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是有限的。可一个人为他的祖国，为他的事业奋斗、耕耘，是长期的，是无止境的……记住，一个人不管他走到天涯海角，都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国，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人，不要总考虑祖国给予了自己什么，而要想如何把自己的全部献给自己的祖国。
在我国的小球之中，称雄世界的，除乒乓球之外，还有羽毛球。当然，羽毛球不如乒乓球普及，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相当被人冷落，水平也很低。
国际羽坛“初升的太阳”
一九五三年，有三位华侨青年从印度尼西亚回国观光旅行。他们都是印尼的羽毛球高手，每到一个城市，就与当地的羽毛球选手打一打比赛。他们是打到哪里，赢到哪里，真是打遍全国无敌手。而且，比分往往相差悬殊，十五比○是屡见不鲜的。可是赢了球，这三位华侨青年却高兴不起来，相反地，倒闷闷不乐。国庆节时，他们被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浩浩荡荡的队伍，威武雄壮的人民军队，一辆接一辆的彩车，从他们眼前缓缓前行。联想到他们几个月来在全国各地的所见所闻，他们心潮澎湃，啊，祖国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炎黄子孙，他们为此而骄傲，为此而自豪。但一想到羽毛球的水平，心里就平静不下来。一个想法，悄然在他们脑中形成——回到祖国来，代表祖国去夺取世界冠军，为提高祖国的羽毛球运动水平献身。这三位华侨青年的名字是：王文教、陈福寿和黄世明。
之后，又有接踵而来投奔祖国怀抱的，如侯加昌、汤仙虎、陈玉娘、梁小牧……
因为有了这一批身怀绝技而又充溢着爱国情怀的青年男女加盟祖国的羽毛球队伍，又经他们之手培育了一批羽毛球高手，我国羽毛球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
他们的愿望，是中国早日恢复国际羽联的席位，到国际赛坛去与世界精英一比高低。但中国的席位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得以恢复。从水平看，一九六五年，中国羽毛球队已达到世界最高境地。这年秋天，中国羽毛球队威震北欧便是这种评价的一个有力佐证。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六日到十一月二日，由八名小将组成的中国羽毛球队先后访问了丹麦的哥本哈根、奥尔胡斯、赫尔辛格和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马尔摩等城市。
当时，北欧的羽毛球运动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在全英公开赛中，常常是冠军的主人。在一九六四年的“托马斯杯”世界团体赛中，丹麦仅次于印度尼西亚队，为亚军。我们的队员面对世界强队也感到心里没有把握。他们听说，丹麦队体力好、技术好、力量大，动作使人难判断。甚至说，他们经验丰富，双打中能使对手自己相撞……不过，他们坚信自己，不迷信别人。
北欧的媒体几乎以不屑一顾的态度看待中国队。在十月十六日中国队抵达哥本哈根的当晚，电视台在体育节目中竟然以“中国人会打羽毛球吗？”这样的刺激语言来评介我队。
丹麦队打头阵的埃尔兰·科普斯，原来是一位拳击家，高大壮实，气力超人，扣杀凶狠，曾荣获六次世界冠军，丹麦市场上最昂贵的羽毛球拍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但我队二十五岁的广东青年方凯祥，以二比○淘汰了这位丹麦的“王牌”。
男子双打是丹麦的拿手戏。出场的是王牌队员埃尔兰·科普斯和卡斯顿·莫里德。我国上场迎战的是两位福建青年林建成和吴俊盛。这对“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又以二比○击败了对手。女子双打，陈玉娘和梁小牧也以二比○战胜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冠军获得者卡林·约根森和乌拉·斯特兰德。
