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邓斌作临行前的交谈
1929年盛夏酷暑中的上海。
天刚蒙蒙亮，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空被铅灰色的阴云笼罩着。矗立在外滩的高楼大厦依然浸漫着斑斓的霓虹光彩。海关大楼的报时钟声每隔半个时辰就隆隆响起，缓慢而沉重的节奏已经拖过了半个世纪。
斯时斯地，那些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租界、港口以及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军舰、商船与穿梭不停的黄包车组成五花八门的景象：官僚资本，外国买办，国际骗子，地下鸦片烟馆，白俄侨民的娼妓，残暴的警察，青红帮，军火商，走私贩，地皮倒卖者，交易所老板，乞丐，童工，贫民窟……这一切足以窥见殖民地命运的最繁华也是最龌龊的特色。高楼大厦之上，是腰缠万贯的金融巨子；阴沟歧巷之中，是地痞流氓的栖身之地；这些见得人的和见不得人的，冠冕堂皇的和下三烂的，“正人君子”和魑魅魍魉，统统都麇集在一起，勾结在一起，缠绕在一起，表面上是十里洋场，黄金宝地，而骨子里却是污泥浊水，污秽腐烂已极！
上海曾经是北伐军革命的基地，现在已成了反动新军阀的势力范围。这里军警森严，特务猖獗，他们与外国巡捕房串通一气，到处搜捕异己，收买叛徒，大肆镇压进步的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这里每天都有人被捕被杀、砍头示众，死亡随时随地都在威胁和考验着中共地下党的战士……
地处闹市沪中区公共租界的云南路447号（天蟾舞台隔壁），是中共中央的一个重要秘密机关。这是一幢二层楼房，楼下是一家“生黎医院”（中共地下联络点）；楼上则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以湖南土布土纱商人的名义租住，门上挂着“福兴字庄”的牌子，作为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地方。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4月间，中央政治局会议差不多都在这里召开。离这里不远的浙江中路112号二楼，是中央军委的联络地点。
此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事部长（中共“六大”后设立中央军事部，杨殷为部长，杨被捕后，周兼任之）周恩来，正在同楼下开杂货铺的老板邓小平作临行前的交谈。
在刚结束的会议上，经周恩来推荐并得到与会的向忠发、李立三等领导人的同意，决定派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广西工作。
此时的邓小平，年方25岁。
1927年“八七”会议后，邓小平随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被任命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作为掩护，他当过古董店的店员，又当过杂货铺的老板；作为中央秘书长，他与周恩来朝夕相处，遇事机智果断，处理事情得体，干得尤为出色。当中共南方局要求中央和军委速派代表领导广西党的工作时，周恩来便想到了身边的这位得力的助手。周恩来晓得，身边的邓小平已不是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那个“油印博士”邓希贤了，也不是两年前从苏联刚刚学习回国的那个能说一口颇流利俄语的“多佐罗夫”了。在国内两年多的革命实践活动，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在艰难困苦和白色恐怖之中的革命活动，使他增加了不少的革命斗争经历；尤其是在担任了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后，他经常列席党中央的各种最高会议，有机会看到全国各地的工作报告，并参加了党的一些重大决策活动的技术性工作，这对于他增长斗争才干、丰富工作经验、提高领导水平，不啻是大有裨益。故此，周恩来在党的会议上力荐邓小平作为中央代表去广西工作。
