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聂绀弩在看守所所长办公室看到一个叫朱静芳的女人口口声声称自己为“表姐夫”的时候，惊异得直眨巴眼睛。而朱静芳见他的身体和气色都还算不错的时候，—颗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所长告诉朱静芳：由于觉得聂绀弩人好，又很有学问，索性没有叫他干什么劳动。朱静芳带来由母亲和周颖买的罐头、茶叶、香烟、白糖、点心。所长叫一个姓李的年轻人将它们拿回监舍。
在所长办公室，朱静芳和“犯人”的会见持续了两天，在这个看守所历史上，是个绝对的例外。聂绀弩是有问必答，只是在问到“犯罪案情”的时候，才变得支支吾吾，说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还没有判刑就被押送到了稷山。而暗地里，瞅着这个操着苏北口音、高大结实的女人直纳闷儿：这个“朱大姐”到底是谁？从哪儿钻出来的？他把自己的亲戚和周颖的亲戚在脑子里翻了个遍，也没能考证出来。
见到了人，人又还健康——母亲觉得朱静芳是首战告捷，便毫不客气地对周颖说：“你该请客啦！为老朱接风。”
“请客，请客！”周颖一个劲儿地点头。
饭是在坐落于交道口大街的康乐饭馆吃的，周颖做东，全家出席。席间，气氛热烈。母亲不停地给朱静芳夹菜递汤。朱静芳直到今天都记得有道非常好吃的菜，菜名儿叫黄鱼羹。
聂绀弩在稷山看守所的四年时光，寂寞中也有快慰，冷冽中亦有温暖。同号同铺的小李，不但照顾他的生活，还一起读马列，小李每有所悟，聂绀弩会惊喜异常。聂绀弩搞不懂马克思论述的“级差地租形式”，小李便给老人补习数学知识。潜心于理论不光为打发时间，更重要的是聂绀弩想以此验证自己的人生观。另一个同号的囚犯，是一个叫包于轨的人。他与聂绀弩是共用一副手铐押赴稷山的，故聂绀弩有“相依相靠相狼狈”的诗句相戏、相赠。这个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的包先生，博学多识，通文史，精诗词，尤擅对联，曾在王府井画店举办个人书法展览。聂绀弩对他的学问佩服得不得了，称他是活字典。“鬼话三千天下笑，人生七十号间逢”。监狱不得高声喧哗，聂绀弩又有些“耳背”，所以两人经常交头接耳，“鬼话”连篇，用同心之言彼此抚慰受伤的筋骨、受辱的心。后来包干轨病死看守所，草葬于狱内空地。这令聂绀弩哀痛不已。
1974年年底，聂绀弩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他情绪激动又万念皆灰，十多天眼睛都是红红的，“是泪是花还是血？频揩老眼不分明”。悲愤难忍的聂绀弩向周颖报告了这个最坏的消息，觉得自己只欠一死，别无他途。
周颖跌跌撞撞地来到我家，对母亲和朱静芳说：“事情不好了，老聂判处了无期徒刑，他不服，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她拿出聂绀弩的信，信中写道：“我是永远回不了北京城。”
母亲黯然无语，而周颖早变成了木石，呆坐在沙发上。
冷静的朱静芳问：“周大姐，你可知老聂现在关押何处？”
“临汾。”
朱静芳想了想，说：“那就在省第三监狱了。”遂安慰周颖，道：“不要急，有办法，省三监我有认识的人。”周颖听到这句话，情绪稍许安定。
她走后，朱静芳告诉母亲：“我如今是个农民，靠种庄稼吃饭。所以，现在必须赶回南京乡下插秧，等秧子插完，就赶来北京，专跑老聂的事。”
母亲马上给朱静芳买了南下的火车票，并反复叮嘱：“老朱，你要快去快回呀，咱们救人要紧。”
朱静芳前脚刚走，周颖后脚病倒在床。学医出身的母亲二话不说，把周颖接到家中，一住数月，亲自护理侍候。返回北京且落脚我家的朱静芳看着母亲跑前跑后，炖汤拿药的情景，慨然道：“这才叫患难与共，肝胆相照呀。”
经过反复思考，朱静芳认为：放出聂绀弩只有一条路，即保外就医，而获得保外就医则必先获得减刑，改判为“有期”，才有可能。
。老聂怎样才能减刑呢？”周颖的反问，却令她一时无法回答。
母亲建议朱静芳还是先与她所认识的监狱管理人员联系，再商讨减刑之策。谁料想事情又那么凑巧，朱静芳与山西省第三监狱的狱政科长老彭（元芳）相识，且私交甚好，而老彭的爱人姓杨，是这所监狱的监狱长。
朱静芳随即给老彭写了封信。信中说，自己有个姓聂的表姐夫在省三监服刑。
母亲把信看了一遍，问：“你为什么不写明自己的亲戚是聂绀弩呢？”
“不能写明，这样的事只能面谈。”
老彭没有回信，这令母亲和周颖有些失望。朱静芳却说：“周大姐，我们可以去临汾了。她是不会复信的。”
母亲为朱静芳买了去太原的车票（周颖的车票是自己买的），又给了她几十元钱，做逗留临汾和返程的花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