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战场上的赫赫功绩，令世人瞩目。因为保疆卫土，他在战场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战场之外，洋务运动之中，他也有很大的功绩，甚至可以说，他为洋务运动作出的贡献，不比曾国藩、李鸿章小，所以，洋务运动的先锋这个称号对左宗棠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烽烟四起觅出路
19世纪50至60年代，由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创痛巨深，使得中国社会各层面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重新审视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问题，以及清政府与太平天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互相克制的问题，促使仿造外国船舰的意识与初步实践活动开始活跃起来。
如何加强海防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成了近代中国人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的仿造外国船舰的主张和活动，显露出了中国海防近代化的新迹象。他认识到，中国的旧式船舰已难以对付英国的新式船舰，于是决意加以仿造。他“检查旧籍，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开了中国仿造西式船舰之先河。林则徐认为：“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也。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如英夷逃出虎门外，自非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战胜。”他的目的在于“师敌制敌”。
从太平天国的情况来看，其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是带有打击清王朝的统治和顺应世界近代化潮流的双重含义的。自咸丰三年（1853年）起，太平军开始装备西洋枪炮。是年，两江总督怡良奏报查获了太平军“装载洋枪”、“火药等物”的船只。
此后，太平军使用西洋船炮的情况屡见不鲜。60年代初，李秀成所部太平军“三分之二均有洋枪”。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的军事谋略，以图“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李世贤所率太平军余部于1865年在福建“购买大火轮船”，以对抗清军的镇压。太平天国采用外国的枪炮船舰来打击清政府反动统治，这是无可非议的。而在太平天国的近代化方案中，把“火船、火车”等西洋器物称为“夺造化之巧”、“正正堂堂之技”带有强烈的学习西方的色彩，这更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也在咸丰三年，左宗棠筹划湖南防守时主张“造船以争大江之险”，曾国藩则着手在衡州创立湘军水师。第二年，曾国藩率湘军同太平军展开湘潭战役时已开始使用洋炮，并认为此战获胜“实赖洋炮之力”。于是，湘军自咸丰四年起，逐步装备了洋枪洋炮。咸丰六年，光禄寺卿宋晋上奏，建议雇外国轮船以助剿太平军，认为浙江“现雇之火轮船只有二只，尚觉稍单，似可仿照此法，多雇数只，庶冀一举鼓荡，使江路千里肃清，贼氛可迅就殄灭”。对此，清廷没有采纳。
就清政府方面的情形而言，清朝统治集团面对着“内忧”与“外患”的困厄，同样把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视为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和对外抵御列强侵略的工具。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购成之后，访募覃（tán）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须指出的是，在咸丰十年（1860年）的“庚申之役”前，清政府的这一活动以“靖内”为主要目的。但清王朝受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大冲击后，则把“剿贼”和“御侮”并列，而且随着国内人民起义逐步被镇压下去，“御侮”的色彩日趋明显。
自强新政办洋务
清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相应地改革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机构。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中央和地方一部分当权的官僚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措施。1856～1860年（咸丰六年至十年），清政府面临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双重威胁，在内外交困中，决定首先把“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国和捻军镇压下去，而后再设法抵御被认为是“肢体之患”的外国侵略者。为此，它开始实行“自强新政”，主要内容是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以对外国侵略者采取妥协退让的策略，争取其军事上的支援，加强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军事力量。当时主张办洋务的一批贵族和官僚，被称为洋务派。其中主要人物，在中央有奕、桂良、文祥，在地方官僚中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了适应形势需要，清政府于1861年成立了以奕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办理外交事务为主，同时办理以自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活动。这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虽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但就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言，洋务运动无疑是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的一种进步的表现。
洋务运动兴起之初，其直接目的是镇压人民反抗，因此，一开始就以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新式军事工业为主要任务。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制造炸药、炮弹等军火。该所是清末最早官办的近代军事工厂。而购买西方近代军事武器较早而又较多、创办近代军用工业的规模较大而又较早者，是李鸿章及其统率的淮军。清政府创办的近代军用企业早期规模最大的有四家：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建成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主要制造军火和轮船；1865年由李鸿章在南京建成的金陵机器制造总局，主要为剿捻制造枪支弹药；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的福州船政总局，专造兵、商各轮船；1866年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主要制造华北地区用来剿捻的军事装备。
咸丰十年（1860年），西方列强鉴于通过发动侵华战争攫取到的新权益，向清政府表示了“中外合好”的姿态，并建议清政府“借师助剿”，以便共同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左宗棠抓住了清政府与列强关系暂时缓和这一时机，开始了仿造轮船的活动。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有徐寿、华衡芳等科技人才。1862年夏，徐寿等人研制出轮船所用蒸汽机一台，其机“以火蒸水气”，“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到1862年年底，第一艘小轮船制成，该船长二丈八九尺，在安庆江面试航。曾国藩亲自登船观看，建议将船“以此放大”。