这个战果，大大出乎丹麦人的意料，但他们是不服气的。第二天的报纸上登出世界冠军科普斯的巨幅照片，在照片的下沿印了一行黑字：他将在奥尔斯报复！比赛结果，这位王牌有一局竟以○比十五败在我队的汤仙虎手下。还是那张哥本哈根的报纸，登出了一条消息：“我们的世界冠军吃了‘鸭蛋’。”
这次北欧之行，共进行了五场三十四盘比赛，除了在丹麦的一盘混合双打和一盘女子双打是以二比一获胜外，其他三十二盘，都是以二比○战胜对手。我国羽毛球“快、狠、准、活”的技术风格，显示了强大威力。
外电和外报一片赞扬声。
“中国羽毛球队是世界球坛上初升的太阳。”
“世界强队在前进道路上面临着‘红灯’。”
“世界冠军是中国的。”
《贝林时报》：“中国人的表演是我们在丹麦以及世界锦标赛上所看到的最好的、东方的、最高级的技术。他们击球如此神速，以致人们以为是那些中国的乒乓球选手在另一球种上试运气……”
《政治报》：“中国的运动员打得像节日的礼花，多彩而神妙，像一颗真的炸弹。他们的打法是一种艺术。”
归来之后，贺龙副总理接见了羽毛球队。贺龙对这次访欧胜利给予鼓励，在谈到运动队不仅要出成绩，还要出经验出人才时说：“你们要跟乒乓球队比赛……乒乓球队有个徐寅生，你们努把力，也出个徐寅生好吗？要学徐寅生，赶徐寅生，超徐寅生。全国要培养几十个、几百个徐寅生，体育事业就搞得更好了。”
周总理请她坐在自己身边
笔者采访了这支球队，赶写了一篇北欧之行的访问记，题目就是《威震北欧》。在采访中结识了几位羽毛球国手。尤其是与梁小牧的交往，使笔者了解了一对母女运动员的动人故事。
梁小牧的母亲陈巽华年轻时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女运动员，一九三七年在广东省运动会上曾经是女子铅球冠军和女子篮球、女子排球冠军队队员。但由于种种原因，她看到当时的全国女子游泳冠军杨秀琼被四川一个军阀弄去当了姨太太，感到了恐慌、害怕，于是她十八岁时就抛下理想，只身远渡重洋，离开祖国了。为国争光的愿望熄灭了，但火种还深深地埋藏在她的心里。一九五八年，她与丈夫梁德坤，带着四个女儿回国定居。谁也没有想到，她的大女儿梁小牧酷爱体育，又成了一名羽毛球国手。一九六三年，梁小牧夺得全国冠军。同年，在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她参加了女子团体赛，拿了冠军，自己又得了女子单打亚军。在一九六五年深秋的北欧之行中，她带伤坚持比赛，取得了辉煌成绩。这使爱好体育的父母亲感触万千。陈巽华挥毫写了一篇《女儿实现了我的夙愿》的文章，表述了自己的激动心情。她在文中写道：
小牧的爸爸兴冲冲地对我说：“小牧是你的化身，你该再没有遗憾了吧？你梦寐以求的理想，不是由她实现了吗？”小牧从一个黄毛丫头到国家队运动员，由佛山专区冠军到全国冠军，进而出国参加国际比赛，为祖国争光。这不正是二十多年前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吗？
正当我国羽毛球运动被喻为“初升的太阳”，在国际羽坛崭露头角，引起世界震惊之时，“文革”狂风席卷中华大地。满怀着一腔爱国热情从海外回来的赤子们，一夜之间就成了“里通外国”的怀疑对象。就连梁小牧这么一个纯洁的姑娘，也被“立案审查”了。一九七二年春天，当笔者在广州二沙头见到梁小牧时，她正处于极端苦闷和困惑之中。恰巧就在这一天，周恩来总理来二沙头视察，在长长的夹道欢迎的人群中，他一眼就认出了梁小牧，相隔六七年了，他老人家竟还记得梁小牧。周总理关心地问她伤好了没有（还是在一九六五年北欧之行时，梁小牧膝关节受了伤），并对广东的领导说：“要创造一个条件，让梁小牧好好工作。”当夜，他叫梁小牧去看戏。当周总理见到梁小牧来到剧场时，高兴地对在场的领导们说：“羽毛球队梁小牧来了！羽毛球队梁小牧来了！”并指着自己身边的一张空着的位子，对梁小牧说：“这张藤椅是留给你的，今天请你上座。”第二天，梁小牧向笔者叙述这一切时，心情是那么激动。她说，周总理这么关怀我们，这么关怀我这个被“立案”审查的对象，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切委屈都一笔勾销了。
