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对电影的热爱及其给我的机缘，让我得以在几乎是绝境中找到了能创作下去，或夸张一点说能生存下去的信心。所以，日后就真分不清我的诗是真正的诗，还只是一些电影幻觉的笔录。我也不去管这些了，反正自己又有了创作的愉快就满足了，我也确实没立志做一名诗人。这样，我就越来越偏爱电影。电影可以让我有想象的冲动，她时刻击打着我的卑微，让我在病中、在工厂的劳动中、在街头、在书店的闲逛中，及在电影院门前的徘徊中，感到一种希望。这希望实在渺茫，却让我苍白而无力的青春终没有蒙羞。因此，1988年，在我的一次病中出走岭南的道路上，我的箱子里藏着的仅有的文字，是几本《世界电影》，和一卷诗稿。
京沪线列车在雨中
你用一些破碎的饼干，在我面
前
拼凑诗章，我的汗水淋漓
却故作悠然——九百里风雨
中
我们相互欣赏，像欣赏你我无
意
刻画的忧伤
或许是为了抵抗时间的漫长
我们用一些陈旧的构思
谋杀对方——以此为乐
以此互诉衷肠
窗外，水漫过了树梢和新盖的
瓦房
于是，我们迅速换装
扛起那一丁点劫后的家当
各自逃亡——像躲避一场瘟
疫
躲避我们空心的惆怅
车厢空荡荡，静静地保持着一
个作案现场
1989年，我已清晰地看出我的诗其实是我想象中的电影。然后，就到了那个令人难忘的夏天。
今年春天，一个德国记者对我说，中国另几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导演都分别向她表示过，1989年对他们产生过一生中可能是最深刻的影响。当时我心里想，原来大家都一样啊，尽管红尘滚滚，已过了十几年。开头，我提到的那个韩国影评人，她其实是为了一本书的写作，才有机会与我交谈，书的名字她已想好，叫《后天安门时代的电影》。我想，如果“文革”是第五代导演的成人式的话；那么1989，或许就是我们的成人式吧。这一年我二十五岁，在这之前，我是一个迷茫的人，没考上大学，又当不好工人，被工厂开除，身体又不好，流浪了一阵，又不敢再走下去，回了家，正准备在街头立一个书报亭子，卖书卖报，了此一生。诗和电影都不过是能维持我在此一生中不郁闷疯狂、不绝望的药。但1989年以后，我有了变化。十五年以后的今天，我看到一些变化的结果，不出所料，却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思想和人格的初呈。
二十五岁以前，在南京，作为一个工人、一个文学青年、一个电影爱好者、一个胸无才志的业余诗作者、一个病弱而性压抑而想入非非的不正常青年，他的诗就是他想像中的电影，就是他活着的简装理由。这让我想到法国新浪潮时期的巴黎电影青年，想到今天中国各地敏感而执着的DVD及DV青年，我也曾跟他们一样痴迷，不如他们的是我当时手中没有超8或索尼150。1980年代在南京，我只独自一人，用纸和笔描述我的电影梦。而其实，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尤其是一个南京的文学青年，骨子里却是一个不屑于动手操作、蔑视机器、懒散、阴郁却如天马般的隔世看客，换句话说，假如1980年代南京有索尼150，我是否会举起它去拍摄我的所谓诗电影？答案是不可能。1989年以后，我开始有了变化。我觉得不能这么活下去了，我隐约看见有另一种广阔的新生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