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左宗棠全传
1391000000024

第24章 剿捻灭回平陕甘(1)

正当左宗棠在福州积极筹备船政局之时,西北却传来了捻军与回民起义的消息。左宗棠当时虽是五十开外,但他为了不辱使命,又踏上征程,挥师陕甘……

官逼民反举义旗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长江中下游各省大部分为太平军所控制。清王朝为筹集浩繁的军费,镇压太平天国及其影响下的各族人民起义,加紧了对包括西北地区在内的尚未遭受战争破坏的所谓“完善之区”的搜刮。陕西除每月向京师缴饷银数万两外,还要协济用兵各省的大量军饷。随着协饷的加重,正税不够供给,苛捐杂税相继繁兴。贪官污吏乘机敲诈勒索,草菅人命。在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人民群众无以为生,被迫“聚众抗官”。1861年,靠近省城西安的临潼就发生过杨生华聚众抗粮的斗争。

由于原驻陕西的清军多调赴外省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陕西当局命令各州县大力兴办团练。这些地方武装一般都掌握在汉族地主阶级手里,成为他们镇压人民的反动工具。督办陕西团练大臣张芾(fú),就是泾阳的大地主,做过江西巡抚,因在九江镇压太平军失败被革职留任,1861年回省守制。他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极力主张镇压回民,这时便用团练来杀害回族群众。

1862年5月,陕西回民任武、赫明堂于1862年在大荔县的王阁村、羌白镇率众起义,渭河沿岸回民纷纷响应。

任武、赫明堂是领导渭南、华州、同州(今大荔)一带回民起义的著名人物。他们曾参加过云南回民起义,事败后逃匿渭南仓头镇,秘造武器,待机再起。在这次起义中,他们发动回民群众,杀死训导赵权中等。渭南胥吏洪兴还派人到西安东南太平军驻地尹家卫联系,引导太平军先后攻下渭南城和华州城。后太平军因回救庐州,很快离陕东征,回民军继续坚持斗争,打击地主武装。

同时,进入陕西的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联合捻军直逼西安,蓝朝柱起义军也已由四川进入汉中,全陕震动。以巡抚瑛棨(qǐ)为首的陕西文武官员惊恐万状。由于进剿无兵,只得暂行“安抚”。6月4日,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在临潼和回民谈判时,要求起义军交出任武,被回民起义军处死。同州府地区的回民起义军以同州的王阁村、羌白镇和渭南的仓头镇为主要据点,在任武和赫明堂的领导下,进攻清军。

回民起义的烽火迅速遍及八百里秦川,起义队伍扩大至二十余万。当时陕西回军主要首领除任武、洪兴、赫明堂外,还有马正和、马四元、白彦虎、马生彦、禹得彦、余彦禄、孙玉宝、二河州等,其中有的是富甲一方的地主、商人和阿訇(hōng)等上层分子。起义军的领导权掌握在他们手中,虽然对发动和组织群众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起义军的武器很原始,主要是菜刀、镰刀、铡刀等家具和农具,再就是用竹竿削制的竹竿枪。像抬枪、火炮之类的火器,开始时为数极少,而且是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

地方官镇压不利

陕西回民起义的迅速发展,严重威胁到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清廷急令荆州将军多隆阿率军入陕,可是他正被太平军牵制在江淮之间,只得又命直隶提督成明率所谓精锐京兵,从山西驰援。1862年8月25日,成明率京兵和豫勇共5000人由朝邑“进剿”,在洛水南岸为回民起义军所败。成明退至朝邑,豫勇逃往大荔。清廷催钦差大臣胜保率军入陕。9月上旬,胜保率军由潼关西进时,就不断遭到回民起义军的袭击。临潼一战,伤兵败勇千余人,接着又于斜口镇(临潼西南)遭到起义军的堵截,只得退回临潼,后绕道进入西安。胜保奉命赶回潼关,与新授西安将军穆腾阿等督军镇压同州一带起义军。由于粮道被起义军切断,军食不足,清军不敢出战。胜保不得不奏称:“陕回族类繁多,贼马过众,此剿彼窜,东突西驰。臣所部兵勇只有一万数千人,……非再添兵万余不能早就荡平。”

清廷以胜保连战皆败,将其革职,解京问罪,改授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1863年1月中,多隆阿率部由河南入陕。多隆阿一面筹备军火粮食,一面派人至王阁村“招抚”。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清军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了羌白镇和王阁村。5月19日,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另一重要据点仓头镇也被清军攻占。

仓头镇失守后,陕西东部地区的回民军向西转移,集中于泾阳、高陵、咸阳一带。他们与西安地区回民起义军互相配合,共同战斗。当时,陈得才领导的太平军已由湖北竹山县一带再度攻入陕西,占领汉中,蓝朝柱起义军也在川陕边境活动。在这两股革命力量遥相呼应下,陕西回民军加紧围攻西安。甘肃提督马德昭和陕西提督孔广顺等率兵七千余人,困守西安,不敢出战。8月15日,清廷以陕西巡抚瑛棨“但知株守省垣,一筹莫展”,下令将其革职,由四川布政使刘蓉接任(刘蓉未到任前,由按察使张集馨代理)。9月初,多隆阿到达西安,再次施展“招抚”伎俩,派人到回民起义军中诱降。瑛棨也利用西安城中的回绅频繁地在回民军首领中进行“招抚”活动。孙玉宝等经不起利诱,向敌投降。1863年10月初,多隆阿部向回民军发动进攻,13日攻占高陵县城。接着,多隆阿令新任陕西提督雷正绾部由泾阳渡泾而南,总兵曹克忠部渡渭而北,共同扼守咸阳,阻截回民军西退;多隆阿自率主力从高陵渡泾,逼近苏家沟。回民起义军“自渭达泾,纵横十余里,排列旌戟若林,严阵以待”。22日,清军分两路发起进攻。起义军拼死抵御,终因伤亡甚众,从苏家沟和渭城撤退。白彦虎、马生彦、禹得彦、余彦禄率部向西北经醴泉(今礼泉)、乾州(今乾县)退至邠(bīn)州(今彬县)。其后,一部南下凤翔,与崔伟领导的当地回民起义军联合作战。未几,凤翔、邠州分别为新任甘肃提督陶茂林和总兵曹克忠所部攻占,回民起义军大部退至陇东的董志原。其他回民军也在赫明堂等率领下,经武功、眉县、凤翔、陇州(今陇县)进入甘肃东部地区。从此,陕甘回民起义的中心由陕西转到甘肃,陕西回民起义斗争转入低潮。