周总理关心的不仅是我国的羽毛球运动，而是整个体育事业。在羽毛球队，直接受到周总理关怀、照顾的也远不止梁小牧一个，老教练王文教、陈福寿都是经过周总理同意，才把他们从深山老林的农村调回北京来的。
在笔者动笔写作本书时，走访了羽毛球队的一些人物。第一个想走访的是王文教，不巧，他已动身去国外了。侯加昌，这位无论当队员还是当教练都战功赫赫的人物，正在大洋彼岸访问讲学，也无缘交谈。好在一九五四年与王文教一起回国打球的陈福寿居京未走，于是有了如下一番难得的长谈、深谈。
陈福寿们的夙愿
没有周总理的关心，我和王文教都回不了北京。“文革”中，我们一家四口，都下放到闽北山区，清一色的农业户口。一九七二年要调我回北京时，说只解决我一个人的城市户口，妻子和两个女儿的农业户口解决不了，还要留在农村。我一听就急了，我说，光调我一个人回北京，怎么放得下心呢？如果这样，我也就不去了。后来，把我们一家四口调回北京了。进京后，才知道，这是周总理亲自批示才解决的。
说到这里，陈福寿眼里噙满了泪花。
你问我为什么回国？我爸爸陈振美已经是第二代华人了，但他很爱我们的祖国。他常跟我们讲，你们虽然出生在印尼，但你们的祖国是中国，老家在福建同安县，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国。我回国就是想代表自己的祖国去拿世界冠军，为祖国争光。但当我决定回国时，家里人意见不一致，女朋友不同意。我的决心下定了，女友不同意，就干脆吹了。可母亲也不赞成我回来，她忧心忡忡地说：“孩子，你回国后，国内一无亲人，二无朋友，叫妈怎能放得下心？”我就对妈说：“爸爸在世时，不是常教育我们不要忘记祖国吗？要是爸爸还活着，一定会同意我回国的。”母亲半晌不说话，最后总算同意了，说：“你自己决定吧！”我当时在印尼打球已经很有名望了，代表印尼打败过世界冠军马来西亚队。所以，我们回来不能让印尼当局知道，如果知道了，他们肯定会卡我们的。填写申请表时，我们的名字都用了福建话的谐音字。当时，我们的行动，只有《新报》的记者林丰玉知道，我们叮嘱他，千万不要事先透露消息，等我们的轮船在广州靠岸后再登报。他很守信用，照我们说的做了。因为，我知道他自己也有同样的打算。果不然，第二年他也回到祖国了。
因为有我们一批人回来，国家体委办了一个羽毛球集训队。当时叫体训班，先在天津，一九五五年搬回北京，我们住集体宿舍。当时食堂的主食都是面食，怕我们不习惯，还专门给我们煮米饭，照顾得很周到。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主动提出，不要特殊照顾，跟大伙儿一样就行了。
训练条件很艰苦，但我们拼命练，心想，总有一天，中国会恢复国际羽联的席位，我们要去参加国际比赛，为国家贡献一分力量。一九五七年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我取得单打、双打、混双冠军。我们去印尼，或印尼来访，也是有输有赢。一九五七年要压缩运动队伍，我与王文教就去了福建。福建水平上来了，后来上海、广东也上水平了，全国有这么三家上水平，羽毛球的形势很好。但很快就碰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生活很艰苦，肉食极少，只有空心菜，我们戏称它为“无缝钢管”，天天吃“无缝钢管”，王文教浮肿了，我也浮肿了。但我们没有怨言，还是埋头苦练。后来还是领导下了命令，一天只许练一个小时。困难时期刚过去，我已年过三十，身体又有伤。领导让我当国家女队教练。王文教早我一年下来，当了国家男队教练。新兴力量运动会、亚运会，我们基本上都拿冠军，虽然不是世界比赛，但那时世界强队在亚洲，打败印尼，就算是世界高水平。一九六五年去北欧，只去一个教练，是王文教带队去的，打遍北欧无敌手，人家把我们称为“无冕之王”。但是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大火，把我们的事业，把我们为祖国争光的理想都烧毁了。造反派说我们打球是为修正主义卖命，我也成了只顾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人，我们培养的都是修正主义苗子，我很伤心，但没有办法，眼巴巴瞧着一支已达到世界水平的队伍给摧垮了。