周恩来对邓小平有一种特殊的喜爱和信任感，而邓小平则把周恩来看做他最敬重的兄长，有一种终生不渝的知遇之情。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二人就情同手足——那时的周恩来已经是一位具有斗争艺术和具有领导能力的青年团旅欧支部负责人；那时的邓小平是同伴里年纪最小也最活跃的分子，尽管圆圆的脸庞上尚未稚气全脱，但已开始显露出信心与刚毅。回国后二人又一直为了共同的事业在一起奋斗，直到后来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一直到周恩来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邓小平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此时，二人的目光投在桌子上的一张广西省的地图上：广西是中国的边远而多山的省份，西南与越南接壤，西北与云贵高原相连，东南与广东、湖南毗邻，军事上是一个退可守、进可攻的好地方。
“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后，很想有所作为给家乡人看，诚意地向我们发出邀请。”周恩来一边在地图上指划着，一边冷静地分析道，“广西是李、白、黄苦心经营多年的地盘，粤、滇、湘各系军阀几经与桂军交战，都未能打过去，蒋介石虽然利用‘以桂治桂’的手段赶走了李、白、黄，但这实际是给了他们一个养伤、喘息的机会，因为蒋介石还要对付冯玉祥和阎锡山，冯、阎的势力由西而东横亘中原腹地，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窥伺时机刀戈相向。”
“这个机会很难得！”邓小平兴奋地说我们正好抓住这个机会在广西开创新苏区！
“你到广西的任务是：一、积极争取俞作柏、李明瑞对我党的理解和支持，协助他们控制好局势；二、利用俞、李的掩护，发展党的组织，建立起一支由我党控制的军事武装；三、把我们的同志推荐到军政机关各部门中去工作，掌握时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创立新的苏区。”
邓小平认真倾听。他十分清楚肩头上的担子的重量。顷刻，一个温热的波浪打在心头，他看到周恩来那布满血丝的眼眸里涌聚着难以尽述的情感，遐想之翼立即超越时空，在几年前欧洲多云的天空翱翔。那是一个秋雨暂歇的黄昏，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下，在凯旋门的石阶上，他们二人面前摆着两杯温热的咖啡……但他不能在往昔的温情里沉湎太久，他现在正握着周恩来递给他的一个热米团子，一边吃着一边俯视着地图。
实际情况往往要比想像的复杂得多周恩来略有所思地蹙动了一下眉头，“我们要吸取广州暴动的教训。你到广西后，可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灵活机动。”
“对头，对头，这样我到广西就好办了。”邓小平连连称快，“我到那里会及时与中央取得联系。”
周恩来会意地笑了笑：“南方局书记贺昌同志和广东省委传来消息说，他们已派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叶季壮、袁任远、宛旦平等同志陆续进入俞作柏的省政府和李明瑞的军队中去工作。”
邓小平说：“有这么多同志前去，想必局面不难开展。”
周恩来微微地点着头，目光从地图上移开。他那机敏睿智的眼睛无时不在审视着时局的风云变幻：“蒋介石对广西是不会掉以轻心的，其他派系也会有所动作，李、白、黄不甘败北，定会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伺机再起……新苏区若不能在广西立足，你就拉队伍进入湘赣。”
说到这，二人的目光打个对视，默契的凝眸里蕴含了千言万语。
周恩来突然把话锋一转说：“从现在起，你的名字又要变一变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你的名字叫邓希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你的俄文名字叫多佐罗夫；武汉‘八七’会议后，你改名叫邓小平；现在你要去广西，名字又要改一改喽！”
邓小平感慨地说：“名字就是个符号，为了我们事业的成功，哪怕改几十回、几百回名字又有何妨呢！”
周恩来思忖片刻，欣然地用手指蘸了一下茶杯里的水，在桌子上写出“邓斌”两个字。
邓小平看了一眼，马上道：“这名字好，好！文武双全！”
周恩来深挚地说：“这叫量体裁衣，适而用之，大家对你寄以厚望啊！”
“胡公……”邓小平声音有些颤哑，他不禁为之动容。
