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被世人称为“湖南骡子”，即是说他性子直，脾气暴。事实也确实如此，他无论对谁，总是公私分明，处事有分寸，看事有见地……
是非分明不含糊
提起中国禁毒的先行者，人们自然会想到林则徐，他在广东主持领导震惊世界的禁烟运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还有一位封疆大吏严禁鸦片的事迹，却鲜为人知，他就是左宗棠。这位以无畏的气魄和胆识收复新疆的民族骄子，是中国西部禁毒、扫毒的第一人。
1866年（同治五年）初冬，左宗棠奉命卸去闽浙总督之职，离开风景秀丽的江南，取道赣湘西行，出任陕甘总督。一入潼关，触目所及，西北的情形比他原来想象的还要坏。这里没有安静的家园，热闹的集镇，城乡各地满目悲凉，民生凋敝。特别是农村土地大片荒芜，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在沃壤良田上怒放着妖艳的罂粟花。这些白色、红色或间以紫绿的罂粟花果，致使烟民们黑白颠倒，无衣无食，甚至刚刚拿到官府发放的赈济款，转身即去买了烟膏，吞云吐雾，只图一时痛快。此情此景，令左宗棠痛心疾首，他愤然将罂粟花斥为“恶卉”，下定了禁烟的决心。
经过调查，他发现陕甘地区烟毒泛滥，烟民众多，仅以陕西的三原县为例，在吸烟者中，城里人约占70％，乡下人也有30％之多。烟毒肆虐造成耕地浪费，因唯有肥田沃土方适宜罂粟生长。此外，民弱气衰，人口锐减，社会动乱等，都极大地影响了军粮供应，威胁到民生大计。
1869年夏天，陕甘所有地方官都被叫到了总督府。一进院，就看到每个人的椅子上都放了一支鲜艳的罂粟花。众人不知左宗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看着椅子上的罂粟花，谁也不敢坐。
看人来的差不多了，左宗棠从屋里走了出来，和大家见过礼后，左宗棠示意大家坐下说话。众官员低头看看罂粟花，不知该怎么办，都一起看着左宗棠，因为他的椅子上也放着一支罂粟花。左宗棠顺手把花拿起来，丢到地上，边坐边用脚把花碾碎。众人也把花拿下来，但没有扔掉，都拿在手里，左看右看不忍扔掉。
左宗棠说：“你们手里拿的什么？”大家虽然知道，但谁也不敢说。
“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毒花吗？”左宗棠提高了声音。
左宗棠这句话才让众人清醒了，大家赶紧把花丢到地上，每人踏上一只脚。
左宗棠忧心忡忡地说：“长此以往，中国人势将沦为异类，为全世界所轻蔑。到了那时，我们这些朝廷命官也罪责难逃。为今之计，我们要消灭它。”
186９年夏，左宗棠发动了大规模的西部禁烟运动。首先，他正式通令陕甘两省全面禁止种植罂粟，违者惩处，地亩充公，这是严禁鸦片、根除烟毒的重要决策。
左宗棠禁烟为什么要先从禁种罂粟下手？因为罂粟种在田里，从出苗、拔茎、开花、结果到收浆有一个较长的生长成熟过程，大片的罂粟地，不易遮掩，一目了然。此外，内地人吸烟多以土烟为主，农村尤为突出。毋庸置疑，断绝烟源，从禁种罂粟开始，无异于釜底抽薪。
左宗棠一向深谋远虑。早在湖南巡抚衙门做幕僚的时候，他就以文韬武略超群博得了骆秉章的赏识和倚重，称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智囊。在西北这个大舞台，左宗棠的禁毒、扫毒之举更加显示出他的雄才大略。
为了保证禁烟战略的实施，左宗棠进而制定了四个措施，即“先之以文告，继之以履验，责之以乡约，督之以防营”２0个字。
在“四字谕令”中，他深刻地剖析了英国侵略者的狡诈阴谋，痛快淋漓地历数种植罂粟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祸害：“穿衣无棉，吃饭无肉，囤中无粮，仓内无豆”，农民废耕、“士子辍读、工商游嬉、家败人亡，目不忍睹”；谆谆劝喻城乡百姓“勿种罂粟”，戒除鸦片，各安本业”。最后，他告诫那些胆敢藐视总督禁烟告示的顽固分子，如果肆意与政府对抗，必将严惩不贷，自食恶果。
