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为什么要研究同性恋现象
同性恋这一性取向是指以同性为对象的性爱倾向与行为；同性恋者则是以同性为性爱对象的个人（男人或女人）。虽然同性恋现象古而有之，但同性恋这一概念却是晚近才出现的。随着十九世纪对人类个性发展与人类性行为研究的开展，人们才开始了对同性恋现象的研究，创造出同性恋这一概念。今天社会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同性恋一词，英文写作homosexuality。homo这一词根的本意是希腊文“同样”之意，而非拉丁文“人”之意。
同性恋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社会学研究的理想课题。说它理想，是因为同性恋现象外延清晰，内涵独特；同性恋作为一种亚文化（subculture），有着它独特的游离于主流文化的特征；同性恋者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具有独特的行为规范和方式。因此，世界各国的社会学者都很喜欢这个题目，对它做过大量研究。
仅从1898年到1908年间，关于同性恋这一问题的出版物就达到一千种以上，本世纪随后的90年间，关于同性恋的研究就更多了。然而，在我国，除了散见于报章杂志的零星文章，直到90年代以前竟没有一部关于同性恋的研究专著，这实在是令人惊异的事情。作为国内社会学对同性恋现象的首次研究尝试，我们不能不感到责任重大。
在中国做事讲究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在研究之前，我们首先应当阐明，为什么要研究一种仅属于人口中很小一群人所有的亚文化。
首先，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莫大于文化上的差异。社会学反对文化中心主义，而持如下观点：各种文化在各不相同的环境中产生，人在其中，有出生有死亡，有婚丧嫁娶，有前因后果，完全可以自圆其说。不可以认为，一些人所属的文化高级，另一些人所属的文化低级；毋宁说，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活法。对于同性恋这一亚文化，也应当如此看待。
其次，如果同性恋行为模式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其他动物中没有这一现象，在人类中也只是极个别人才有，那么研究它的意义就会降低。但是如果我们证明，它不仅是人类活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整个哺乳动物世界中普遍存在的行为模式，那么事情就完全不同了。（金西，第199、200页）
动物学研究发现，许多灵长类动物，如猕猴、狒狒、黑猩猩等，都有同性性行为。有人以此为依据提出，人类的同性性行为因此也不能认为是违反自然的。但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不少灵长类动物中的同性性行为，其内容主要不在于性，而在于以这种动作表示自身对对象的统治地位，或者是以同对象加强联系为其目的的。
大量已有的研究表明，同性恋者虽然在整个人口中占少数，但其绝对数量并不少；尤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跨文化而普遍存在的现象。怀特姆在对美国、危地马拉、巴西和菲律宾四国的比较研究中曾得出过下列重要结论：（1）这些社会中都存在着同性恋现象；（2）在这些社会中，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十分接近并保持稳定；（3）社会规范既不能阻碍也并不助长同性恋倾向，换言之，同性恋倾向并不会因为某个社会对它持严厉的否定态度而减少，也不会因社会规范的宽容而增多；（4）只要存在一个足够大的人群，就会产生同性恋亚文化；（5）虽然所在的社会不同，同性恋者在行为兴趣和职业选择上趋于一致；（6）所有的社会都会产生相似的性关系连续体，从男同性恋到女同性恋，种类齐全。怀特姆认为，同性恋不是由某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产生出来的，而是在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性行为的一种基本形式。（怀特姆，1983年）
凯查多利在人类性行为基础一书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同性恋者当中既有穷人也有富人，既有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也有无知无识的人，既有有权的人也有无权的人，既有聪明人也有愚笨的人。同性恋存在于各个种族、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信仰的人们当中。（凯查多利，第329页）
