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雅》所记，则皆《周官》之事也，《释诂》、《释言》、《释训》、则《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及《训方氏》“掌诵四之方传道”也；《释亲》则《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亲疏”；《释宫》亦《小宗伯》掌辨宫室之禁也（《小宗伯》无“掌辨宫室之禁”一语，孙氏原文如此——笔者）；《释器》其罟谓之九罭云云，则《兽人》“掌罟田兽, 辨其名物”；肉曰脱之云云，则《内饔》“辨体名肉物”；黄金谓之云云，则《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之戒令，辨其名物之美恶”（《职金》此语应为“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美恶与其数量”——笔者）；金镞翦羽谓之云云，则《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也；圭大尺二寸谓之介云云，则《典瑞》“掌王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一染谓之云云，则《典丝》“掌丝入而辨其物也”；《释乐》则，《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也；《释天》则《视祲》“掌十辉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又《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辨其吉凶”，又《甸祝》、《诅祝》、之所掌也；其旌旗则《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巾车》“掌公车之政，辨其旗物而等叙之”也，《释地》、《释丘》、《释山》、《释水》则《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又《山师》、《川师》、《原师》之所掌也。《释草》以下六篇亦《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山师》、《川师》“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又《土训》“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也，又《仓人》“掌辨九谷之物，”《龟人》“掌六龟之属，各有名物”，皆在也。《释畜》则《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牲，辨其名物”。其马属，则《校人》“掌王马之政，辨
六马之属”；鸡属则《鸡人》“掌共鸡牲，辨其名物”也。
孙星衍认为，《尔雅》为周公所著，而且“周公之著《尔雅》，为在《周礼》前。《周礼》之名物，必以《尔雅》辨之也”。但是，康有为却认为《尔雅》与《周礼》都是伪书。可见，用古籍与《周礼》作文字对比的方法，可以发疑，却不能真正解决成书年代问题。
多数学者则是从《周礼》所载各种制度上寻找攻击点，他们把《周礼》与先秦文献相比较，或指出某一制度谬于史实，或证明某一制度为晚出，以此推定其成书年代。
例如，关于《周礼》设官，欧阳修统计，“略见于经者五万余人”，其不耕而赋，则何以给之？”因而他有“官多田少，禄且不给”之疑。
包括畿内诸侯国，不包括冬官，他说：“秦汉而后，混一舆图，幅员最广，合宇内而使吏治之，设官之繁尚不如此，而谓周初封建之世，政简刑清，王畿千里，设官乃如此之多，周公致太平之迹，恐不如是。”
凡此既不应冗滥如是，且皆执技以事上，役于人者也。
再如王之饮食，《天官·膳夫》云凡王之馈，“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侯家驹先生批评道：
“此当非一日胃纳所能承受，若说故示豪华，则与周制不合，因《礼记·内则》篇所云王之膳羞，虽曾列举，连调味品在内，亦不过二三十种。而且所谓牢，是指牛羊豕，《礼记·王制》篇岂可每天不是杀牛，就是杀羊或豕1”他还以清代乾隆、慈禧之膳之所有者未必贡，而贡或其地之所无，周公之制，岂其然哉，曾云‘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王本人岂可每天不是杀牛，就是杀羊或豕？” 他还以清代乾隆、慈禧之膳，馐与《膳夫》之文相比，证明《膳夫》之文不可信。
又如侯国之贡物，《秋官·大行人》做了规定：侯服贡祀物，甸服贡嫔物，男服贡器物，采服贡服物，卫服贡材物，要服贡货物。这种生硬规定，有悖于常理，所以万斯大驳之云：诸侯之所贡，当各以其国之所有，“今《大行人》之制，每以五百里为率，不问东西南北，贡祀物者，不兼嫔器；贡服物者，不输货财。果若是，是国之所有者必贡，而贡或其地之所无，周公之制，岂其然哉？”
此外，《周礼》五等之爵、九畿之服、井田沟洫之制、南郊北郊之说、九州十二境闽蛮夷貊等等，都曾遭学者诘难。这是传统的研究方法。
为了拓宽研究的路子，摆脱从文献到文献的旧方法，提高研究的科学性，近代不少学者注重运用金文材料研究《周礼》。金文是未经后人窜改的第一等史料，较之文献材料，它能更真实地反映史实，理应受到重视。
杨筠如先生的《周代官名略考》是最早的系统地利用金文材料研究《周礼》的作品。其后，又有郭沫若先生的《<周官>质疑》、斯维至先生的《两周金文所见职官考》、徐宗元先生的《金文中所见官名考》等论著，陈梦家先生的《西周铜器断代》有关章节，以及日本学者白川静先生的《金文通释》、《金文世界》、《甲骨金文学论丛》中，也时有涉及。近年刘雨、张亚初先生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陈汉平先生的《西周册命制度研究》等书，总
