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第三次参加会试落第，这对他而言不能不有所刺激。因此，在他发迹后，对清廷中一些具有高学位的官吏，极尽傲慢轻蔑之能事。自己选用人才，也往往多看才能而不重视学位。我国封建社会那种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实在是压抑和摧残人才。但在当时那种社会风气下，学位往往被看成威望和荣耀的资本。以左宗棠的才能和个性，不能在会试中获取高位，这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严酷的现实使他意识到，科举这条道路不是为他这样志高才大的寒士所设置的，因此他“绝意科场进取”，从此把全部精力与心思都投入于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学”。科场角逐的失败，进而把他逼到了另一条道路上。
科场失意学诸葛
科场的不得意，让左宗棠的兴趣全然转移到了经世致用之学上。他开始更加勤奋地探讨农书，还在京城时，他就买了不少农书，打算回家后闭门苦读，实地考察，著成一书。左宗棠如此“执迷不悟”，对于当时正统的知识分子来说，不算是“离经叛道”，起码也算是“不务正业”了。他的举动也遭到了一些士子的冷嘲热讽，可是，左宗棠并不为所动。他从小就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性情刚烈而自信。他崇拜诸葛亮，敬仰他才华横溢，但左宗棠并不迷信，他更相信自己。当他给朋友写信时，经常会毫不犹豫地署名“亮白”。
道光十九年（1839年），左宗棠在自己的家里种桑千株，令家人养蚕治丝。同时，他继续从事舆地学研究，并密切关注西方资本主义侵华形势的发展，考察其侵华的历史渊源。左宗棠的所作所为，与当时沉醉于风花雪月或专习词章举业的士人学子简直是格格不入，但却得到了老师贺熙龄的赞誉。
同年，陶澍逝于两江总督任所，遗5岁孤子陶桄，左宗棠受贺熙龄之托，并因与陶澍“有一日之雅故”，遂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初前往安化小淹陶家，承担了给陶桄教书的义务。在陶家教书的八年中，左宗棠饱览了经书典籍。对此，陶澍之婿胡林翼曾作过如此评说：“左孝廉品高学博，性至廉洁。在陶文毅公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材第一。”
在这八年期间，左宗棠对陶桄像亲生儿子一样相待，将自己的学识逐步地教给他，另外，他也广泛涉猎了陶澍丰富的家藏书卷，再次精心研读了《皇朝经世文编》。
《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者是魏源。魏源（1794—1857），名远达，字默深，汉族，湖南邵阳人，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新思想的倡导者，林则徐的好友，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魏源曾经做过陶澍的顾问。在他所选编的《皇朝经世文编》中，大部分文章的内容集中在财政（特别是漕运）、公共工程和军事行政方面。魏源的思想代表了他那一时代一批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们亲眼目睹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的兴起，深切感到在官僚腐败的剥蚀下，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正在被削弱，清朝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康熙、乾隆时期的雄伟气魄，中央政府的白银储备也日趋枯竭，从18世纪初期的6000万两下降到19世纪50年代的800万两，清朝的绿营军也在多年的养尊处优中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因此，魏源选编的《皇朝经世文编》把保卫边疆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并将它列为关注的焦点。
魏源的思想对左宗棠的影响很大，并且，当时湖南的新风气最盛，这在无形之中也影响了左宗棠。委托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的是贺长龄，他与陶澍同为当时最著名的省级官员，试图在危机四伏的19世纪30年代，在清朝暮气沉沉的行政官僚制度上进行一些实际的改革。在湖南，经世致用学说得到了他们的关注。经世致用学说的中心思想是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中国的文人们不能再整天钻在纸堆里，把精力耗费在对国家毫无用途的语言学和词源学上；学是为了用，学识应用于行政，研究前人的知识是为了解决国家面临的新问题，通过改革来增强国家的实力。
在小淹的八年和后来在柳庄居住的几年，是左宗棠人生中最为平静、安宁的十几年。他潜心读书，似乎十分安心于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的生活，并写下这样的诗句：
柳庄二十二梅树，腊后春前花满枝。
娱我岁寒赖有此，看君墨戏能复奇。
便新寮馆贮琼素，定与院落争妍姿。
大雪湘江归卧晚，幽怀定许山妻知。
左宗棠和朋友们饮酒赋诗，煮茗论文，纵谈古今。他们以当今奇士自居，以三国时的诸葛亮自比。左宗棠自称今亮，胡林翼自称老亮，郭嵩焘自称小亮，被并称为湖南“三亮”。但是，田园式生活自娱自乐貌似逍遥的表面，掩藏不住他那忧国忧民的拳拳爱国之心，他对日益逼近祖国的内忧外患深感不安。这从左宗棠当时写的两首诗中就可窥见一斑：
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
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
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
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tuó）驼万里输官稻，沙碛（qì）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以几年节余款项购得湘阴南乡柳家冲的田地七十亩。第二年秋后，他便将一家妻小从湘潭迁往柳家冲。他在柳家冲七十亩薄田附近置了一份房产，用土砖垒了一圈围墙，建了一个简陋而又不失气派的大门。大门上端搭了一个草棚，草棚之下横悬一方匾额。匾额之上，是左宗棠亲手所书两个大字——柳庄。走进围墙门，是一块土坪，栽有几棵橘树和桃树。走进堂屋，便可见一条幅高悬于壁，条幅上写着“湘上农人”四字，简朴的家什透着一种整洁与随意。整栋房屋的后面，是为了抬高灌溉水位而砌的一条水渠，水渠沿围墙而走，穿墙向外流去，形成“流筋曲水”之风格。左宗棠对柳庄的经营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两年后，他写信给贺熙龄说：