在禁毒过程中，一个叫田神智的地方官提出来：“虽然总督大人的禁烟令是很严格的，但窃以为想一下子就禁住是不可能的。”
这一点，左宗棠早就想到了。所以，他要走的第二步就是派遣官员检查督促。由于种植罂粟的恶习相沿已久，禁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地方官的检查监督至关重要。左宗棠在晓谕民众的基础上，严格要求各道、府、厅、州、县官吏，必须走出官署，亲历田间，不惮烦劳，常检查、勤督促，按月汇报。发现罂粟，立即予以全部拔除，无论绅耆平民，不分贫富贵贱，一律同等对待。左宗棠百务缠身，不能经常下乡监督检查，遂责成管理民政、财政的布政使崇保、主持司法事务的按察使史念祖，派出专门人员到各地进行密察，给予他们举报及查处的权力，决不允许查验不力乃至借机索贿的官员蒙混过去。这样上上下下，层层把关，将禁烟措施一一落到实处。
接下来，还有第三步，以乡总、乡保与绅耆或“花户”联手承包地段，共守禁种之约，违约必罚。至于具体办法，可以因地制宜，有所不同。如秦州直隶州知州谭继洵，要求州县官员先在每年春季带领乡总巡查一遍，禁令种植。到夏令时节，再次派人查验，如发现罂粟立即斥革乡总、乡保，惩处州县官员，使每乡每村互相牵制，减少偷漏。这些做法得到了左宗棠的赞许。
第四步，先礼后兵。对重点地区则出动军队执行查禁任务。左宗棠命府县官员亲带军兵挨界巡视，查出成片的罂粟地，强行翻犁灌水，杜绝复种的现象发生。
上述禁烟措施切实有力，得到了认真贯彻实施。
在禁烟过程中，左宗棠宽严相济，奖惩分明，讲求实效。对于大多数烟农，实行说服教育为主，喻之以理，动之以情。只要愿意改种农作物，就把没收的土地还给农户。违犯禁令者，不过杖责枷号而已，不予重刑。有一些县乡受罂粟之利驱使，对偷种罂粟者视而不见；有的在罂粟地间杂种菽麦，力图鱼目混珠，也不予追究，对于这样顶风而上或玩忽职守的官吏，左宗棠坚决给予严肃查处。1878年8月，仅甘肃省宁夏一府，他就革职或撤任了知府、代理知县及灵州知州等6名官僚，不分亲疏，概不手软。而对于脚踏实地认真禁烟的清正官员，他欣然报请吏部破格给予奖励。例如宁灵厅同知喻光容赏加知府衔；代理宁夏知府张家槐等５人一并晋升了官职；宁夏镇（镇相当于师）总兵冯南斌以一等军功受赏；宁朔知县贺升运查禁不力被撤任后，改过立功，全县罂粟拔除净尽，左宗棠撤销其处分，恢复了他的官职。赏罚得当，激励更多的人坚定不移地禁烟查毒，巩固扩大了战果。
左宗棠的禁烟行动让众人交口称赞。
左宗棠在禁烟过程中，还鼓励大家献计献策，不断吸纳有建设性的建议与意见。
在禁烟运动中，田神智提出的建议让左宗棠颇为满意，他说：“虽然表面上看禁烟成果巨大，但很多瘾君子却生不如死。依下官看，只有戒除他们的烟瘾，才能从根本上禁毒。”左宗棠听后很高兴，说：“你看这是什么？”众人一看，左宗棠拿出的全是他平时搜罗的戒烟方子。
“其实，我早就在寻求一种行之有效的戒烟良方，但到目前为止，都不甚理想。”左宗棠说完叹了口气。
田神智笑了笑说：“我这里倒有几个方子，不知大人认为如何？”说着，递上了自己的方子。左宗棠接过一看，高兴地说：“妙啊！这些方子对症下药，药理可信，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方子。好，立即印刷成册，下发到烟民手里。”
“好是好，可配药要用大量银子啊！”有人提出疑虑。
为此，左宗棠苦心孤诣地制订了一部捐赈章程，鼓励官绅士子踊跃捐资配药。对于救治大量烟民者，经地方官核实后照章请奖。至于官员吸烟，左宗棠决不宽恕。只要发现有人吸烟，必定在地方官政绩考评之中，加上“嗜好甚深”、“颇有嗜好”等评语，对其参劾革职，这起到了禁烟和强化吏治的双重作用。
