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位先生，”基督山伯爵一面走进客厅一面说，“请原谅我未能在此恭候，本想及早拜访二位，但又怕不免唐突冒昧。另外，二位已传话给我，表示愿屈尊光临，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弗朗兹和我对您万分感谢，伯爵先生，”阿尔贝说道，“我们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承蒙缓急相助。接到先生盛情邀请那工夫，我们正异想天开，想发明什么车子呢。”
“啊，我的上帝，”伯爵接着说道，一边示意两位青年在一张沙发上就座，“先生们，这都是那糊涂的帕斯特里尼不好，以致我让你们为难了这么长时间。对你们的窘况，他居然未向我提及一字，而我在这里孤身一人，极想找个机会来认识认识我的邻居。当我得知可以为二位效劳，如二位所见，本人诚惶诚恐，当即向二位表示敬意。”
两个青年鞠了一躬。弗朗兹还没有想到该说什么话，也没有找到任何对策。伯爵丝毫没有表示认得弗朗兹的意思，也不像希望弗朗兹能认出他来，弗朗兹也就不知道要不要说点什么，暗示一下过去的事，或者干脆看看以后有什么新的佐证再说。而且，弗朗兹虽然肯定昨天晚上对面包厢的那个人就是他，但不敢一口咬定前天晚上竞技场的那个人也是他，所以弗朗兹最后决定还是听其自然，先不向伯爵正面点破。再说，他现在比对方占优势，掌握人家的秘密，而他弗朗兹没有什么要掩饰的，人家捉不住他。但是，他还是决定把谈话引到某个题目上去，或许能把某些疑团解开。
“伯爵先生，”他说道，“您让我们坐您的马车，还让我们用您在罗斯波丽宫租下的窗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像他们意大利人说的那样，在国民广场搞个位子呢。”
“啊，对了，是这样，”伯爵一直在致细端量莫瑟夫，漫不经心地答道，“不正是在国民广场上要处决什么人吗？”
“是的。”弗朗兹回答道，他看到伯爵自己转到他所希望的话题上来了。
“等一等，我记得昨天告诉了我的管家，让他把这事张罗一下，或许我又可以为二位略微效劳。”他伸过手去，拉了三下铃。“您有没有考虑过，”他接着对弗朗兹说道，“如何利用时间？用什么办法可以减免仆人来回奔波？我倒是想了个办法：我拉一次铃，是叫我的跟班；拉两次是叫饭店老板；拉三次是叫我的管家，这样我连一分钟都不会浪费，一句废话都不用说。啊，他来了。”
进来的那个人大约在40—50岁之间，弗朗兹觉得极像领他进岩洞的那个走私贩子，但那人似乎一点也认不出他来，弗朗兹觉得这是事先叮嘱好了的。
“贝蒂西奥先生，”伯爵说道，“您有没有按照我昨天的吩咐，在国民广场给我租一个窗口？”
“我去过了，阁下，”管家回答道，“可是太晚了。”
“什么？”伯爵皱紧双眉说，“我不是告诉您我想要一个吗？”
“已经给阁下租了一个，那窗口原先已租给洛巴尼夫亲王，所以我只得付了100……”
“很好，很好，贝蒂西奥先生，具体琐碎事就不必烦这二位先生了吧，您弄到窗口，这就很好了。那幢楼的地址得通知马车夫，您到楼梯那儿等着，准备送我们过去。就这样吧，您可以走了。”管家一鞠躬，然后往后退去。“啊，”伯爵接着说道，“烦您去问问帕斯特里尼有没有收到木牌牌，能否给我拿一份行刑的报单来。”
“不用问了，”弗朗兹从衣袋掏出笔记本说，“我已经看过木牌牌了，而且抄了一份，就在这本上。”
“好极了。这样，贝蒂西奥先生，您可以走了，我现在没有什么事。午餐齐备了过来通知我们。二位先生，”接着他转向两位朋友说，“一定肯赏光和我共进午餐的吧？”
