起这事心里就不安呢……”
经过记者反复的提示，高炎总算想起来了，“有这么一位湖州的病人，那次他是手术后到医院复查，非找到我不可。医院其他接诊的医生告诉他，高医生在外面开会去了。结果，这个病人既不让别的医生看病，也不走，就牢牢地等在那里。这样一来，其他的大夫只好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我当时正在杭州的郊区，离医院蛮远的，接到电话我匆忙赶回医院，已经是中午了。到了医院，我当然要先给他看病，所有该做的事全部给他弄完。中间病人是几次提醒我，让我先吃饭，我说这个不要紧。
“为什么不要紧？我心里说你们路远呀。湖州到杭州，现在高速路一个小时就到了，那个时候，三四个小时的车路才能到县城，而且往返的班车没有现在那么多。到了县城以后他们还要坐船才能到乡下，湖州是水乡那……我抓紧点时间，他们不就能赶上下午的最后一趟长途汽车么……”
就这样，当时高炎越是解释，记者越是觉得他实在，可敬。随后这位叫易先锋的记者笔触生花，写出了洋洋数千字的文章。
记得第一次和高炎见面，印象最深的还有一本属于他的、作为医生的、独一无二的病例记录本。那是一本三十多年前，纸张粗糙，横条的学生练习本。本子保存得相当完好，里面的字迹是手写的，图是用钢笔画的，墨迹是上个世纪中期最常用的蓝黑色墨水。不同的病人名字下面，还间或贴着心电图的报告单。
这个本子记录着高炎经手的每一位病人：第一个病人，67岁，南京市的，1977年11月5日11点做的手术……第一次手术，第二次手术，第三次手术，每一次手术都有记录，还有家里电话；病人孙席珍，74岁，杭州大学老教授，1980年8月28日手术……局部麻醉，于右侧大隐静脉切开，X光下插入导管……安装的是美国CPR公司起搏器；病人林云兰，1989年12月5日做手术，安装起搏器……1996年10月6日，更换第二台……2003年10月，再次到医院更换第三台，是永久性的……
记得当时高炎对我说，医院给病人建的病历存放在档案室里，用起来不方便，我这个本子带在身边，随时可以翻看，每个病人的情况可以非常熟悉。就是这么些普普通通，又点点滴滴的事情，当然也同样感动了我，2006年夏天我又原原本本把这些琐事写给我的读者，题为“医者，先为仁”，讲述得多是高炎行医的往事。
其实那次访谈中我已经觉察到高炎作为管理者很有个性。
他说到2003年春，杭州出现SARS病例。高炎当时正好在市传染病医院当院长。这么大的疫情，必须是万无一失。浙江省的主管部门当即指令高炎，必须在两三天内把传染病医院里原有的病人全部转出医院。军令如山，谁人敢违令？高炎敢。他的态度很明确，重症的传染病人必须隔离。SARS固然紧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它传染病可以放纵不恤，那么多重症的传染性病人正躺在病床上，怎么出去？到哪里去？他无论如何不能通融此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