身处白色恐怖之下的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周围的环境异常险恶。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是国民党千方百计追捕的目标。他在大革命时期又担任公开的国共两党的领导工作，国民党内有许多人熟识他，处境更为危险。周恩来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却以他的冷静和，机智从容应付，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点，有时住一个月，有时只住三五天甚至一个晚上就得转换，每换一处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他外出的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五时至七时和晚上七时以后，其余时间除特殊情况外都不出去。他对上海的街道布局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他通常装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了大胡子，所以党内许多人叫他“胡公”。敌人尽管把他作为极力搜索的重点目标，却始终无法发现他的踪迹。
“胡公，根据我的体型，叫小平最适合不过喽！”邓小平说。
“你去广西，就是要文武一齐上！”周恩来说。
毋庸置疑，此次赴广西，是邓小平在他投身中国革命这部极莫漫长、曲折而又险象环生的连续剧中，扮演的第一个独立的角色。
对此，他充满信心。他微微上挑的嘴角里透露着一个年轻而坚定的信仰。两年前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撰写的自传中写道：“我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今天，当他觉得对组织的信任应道声感谢时，一股热流正注入他的血液，成为他的生命他的历史他的不朽的信仰！他知道再也用不着感谢了，他的生命正虔诚地答复着这个感谢，回报着这个感谢。
……
临别前，一身西装革履的邓小平瞥了一眼换下来的那件青灰色棉绸长袍，强忍着惜别的情感，微微一笑对周恩来说：“我当不成杂货铺的老板了……”
周恩来抓住他的手，重重一握：“小平同志，不，邓斌同志，祝你成功！”
为了保持和中央的联络，周恩来还派了特科的龚饮冰与邓小平一道前往广西，并带着电报密码，负责机要工作。
翌日，风度翩翩、绅士派头十足的邓小平即动身赴香港“省亲”了。他告别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告别了那个秘密的杂货铺，告别了他的已有身孕的妻子张锡瑗，在黄浦江码头登上了一艘去香港的英国客轮……
俞作柏说：广西是个大擂台，欢迎各路好汉登台示招
蒋介石阴鸷冷峻的目光，一直在瞄视着“桂林山水”。当俞作柏、李明瑞刚刚杀回广西，随之便从南京国民政府飞传来一道新的任命书：
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令（第三号）
兹任命郑介民为广西第四编遣区政治部主任。
蒋中正蒋介石向他的这位贴身随从副官嘉勉一番，然后面授机宜，令郑介民立刻动身去广西就职。
蒋介石对当时各派系的情势判断，张学良和阎锡山正成为他的同盟者，冯玉祥和李宗仁则是他的“假想敌”，击败桂系后，最直接的威胁是冯玉祥。蒋在诸多许诺后请冯玉祥出兵讨桂，冯玉祥早屯兵豫南，虎视武汉，却没有想到蒋介石借他臂助之力抢先进占武汉，冯的企望落了空。冯上了蒋的当之后，决计反蒋，眼下正调集重兵，布阵中原，蒋冯之战一触即发。
蒋介石正颇费心机地对付冯玉祥的挑战，而对于如何才能稳住广西俞作柏、李明瑞，一时力不从心，只好再让他的得力干将郑介民出马，以监视、挟制俞、李。
“娘希匹！据报，俞作柏、李明瑞与共产党有勾结！”蒋介石恶狠狠地骂了一声，用拳头擂着军统局送来的密报，猛然从安乐椅上跳起，倒背着手在室内来回踱步。朝门庭前瞥一眼时，才发现郑介民笔挺地站着，似乎已站了许久了，他连忙摆了摆手：“介民，坐，坐。”
郑介民坐下，说：“校长，学生已经探明，俞作柏有一位亲弟叫俞作豫，是共党分子。”
“嗯——”蒋介石沉吟道，“正因为此，我对广西不放心，叫你来是要你出任广西编遣区政治部主任。你意如何？”
郑介民听来一怔。他觉得去广西如入龙潭虎穴，单枪匹马到那里恐怕是凶多吉少。但蒋的脾气他是知道的，一言九鼎，说一不二。他马上起身立正：“感谢校长信任，学生万死不辞！”
