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燮事件”是以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被参劾为导火线而掀起的一场政治风波。
这场政治风波的直接原因,是左宗棠在湖南幕府期间,身处机要,统筹全局,不避揽权之嫌,力主抑制官权,设局抽厘,改革漕政,整饬吏治,损害到部分文武官吏的利益,因而不可避免地招致这些人的嫉妒和怨恨,攻讦(jié)左宗棠的人也越来越多。左宗棠自己也早有察觉,他说“所处之地不绅不幕之间,踪迹太幻”,遂“为世所指目”。在湖北居官之李香雪也写信告诉胡林翼:“湘中人来,颇怨左公。”王柏心写信给左宗棠说:“朱伯韩侍御去冬赴召入都,途过荆南,在弟讲舍信宿数日,甚佩执事之才,谓景略文饶复见于今。闻言者积毁,深为不平,云至都必为昌言以排谣诼(zhuó)。虽执事不因毁誉为轻重,然益见公道在人心。”可见,左宗棠在省内外、朝内外“声誉鹊起”的同时,另一些人私下对他的不满和忌恨情绪也在郁积。但是左宗棠却抱定了“忠介”的信念,“一意孤行”。如他改变钱漕征收办法时,藩司文格就曾“百计挠之”,州县官员甚至以“不肯收漕”相抗,但左宗棠毫不妥协,断然对阻挠者严加惩处。这样,新兴地主阶级经世派与传统的地主阶级权贵派的矛盾激化,终于借“樊案”而爆发出来。
原来弹劾樊燮的是骆秉章,而提供樊燮罪行的人便是左宗棠。
樊燮当时已恶名昭彰,以左宗棠几年来与长沙官佐人等的接触,对樊燮早已知之甚多。例如:他违规以武职不骑战马,偏坐轿子,而且乘坐八人大轿,连检阅新兵训练都坐在轿子里观操;总兵所管二千名士兵,分布在各处,留在永州的四百余名,但实际仅有二百多名,他从二百名中抽调百人做他的家奴院工,什么都得干,连樊燮姨太太的衣服都让士兵清洗;如今湖南财政吃紧,士兵的饷钱本就凑不够,可是省库给总兵发的月饷大都被樊燮私用了,弄得士兵饿肚子,下级军官也敢怒不敢言。湖南地方治安要靠总兵维持,如今樊燮军心已散乱,哪还有一点战斗力?
以左宗棠的性格和当时的斗争形势,哪会容这样的军官作威作福,贪污破坏地方军队的战斗能力?省库的银子是左宗棠挖空心思攒起来的,哪能让这只大耗子不断吞食?
于是,他和巡抚大人商量,赶紧把这只硕鼠灭掉。
但是,要弹劾樊燮也非易事。永州知府黄文琛已多次上告他,案卷积在省里一大摞,其中桩桩属实,也没告倒他。原因是湖北省城有他的靠山,湖广总督官文就是他的靠山,官文的爱姬是樊燮的亲戚,动一动樊燮,有官文暗中弄鬼,弄不好连自己头上的顶子也保不住。
但是,樊总兵的罪恶太大,明目张胆,单是违例坐八抬大轿一事,按法就该砍头。这种作威作福实在让左宗棠受不了,何况天天要打仗,湖南弄点银子发给总兵大人,竟让他全都私吞了,这更让左宗棠忍不下去了。
参他!左宗棠翻翻樊燮的旧案卷,又派人暗中核实,仅挪用军饷一项,有据可查者千余两,铜钱三千余串,官米折银更多。
骆秉章签了押,上奏弹劾。后经查实参奏,奉旨将樊燮革职查办。
咸丰九年二月(1859年3月),左宗棠再次为骆秉章撰写《已革樊总兵劣迹有据请提省究办折》上奏。三月十三日(4月15日),咸丰帝阅后发出上谕称:
已革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种种劣迹证据确凿,且擅提廉俸数至盈千,悬款无著,署中一切使用复提营中银钱至数千之多,实属咨意侵亏,大干功令,亟应彻底研究以儆官邪!樊燮着即行拿问,交骆秉章提问人证,严审究办。并着湖北督抚饬查该革员现在行抵何处,即日委员押解湖南听候查办。
樊燮为了逃避逮捕归案,变被动为主动,遂在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布政使文格的唆使下,对左宗棠发动了反攻。他弹劾左氏两大罪状:一是湖南著名“劣幕”;二是湖南巡抚衙门是“一印两官”。这两大罪状实为一个,而一个也够杀头了。意思是湖南巡抚里出个左宗棠,他越权干政,飞扬跋扈,巡抚的一颗大印,有两个巡抚在用。
官文的弹劾更加阴狠,他虽明指左宗棠,实则暗指湖南地方已为汉人把持,一个师爷可以用巡抚大印,一个师爷可以不把总兵放在眼里。大权如此旁落,满洲的江山可要变颜色了,即使太平军被他们汉人灭掉,江山却还是落到他们手中啊!