当军宣队通知我全家四口带着户口下放闽北山区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与我的爱人抱头大哭了一场。不但自己亲自上场为国争光的机会没有了，如今让队员去实现我未竟宏愿的希望也破灭了。一切都半途而废，我悲痛欲绝……
一九六九年，我、老婆，还有两个女儿，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了闽北的上杭县，又坐了半天的公共汽车到了太拔公社，然后从公社步行四十华里到黄家大队，尽是山路，上山下山，在半山腰的一间芦墙草顶的饲养棚里安了家。我们的房子下面便是猪圈和牛栏。屋子的泥墙已裂开道道缝隙，屋顶的茅草棚年代也已很久，散发出一种腐烂的气味。这里什么时候都离不开一根扁担。吃水要下一个大陡坡，下去上来，都是山坡路。买米要走十多里山路，一来一回就是二十多里。头一年，与农民同吃同劳动。尽是霉干菜，我们夫妻俩还好说一点，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七岁，怎么习惯得了，看到她们这么受苦就掉眼泪。有一次，我外出了，老二掉到山沟河里，要不是被社员发现救了上来，早就没命了。我回家时天已黑，只见我爱人用被子包着冻得发抖的孩子，在门口焦急地等着我……老百姓以为凡是下放的干部，总是多多少少犯了错误的，不犯错误怎么会下放山沟沟里来劳动改造呢？我满腹的冤屈找谁诉说，我们从印尼回国难道有罪吗？我长年累月奔忙在羽毛球场上，难道有罪吗？扪心自问，我没有错呀！我是真心诚意和农民同出同归，玩命地干活。我们只知道干活，什么文化娱乐都没有了。从城里带来一个音响，但在这深山老林里什么也听不到，一直将它高挂在土墙上，生了锈，又被蟑螂把里面的线路咬烂，成了一堆废铁。我已经真的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山民。有一回，临时去杭州参加一个集训班，下了火车，来接我的朋友看见我拿着一根扁担，那模样，与山村的农民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笑道：“哪里的农民进城来了？”传达室的人见到我这副模样，还差点不让我进门呢！农民是最实际的了，干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发现我不像有问题的人，是真心实意在锻炼自己、改造自己，他们疑惑的眼神变成了信任的目光，选我当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到一九七一年，我们福建省体委的老领导“解放”了，他找军代表，想把我们调回省里当教练。但这个关口没有过去。老领导又提议调我们回去当裁判，也没有得到同意。当一位老队员写信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气愤到了极点。吃点苦，受点委屈都算不了什么，最痛苦的莫过于政治上的不信任。就因为我和王文教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就一直把我们定为“审查对象”，给我们打了一个个问号。结果，省里的集训，我没有去成。即使这样，我对国家、对共产党的信念并没有发生动摇。我还是每天下地干活，想用繁重的劳动压下满腹的怨气。这样的结果，我病倒了，胃出血，如果不及时住进医院，就把命送了。一住就是四十多天，才恢复了过来。在山沟沟里一干就是两年多时间，再苦再累再怨，我给印尼的亲友写信也不露一句，也好在不露，露了就麻烦了，每封信都有人检查……
一九七二年，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国家羽毛球队又开始集训了。体委还派人来当地调查，你想我都当上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了，公社、大队都如实地反映了我的情况。临别时，他们说：“到了北京，别忘了我们呀！”说真的，我们已跟山区的乡亲们结下了很深厚的感情。