无论是同性恋者还是一般公众都十分关心同性恋的发生率问题，因为这是有关同性恋存在状况及其重要性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对这一事实，同性恋群体尤其敏感。一个典型事例是：当1994年全美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同性恋者在美国的比例只占总人口的2-3%时，立即引起了同性恋社群的质疑和抗议，认为研究结果不可信；虽然该项研究结果还表明，在大城市，同性恋的比例高达10%。
早在概率统计在社会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之前，就有许多社会学家和性学家对同性恋行为在人群中的发生率以及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作过多种估计。
根据德国著名性学创始人，第三性理论的首创者和同性恋现象的最早研究者赫兹菲尔德的估计，同性恋及双性恋这两种人要占到全人口的1%至5%。蔼理士在1936年估计，当时英国的同性恋者约占总人口的2%至5%。同年，特曼和米尔斯估计，同性恋在大学生中的发生率为4%。1947年，麦克法兰估计全美同性恋发生率为6%。据海德估计，有80%的男性和90%的女性是绝对的异性恋者；约2%的男性和1%的女性是绝对的同性恋者；其余的人有不同程度的同性恋和异性恋经历。劳曼（Laumann）调查（1994年）表明，自认为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者的人在男性中占2.8%，女性中占1.4%；5.3%的男性和3.5%的女性在青春期后与同性者发生过性关系；7.7%的男性和7.5%的女性承认对同性有过性欲望；10.1%的男性和8.6%的女性有过对同性的性欲望或性经历。（Hatfieldetal，115）1995年，有报道说，同性恋者在美国占总人口的10%至12%。（谢荣镇，1995年）在英国人口中，有约10%的人自己承认是同性恋，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占的实际比例可能比这个数字高。包括一些在行为上是双性恋的人在内。（Austinetal，148）此外，据一些军队心理医生估计，军人中的同性恋发生率达10%或更高。佩克的调查表明，在大学教授中10%是同性恋者。
由于有多项调查发现同性恋占人口的10%，美国成立了10%协会（TenPercent Society），意指总人口中的十分之一是以同性恋倾向为主的，尽管其中有人有过异性恋经验。学界目前对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一般看法是：十分之一也许比实际数字高了一些，但并不是高得太多。（Hyde，438）
另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报告了高得多的发生率。汉米尔顿在1929年发现，18岁以上的人群中，同性恋发生率为17%；拉姆齐在1943年的研究表明，高中生中的同性恋发生率为30%；辛格在1947年提出，大学生中的发生率为27%。我们怀疑，这些比例过高的发生率是有过同性恋行为的人在人群中所占的比例，而前面提到的较低的比例才是绝对终身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有些研究者确实为这种区别作出了明确的定义：例如贝尔的调查结果就申明是有过同性恋行为的人所占的比例，在他所调查的人群中，竟然有三分之二的调查对象在19岁以前有过同性恋经历。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一些阿拉伯国家，由于女性难于接近，男性的首次性交大多与妓女或男孩进行。有调查表明，40%的男青年的首次性交是同男孩做的。（Hatfieldetal，120）
不少调查进一部将累积同性恋行为发生率与上一年同性恋行为发生率加以区分。1989年美国的调查表明，至少有20%的男性通过同性性活动达到过性高潮；7%的成年男性有同性性行为；在上一年有过同性性行为的在男性中占2%。这是比例下限，因为同性恋行为是属于自诉调查中人们容易隐瞒不报的一种行为。法国199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上一年有同性性行为的男性占1.1%，女性占0.3%。（Hyde，436-437）
中国近年来的一些调查表明，大学男生中有过同性性行为的占16.6%；仅有心理倾向的占8.4%；两者兼有的占4.2%。（潘绥铭，第411页）另一说是大学男生中有过同性性行为的占到7.0%至8.3%。（刘达临，第113页）