左宗棠的精明干练、崇实黜华、义无反顾的作风，也打动了外国人。他们评论说，诚得各省大吏都像左宗棠这样尽心尽力，雷厉风行，中国人革除吸食鸦片的颓俗还有何难！此话不错。山西省也曾发布过禁种罂粟令，但地方官们将此视为官样文章，并不真正执行。当巡抚鲍源深下去视察时，各县只是在他经过的道路两旁一二亩地范围内拔去罂粟，种上禾麦，敷衍塞责了事，烟苗有增无减，与左宗棠的西部禁毒不可相提并论。
苍天不负苦心人，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左宗棠的禁烟成绩斐然。到左宗棠离开西部时，甘肃烟苗拔净，土地复耕。陕西境内，只是深山僻壤之地没有根绝，而在新疆地区，大致南路又比北路干净些。可以说，西北三省区烟源大大减少，烟价于禁烟开始时已经涨了上去，烟民因买不起烟膏在逐渐减少。其后烟价虽然一度降了下来，但不过是烟商们为了防止亏本，急于脱手而已。左宗棠在西部的禁烟运动，连外国人都竖大拇指，赞誉他“尽心尽力，雷厉风行”。1881年初，一个德国和一个奥地利人从上海出发去新疆哈密会见左宗棠，行程八个月，途经陕甘时，他们亲眼目睹了左宗棠的禁烟成果。
事实的确如此，几年来，这里粮食储备增加，颓风恶俗渐被遏制，社会风气开始由污浊向洁净转变，人们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天空似乎也变得更蓝了。
同病相怜好说话
按照清代相沿的惯例，汉员须具备进士出身，才能入阁为相，左宗棠只是一个举人，却被擢为军机大臣，可谓奇数和异数，因此李鸿章称他为“破天荒相公”。
没有那金刚钻，也不敢揽那瓷器活儿，这“破天荒相公”可不是随便就说说的。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从广西入湘，长沙危急，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力邀，来到巡抚衙门参赞军事。因他守城有方，太平军围攻长沙三月不下，只好撤围下岳州而去。张亮基因此升任湖广总督，左宗棠一直相随。不久，张亮基又调至山东，遭满人胜保所妒被罢官，左宗棠返回湘阴继续过着他半耕半读的悠闲日子。
遭遇了这次挫折后，左宗棠深感宦路艰难，良木难择，一头埋进了书籍与田园之中，决意不再贸然出山了。继任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早闻左宗棠大名，多次派人送信请出入幕府，他执意不从。
前文中提到左宗棠出山，是因为太平军逼迫。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骆秉章于心不甘，便想出一条锦囊妙计。一天，陶桄的公馆里来了个官差打扮的人，手持一张大红请柬，陶桄接过请柬一看，原来是骆中丞请他去做客，陶桄不知是计，即同来人前往。一进巡抚衙门，骆秉章命人好茶好饭细心伺候，每日里陪他到后花园看看景，聊聊天，就是不放他回家，暗地里故意派人在外面散布消息，长沙城里一时沸沸扬扬，都说骆巡抚将左宗棠的姑爷扣为人质，逼他赞助巨额军饷，如果不如数交出银子，还要皮肉受苦，左宗棠闻讯大怒，岂有此理，堂堂的陶家公子、左家姑爷居然成为勒索的对象！
左宗棠气冲冲地闯到巡抚衙门，骆秉章一见左宗棠果然前来，哈哈大笑，急忙“倒屣（xǐ）相迎”。左宗棠知道原委后，哭笑不得，感于骆秉章的诚意，遂答应全力辅佐，从此在骆的幕府里一待就是六年。六年里，骆秉章待左宗棠如心腹，倚左宗棠如股肱，话无所不允，计无所不纳。对于这个职位，左宗棠是当仁不让，既然你骆巡抚敢放权，我就敢放开手干，各色人事，该撤的撤，该裁的裁，该清盘的清盘，该登账的登账，无不敢作敢为。他代巡抚大人草拟奏章，写好了，也不管夜深四更，风冷霜重，硬是去把骆巡抚从暖暖和和的床上“揪”起来，让他奇文共欣赏。妙就妙在后者不但不生气，还拍案叫绝，跟着起哄，又搬出半坛美酒，与左宗棠一醉方休。骆秉章乐得当个甩手掌柜，事无巨细，均委托给这位铁笔师爷，任由他全权定夺。左、骆这对绝妙组合真是法力无边，不久湖南就内清四境，将石达开逼出湖南；外援五省，为在鄂、赣、皖等省前线作战的军队调拨粮饷、军械、船只，仅在咸丰六年至八年的时间里，就替当时正在江西作战的湘军解送饷银达290多万两。