一九七二年回到北京，很兴奋，中央领导这么关心，不能辜负期望，只有加倍努力，才能追回失去的时间，否则就赶不上形势了……
从此，陈福寿又开始新一轮的努力。王文教出任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兼男队教练，他当副总教练兼女队教练，这对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羽坛老将，开始在他们的学生身上去圆“世界冠军的梦”。
从一九七四年亚运会开始，中国女队荣获了五次亚运会冠军，陈福寿的队伍实现了称雄亚洲羽坛的“五连冠”。中国男队则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就夺得了汤姆斯杯，登上了世界冠军的宝座。因一九八○年举行尤伯杯赛时，我国尚未恢复国际羽联席位，错过了机会，到一九八四年尤伯杯赛时，头一次参战，就捧杯而归，而且在以后的一九八六年、一九八八年、一九九○年、一九九二年，一连五届次次捧杯回国，实现了辉煌的“五连冠”。
一九八九年，陈福寿终于累倒了。确诊为心肌梗死，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病倒了，但他感到欣慰，他带的队员李玲蔚、韩爱萍、张爱玲、刘霞、林瑛、关渭贞、吴建秋等有十多位队员拿过世界冠军。十年来，他的队员一共拿到三十多个世界冠军。被称为“无冕之王”的李玲蔚和韩爱萍每人都拿过十三四个世界冠军。到世界上拿冠军的夙愿，终于通过自己训练出来的女弟子实现了！
比金钱更重要的是祖国的荣誉
出了医院，陈福寿就退居二线。这倒不是他满足了，停步了，而是他已心力交瘁，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再像往昔那样带队南征北战了。
这期间，“出国潮”一次次地向他袭来。“文革”中，有人动员他出去，“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到改革开放的年代，他的队员纷纷出国打球、任教，工资是他的几十倍，少说每月也是三四千美元。说一点也不想，那是不可能的，他想过，如果出去了，肯定富了自己。他时常反问自己，他说：“我当初回国干什么来的？为了个人利益，为了钱，离国而去，不行，绝对不行！事业需要我们，国家需要我们。我对好意的邀请，一一婉言相拒。我们的待遇不能与别的国家比，我们自己跟自己比，与五十年代刚回来的时候比，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取得了成绩，不仅我高兴，我们一家子高兴，国家高兴，人民高兴，对我来说，此生足够了。”
一九九○年尤伯杯赛在日本举行。小组比赛时，我队输给了韩国队。当时，一线的教练和队员都有些紧张。陈福寿尽管已退居二线，但队里开会总结时，他说：“输了就输了，不要考虑太多，要面对现实，为什么输，找出原因，球是可以赢回来的。”他让大家放录像看，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研究，确实是自己失误多，是输在自己思想不稳定，缺少敢于胜利、顽强拼搏的精神。这下，队员们头脑清楚了，不是水平不如人家，大家重新鼓起勇气。下面的比赛，就打得精彩了，以五比○胜印度尼西亚队，最后击败老对手韩国队，又一次夺回尤伯杯。
回国之后，就要参加第十一届亚运会。这是第一次在北京举办亚洲体育盛会，全国上下都特别重视，胜负至关重要。大家意见，要他上第一线亲自指挥。王文教也跟他讲，亚运会影响大，还是亲自指挥好。妻子担心他吃不消，叮嘱他不要太紧张。比赛结果，把冠军全拿下来了。大家高兴，他也兴奋不已。七天后，他的老病复发，住进了友谊医院，一住就是三个半月。病情相当严重！出院时，医生说：“你不要当教练了，退役吧，如果你还要命，就不当教练，也不要看比赛了。如果你不要命，我也没有办法。”这实际上是下最后通牒了。
