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和外国人交涉，是自尊自大惯了的，——也是暗昧惯了的。——打破他这种迷梦的第一声，便是五口通商之役。这一次的交涉，弄得情见势绌；种种可笑，种种可恨，种种可恼；从此以后，清朝在外交界上，就完全另换了一番新局面了。这种事情，其原因，自然不在短时间内。若要推本穷原论起来，怕真个“更仆难尽”。且慢，我且把西人东渐以后，五口通商以前，清朝对西洋人的交涉，大略叙述出来。这虽是短时间的事情，却是积聚了数千年的思想而成的。真不啻把几千年来对外的举动，缩小了演个倒影出来。读者诸君看了，只要善于会心，也就可以知道中国外交失败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了。
清朝的开海禁，事在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于澳门、漳州、定海、云台山四处，都设立税关。一七五七年，又把其余三处停罢了。外人来通商的，只许在澳门一处。这时候，外商自然觉得有点不便。然而其所最苦的，却还不在此。你道最苦的是什么？
（一）收税官吏的黑暗。浮收的税，要比正额加几倍。这还是税则上有名目的东西，其无名目的东西，就更横征暴敛，没个遮拦。
（二）卖买的不自由。当时的外国商人，不但不准和人民直接做卖买，并不准和普通商人直接做卖买。一切货物，都要卖给“公行”（一种由商人所组织而为国家所承认的中买机关）里头。再由公行卖给普通商人。
（三）管束外商章程的无谓。这种章程，是一六五九年，因总督李侍尧之奏而定的。说起来更可发一笑。当时的外国商人，除掉做卖买的时候，不准到广东。而做卖买的期限，一年只有四十天。又定要住在公行所代备的商馆里（嘉庆时候，定了通融办理的章程，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天，准带着翻译，到花园里去走走）。以前则简直硬关在商馆里的。而到商馆里来的外商，又不准携带家眷。出外不准乘坐轿子。要进禀帖，也得托公行代递，不得和官府直接。万一公行阻抑下情呢？也只得具了禀帖，走到城门口，托守城的人代递，不准入城。这许多章程，不知道为的是什么？
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了个大使马戛尔尼（Earl of Maeartney）来，请求改良广东通商章程。并许英人在舟山、宁波、天津三处通商，于北京亦设立货栈，销卖货物。这时候，正直高宗八旬万寿，朝臣就硬把他算做来庆祝万寿的。赏赐了一席筵宴，许多东西。而于其所请之事，下了两道敕谕给英王，则一概驳斥不准。
一八一六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再遣阿姆哈司（Amherst）前来，这时候，西洋人到中国来，是只准走广东的。阿姆哈司从天津上岸，中国已以为违例。偏偏他的行李又落后。因国书未到，要请暂缓觐见。中国人就疑心他并没带得表文，立刻逼着他出京。但是虽没有许他觐见，仍赏赐英王珍玩，对于使臣，也加以抚慰，令其驰驿从广东回去。在清廷，还算是恩威并济的意思。
北京一方面，既已如此。而广东一方面，又起了一番新。原来从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四月以前，英国对中国的通商，也在东印度公司专业权的范围内的。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广东总督，因东印度公司的专业权，将次取消。命公行通知公司，希望其解散之后，也派出一个大班来，以便处理各事。一八三三年，英王任命拿皮楼（Napier）为主务监督。而中国人仍当他是大班，不许他和官府直接，要用禀帖，和公行转呈。争论多时，拿皮楼便坐了一只船，硬闯入广东，要见总督。总督说他不遵约束，发兵把商馆包围起来。而且停止了英国人的通商，断绝了他们的粮食饮水。英国人没法，只得婉劝拿皮楼，回了澳门。不多时，拿皮楼便死了。继任的两个人，都很软弱，不大敢同清朝人开交涉。四五年间，倒也平安无事。一八三七年，英国把主务监督废了，派义律为领事，又要求进城。这时候，邓廷桢为广东巡抚，颇明白事理，就奏请准其进城。然而要求一切公事，和中国官府直接，仍办不到。于是义律报告本国政府，说要同中国通商，非用兵力强迫不可；而这时候，适又有一个鸦片问题发生；两国的战机，就勃发而不可遏了。这一节叙事，请参看《清朝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