对曾国藩等极不放心的咸丰帝一见官文上的奏折,立即起了疑心。咸丰帝阅奏后即颁下密旨,密旨中说:“如果左宗棠确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官文要把左宗棠押往武昌对簿公堂,定为大辟(杀头),从而酿成了一桩“波浪掀天”的大案。
官、樊二人的诬陷,对左宗棠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感慨万分,毅然离开了湖南幕府,先后在胡林翼、曾国藩处闲居。其实,“官樊构陷事件”与左宗棠的秉性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志大言大,从小就有夸大的毛病。少年时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自鸣得意,在同学面前显示。就在他二十多岁、穷困潦倒之时,仍写了一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并在书房挂起来。年龄较大以后,他自恃才识超群,在给朋友的信中常以“诸葛”自比,表示自己“可大授而不能为人用”。更有甚者,他还常常面折人过,就连对他的好友胡林翼、曾国藩也不留情面。除此而外,与他打过交道的人称他“情性跋扈,存心深险,极不易交”。
郭嵩焘在得到左宗棠被诬陷的消息后,立即托人向尚书潘祖荫和咸丰皇帝的宠臣肃顺求救。
郭嵩焘(1818—1891),1847年进士,1853年随曾国藩组建湘勇,1856年任南书房行走,1863年署理广东巡抚,1875年初任福建按察使,1877年起,任清政府驻英法公使,1878年8月被清政府召回,从此闲居,1891年病逝。
情况万分紧急,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等人着急,一面纷纷上奏,密保左宗棠;一面飞马京师,让京中的郭嵩焘等人火速设法救援。
当时郭嵩焘以翰林身份在南书房供职,他闻讯去找肃顺的“西席”(即家庭教师)、湖南名士王运求救。当时肃顺是满贵中唯一能任用汉官者,以为救大清朝者,满人已无能为力了。他也了解左宗棠的一些情况,但是,他知道此案已由皇帝发下密旨,自己不好再说话,便告诉王运,赶快找人向皇帝上折,他好从中帮助说话。
于是,王运与郭嵩焘商量,请侍读学士潘祖荫出面写折营救。潘祖荫与郭嵩寿同是南书房的翰林院编修,二人关系甚好,郭知其文采卓越,写个救人折子,足可打动皇帝。
郭嵩焘向潘祖荫说:“左君去,湖南无与支持,必至倾覆,东南大局亦不复可问。”又详细说明了左宗棠在湖南的地位。他向潘祖荫交代的这两句话,便是潘祖荫奏折的精神,潘祖荫拯救左宗棠的奏折,成了当时的名折,不仅救了左宗棠,也使潘祖荫出了名。
潘祖荫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宗棠为人“赋性刚直,疾恶如仇……湖南地方上的恶官劣吏,因为满足不了私利,就图谋陷害”。咸丰皇帝看了潘祖荫的奏折后,主意拿不定,便让肃顺奏陈己见。肃顺奏道:“听说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筹划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人才难得,自然应当爱惜。请皇上将中外保荐各疏密寄官文,着他重新考虑。”咸丰皇帝采纳了肃顺的意见,并开始打算重用左宗棠了。
这便是救左宗棠之命奏折中的精彩段落。事后人们称颂这个奏折可传颂千古,尤其“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被称为千古佳句,有此两句话,千万称赞左宗棠的话,都显得多余了。“久在我圣明洞见之中”,“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有了这两句,咸丰皇帝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改变已发的密折了。
潘祖荫一折出名,救了左宗棠,让左氏独领一军,又救了大清朝。后来,又一折参倒骄将胜保,再一折保护了恭亲王,使他飞黄腾达,由一侍读直升为侍郎、尚书、军机大臣,死后以“文勤”谥,足见其以“文”名世。
胡林翼先后数折,称左氏“精熟方舆,晓畅兵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曾国藩折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丞之时,无论何项差使,唯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住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肃顺是被咸丰帝倚重的军机大臣,也趁机向咸丰口奏“赞画军谋,迭著成效”,“人才难得,自当爱惜”。
骆秉章更是连连上折,不仅为左宗棠摆功,而且把樊燮的案卷上缴军机处,让军机处查核,上奏皇帝,以为左公辩护,同时让皇帝下旨以结左、樊之谳(yàn)。
官文看到本欲加害左宗棠,以镇压两湖地方的汉员势力,结果弄成如此局面,也赶紧见风使舵,上奏“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即自动销了由他主控左宗棠的案子,一场风波就此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