著名的金西调查规模宏大，方法较为可靠，是权威性较高的数据。金西指出：对发生率的估计可以有天壤之别。许多人认为，同性性行为者少而又少，除了在医院里，人们常常一辈子也碰不上一个。但许多自己有过同性性行为的人则说，与自己同样的人占人口的50%到100%。（金西，第203页）我们的调查对象中也有人作出过类似后者的估计，据他们说，60-70%的男性都有过同性性接触。当然，这类估计仅仅反映出被调查者的个人感觉，不足为凭。
金西调查对仅仅有过同性性行为的人和绝对的同性恋者作了明确的区分，并提供了这两种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可靠数据。他指出：青春期开始之后的白人男性中，有37%的人至少有过一次同性恋行为（另一说为37%到50%）；有4%的人终生只有同性性行为（绝对同性恋行为者）。此外，少年组的60%和青年男子组的48%，在少年期曾参与过同性恋活动。（金西，第211-213页，第304页）在去除金西样本中教育程度偏低及有过入狱经历的个案偏多等偏差因素之后，估计全人口中大约3%到4%的成年男子是纯粹的同性恋者。这或许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能够得到的最佳估计。（盖格农，第12章）
按照金西对美国同性恋者数量的统计和怀特姆关于各个社会和各类文化中同性恋者所占比例均十分接近并保持稳定的权威说法，可以推测，同性恋者在我们的社会中也当占到成年人口的3%至4%；如果关于同性恋成因的先天说可以成立，在未成年人口中的潜在同性恋者也应达到这个比例。
对于这样一个相对数量稀少但绝对数量庞大（在我国约为3600万至4800万）的人群，对于这一群有着独特生活方式、独特性取向的人们，我们至今几乎一无所知，难道不应当对他们产生某种程度的好奇心吗？
第三，人们为了对某事作出判断，必须知道有关它的基本事实。对事情作出自己的判断是现代人特有的乐趣。在中世纪，人们是享受不到这种乐趣也消受不了这种乐趣的——他们由别人来替自己作判断，如上帝和教会，自己是断然不愿惹这种麻烦的。弗罗姆论述过的逃避自由就是指的这样一种情形。如前所述，为了享受到自己对事物作判断的乐趣，首先要了解有关判断对象的全部事实。这项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我们社会中那些愿意对同性恋现象作出自己判断的人们提供基本的事实依据，即同性恋在中国的实际状况及其行为方式。
有的人说：我不需要知道同性恋是什么样的，就可以知道它是不道德的。这种人以为，对包括同性恋在内的许多事情，自己最好保持一无所知的状态。或者，越是对它一无所知，就越能保持自己心灵的纯洁，保持自己憎恨同性恋的道德观念。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这显然是一种胆怯的态度，驼鸟式的态度——你对某事一无所知，它就会因此而不复存在吗？
有的人说：我不需要知道同性恋是什么样的，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有病的，需要加以挽救的。这种人的思维方式仍属于中世纪的范畴。即使同性恋者是需要加以救助的，我们也必须首先知道他们究竟是谁，在哪里，如何行动，是否需要我们的救助等等。就像一度流行过的一种颇具文化中心主义意味的说法：我们要去解救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这种曾经被人们极其认真对待过的说法，已经变成了一个笑话。它的可笑之处在于：首先，我们并不认识这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其次，我们不知道他们受的是什么苦；另外，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在等待着我们的解救。同理，当我们要去挽救同性恋者之时，如果一不认识他们当中的任何人，二不了解他们的处境和行为方式，三不了解他们是否需要我们的挽救，那么我们就会陷自己于可笑的境地。
在讨论同性恋产生的原因时，一种理论往往就是对同性恋的一种定义。假如你接受了遗传论，就可以说同性恋是一种遗传现象；假如你接受了心理分析理论，又可以说它是一种心理变态。这些理论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同性恋是一种存在，而这一点恰恰是最重要、最基本的。
我们说同性恋是存在的，是指有一定数量的男人或女人经常受到与自己同性别的人的吸引，这种吸引既有精神上的，也有肉体上的；他们之间会发生恋爱，过性生活。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事实。至于具体是因为什么，或者应当如何对待他们，则是另一个问题。如果要研究同性恋，就必须正视这一基本事实。