宗棠以平素乡居之人，所移之处距老家不过十有余里，又举其田与同祖兄耕作，蠲（juān）其庄钱，冀少资其照护，视全无因倚者难易固殊矣。然数月来，悉心区画，事事筹备，已觉劳苦之甚。目下虽俱有头绪，然疾病求医一着，尚未有以处也。
七十亩农田，都按古农法耕种，主要栽种稻谷，每年清明前后播种，重阳时节收割。左宗棠是位思想活跃的文人，在农事上也不愿“全法古人”。他利用每年几次往返安化与湘阴的机会，走访农家，观察农田，将别处好的种子、好的耕作方法带回柳庄，督工耕作，亩产量均高于一般农户。他还利用空坪隙地栽种了一些茶树、桑树和竹子，以尽地利，以丰收入。湘阴产茶，就是左宗棠首创。
1846年，他高兴地写信给贺熙龄说：
茶园所入，今岁差可了清国课。逐渐增加，于人事不无裨益，倘更桑竹之利成，其可以存廉耻而广惠爱者大矣！
柳庄务农，带给左宗棠的是“别有一番乐意”。在此期间，他还撰写了一部农学著作，自拟书名为《朴存阁农书》。他在广览诗书的同时深深地感到，自己阅读过的书虽有成千上万册，但赏心悦目的不过数种，而其中“实学绝少”，从古至今，传世的农书更是少见。泱泱中华，千年以来以农为本，务农是人生第一要义，为何不趁自己精力能及，为种田人写一本书呢？
这一想法持续了好几年。
这一想法准备了好几年。
左宗棠处处留心，孜孜不倦地收集着、书写着。为了证实“深水插秧、浅水耙田”这句农谚的可靠性，他不仅询问了几十位种田能手，还亲自下田扶犁掌耙，插田抛秧。《朴存阁农书》将农事分门别类写了10多篇，对于乡居所必需的常识，诸如栽种、收割、畜牧乃至筑墙、挖沟等等，一一做了叙述。难怪有人一直说：“左宗棠务农，不仅为养家糊口，实在是有志而又有兴趣地对农学作一番研究呢。”
数十年后，在西北戈壁，行军打仗过程中的左宗棠仍随时不忘教士兵种树，劝人民耕种，也许这就是源于他当年的那段务农经历。
身卑未敢忘忧国
19世纪初期以来，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封建社会已日益衰落。政治日趋腐败，整个统治阶级奢侈腐化，到处充满“官以贿成，刑以钱免”的现象。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一路寻欢作乐，劳民伤财。地方官收缴田赋时，在法定的数额之外，还要加收“火耗”（官府将征收的散碎银子重新入火加工铸造，炼成银锭，上缴国库，其中的损耗，称为“火耗”），以充填其私囊。道光年间，这种“火耗”一般都在1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40％～50％。各级官吏巧取豪夺，贪污成风。
清朝国家政权的基本军事支柱是八旗兵和绿营兵，主要负责京师的卫戍和全国各省区的驻防。清朝的军队也逐渐腐化。崇尚武功、强悍勇猛的八旗兵，入关之后，承平日久，武事荒废，疏于操练，终日饮酒作乐，军队的武器装备也日显落后。
正当清王朝国势日渐衰微没落的时候，欧美的资本主义却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
英国的资产阶级在17世纪中叶首先取得政权，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一个世纪之后，以蒸汽机为先导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开始了，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阶段向机器大工业阶段的飞跃。在英国的棉纺织业中，出现了许多大规模的织布工厂。从1770年到1840年这70年间，棉纺织业的棉花用量增加了100倍。交通运输业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轮船和蒸汽机车被普遍使用，并带动了煤矿、钢铁和机器工业的发展。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进入19世纪后，法国的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机器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中。1815年至1840年，法国的棉织产量增长了3倍，成为实力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在18世纪80年代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摆脱了英国殖民地的附属地位，成为美洲第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9世纪上半期，美国进行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的国家。美国的农业机器生产数量超过欧洲各国。1850年的美国铁路线长达15000千米，居世界第一。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本国的原料和商品市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需要了。开拓新的殖民地，寻求新的原料市场和商品市场，成为各资本主义强国的目标。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资本主义的严重威胁和撞击，把古老的中华民族推到了一个剧烈动荡和社会巨变的时代，迫切需要应时的人才出现。可是像左宗棠这样才学超群的人物，竟在偏僻的山乡整整埋没了20多年，这足以说明封建制度的腐败之深，这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民族的不幸。直到19世纪30年代鸦片战争前，古老封闭的中华民族仍然吸收不到外面的新鲜空气，传统文化沉积的糟粕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是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毕竟哺育了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民族，每当历史的紧要关头，都会涌现出一批代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杰出人物。他们应时代的需要而生，又为推动历史的进程而拼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