“但是，说实在的，伯爵先生，”阿尔贝说道，“太打搅您了。”
“不，不，正相反，你们肯赏光我就非常高兴。说不定有一天你们会在巴黎回请我，不是这位就是那位请，或者两位都请。贝蒂西奥先生，请准备三套餐具。”说着，他从弗朗兹手中接过小本，“我们来看看吧，”接着他像念政府公报似的读了起来：“‘奉宗教审判厅令，2月22日星期二，即狂欢节之第一日，死囚两名于国民广场明正典刑。杀人犯安德拉·龙多洛，残害圣让·拉德朗教堂万流景仰之恺撒·泰尔里尼司铎；罪犯罗卡·帕里奥里，亦名佩皮诺，协从臭名昭著之匪徒吕日·旺帕及其同党。’嗯！‘第一名处以锤刑，第二名处以斩刑。’不错，”伯爵接着说道，“原本是这样规定的，不过我想，从昨天起，处决的内容和程序已经有所变动。”
“唔！”弗朗兹说。
“是的，昨天晚上我在红衣主教罗斯庇格里奥西那儿，听他们说起，两名死犯中有一个似乎已改成死缓。”
“是安德拉·龙多洛吧？”弗朗兹问。
“不，”伯爵随随便便地说道，“是另外一个。”他朝小本又瞟了一眼，像是再看一下叫什么名字，“是佩皮诺，即罗卡·帕里奥里，所以你们看不到断头刑了，但是锤刑还是有的。锤刑这种极刑，第一次看，甚至第二次看，都会觉得稀奇古怪。至于断头刑，你们也都知道，既简单又千篇一律，决不会闹出什么意外。断头机不会失灵，不会颤抖，不会砍不准，也不会像那个处决夏莱路易十三的宠臣，被指控阴谋反对黎塞留而被斩首。伯爵的士兵连着砍30刀，不过，这或许是黎塞留法国首相(1585—1642)，红衣主教，出任路易十三首相后，独揽大权，成为实际统治者。故意安排的吧。噢，”伯爵用轻蔑的口吻接着说，“在酷刑这个问题上，不要向我提欧洲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酷刑，以残酷而论，他们的的确确还在婴儿时期，或者更确切地说，已到了暮年。”
“说真的，伯爵先生，”弗朗兹说道，“简直可以说您对世界各国的不同酷刑作过专门研究的呢。”
“至少可以说，我没有见过的酷刑为数不多。”
“您看这种可怖的场面是不是觉得很快活？”
“我最先是厌恶，然后是冷漠，最后是好奇。”
“好奇！这么说可是骇人听闻，您说呢？”
“为什么！人生最大担心莫不过于死。那好，倘若来研究一下灵魂脱离躯壳可能有哪些不同方式，再研究一下不同个性，不同气质，甚至不同风俗的人如何经历从生到死的最终里程的折磨，这不是一种好奇吗？至于我，有一件事我可以请你们确信无疑，一个人见的死越多，他自己死的时候也就越顺当。所以，依我看，死是一种折磨，而不是什么赎罪。”
“我没有能很好地理解您的意思，”弗朗兹说道，“请再解释一下，我都无法向您说明，您的话引起了我多大好奇！”
“您听我说，”伯爵说道，他的脸变得阴沉灰暗，要是换了别人，这时一定会涨得满脸通红，“假如有人用闻所未闻的酷刑，用无穷无尽的苦恼来摧残您的父亲、母亲、恋人，总之，摧残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把他们从您心中夺走，使您心中留下一个永远无法弥合的空缺，留下一个总是鲜血淋淋的伤口，而社会给予您的弥补，只是让断头台的铁刀一下割断那个杀人凶手的脖子，那个使您在精神上长年累月蒙受痛苦的人只受了短短几秒钟的肉体上的痛苦，您能认为这样的弥补足以使人雪恨了吗？”
“是的，我是知道的，”弗朗兹说道，“人类的正义不足以平民愤，而只是以血还血而已。然而我们的要求也只能为正义所容，不能有非分的想法。”