以往有些同性恋研究，在接触研究对象之前，就认定同性恋是罪恶、是道德败坏、是反常变态等等。从视同性恋为变态这一前提出发所做的任何研究，其结论必然认为它是变态。当然，不能说这类研究毫无意义，因为它可能有所发现。可惜的是，它发现的一切都在变态的范围之内；假如同性恋有非变态的一面，那么一定研究不到。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在研究开始之前，首先要明辨是非，说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就使研究者陷入了一个两难窘境：在一切研究开始之前都应有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研究的客体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通过研究来发现真相，是我们的目的。既然不知道，又怎能预作结论道，它是错的或它是坏的？假如你都知道了，还研究什么？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没有必要也不应当作价值判断。但是，世界上已有的同性恋研究，不少都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回顾已有文献不难发现，同性恋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全是对研究者有利的。身为同性恋者的研究者所做的研究，总是把同性恋往有利的方面说（如赫兹菲尔德的第三性理论等）；异性恋者的研究则把他们往不利的方面说（变态、罪恶等等）。在我们看来，一项有意义的研究，其价值不在于道德评判的份量，而在于其中要有所发现。这就是我们做这项研究的主要原因和要达到的目标。
第二节 同性恋现象普遍存在
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历史上、在各个文化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无论是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还是在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无论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还是在远古时代。
在许多未开化与半开化的民族中，同性恋是一个彰明昭著的现象；有时它在当地的文化中，甚至占据着优越的地位，同性恋者因其特异性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仰慕。
在四千年以前，古埃及人把男性之间的性爱行为看作神圣的事情，传说中认为，霍禄士和塞特这两位大神有过这种行为。（蔼理士，第283页）在古埃及的后宫，每个女人都有一个亲密的同性朋友。古印度也有类似的情况。
古代非洲北部的迦泰基人、希腊人的一部分祖先杜仑人、古代黑海以北的西先人，以及后来北欧的诺曼人的历史中，也都有关于同性恋现象的记载。（蔼理士，第283页）
根据记载，在古代的美索布达米亚，也有大量同性恋现象存在，并有许多男妓专门为同性恋者服务。在巴比伦的神庙，男妓聚集在特殊的妓院中，由教会实行监督，由主教负责管理。
在一些伊斯兰国家，由于女性与世隔绝，不易接近，又不受教育，在社会中没有地位，导致了男性中同性恋现象的风行。有些国家还有成年人喜爱青春期前幼童的风习，认为他们的容貌可以同美丽的女孩媲美。
拉丁美洲三大文明之一的玛雅文明，记载了青春期的同性恋现象，有专家认为，玛雅文明属于喜爱同性恋甚于异性恋的文明。玛雅的男孩在结婚之前，父母通常会给他安排一个男性玩伴（男奴），以满足他的需求。玛雅人还认为，成人之间的同性恋是天性使然，难以改变，因而对同性恋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同性恋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还是古希腊文明中的情形。在古希腊，成年男子常常同已经渡过青春期但尚未进入成熟期的少年发生热恋，尤其喜爱12岁到16岁之间的少年。在公元前6世纪到4世纪这200年间，希腊人把同性恋视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分支，当一个少年接受完传统的基本教育之后，即被置于一个年长男子的羽翼之下，这成人被称为爱者（lover）；少年被称为被爱者（be loved）。这个成年人通常三十出头，负责少年的道德与心智发展教育，以仁慈、理解、温暖及纯粹的爱对待少年，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这少年道德上的完美。在战争中，他们并肩作战；如果少年犯错，这成人要替少年受罚。少年长大成人后，或者结婚，或者成为另一个少年的保护人即爱者。