左宗棠经常以诸葛亮自居，与人写信，不署自家姓名，只署“老亮”，有着很严重的“老亮”情节。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克复岳阳，因左宗棠参赞军事有功，打算为他请赏弄个知府当当。左宗棠听到后，立马谢绝。他后来给朋友写信，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唯督抚握一省之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而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意思就是说怕当这个知府辱没了武侯的名声，开始公然以武侯自居了。有一回，他与人聊天，说起料敌如神，便自吹自擂说自己能够“决胜千里之外”，又开始自比“老亮”了。与他聊天的那个人非常聪明，连忙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这一下可挠到了痒处，左宗棠顿时眉飞色舞，开心异常。谁知左宗棠不知见好就收，又谈及近代自比为孔明的人很多，意思就是说别人都是冒牌的，就数他最名副其实了。与他聊天的人看不下去了，又当即给了他一个苦头：“此‘葛亮’之所以为‘诸’也。”左宗棠听着话中有刺，顿时气得涨红了脸，却也无可奈何。
曾国藩、李鸿章走的是传统的科举之路，这是自隋唐以来读书人所走的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虽然艰难曲折，却是世人眼中的“正途”，而左宗棠三次会试，不第，干脆放弃了这条“学而优则仕”之路，不再读那些繁琐无用、空谈心性的四书五经，不效仿那些下笔虽有千言而胸中实无一策的儒生，改读《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历史地理兵书，这倒为他以后带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会试不第的阴影始终伴随着他，如果有人来见他，递的名帖上写着什么“进士”头衔，他很可能要晾人家半天，如果名帖上写的是“秀才”或“举人”，他不但会优先考虑接见，还有可能乐呵呵地冲过来与之握手。传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移任陕甘总督，途中路过江西九江，府县官员照例前来谒见。这些人均为进士科班出身，左宗棠难以与之找到共同语言，唯有九江同知王某“学历”不高，因此对他另眼相看，留下单独叙话。聊得兴起，左宗棠问王某：“你说是进士好，还是举人好？”王某知道左总督也只是个举人出身，于是朗声回答道：“当然是举人好哇！”果然左宗棠一听乐了，便问对方何以见得。王某说：“中进士后，要是做翰林，须致力于诗赋小楷；做部曹知县，也各有公务缠人，无暇专心修治实学。举人却可以用志不纷，最宜于讲求经济。而且，屡次入京赴考，饱览名山大川，足以恢弘志气；遍历郡邑名胜，也足以增长见闻，所以说举人强于进士。”这家伙真是口出莲花，死的也能讲成活的。左宗棠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王某走后，依然赞不绝口，称九江官员中王某品学最优。大家以为王某有什么特别的操行受到他的奖赏，随后才知道是“同病相怜”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