“我可以再给您举一个具体例子，”伯爵接着说道，“社会每当在其底层有人被谋害致死时，它的办法就是以命偿命，然而人的五脏六腑不正是被这千百种的苦痛而撕裂，但社会却不闻不问，连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尚不足以平愤的报复手段也不予提供，是不是？有些罪行，即使是用土耳其人的尖桩刑，波斯人的石灰糟刑，易洛魁人北美的印第安人。的抽筋刑来惩罚，也还嫌心慈手软，然而不正是社会对这种滔天大罪无动于衷，不加任何惩处吗？……请问，这样的罪行难道没有吗？”
“是的，”弗朗兹说，“正是为了惩处这种罪恶，才容许有决斗。”
“啊，决斗！”伯爵喊道，“如果决斗是为了报仇，这对情感而言简直如同儿戏。一个人抢走了你的情人，诱惑了你的妻子，玷辱了你的女儿，你本来有权祈求上帝赐予幸福，因为上帝创造了人，就答应人人享有幸福。然而由于那罪人，你的一生却是痛苦，悲惨。甚至是耻辱的一生，那罪人又使你头脑发狂，让你心中绝望。而你，只因为你一剑刺透了他的胸膛，或者一枪打烂了他的脑袋，你就以为已经报仇雪恨了吗？算了吧！况且，通常罪人反而是决斗的胜者，因为在世人眼里，他的罪孽已得到洗刷，在某种程度上他已得到上帝宽恕。不，不，”伯爵接着说道，“如果我为自己报仇，决不这样来报仇雪恨。”
“所以，您不赞成决斗？您也不去和人决斗？”阿尔贝听到这样一种奇谈怪论感到惊异，不禁问道。
“噢，我会决斗的！”伯爵说道，“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去决斗，那只是因为有某种小小的不快，因为受到凌辱，因为挨了耳光，而且我一定会显得非常轻松自在，因为凭借我通过各种体能锻炼所得到的技巧，凭借我逐渐养成的不畏艰险的习惯，我一定可以杀死敌手。噢，为此种种我是会决斗的，但是倘若蒙受的是一种漫长、深切、永无尽止的巨大伤痛，我一定还之以同样的伤痛，正如东方人所说，这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论在哪一方面，东方人都是我们的大师，他们是天地万物中的宠儿，懂得把人生视同梦幻，把现实当做天国。”
“但是，”弗朗兹对伯爵说道，“按您的理论，您不但出庭诉讼，而且自己担任法官和充当刽子手，然而您又无时无刻想置身于强大的法律之外，这又谈何容易？仇恨使人盲目，愤怒使人失去理智，凡是泄恨报仇的人，最后有可能是自己喝下苦酒。”
“如果这人既没有钱，又没有头脑，这是可能的，但如果他是百万富翁，而且手段高明，那就不至于。再说，他本人就无法选择，所能采用的惩罚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极刑，也就是提倡博爱的法国革命在废止四马分尸刑和车轮刑之后创立的极刑。呵，只要是恶有恶报，酷刑又算得了什么？说真的，我不免感到遗憾，这无耻之徒佩皮诺极有可能像他们说的那样，最后是刀下留人了，不然你们倒是可以看看砍头需要多长时间，不过实际上，一刀下去的时间短促得不值一提。喔，真是的，先生们，在狂欢节的日子里谈这种话题，这也太离奇了。怎么谈到这上面来的呢？啊，我想起来了！你们希望在我租的窗口留个位子给你们，好的，一定给你们留下。不过现在，我们先去用餐，你们看，仆人正过来叫我们了。”