在战场上，同性之爱也得到赞赏。在不少战役中，斯巴达的军队都因士兵的这种同性之爱而赢得了战争。柏拉图对此曾作过如下评论：一小群彼此相爱的士兵并肩作战，可以击溃一支庞大的军队。每个士兵都不愿被他的‘爱人’看到自己脱离队伍或丢下武器，他们宁可战死也不愿受此耻辱……在这种情况下，最差劲的懦夫受到爱神的鼓舞，也会表现出男人天赋的勇敢。著名的底比斯圣军，就是全部由一对对彼此相爱的士兵组成的。他们转战33年，立下辉煌战绩，最后才被马其顿帝国亚力山大大帝所击溃。在最后一次战役中，300名圣军全部光荣战死或受到致命的创伤。（唐纳希尔，第41-44页）
雅典也盛行同性恋爱。史载雅典政治家阿西比亚德将军就是一个这样的传奇人物。他十七八岁时，成为当时雅典城内个子最高、长相最英俊的青年。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一大群男人追随。这些男人把他当作美丽的少女一样与他调情，向他求爱。他扮演荡妇的角色十分在行——奚落他的倾慕者，或与他们调情，把他们弄得十分尴尬。如果他心情好或是有利可图，他有时也给这些同性恋追随者一点点恩惠。于是他成为雅典青年心目中的偶像。（亨特，第19-20页）
总之，希腊人认为男性是近乎完美的造物，因而是更加理想的爱情对象。对于那些有文化修养、兴趣高雅的男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们将精神上的投契作为爱情追求的一部分。尚未成熟的英俊少年比异性情侣更能燃起他们炽烈的感情之火，他们有着姑娘式的腼腆、精力旺盛、朝气蓬勃，男子汉的气质正处于含苞待放之时。这种爱远远超出了纯生理的范畴，成为一种高雅的、具有美学意义的情趣。柏拉图甚至认为，神圣之爱只存在于男人之间，只有男子之间的爱情才是情感的真正贵族与骑士形式。在他的著作中是这样赞扬男子之间的爱情的：通过对男孩子的夜晚之爱，一个男子在起床之时开始看到美的真谛。（转引自拉里亚，第128页）斯特拉顿则说：12岁的男孩惹人喜爱；但是他长到13岁就变得更美了；14岁时少年的爱之花更加芬芳馥郁；而15岁更增添不少魅力；16岁则是尽善尽美的年纪。（转引自坦娜希尔，第89页）
此外，古希腊还允许同性恋男妓的存在，尤其在雅典更是如此，外国人可以长期包租男妓。尽管少年卷入父母要受惩罚，但真正被送上法庭的人极为少见。在公元6世纪时，罗马男人也常为漂亮少年付钱。当时在自由人中还有一种习俗，即为少爷配备一个同龄的奴隶少年，以满足他最初的性欲望。总之，从公元前6世纪早期到公元前4世纪早期，整整盛行了两个世纪。（同上，第89页）
在古希腊，不仅有男同性恋，当时女同性恋的风气亦很盛行，有些女同性恋者打扮成男性的模样，参加打仗和狩猎活动，同另一个女人结婚，两人像夫妻一样相处。据说女诗人萨福在莱斯波斯岛上建立了一个女子学校。她的诗名极盛，被誉为第十缪斯。她虽有丈夫子女，却一个接一个地爱上了她的学生，最后因遭到一位女恋人的拒绝，蹈海而死。另外，据说女同性恋的风气在罗马时代比古希腊时更为盛行。
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公元10世纪，日本的佛教徒间有一种古希腊式的传统；他们喜欢古希腊那种师徒关系，一个年长的僧人作为师傅和保护人，年轻的僧人则以爱和献身回报。常常有和尚与漂亮少年同居的事情发生。每个武士也都带着一个少年，经常为争夺少年而引起决斗。三岛由纪夫写道：美少年体现了一个理想的形象——他实现了一种未吐露的爱情的理想。（转引自布鲁玛，第131页）到了17世纪，这种古典形式被成年人之间的同性恋所取代，后者在完全由男性演出的日本戏剧中表现得极为普遍。直到19世纪中叶，日本还有提供男妓的茶室。
1687年日本作家IharaSikaku的作品男性之爱镜描写了一个男人对男女两性的感觉和在二者中权衡利弊的情景，诗中写道：二者择一，要哪一个：一个在镜子前面自我欣赏的十一二岁的女孩，还是一个在刷牙的同样岁数的男孩？躺在一个拒绝你的妓女身旁，还是小心翼翼地与一个受痔疮之苦的卡布奇（Kabuki）男孩交欢？照顾一个身患肺病的妻子，还是养一个不断向你要钱的青年？在明亮的屋子里享用一个买来的男童戏子，还是接过一个要求你和她一起去死的陌生妓女的剃刀？（Halperin, in Stanton，257）这首诗表明，在当时的日本，人们对同性恋与异性恋同等看待，只是把同性恋视为爱情中的一种，并无歧视。
在18世纪的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女性在一切方面占据突出地位。或许是出于对这一状况的反感，社会上层形成了一个男同性恋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不同女性发生任何关系。它的成员中有许多是贵族，王子也卷入其中，惊动了路易十四，使得他不得不亲自过问此事。