结了用金文研究《周礼》的成果，并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应该肯定，用金文材料研究《周礼》，成绩是显著的，这无疑是一个需要继续着力的领域。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研究方法的相同，但并非必为一职。如《周礼·地官·司徒》掌理教育、赋税、,作司土，官司藉田”)，则司徒又司王之藉田，而《周礼》王之藉田是由天官之甸师掌理的；《免簋》云“王在周，令免作司土，司奠还之地的山林、川泽、畜牧等，职掌如此细微，足见其地位并不高，无法与《周礼》六官之一的大司徒相匹。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很多，此不赘引。刘雨、张亚初先生认为，在金文里有根据的《周礼》官名中，有一部分属于这种情况，他们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一书用力颇深，但由于上述的诸种困难，他们不能对《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下一断语，而只能，说：“《周礼》的作者在编书时一定是借鉴或参照了西周中晚期的职官系统，并吸取了其中对他有用的东西。”然而，参照或吸收西周典制来著书，战国人可以做，秦汉人也可以做，我们无法从他们的研究中引出最后的结论。可见，完全靠金文材料来解决《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至少在目前还难以做到。
上述研究方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摘取《周礼》中的某些职官或制度来研究，进而推断其成书年代。如万斯大《周官辨非》取《周礼》有疑者五十五则以驳之，郭沫若《<周官>质疑》取《周礼》与金文不合者十九项以质之，即其代表。虽然所论颇为精到，但缺乏把握全书的证据，终属吉光片羽。反对者仍有堡垒可据，他们一方面可以承认《周礼》中有不可相信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可以说这是后人篡改所致，其基本内容仍是周公手作，可以相信。持此说者颇众，如朱熹云“《周礼》规模皆是周公做”，其间细碎处虽可疑，其大体直是非圣人做不得”。方苞认为，“三王致治之迹，其规模可见者，独有是书，世变虽殊，其经纶天下之大体，卒不可易也”，他指责,世儒之疑《周官》为伪者，岂不甚蔽矣哉”，凡疑《周官》为伪作者，非道听涂说而未尝一用其心，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实者也”。同时他又不得不承认，,其间决不可信者实有数事焉”，如《地官·载师》之“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以及《地官·廛人》之布、贡布、总布等文，“此数事者，乃莽与歆所窜入决矣。然犹幸数事之外，五官俱完，圣人制作之意，昭如日星”。邵懿辰云：“夫周官大体本亦周公所作，特久而后出，疑有周代后王损益，及为后人所窜乱者。”与这种说法相反，有人认为《周礼》大体上不可信，如刘节先生说：“其中虽有不少先秦实现过的礼制，而大部分出于汉人的推测和涂改。”两者孰是孰非，若不做更全面的研究，则殊难判定。
近代有些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到《周礼》思想的时代特征上，他们着力研究此书的思想脉络。如钱穆先生《<周官>著作时代考》一文，分析了《周礼》祀典、刑法、田制等所反映的思想，证明此书做于战国。杨向奎先生《<周礼>内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时代》一文，剖析了此书的学术思想、宗教思想以及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判定其,出于齐国有儒家气息的法家”。顾颉刚先生《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一文，从此书重视颁法、读法等，推断其出于齐国的法家。徐复观先生的《<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一书，较全面地分析了此书的思想线索及其背景，认为此书受到《管子》、《大戴礼记》、《淮南子》以及董仲舒、桑弘羊等人的思想影响，由王莽草创于前，刘歆整理于后。侯家驹先生《<周礼>思想渊源》一文也认为此书为王莽伪作，其思想源自阴阳家、法家、儒家与秦汉之制。
笔者认为，这种方法与前述种种研究方法相比，能够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周礼》的时代特征，从而从总体上把握全书，解决《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本书就是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在各位专家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寻找新的视角，希望能将《周礼》成书年代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第四节 本书之研究视角
