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虎坊桥的工友张××家换上一件浅灰的夹克时，我对刚才攀爬纪念碑放置花圈的行为略后怕，并决心再返广场后只当看官、绝不当角。可我一来到天安门那节日（的确也是丙辰清明节）的广场，肾上腺素又活跃了。凑近纪念碑，就有人认出我：都在找你呢，你干吗去了——嘿，你换了件衣服。我说：刚去吃早点了（的确吃了）。我又和刚才几个爱挑头的汇在一起，望着激动的人群我脑子一热，就高呼口号，大概有：打倒法西斯；悼念总理无罪；人民万岁；镇压群众没有好下场。我练过美声和朗诵，别的领呼口号者的声音没我的高大，所以从虚荣心的角度说，随我口号的人最多。有人喊：唱《国际歌》吧。我起了头。我头一次起这个歌的头，自己的血先小沸起。又有人喊：让我们走向天安门。反正稀里糊涂，我成了第一排中的人。
开始第一排很宽，至少有二三十人，后越走越窄——可能有人忌讳前面老有人给我们拍照。快走到国旗时，第一排仅剩十几个人。我在偏左侧一些，我的左面挽着一个女青年——她个不高，手臂软软的，感觉真好，我都能试出她腋下的热气。我的右侧挽着的是最能“煽风点火”后来也是谈判代表的王×。我们的前面总是有黑洞洞的镜头——就算有公安局的又怎么了，让你们丫照个够——就算那镜头变成枪口又怎么样啦，让你们丫开枪吧。当时我心里疯疯狂狂，必死的决心油然天降。
可就快接近国旗时，《国际歌》唱完了，并且已经多唱了好几段，我们这群昂首挽臂挺进如敢死队的人忽然不知干什么好。因为没有公安和民兵阻拦我们——没有反作用力也就没有作用力，因为我们也不知要到国旗下干吗——可能集体意识忽然空白了。我们几排人尤其是第一排的人还没等尴尬太大，忽听有人喊：我们去大会堂找花圈去。于是我们别别扭扭就散了队形，又一哄地奔向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大约已经10点半了，上午的班肯定赶不上了，但我在广场上再玩一个小时也能保证下午的班不迟到。
刚才又有不少人给我照相了（当然“四五事件”平反后我应人民日报社王×之邀去某报社看“四五事件”的片子时看到当时我们手挽手、大张着嘴挺进国旗的那张照片，其中在左侧的我歪着头挺着胸炸着头发，随后我又在中国美术馆看到了这张放大的照片）。
这几天来广场的老泡（有正义感的痞子）都知广场上有不少便衣专门盯梢并在对象离开广场后将其扭进公安车中。我的胆子忽大忽小；虚荣时大，静思时小。我在走向大会堂的途中，也不断打量有没有使劲打量我的人，可我哪学过反侦察呀，根本看不出谁是雷子。
这天广场上人少多了，也因各单位紧急传达不许职工去天安门广场。昨天（4月4日）广场同时估有百万人，总人次达到二百万，花圈就有三万多。广场上各种消息仍在蜚传，什么邓小平昨天也来广场了，什么昨晚清场也是老华（华国锋，当时国务院代总理）的主意，他说坏人跳出来了；什么吴德（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说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是邓小平准备好的反革命事情。在中国，不少上层领导的新动态，有时一夜就能传入市井——中国人是一个爱传递隐秘消息的种群。
中午快到了，我离不离开广场呢？算了，破罐破摔吧，再说法不责众，那么多人“闹事”，凭啥单抓我，我又没喊“打倒”的口号，我是来悼念周总理的，我也没喊拥护邓小平（在1976年二月，报上已点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最早在1975年底由清华大学工宣队头子迟群、谢静宜对刘冰的批判已波及到邓小平、胡耀邦等人身上，并且某些上层领导已认定邓小平是广场群众活动的总后台）。
我随着人群拥向了人民大会堂东门的半地下室门口（在台阶以北），但被层层士兵人墙阻住。士兵也手无寸铁，却挽起臂膀，死命抵挡着人群拱动式的冲击。人群中乱喊着口号，也有骂语。士兵们啥也不说，有当官的说这里真的没有花圈。人群是有些像乌合之众，至少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有一个中年人（估计不是对方的人）因说不应冲击大会堂便被几个人拳打脚踢，直到他喊冤我也是来悼念周总理的，才得以摆脱。打他的人一看就是胡同串子（小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