陕西回民起义前后,曾派人前往甘肃,联络各地回民,共谋起事。待陕西回民起义发展到陕甘边境时,甘肃各地回民即纷纷起而响应。在很短时间内,起义就扩展到甘肃全境。1864年初,陕西回民军陆续进入甘肃,甘肃回民起义的声势更加壮大。清统治者惊呼:“现在甘肃之平凉、静宁、隆德、安定(今定西),省南之巩昌(今陇西)、秦州(今天水市)、伏羌(今甘谷)、清水,省北之宁夏(今宁夏银川市)、平罗、灵州(今宁夏灵武)、固原,莫不揭竿而起,蜂屯蚁聚,滋蔓难图,绵延地方数千里。”

除此之外,陕甘地区还有因久经战争蹂躏、流离失所的汉族农民,以董福祥、息彰等为首,形成大股散兵游勇,在陕甘特别是陕北地区活动。

1867年1月,西捻军进入陕西华阴、华州、渭南、临潼、蓝田、咸宁、长安、周至、户县等地。西捻军的进入,使陕甘地区的回民起义军迅速复又活动起来。

陕西巡抚乔松年因官军三十余营在长安城外桥溃败,以省城危急,请清政府速派劲旅赴援。清政府在指责曾国藩、李鸿章于西捻军入陕未能迅速调军往援时也说:“现在陕军俱已溃散,别无可调之兵,捻匪到处窜扰,几乎无地非贼。”整个陕西几乎成了捻、回义军的天下。因此,清政府于2月4日发布上谕,要左宗棠先行赴陕,不用来京,着即兼程驰往。2月5日,清政府又谕令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勿令捻东渡黄河”,“着即星夜驰赴”。2月18日,清政府再发谕令说:“陕省军事恐急,若再贻误,关系匪轻,着即星驰入陕。”2月22日,清政府正式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谕令“即就现有兵力,取道入关,妥为筹办,以副期望”。

虽然清廷一再谕令左宗棠火速入陕,以解危急,但是,左宗棠早于1866年11月在福州交卸闽浙总督时就说:“现在西事紧急,既不敢逗留不进,致误军机,亦不敢冒昧径行,致贻后悔。”因此,清廷催逼愈急,左宗棠对入陕甘作战的准备工作则考虑得愈为谨慎。他上奏清廷,要求宽予时日,尽量将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他坚信“磨刀不误砍柴工”,继续坚持他的老信条:不求旦夕之功,但求最后的胜利。

左宗棠自己心里最明白,他不是神,不是说只要他一到陕甘,捻、回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早在1866年12月5日,他在奏折中就向朝廷强调了两件事:一是兴屯以解决军粮;二是切实保证军饷。没有粮,没有饷,就没有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胜利可言。

陕甘吃紧任总督

同治五年九月初六日(1866年10月14日),左宗棠接到清政府调任他为陕甘总督的谕令,命他率湘军去西北镇压声势浩大的回民起义。当时,因为福州船政局的定议尚需时日,他不得不奏请稍缓起程,将行期推迟了三个月。他一面安排、交代福州船政局的有关事宜,一面要求清廷任命他的老部下刘典为帮办军务大臣,极力开掘饷源、粮源,调集随征部队。

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而改任陕甘总督,纯系清廷鉴于“回氛甚炽”,而前往陕甘总督杨岳斌“办理未能有效”,便以“左宗棠威望素著,熟娴韬略,于军务、地方俱能措置裕如”为由,特授左为陕甘总督,“以期迅扫回氛,绥靖边圉(yǔ)”。这样,左宗棠从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交卸闽浙督篆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八月的近七年时间内,先后镇压了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在其历史上又留下了光辉的一面。

左宗棠在十月二十九日(12月5日)的奏折中强调了两件事:一是兴屯以解决军粮,使“军无悬釜之忧,民有重苏之望”,二是要求切实保证军饷来源,以免士兵因“饥溃哗噪”。十一月十二日(1866年12月18日),左宗棠离开福州,准备由江西、湖北取道河南,先去北京“陛见”。但是,此时由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正大举挺进陕西,全陕震动,清廷心急如焚。

这一路之上,左宗棠的心情并不十分愉快,行动也相当迟缓。除了福建船政局的事情让他牵肠挂肚之外,年已五十开外的他,体质也大不如前,隔三差五地就闹腹泻。加上自己早在总督浙闽之时就已功成名就,用不着再像从前那样急功近利谋求进取。而且,他还清楚地知道,自己这次远征陕甘,是一桩既苦又难的差事,很有可能吃力不讨好,因而他的积极性并没有当初奉旨围剿太平军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