一九九四年，当他年届六十四岁时，他正式退休了。他离开了球场，离开了队员，回到北京体育馆西路的居室里，安度晚年。他朝夕与妻子王美松相伴相守。王美松是印尼富人家的女儿。她父亲把她送回国内学习，准备上医学院，毕业后当医生。但美松中学毕业后，就去福建队打羽毛球了，一九六○年与陈福寿喜结良缘。每当说起妻子，陈福寿总是怀着歉意地说：“她对我的工作太支持了。”她也拿过全国冠军，本来可以到专业队当教练的，但她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作出了牺牲，到业余体校当教练，把全部家务事都一个人默默地承担起来。有一次，她操劳过度，曾昏倒在家里。陈福寿一个心眼儿搞事业，早上六点就去出早操，中午订下午计划，晚上还得找队员谈心，总是九、十点钟才能回家。累了一天，精疲力竭，她还给他按摩，帮他放松。他的事业里，有她的一份。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国家体委训练局评出十一个贤内助，王美松就是其中的一位。她获此殊荣是当之无愧的。她是陈福寿的知音，与陈福寿心心相印。一九八六年，她曾以调研员的身份随队去印尼，与分别三十多年的亲人团聚。她的一位妹妹已当了一家大商店的老板，得知姐姐和姐夫至今才每月赚数十美元工资时，就动情地说：“姐姐，这几十年你们受苦了，你们还是留下来吧。”美松说：“在我们那里已经过得很不错了。我知道福寿当年的一些球友已成为富翁，但我们不羡慕。我们回国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替祖国争光……”那次，中国队的胜利激动了千百万华人，她的这位妹妹才有所理解，感动地说：“看来，姐夫和姐姐得到的，确实是比金钱更为珍贵的东西。”陈福寿的姐姐也说：“我们家兄弟姐妹十一人，就福寿成才了。”
笔者与陈福寿交谈时，王美松就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偶尔也插上几句，文文静静的，六十开外的人了，一点也不显老，精精神神的。她说：“请他的地方很多，我让他哪也别去，在家好好养身体。就是有羽毛球大赛时，我管不住他，医生规定不允许他看电视，他总忍不住还是看了。不过，他比以前听话了，看到紧要关头，我就叫他到隔壁卧室休息去，太紧张，太激动，他的心脏会受不了的。比赛结果，事后我再告诉他。一点比赛也不许他看，是做不到的，我也不忍心。因为羽毛球是他的生命，是他的主旋律。”
眼下，他的队友、队员出国回国，是家常便饭，只有陈福寿铁了心待在北京家里。他的客厅墙上，挂着女队历届夺冠的合影。他还拥有国家体委授予他的十四枚体育荣誉奖章，国际羽联授予他的“特别贡献奖”。他感到生活得很充实。有了这些，任何付出，都值了。
告别他时，已近中午。他送笔者到门口，说：“今天光顾说自己的事了，应该再说说王文教，他不容易啊！她爱人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一九八四年移居美国，不愿回来。她一次次来电话来信，叫他也出去，王文教就是不去，还跑到美国去劝妻子，叫她回来。妻子说：‘你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没有吃够苦头吗？’他对妻子说：‘一个人无论到哪里都不应忘记自己的祖国。你有权选择你的生活道路，可我的决心不会因你的选择而改变。’任凭王文教怎么说，妻子还是不回来。这样过了十年，最后他就跑到派出所，果决地离了婚。他贡献大呀，你们应多写写他。”
没有找到王文教，回到家就翻过去的一厚沓采访笔记本。真巧，在笔记本里，居然找到了王文教与他的女儿海尼的“两地书”。
其一，海尼致王文教：
亲爱的爸爸：
二十二日是你五十二岁的生日，在美国老一些的人都不愿意过生日，因为怕承认自己一天天老起来。只有年轻人之间才互相庆贺。给你寄卡不是提醒你又老一岁，而想带去真诚的祝福和敬意，愿你在新的一年万事如意，身体健康。记得每年到你生日总买些点心、奶油蛋糕，虽然最后都被我消灭光，但内心总还有一种安慰。现在我们各分东西，也许只有这张卡是祝贺的使者，从遥远的美国带去一份女儿心。五十二年与历史长河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作为一个人的经历又是那么不易。我问自己：当我五十二岁时，我对我生活的这个世界又能贡献多少呢？年华只是一种经历的记载，而不成为衰老的标志，任何东西都意味着一种价值。人生的迈进也就成为价值的积累，而不是生命的缩短。