蒋介石欣慰地点点头：“你到广西，主要是提防共产党插手，俞作柏这个人是最容易被共产党利用的。记住，你要把编入李明瑞部的军官和兵力紧紧抓住，必要时你可操纵黄季宽（黄绍竑字）旧部与俞、李互为鹬蚌。”
“学生明白，学生一定竭尽全力！”
……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派遣的钦差大臣，郑介民乘专机飞抵南宁，捷足先登。
广西局势的发展，早已引起各色人物的注视。八桂之地宛若摆满了一桌丰盛的佳肴，招惹众多“食客”接踵而来，一饱口福。
——曾被蒋、桂联手击败出逃海外的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近日来亦不屑于隔岸观火，在美国、日本、越南等国频频穿梭，大造舆论，揭露蒋介石铲除桂系的计划及其阴险手段。同时派代表黄健君到了广西，以重金相许，在俞作柏进行组阁时争得一个席位，由黄健君出任省政府秘书长，旨在拉拢俞、李，把广西成为汪精卫的势力范围……
——掌管广东而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的陈济棠，此时忘记了随时会被蒋介石挤掉或吃掉的危险，便在五羊城做起了再次统一两广、独霸一域的好梦。他认为，桂系目前已经元气大伤，虽有残部藏于隐处，但一时还兴不起大浪；俞、李财力匮乏，兵力削薄，必仰仗广东为靠山。陈济棠见时机甚好，速派代表曾如柏抵南宁，在俞作柏身边当起了训政顾问……
——坐镇云贵的滇军卢汉派人来了……
——统领巴蜀的川军刘湘派人来了……
一时间，这些各有主张，各有野心，各有盟友，各有权术的说客、使者云集广西！
省政府主席俞作柏也是混惯了宦海官场的行家里手，深知单凭自己的实力是不能在广西保持长治久安的。他有他的主意：来者不拒，佛眼相看；礼为上宾，逢场作戏；要他们有钱的掏钱，有力的出力，纵是铁打的公鸡也得给我拔下几根毛来！
李明瑞对目前的情景颇有几分忧虑：“要请的人还没来，不请的人却纷至沓来，他们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样一来，政府机关岂不成了一个间谍战的大本营吗？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怎样的结局，实难预料！”
俞作柏倒显出几分超然气度，点燃的一支大雪茄烟在他手指间拨动旋转：“裕生（李明瑞字）弟，不必多虑，眼下有这么多使者前来为我们助兴捧场，这在广西还是空前首举，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主政时哪有这等气派！呵呵，广西是个大擂台，咱就锣鼓家伙一齐敲，欢迎各路好汉登台示招！不过，对于他们我自有招数，不管他老蒋，还是老汪，是陈济棠，还是卢汉和刘湘，广西的事情只有我们说了算！”
俞作柏要李明瑞和俞作豫抓紧整顿军队，且联合工友农军、山寨绿林、江湖侠士、响马镖行，歃血结盟，扩充力量，以应万急与不测。李明瑞由武汉带回的部队仅有三万佘人，而收编的旧桂系残部也有三万之众，这些桂系旧部名义上虽接受编遣，但实际上并不能为俞、李所调用。因此，俞、李急需建立起一支自己能够掌握的部队。于是，广西警备大队正在加紧酝酿筹建之中。
在此期间，共产党员俞作豫所发挥的作用愈加显得至关重要。他借“胞兄”、“表兄”这种天然优势，在中共中央代表还未到米以前，已把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派来的一批共产党员安插到军、政各重要部门，控制好各个要害机关：
任命陈豪人为广西省政府秘书长，作为俞作柏的贴身随员，以掌握省政府的一切动态；
任命袁任远为编遣特派员公署总务处处长，专随李明瑞左右，以了解特派员公署的情况；
任命龚鹤村为南宁市公安局局长，迅速铲除反动警察头目，整顿秩序，建立新的治安机构；
任命张云逸等负责军事工作，协助李明瑞整顿旧军队，建立新的军事力量；
……
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中共中央代表到来后，能够顺利地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俞作柏走马上任后的首要举措，即行“大赦”，释放关押的一大批“政治犯”。这些政治犯都是在“四一二”大清党时，被桂系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工会农会会员、进步青年和民主人士，以及遭迫害的俞作柏的同党或支持者。李明瑞在倒戈反桂的进军途中，占领梧州时就曾释放过关押的一批中共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现在，广西军政大权均已在握，俞作柏和李明瑞便作出决定，释放全部在押的“政治犯”。在群众的热烈欢迎和震耳欲聋的鞭炮锣鼓声中，中共南宁区委负责人罗少彦、工农运动领导人何健南、莫文骅、谢鹤筹、吴西、沈静斋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从狱中被释放出来，并加以任用。