带有商业色彩的同性恋是19世纪现象的一个主要特征，特别是在英法两国。法国的男娼起步较早，在放弃了焚烧女巫的陋俗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一风俗改变为焚烧同性恋者。但是到了1725年，人们的观念已改变了许多。拿破仑法典对同性恋的惩罚措施作了相当程度的放宽。到1806年，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即使不是司空见惯，至少已受到容忍。当时巴黎有数百名男妓，其中最有名气的一位名叫安德烈，其夜度资高达1800法郎，而当时一名技术工人的日薪仅有2至4法郎。（唐纳希尔，第224-225页）
在英国，法律对同性恋行为比较严厉。著名的王尔德案曾引起轩然大波。王尔德因同性恋倾向被判处两年徒刑。在1900年他辞世之后，他的书籍和剧作被禁，致使出版界和文艺界噤若寒蝉。在当时严厉的气氛中，就连蔼理士的科学著作也遭到查禁。
20世纪初，德皇威廉二世时，德国同性恋人数很多，根据赫兹菲尔德的说法，当时柏林有2万名男妓（一说6千人，一说2千人），因此法国人称同性恋为德国病。尽管德国当时关于同性恋的立法十分严厉，但只在涉及诱惑少年和引起公众舆论注意时才适用，而且只对无名百姓才适用。当时，民众中关于军队、行政、外交部门的高级官员中有同性恋者的传言愈演愈烈。柏林一家刊物甚至宣称，在最高层有个同性恋集团，形成了第二政府，蒙蔽皇帝。于是，揭露这一集团成为一种爱国行动。出版商哈顿发表了攻击同性恋的文章，引起全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围攻。有人证明王子也卷入了同性恋阴谋集团，并因此导致王子引退，朝野议论多年。当时，一般公众都能识别同性恋者，讥笑他们是第175条的人。这是指德国刑法典第175款而言，该款禁止男性同性恋行为。
在世界上现存的一些部落文化中，有相当一部分允许同性恋活动。这一现象意义十分重大，它表明，对同性恋的压制并没有自然的依据，只是文化和时代的产物。
在美国西北部的一些原始部落例如卡迪克部落中，人们把儿子当女儿养，让他们穿女孩服装，作女孩的事情，并只同女孩游戏。到了10岁至15岁时，就令其同有钱的男人结婚。
在澳大利亚西部的肯伯雷地区，男子成年后如果找不到女人，就同少年妻子一起生活。在澳大利亚南部，没有妻子的老人往往有一两个少年陪着过日子，老人忌妒地监视着他们，用他们作对象。
北非的斯旺人中普遍有男同性恋行为，显要的斯旺男子相互借用对方的儿子，公开谈论他们之间的男性性爱，就像讨论与女性的性爱一样毫无忌讳。已婚和未婚的男子都遵循习俗的要求进行同性恋活动。如果一个斯旺人不同其他男子发生性行为，就会被视为怪人。
在太平洋西南部的马来西亚岛上的土著民中，年轻人通过手淫达到快感作为异性性交的替代是受到鼓励的。对于男性来说，同性恋关系得到社会赞同。在一生的某些时间，几乎每个男性都从事深度的同性恋活动。此类活动在社会中可以公开讨论，它被当作像手淫和婚内性交一样正常的事情。同性恋活动一般由前戏开始，其中包括相互的或单方面的手淫，以达到快感的为其结尾。（Davenport, in Beach，119）
在马来西亚的萨比亚（Sambia, Papua New Guinea）文化中，男性要经历三个性阶段。首先，他们进行口对活动，是用口的一方，通过他人的精液获得成年男子的能力。随后，在他们积累了足够的精液之后，他们成为活动中用的一方。在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所有同性恋活动都停止，他们被社会承认为成年男子，娶妻生子，进入完全的异性恋阶段。这一文化中的仪式化的同性恋活动不是绝无仅有的，在马来西亚，有50个以上类似的文化具有类似的仪式化活动，以保证儿童得到适当的性别培养。（Abramsonetal，13）
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一些部落中，常有一些男子作其他成年男子的妾。据推测，这种习俗的源起可能同男女性别比过高有关。
在夏威夷岛国的一些人种中，同性恋现象也很普遍。
在爱斯基摩人中，有些女性拒绝同男性结婚，自己却表现出男性的行为作风。
在关于同性恋现象的调查当中，除了对单个国家和社会的研究之外，还有大量综合性研究。对135个社会中的120种文化的调查统计表明，48%的社会反对同性恋；8%忽视同性恋；27%接受同性恋；在其余17%的社会中，同性恋是符合传统的普遍大量实践。关于这些社会中参与同性恋活动人数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有83%的社会，不到20%的人有同性恋活动；有15%的社会，20%－50%的男性有同性恋行为；另有3%的社会，50%以上的男性有同性恋活动。（Hatfiel detal，120）福特和毕奇研究了既有的人类学文献，发现在76个原始部落中，有49个部落把同性恋视为正常行为，三分之二的部落认为青春期同性恋是正常的，可接受的。在亚马逊河流域的库柏、摩哈维、楚尼以及北美洲的其他一些地方，它以惯常行为的方式存在。在20世纪的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社会似乎默认了同性恋活动。事实上，几乎找不到完全没有同性恋现象的社会。