同治四年（1865年），在南京完成了轮船的放大试制工作，曾国藩把该船命名为“黄鹄”。曾国藩的造船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而他向清政府提出的购船建议却因“中英联合舰队事件”而受挫。同治元年至二年间，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李泰国在英国为清政府买下了一支舰队，却擅自任命英国海军上校阿恩本担任舰队司令。总理衙门大臣奕等人认为李泰国“竟思借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于外国”，这是不能接受的。结果是该舰队被遣散，已买回的军舰变价出售，清政府在这次购船过程中经一买一卖的折腾花掉了70万两白银的“学费”。鉴于此况，左宗棠反复阐述了自造轮船的重要性，并在杭州仿造了一艘小轮船。同治二年（1863年）初，他致函总理衙门说：
将来经费有出，当图仿制轮船，庶为海疆长久之计。
是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在给浙江宁绍台道道员史致谔的手札中指出：
轮舟为海战利器，岛人每以此傲我，将来必须仿制，为防洋缉盗之用。中土智慧岂逊于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推愈精。如宣城之历学，及近时粤东、扬州之制造钟表、枪炮，皆能得西法而渐进于精，意十年之后，彼人所恃以傲我者，我亦有以应之矣。李泰国之事变，实为雇佣洋人，而不使华人得与其间。闻曾相上书恭邸，言其不可。各国公使亦共斥之，乃得了结。然恭邸斥之者，恶其谬诈，而各国公使所以斥之者，一则忌其专利，一则不欲以利器假人也。毕竟沿海各郡长久之计，仍非仿制轮舟不可。欲仿制必得买其舡（chuán），访得覃思研求之人，一一拆看，模拟既成，雇洋人驾驶，而以华人试学之，乃可展其有成。为此始有费而终必享其利，始有所难而终必有所获。鄙见如是，仍乞留心。
同月二十八日，左宗棠又致函史致谔说：
海上用兵以来，过犹不及，言之腐心。……大轮舡总当刻意办理，由粗而精，不惜工本，无不成之事也。……吾辈办事，不逮泰西，望由苟安一念误之，今当引以为鉴。
左宗棠在积极倡导仿造轮船的同时，于同治三年在杭州仿造小轮船一艘，试航于西湖。他邀请法国军官德克碑、税务司日意格前来观看。德克碑等人认为该船与西洋轮船相较“大致不差”，便出示法国造船图册，请求代为监造，“以西法传之中土”。由于太平军攻克漳州，左宗棠忙于“入闽督剿，未暇及也”。德克碑辞去军职回法国后，将制船图式、船厂图册及购买轮机、招募洋匠等事逐款开载，寄给日意格转送左宗棠大营，恰好左又忙于“赴粤督剿，未暇定议”。可见左宗棠并没有急于仿造轮船去对付太平军。直到同治四年十二月（1866年2月），左宗棠镇压了太平军余部后，才集中精力把加强海防、以御外侮、设厂造船的问题置于主导地位。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1866年4月3日），左宗棠行抵福州。此刻，左宗棠已经是总督闽浙的封疆大吏，来到林则徐的故乡任职，他备感自豪。26年前对林则徐在广东抗击英军的敬佩之感，17年前同林则徐相会于湘江舟中的情形，都涌动在心头。他决心将林则徐仿造轮船的未竟之业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经两个多月的深思熟虑，于五月十三日（6月25日）左正式向清廷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奏请。
左宗棠认为，中国“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而自海上用兵以来，西方列强的火轮兵船横行于中国沿海，“星驰飙举，无足当之”。针对此况，他强调指出：
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左宗棠觉察到了世界许多国家争先恐后的军备竞赛情况，深刻指出：“西洋各国与俄罗斯、咪利坚，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这样，“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左宗棠能认识到世界大势的这一变化，诚为难得。这时，中日两国的造船都处在起步阶段，左宗棠设厂造船的主张及活动，使中国的海防暂时还没有落伍于日本。很明显，抵御列强对中国沿海的进一步染指，达到未雨绸缪之目的，是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动因。
清廷对左宗棠设厂造船的奏议表示赞许，在上谕中称：“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现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于是，福州船政局得以创办，它成为近代海防的产物。
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企业，一为“分洋商之利”，以保护利权，并获得饷源；二为军用工业提供所需金属原料和煤炭燃料，以此减少对外国的依赖。民用工业企业主要有四项：轮船航运；开采煤矿和采掘、冶炼其他金属矿藏；电报；纺织业。洋务派办的民用工业企业，除少数为政府出资官办之外，大多为官督商办。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在资金来源和经营管理上虽有差别，但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为与工业企业和新式海军等事业的发展需要相适应，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还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为培养翻译人员，清政府于1862年（同治元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随后又设立了上海、广州方言馆。以后，洋务派又在实践中认识到，要真正办好洋务，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中国必须有通晓洋务的人才。为培养这样的新式人才，清政府一是派遣人员出国留学，二是开办学堂。派遣学生出国始于1872年的幼童留美。此事由容闳倡议，丁日昌支持，曾国藩、李鸿章会奏促成。在派遣留学生的过程中，清政府逐渐认为，出国留学人员应以经过外语训练的成年人为宜。
19世纪70年代初，外国资本主义加紧侵略，破坏了1860年建立起来的“中外和好”的局面。为了适应当时的内外形势，清政府在军事上大力建设海军、增强海防，编练区别于湘淮军的新式陆军；在经济上，除继续在各省设立兵工厂和扩大原有的军用工业之外，还着重于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和经营，以期与洋商竞争。1873年创设的轮船招商局，是由军用工业为主向民用工业企业为主转变的标志。由于洋务运动的任务和内容有了某些改变，洋务派在原有官僚集团之外，又加入了一些买办商人和有维新倾向的知识分子。为了建立新式海军，清政府除设厂制造兵船外，还以重金向外国购买军舰。清政府先后向英、德等国订购舰只，建立了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和北洋水师。
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政府重点建设北洋海军，又成立海军衙门以统一事权，以醇亲王奕譞（xuān）为总理，庆郡王奕劻、直隶（约今河北）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会办。此后陆续向外国订购的定远、镇远、济远等铁甲舰和其他比较先进的舰只，均投入北洋海军舰队。
洋务运动发展到19世纪80年代，社会上开始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早期改良主义社会思潮，认为君主立宪的民主制最适合于中国，提出了开国会、设议院的要求。然而，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由于洋务运动本身既不可能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控制，又不可能摆脱封建势力的阻挠和侵蚀，因此也就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光绪二十年（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的战败和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上疏朝廷办船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