果然，一个仆人打开客厅四扇门中的一扇门，拖着庄严的声调喊道：“请用餐！”两个青年站起身，走进餐厅。午餐非常丰盛，招待也是极为讲究，弗朗兹一边用餐，一边总在观察阿尔贝的眼神，他肯定东道主的那一席话一定会给阿尔贝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想看看这印象究竟如何。然而，可能出于他万事不介意的习性，阿尔贝并没有留心听谈话，可能基督山伯爵关于决斗的一番话说得比较中听，迎合了阿尔贝的心意，也可能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些事只有弗朗兹一个人知道，他听了伯爵的话更觉蹊跷，总之，弗朗兹发觉他的同伴不但毫不上心，而且始终吃得津津有味，仿佛四五个月来，世界上最糟糕的饭菜之一的意大利饭菜把他害苦了。至于伯爵，每道菜他只是稍微碰了碰，他似乎只是在尽东道主的义务，陪客人坐坐而已，等客人走了自己再用什么珍稀的美酒佳肴。这使弗朗兹不由自主地想起基督山伯爵曾把那位格氏伯爵夫人吓得六神无主，想起伯爵夫人一口断定这位伯爵，也就是她在对面包厢见到的那个人是夜间爬出坟墓食人血的鬼。午餐用毕，弗朗兹掏出表看了看。
“呃，”伯爵说道，“你们还有什么事吗？”
“请原谅，伯爵先生，”弗朗兹回答道，“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办。”
“都是些什么事？”
“我们还没有化装用的衣服，而今天不化装是不行的。”
“这样的事您就不必操心了，我记得我在国民广场有一间私人用房，你们只要告诉我需要什么样的衣服，我都可以派人送去，我们完全可以当场化装。”
“等行刑完了以后再化装吗？”弗朗兹大声问道。
“当然是悉听尊便，行刑之前之后，或者就在行刑的时候都可以。”
“就在断头台对面？”
“断头台是狂欢节的一个组成部分。”
“呃，伯爵先生，我考虑好了。”弗朗兹说道，“承蒙您的好意，不过，能坐上您的马车和能在罗斯波丽宫窗口有我一个位子，我也就知足了，至于国民广场窗口留给我的位子，我就留给您另作安排吧。”
“但是，我得告诉您，您失去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您可以以后讲给我听，”弗朗兹接着说道，“我相信，您一定会讲得有声有色，我听了简直跟亲眼目睹的一样。再说，我好几次想亲眼看看处决犯人的情景，但我总是下不了这个决心。您是不是也这样，阿尔贝？”
“我，”子爵回答道，“我看过处决卡斯坦，不过我觉得那天有点醉了，这一天我正好从学校毕业，我们不知道在哪个酒店折腾了一个通宵。”
“另外，这也不是个理由，总不至于您在巴黎没有做过的事，到了国外来也不能做吧？一个人出来旅行，就是为了增长知识，到一个新地方，样样都得看一看。不妨设想一下，以后有人问您：‘罗马杀犯人是什么样的？’您却回答说：‘我不知道。’那时您又有什么脸面？再者，听说那个犯人是个无耻之徒，这不可思议的家伙原来是一个好心的教士把他当亲生儿子抚养成人的，他居然恩将仇报，拿壁炉炉条一下把那教士打死了。真是该死，杀教会的人，凶器应该体面一些，而不能是壁炉的炉条，何况教士或许还是我们的神甫呢。假如您到西班牙去旅游，您会去看斗牛，是不是？那好，就算我们现在去看一场斗牛好了。请想想竞技场上的古代罗马人以及他们的角逐，300只狮子和100多个人被杀死，再想想8万观众齐声鼓掌，有的是带着即将出嫁的女儿来的贤妻良母，那些窈窕淑女，一个个伸出雪白的手，跷起大拇指，真是媚态柔姿，却似乎在说：‘来吧，别发懒，给我把这家伙结果了吧，他都快完啦。’”
“您去吗，阿尔贝？”弗朗兹问道。
“当然去，我亲爱的朋友！我本来跟您一样不想去，不过能言善辩的伯爵把我说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