在对《周礼》做总体研究之前，首先要解决对它的总体构架的认识问题。关于这一点，学界的看法不外有二：
一种看法认为，《周礼》不成于一人一时，全书无主体思想可言，虽经两周、秦汉之人随时增删，却无伤大体。如程颢云：“《周礼》不全是周公之礼法，亦有后世随时添入者，亦有汉儒撰入者。”《四库提要》也认为《周礼》作于周初，因“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因此，他们实际上是把《周礼》三百六十个职官看做内部无有机联系的松散堆积。从这一认识出发，对《周礼》只能做孤立的、分割的、个案的研究。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我的看法将在第七章中阐述。
另一种看法认为，《周礼》成于一人之手（这里姑且不论做于谁之手），全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天地四时六官及三百六十个职官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荀子说：“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周礼》就是一部将历史上出现过的“旧名”和作者自撰的“新名”，糅合在一起的理想国制度。但是，它绝不是三百六十个官职的简单堆积，而是按照作者的世界观和政治主张，严密编织而成的。朱熹称赞道：“《周礼》一书也是做得缜密，真个盛水不漏。”，明人陈仁锡也说：“夫《周礼》一书，圣人用意深远精密，
其设一官分一职，即如府、史、胥、徒之贱，酒、醴、盐、酱之微，好用、匪颁之末，分布联属，靡不各有意义。”此说颇得其旨。
《周礼》职官体系绝不是可以任意割裂或添加的松散组合。从这一认识出发，就必须对《周礼》一书做总体的研究，尤其是对该书所蕴涵的思想体系做全面的提炼和归纳。这对于最终确认它的成书年代，具有至为重要的意义。
《周礼》既然是一部理想国的蓝图，那么，作者在设官分职、体国经野之中，必然要受到他自身的治国思想的支配。尽管全书是以逐一介绍职官的形式出现，没有集中笔墨叙述该书的主体思想，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分析《周礼》的治国思想来把握全书的脉络。
孙诒让说“《周官》之要在六官，六官之要在天官”，此语极其精到。《周礼·天官·冢宰》的十条官法，可以看做全书治国思想的最集中的表述，内容如下：
以六典（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佐王治邦国；
以八法（官属：官职：官联：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计）治官府
以八则（祭祀：法则：废置：禄位：赋贡：礼俗：刑赏：田役）治都鄙
以八柄（爵：禄：予：置：生：夺：废：诛）诏王驭群臣
以八统（亲亲：敬故：进贤：使能：保庸：尊贵：达吏：礼宾）诏王驭万民
以九职（三农：园圃：虞衡：薮牧：百工：商贾：嫔妇：臣妾：闲民）任万民
以九赋（邦中之赋：四郊之赋：邦甸之赋：家削之赋：邦县之赋：邦都之赋：关市之赋：山泽之赋：币余之赋）敛财贿
以九式（祭祀之式：宾客之式：丧荒之式：羞服之式：工事之式：币帛之式：刍秣之式：匪颁之式：好用之式）均节财用
以九贡（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斿贡：物贡）致邦国之用
以九两（牧：长：师：儒：宗：主：吏：友：薮）系邦国之民。
这十条是全书的大纲，其余五官的官法，都是对它的展开或补充。
遗憾的是，历来的研究者很少注意及此，他们大多把它当做无关宏旨的开场白，因而没有加以深入的探讨，孙诒让虽然看出了其中的奥妙，但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经文及注疏的考据上，也没有做更进一步的论述。我们可以将此十条归纳为三个问题：八法、八则、八柄为治官之要，八统、九两为治民之要，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为理财之要，六典则兼统三者。
此外，六典由六官分掌，即天官掌治典，地官掌教典，春官掌礼典夏官掌政典秋官掌刑典冬官掌事典方苞说合教、礼、政、刑、事而成治，治之使各得其分谓之均。”六官之制是《周礼》设官分职的总构架，也是作者治国思想的体现。
阴阳五行思想在书中没有集中的表述或记载，但却分明隐含于六官之中，并指导着设官分职和体国经野的布局。它作为作者的世界观而构成治国思想的一部分。
本文试图通过上述五个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归纳出《周礼》主体思想的时代特征（为了叙述的方便，五个问题的顺序做了调整）。我们将《周礼》比做一幢利用了某些旧材料而建造成的建筑物，犹如陕西的老乡，拾掇了若干秦砖汉瓦，和新烧的砖瓦一起，盖起了现代风格的新居。我们丝毫不想否认，这建筑物中有古旧的材料，虽然它们在新房中的位置不一定与它在旧房中的位置相同。它们大多被根据需要重新安排过。但是，本文的重点，在于判定《周礼》这幢建筑物的时代风格，它究竟是西周风格？还是春秋战国风格？抑或是西汉风格、新莽风格？我们不打算去一一判别哪块砖是西周的，哪片瓦是秦汉的，因为它并不能影响建筑物的总体风格。
任何一个体系都不可能巨细无遗地网罗一切，它都会有若干盲点。为了集中笔墨阐述《周礼》主体思想的构成与特点，本书不得不舍去某些离主题较远的问题的讨论，因而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一些,盲点”，读者勿以为怪，这是需要首先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