在我国四千年的历史中，正史和野史中都有关于同性恋现象的大量记载。同性恋在我国最早出现于何时？传说是始于黄帝。清代学者纪昀（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卷12中说：杂说称娈童始黄帝。但是根据潘光旦先生的考据，认为这一记载不尽可靠，因为就连黄帝本人是否确有其人尚在探讨之中。
另据考证，我国远在商代就有比顽童、美男破产（老）、美女破居之类的说法，更有脍炙人口的余桃（春秋）、断袖（汉代）、龙阳君（战国）、安陵君（战国）等历史人物和故事的记载。史载龙阳君为魏王拂枕席；弥子瑕与卫灵公分桃而食；汉哀帝与董贤共寝，董贤压住了皇帝的袖子，皇帝不忍惊醒他，断袖而起。后代于是以龙阳余桃断袖等语汇暗指同性恋现象。
潘光旦先生遍查史书，考出前汉一代几乎每个皇帝都有个把同性恋对象这一史实。汉文帝宠幸邓通，赐给他开采铜山自铸钱币的权力，邓通因此富比王侯，成为中国历史上因色获益最多的男人。
汉时宫人中还有女同性恋现象，她们乔装打扮，配为夫妇，同寝同食。当时陈皇后无子，命宫人着男子衣冠，打扮成男子模样，同她共寝。武帝得知此事后，大怒废后，责其为女而男淫。
在汉以前，仅从史籍记载来看，狎昵娈童仅为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渐渐普及于士大夫及社会民众，并且公然形诸歌咏。晋代和六朝是一个十分讲究品性的时代……各种品性之中，记载得最多的是姿容，是容仪，男子而亦讲究姿容，中外的历史里似乎只有两个时代，在西洋是希腊，在中国就是两晋男北朝了。（蔼理士，潘注，第531页）男子讲究姿容正是男子同性恋盛行的佐证。
唐朝与五代史籍所载同性恋资料缺乏，因此有人认为，当时男色之风渐衰，但到宋朝又兴盛起来。男子公然为娼，聚集成风月作坊，招揽生意。到了宋徽宗时，不得不立法告捕：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由此可见当时男娼的鼎盛。
元代男色之风又衰，到明代又复盛，上有宠狎年少俊秀小内臣的正德皇帝，中有昼非金（男戏子）不食、夜非金不寝的大官，下有溺于男宠、不问妍媸老少的儒生。
清代继明代男色极盛之后，情势并不见逊色。明清两代法律皆禁止官吏嫖妓狎娼，这可能是他们不得不寻找替代性出路的原因之一。当时士大夫所狎男色，多半是梨园中的戏子，到相公堂子中寻欢。相公堂子是清代中后期北京演剧业的组织，但由于达官贵人中盛行狎玩相公，许多男旦有此类同性性活动，以致有人将相公堂子视为男娼馆，认为它同妓馆几乎一样。（唐纳希尔，第105-106页）
清代盛行私寓制度，官吏富商畜养相公成风。这些大户人家买来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供主人赏玩，称男风，小孩被称为相公或象姑。据潘光旦先生考证，相公的称呼原先只适用于男伶而演旦角的人，后来则成为男伶而同时是同性恋对象的人的一种称呼。再后，好事者认为相公之名不雅，又改为象姑，声音相近，而义则更切。当时北京通行的一种近乎旅游指南性质的书，叫作朝市丛载，载有咏象姑车诗曰：斜街曲巷趋香车，隐约雏伶貌似花，应怕路人争看杀，垂帘一幅子儿纱。到清末及民国初年，才有伶人出而倡议废止所谓私寓的制度。（蔼理士，潘注，第322-323页）潘光旦先生指出，在男女伶人不许同台演出的规矩之下，男人必须演旦角，女人必须演生角，因此，伶人这一职业便成为同性恋者和易装癖者最好的一个出路。
中国历史上不少小说中都有对同性恋现象的描写，如红楼梦、金瓶梅等，更有品花宝鉴一书，完全是以描写梨园界的同性恋为主题的。近代我国称同性恋风气为“男风”，又称南风，因为这一风气闽广两越尤甚。男同性恋者互称契哥契弟；女同性恋者则结拜金兰。高罗佩也注意到清代对同性恋宽容、对异性恋反而严厉的态度：当时的社会规矩对这些关系的公开表现（男人手拉手在街上走，戏剧表演中出现娈童等）相当宽容，反而把异性恋严格限定在私人生活的范围内。（高罗佩，第73页）他的观察是引人注意的。
有人对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同性恋风气的兴与衰的看法与上述略有不同，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同性恋的存在状况是前后一致、无甚大起大落的，不能仅以古籍上对同性恋现象记载的多少来推测各朝代同性恋风气的兴衰。我们认为，用这种观点来推测明清以前的情况大致不错；但由于明清禁女娼而使社会上层人物中同性恋活动兴盛起来倒也是合乎逻辑的推理。因此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在前几千年，同性恋活动状况大致平稳，到明清达到一个小小的高潮，而这个高潮是由政府的禁娼规定所导致的。