愿那颗年轻的心，永远的存在，献给自己热爱的事业，热爱的人。
祝生日愉快！
海尼
其二，王文教致海尼：
……你寄给我的生日祝福，我收到了，非常地高兴。那是因为，我有一个好女儿，一个真正懂得人生价值，能理解爸爸的心的女儿。是呀，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是有限的。可一个人为他的祖国，为他的事业奋斗、耕耘，是长期的，是无止境的。我虽然度过了五十二个春秋，已经走过了人生旅途的多半程，可是，我为祖国做的事情太少啦！记住，一个人不管走到天涯海角，都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国，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人，不要总考虑祖国给予了自己什么，而要想如何把自己的全部献给自己的祖国。我想你会理解爸爸的话的。我愿我的女儿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以至栋梁，能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祝你学习好，身体好，盼着我的海尼早归来！
读了好几遍“两地书”，笔者的心久久平静不下来。王文教的那颗血红血红的中国心，不停地在我眼前激烈地跳动着、跳动着。我决计不再等待王文教的归来，不再去麻烦他回忆往昔的辉煌与痛苦。看到他的那颗火红的中国心，就足够了，还写他的那些繁杂的往事干什么呢？
从陈福寿处，笔者找到了李玲蔚的住宅电话。陈福寿怕笔者与李玲蔚不熟，主动拨打了电话，碰巧李玲蔚出门了。笔者告诉陈福寿，李玲蔚是笔者的小老乡，挺熟的，只是多年未见面罢了。
“她正放假，这两天在北京，过几天就找不到她了。”陈福寿的热情、热心，真让人感动。
“无冕之王”喜欢挑战
多年不见，尽管李玲蔚都三十五岁了，但依然那么年轻漂亮，亭亭玉立，性格也开朗。谈起羽毛球，她一往情深：
我出道早。从一九七五年算起，我已干了二十三年羽毛球了。从一九八○年入国家队算起，也有十八年的羽毛球史了。我拿过十三次世界冠军，如果加上重大比赛的冠军，我一共拿过四十八个冠军了。一九八九年，我因腿伤实在打不动了，才挂拍退役。八十年代这十年，是我人生最辉煌的十年，但也是我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十年。一九八一年，在访欧比赛中，我一个动作太猛了，腿扭伤了。当时才十六七岁，年轻，不在乎。受了伤还坚持打了三局。下场时，膝关节肿得走不了路。是半月板撕裂，本来应该开刀动手术，但我的运动生命刚开始，怕动了手术后影响打球，就采取了保守疗法。膝盖里面积水，弯不下去，每天按摩，治了半年就恢复训练了。十年来，我就一直带伤打球，带着伤腿拿了那么多世界冠军，说实在的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一直拖到一九九四年才动手术。打开左腿膝盖，大夫都惊讶地说：“你的膝关节，已像八十岁老太婆的一样，应该换一个膝关节了。”你看，有多严重呀！本来要发给我一个残废证，我没有要，拿了残废证心里是什么滋味呀，如果不是这条伤腿，我不会那么早就退役的，我还会再拿它两个世界冠军。
说到这儿，她自己禁不住笑了起来。
她的教练陈福寿最了解李玲蔚的倔强性格和当队员时所承受的苦难与折磨。一九八三年在丹麦，十九岁的李玲蔚拿了冠军，她激动得在女更衣室里哭，陈福寿也掉了泪。他派人把李玲蔚找出来，说：“擦擦眼泪，领奖去！”一九八九年，李玲蔚最后一次拿冠军，这也是她此生最后一次拿冠军，她又掉眼泪了，陈福寿知道这个冠军来之不易，也庆幸他的这个女弟子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跟着掉了眼泪。
挂拍之后，李玲蔚给陈玉娘当了两年助手，然后去杭州大学上了一年半的大学，学的是教育系，研究心理学，为她日后当国家队教练做准备。一九九三年，她生了一个小男孩。初为人母，她沉醉在无比幸福之中。累肯定是累的，但累也是一种幸福。在她退役之后，印尼出了一个王莲香，我国选手一一败在她手下。
