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忧外患国力衰
18世纪后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第一次近代化大浪潮，进而拉大了东西方的发展距离，古老的东方成为西方猎取的目标。当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大潮裹挟着腥风血雨滚滚而来的时候，统治中国二百余年的清王朝已经度过了它的“康乾盛世”。乾隆于1736年登基，因为在位时间不愿超过康熙，所以于1796年逊位。乾隆虽然形式上已经把皇权移交给嘉庆，但实际上他仍然掌握着实权，直到他1799年去世。乾隆的去世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乾隆的治国之才创造了康乾盛世，但他的继任者却无法继承他的遗志。大清帝国由此走向了衰败的晚期，丧失了原有的活力和生机。可是，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封建大帝国的内部各种机制却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牢固性：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构，不是西方商品大潮一时能够冲毁的；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依然根深蒂固；高度中央集权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直至19世纪末仍未发生根本性的分化；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家传统文化，更是深深地植根于每个人的心中；加之清代以来文化专制的高压政策、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长期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闭关锁国的对外方针，以及夷夏之防、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和价值取向，使得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在外力挑战面前，通过积极主动的自身改革，走上正轨。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气势之下，清王朝的统治者在无可奈何的消极思想支配下，越来越“自觉”地走向保守、封闭的道路。乾隆皇帝在《御制诗》中写道：
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
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
由于清朝统治者将闭关锁国当做一种国策，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世界资本主义与中国文明交往的通道，致使封建的中国只能在旧的治国模式中，缓慢地前行，进一步拉大了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的距离。当中国社会进入18世纪后期，上一世纪孕育和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都相继暴露出来。
首当其冲的就是土地兼并问题。湖南巡抚杨锡绂（fú）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奏折中提到：“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
造成土地兼并和集中的原因有以下两个。一是大地主、大贵族、大官僚疯狂地掠夺农民的土地，比如乾隆朝居官20年的军机大臣和珅占田8000余顷（1顷等于100亩，1公顷等于15亩，后同），他的两个管家也各占有土地600余顷。鸦片战争时期的直隶总督琦善，占地256万亩。占有绝大部分土地的人就是这些大地主，他们对无地、少地的农民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过着“食租衣税”的生活，其结果是造成了剧烈的阶级分化，大批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户或流民。二是清代人口剧增，据《东华录》记载，清顺治八年（1651年）全国人口在6000万上下，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已经超过4亿，不到200年间，人口增加了六倍以上。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大大增加了社会负担。在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度，人口增多，即是农民和地主的增多。小农增多，则土地分割愈碎，生产和再生产的能力势必削弱；地主增多，则兼并之家愈多。因此，人口的增长促使土地兼并加速，这势必造成农民生活的日趋贫困。与此同时，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率也是很高的，基本上占生产物的百分之五十，“岁取其半”，正租以外，地主还强迫农民交纳押租、预租等各种名目的附加租。无地、少地的农民除了负担繁重的地租外，还必须向当朝统治者缴纳繁重的赋税。“永不加赋”的口号是清政府提出来的，但实际做法并非如此。清政府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在“地丁”正额之外，又以各种名目增添附加税，造成所谓“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的严重现象，而且地主官僚又想方设法把这项负担转嫁到无地、少地的农民身上，这叫“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短欠”。如此繁重的地租和赋税，使得农民往往是“场功既毕，米谷随尽，至有糠秕（bǐ）糊口者”，只有“今日交租，明日乞贷”，更有“卖男鬻（yù）女以偿租者”。“中稔之岁，人不宿饱，一遇凶荒，流亡道路”，这些都是当时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尖锐矛盾，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时期，自明朝中叶开始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有了进一步发展，但其所占比重不大，宛如封建经济汪洋大海中的几叶小舟，发展极为艰难而缓慢，而落后闭塞的封建自然经济仍是基本的经济形态。由于清廷的长期闭关锁国和重农抑商政策，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停滞。
政治上，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了顶峰，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大成，满洲贵族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削除了相权，这就更加强化了皇帝决策的独断性。这种体制就决定了它的官僚政治体制只能是一个因循、苟且、敷衍、毫无创造力的惰性运转的官僚机构。封建官场的金科玉律即是“多磕头，少说话”。由于这种封建官僚政治体制没有遏制腐败的有效机制，乾隆以后，贪污案件层出不穷。嘉庆四年（1799年），军机大臣和珅的财产被抄没入官，按银折合，竟达4亿两，可抵清廷15年的财政收入，故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谚。整个吏治腐败程度，难以想象。
清朝统治大厦内部溃烂的同时，外部力量也不断对其进行冲击。
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攫取暴利，向中国大肆倾销杀人不见血的毒品——鸦片，从1800年到1820年20年间，英国每年向中国输入的鸦片约有4000箱，到1839年，达到35000余箱。烟毒泛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灾祸：由于鸦片输入的逐年增多，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为缓解财政困难，大搞卖官鬻爵，仅1843-1850年间，各省报捐人数即达6200多人，凡事“非贿不达，非贿不行”。各级官吏吸食鸦片，不仅将这笔巨大的耗费用各种手段转嫁到农民、手工业者身上，而且由于鸦片走私行贿，清朝官吏贪污受贿成风，吏治更加腐败。此外，鸦片吸食者由统治阶级及其依附阶层迅速扩大到社会下层。黄爵滋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奏折中说：
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尚知敛戢（jí），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吏，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购买烟具，为食日中。
鸦片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毒害是巨大的，它不仅毒害了人们的身心，摧毁了社会生产力，而且也泯灭了他们的良知，种种罪恶由此而生。烟毒泛滥成为当时最难医治的社会公害。
下层人民大众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嘉庆元年（1796年）北方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烽火燃遍湖北、四川、河南、甘肃、陕西五省，坚持斗争长达九年之久；嘉庆十八年九月，由林清率领的一支天理教起义军一度攻入紫禁城，在隆宗门一带与清军激战，震撼了最高统治者的殿堂；在南方，天地会领导的反清斗争也在持续进行。这些起义虽然先后被镇压下去，但他们的斗争，都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统治，使大清帝国陷入危机。龚自珍曾深刻指出：当时的封建社会已是“日亡将夕，悲风骤至”，处于“大乱”将起的“衰世”。
上述情况表明，清朝建国后的200多年间，始终将自己置于“天朝上国”的位置，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隔离于世界大潮之外，没有放眼看世界、关注世界局势的变化，没有为自己寻求一条新的出路，而是延续一条封建旧王朝由盛而衰的老路，逐渐走向了尽头，致使中国远远地落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后面。落后就要挨打，衰弱的中国变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竞相侵略的对象。
19世纪初叶的清王朝，是一个伟大而繁荣的帝国，到了19世纪末，清王朝进入了衰败的最后阶段。我们知道，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盛极必衰，否极泰来，这个过程在历史中不断地反复重演。19世纪的中国，正是进入了这样一个衰落的时期。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它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地度过19世纪，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发生，是由少数杰出的人物共同努力创造的，这其中，就有本书的主人公——左宗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