由前引大量事实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模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样本
由于同性恋现象是一种复杂的人类行为方式，对它的分类必然是多样的。有些人自认为是同性恋者，但并无任何同性恋行为；有些人有同性恋行为，但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者。有些人是在周围环境中没有异性可供交往的情况下才找同性对象；有些人则在有异性可供选择时仍要寻找同性对象。有些男性在与同性对象交往时自我认同于女性；有些男性在与同性对象交往时仍旧在外表和内心认同男性。有些同性恋者的身份是公开的（多在同性恋为合法的社会中）；有些人这一身份是秘密的；还有一些人的身份是半公开的（如在中国受过刑事或行政惩罚的同性恋者）。有些同性恋者有长期的性爱对象，过着一种事实婚姻式的生活；有些则从未有过长期的固定伴侣，而是不停地更换性爱对象。有些同性恋者经常到社会上与陌生人交往；有些则从来不到社会上去，只同身边的熟人接触。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的统计，在美国那些公开身份的男同性恋者当中，有10%结为亲密伴侣，同居多年，不再找伴，过着与异性恋伴侣相似的生活，这批人造成的社会问题和自身的心理问题最少，自我感觉最为快乐；有18%的人属于开放性伴侣，即虽然经常有固定伴侣，但不断寻找新伴侣，这些人生活得不如第一种人快乐；还有15%的人属于游荡的单身者，他们性活动最为活跃，喜欢有许多性伴侣，而不是仅只一个，这种人以性活动为其生活的重心，不断更换伴侣，他们精力最为充沛，对自己身为同性恋者最为心安理得，性情友好，自信心强，社会及心理调适的成功程度仅次于第一类人；第四类人也有许多伴侣，但有心理和性方面的问题，不能成功地建立有感情的伴侣关系，这类人占总数的20%；第五类是非性的同性恋者，他们在性生活方面很不活跃，伴侣很少，与人没有亲密关系，很少与人接触，这批人大多年龄较大，占总数的16%；此外还有21%的人不好归入上述任何一类中去。（凯查多利，第344页）
根据不同的标准，这个分类表还可以无限地延伸下去，我们的目的在于说明同性恋现象的复杂性及其导致的研究的复杂性。
鉴于同性恋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和目前我国法律政令、社会规范对同性恋现象所持的态度，研究只能秘密进行，因而不可能采用大规模随机抽样的方法。我们的研究于是采取了滚雪球抽样方法，即首先找到个别愿意接受调查的同性恋者，由他们介绍自己的朋友熟人，再由这些朋友找到朋友的朋友。用这种方法获得的非概率样本，显然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即从严格的社会统计学标准出发，调查所得的数据资料难以推论及任何已知总体。然而，舍此之外又别无良策。我们只好在调查过程中，力求深入翔实，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好在这些现象，只要有一例确实存在，调查也就有了一定的发现价值，比之当代文化人类学研究中许可采用的以一个个案史对广大的社会场景作出描述的方法，这个调查还显得略胜一筹——我们毕竟积累了相当数量的个案史。
调查的具体方法采用了深入访谈个案史和问卷调查两种方法，自1989年开始的这项调查，到1997年撰写增补本时，共积累样本约120人。在个案访谈中，大多访谈持续一两个小时；同有些调查对象前后深谈多次，将正在发展中的恋爱事件的最新进展也加在调查记录之中；有些调查对象是在看到本书的第一版及传媒的报道后，主动写信，寄来本人生活史和问卷，介绍自己同性伴侣的情况，讨论对同性恋的看法和评价等。在问卷调查中，我们共设计了70个问题，回答问题的有两类调查对象，一类是在社会上较为活跃的对自己的性倾向持有乐观肯定态度的人；另一类是曾经或正在心理咨询机构求治的对自己的性倾向持有悲观否定态度的人。因此这个样本的代表性比起完全从寻求治疗的同性恋者当中所作的抽样，更能代表整个同性恋人群的一般状况。对上述两群人所作的比较分析，揭示出一些重要的区别。
这项研究的初期调查是在1989年至1991年的3年间进行的。在这本书初次在香港大陆两地出版之后，有许多同性恋者又匿名地寄来书后所附的问卷，写信来笔谈，或约我们面谈。这些新的收获正是使我们萌发出版本书增补本的原因之一。对同性恋现象的研究本应包括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两个部分，但由于篇幅的限制，本书只分析了男同性恋的状况，对女同性恋现象则放在另一本专著《性社会学系列中的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中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