李玲蔚就不服，她与王莲香交过手，王莲香是她手下的败将，我们的选手应该能赢她的呀，怎么都成了她手下的败将了呢？世界优秀选手排名，我国选手也进不了前几名，中国羽毛球正走着下坡路。她不服这口气，当领导让她出山当女队教练时，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李玲蔚对笔者说：
我出任教练，就是不服这口气。羽毛球场，是最具挑战性的。我这个人就喜欢挑战性。有挑战性，虽然压力大，但有干头。如果当时队里情况很好，我就可能不选择回队当教练了，因为人生可选择的路是很多的。
她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浓浓的龙井茶，接着说：
我这次上任，有三个目标，拿世界锦标赛、尤伯杯赛和奥运会三个世界冠军。俗话讲，只有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做父母不易。也只有自己当了教练，才知道教练难当。一个队十多个人，各有各的个性，中国队的教练是什么都得管，正如有人说的，是“高级保姆”。我对陈福寿说：“我当了教练，才知道你的脾气为什么那么好，都是给队员磨出来的。”我对自己的孩子缺乏耐心，可对队员却那么有耐心。当教练，与自己打球可不一样，我的想法，是通过队员自己领会、苦练体现出来的，是间接体现，而不是自己打球可以直接体现。如果比赛时球一输，那就一切都前功尽弃了。经过几年的努力，王莲香早被我们的队员击败了，水平已回升。一九九七年世界锦标赛，女子单打，我队包揽了前四名，这是一次大突破。一九八八年，我们又夺回了尤伯杯。世界排名，从一九九五年开始，我队队员的名字又往上去了，这几年排在第一、第二的都是我们的队员，最好时前八名中有六个是我们的队员，出现了历史上最好的状态。下一个目标就是二○○○年悉尼奥运会。由于羽毛球项目才列入奥运会，所以我们队还没有拿到过奥运会冠军。这奥运会的第一个冠军，我们得去夺下来。
李玲蔚生活在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正向市场经济过渡。各种冲击是相当激烈的。
我上任时，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三百五十元，还有岗位补贴二十元。因为我还是初级教练，属于教练中最低的一档。工资低不用说了，但我是国家女队的主教练，怎么岗位津贴也是拿最低一档呢？心里还真有点不平衡。人家说，你还在乎那几十元钱吗？是啊，几十元钱可以不在乎，但我毕竟是国家女队的教练呀，说出去没有面子呀！这些年，常有人劝说我出去打球，出去当教练，三五千美元一个月。我的队友，我的队员，出去了不少，走到世界各地都能碰见她们，都有人请我吃饭。但我想想陈福寿指导，他是凭什么坚持一辈子的。我看，他就是为自己定了位了，此生就是为祖国出力的。我不是冲钱回队干的，我是怀着一种庄严的责任感、事业心回队干的。
一个青年人，不讲大道理，这么脚踏实地为自己钟爱的事业献身，真是不容易。
你问我是党员吗？呵，我是“老”党员了，十九岁时就当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党代会代表，现在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呢！这么多年了，我的运动衣上就印着“中国”两个字，我一直代表中国。假如让我穿上背后印着“USA”或者其他国家名字的运动衣，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假如让我带领别国的球队，来与自己国家的球队争冠军，情感上也接受不了，这辈子都接受不了。
她不是在评说别人，天下大道千千条，各走各的阳关道。但她无疑是很真实地坦言了自己的心声。
中国，需要这样的青年！需要胸膛里跳动着一颗炽热滚烫中国心的青年！当然，不仅仅是青年，还有少年、壮年和老年。
这就是王文教、陈福寿们的主旋律！也是李玲蔚们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