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在蒋介石的刽子手们砍掉了无数共产党人的头颅，以致到后来他们的胳膊酸疼得都举不动屠刀的白色恐怖之中，惟独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竟公然作出如此举动，这不仅使曾经策动俞、李倒桂的蒋介石闻之惊诧，就连避居香港的李宗仁也惊呼：俞作柏、李明瑞“南归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已成为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
广西发生的这一切，当然由郑介民这一耳目一五一十地向蒋介石作及时禀报。郑介民在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称：俞作柏、李明瑞辜负蒋主席之重托，桂省惶骇，如临大难。卑职此次复膺新命，屡与俞氏晓以利害，申明大理，而俞妄自尊大，我行我素，致使左右两江赤焰滔天，原东兰之共匪，亦就死灰复燃。敦请主席以钧座神威将其诛之，或以重兵将其歼之，顷得捷报，方克有此。
而此时蒋介石正调兵遣将欲与冯玉祥决战，哪还抽得出重兵驰驱大西南？
蒋介石遂电令俞作柏，要省府立即成立一个特别监察委员会，由编遣区政治部负责（就是由郑介民来负责）对所有政治犯名单重新进行严格审查，凡属共产党嫌疑犯，一律不得释放。
郑介民如持“尚方宝剑”，连说话的腔调也变得强硬起来：“俞主席，蒋主席剿匪之训令，你不是不知道，‘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你我都是蒋主席的命官，要为党国尽职尽责。释放政治犯事关重大，若是把共党罪犯放走了，岂不是放虎归山！到时候你我谁也吃罪不起！”
俞作柏点燃一支大雪茄，像玩魔棒似的在手指间拨动旋转，脸上摆出一派逍遥：“郑主任所言极是。我等皆是在蒋主席手下混饭吃的小卒，若是放走了共产党砸了饭碗不说，还不被放跑的老虎吃掉？正因为事关重大，我和李司令已根据蒋主席的电令，即成立了特别监察委员会，由我亲自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李司令和郑主任担任副主任委员，不知郑主任意下如何？”
郑介民没想到俞作柏行动如此之快，又深感对方如此老辣实难对付。他略露尴尬之色道：“据察，释放的犯人中就有搞赤化的共党分子……”
俞作柏劈手将半截雪茄甩在地上：“那是黄绍竑将持不同意见者都当成共产党罪犯加以逮捕，滥杀无辜！丢他妈，那时我若不出亡香港，也会被黄绍竑抓去送大牢，砍脑袋！”
郑介民语塞，半天没吱声。
俞作柏又点燃一支大雪茄，依然在手指间玩味、舞蹈：“嘿嘿，若是有人背地告屌娘的御状，朝我弟兄头上倒屎盆子，那休怪我‘俞大胆’不仗义！那些天牢、地牢、水牢还在，那些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刑具样样俱全，不知有人是不是对它们感兴趣。”
郑介民的气焰收敛了。在后来的一些日子里，他似乎表现得相当驯良。
至于汪精卫、陈济棠和其他山头派来的使者，则一味地探虚实、搞情报，极力拉俞作柏、李明瑞入自己的圈套，而对俞、李怎么做，释放多少政治犯，没有太多的兴趣。
一切都在一种奇妙的默契中紧锣密鼓地进行。
被俞作豫给兄长“招贤”进来的中共人员，在各部门各司其职，办事成效极高，这使俞作柏和李明瑞非常满意。二位兄长没有“门户”之见，也早知道其弟是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俞作豫脱离国民党，脱离桂系军，毅然加入了共产党，俞作柏和李明瑞并不反对，而且为他保密。在倒戈反桂中，俞作豫在李明瑞部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
这些天，每到晚上，兄弟三人都要在俞作柏的官邸聚会商议，切磋部署。
“看来，还是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来帮我们做事的，别的他妈的都靠不住！”俞作柏深有感触地说。
“豫弟这些天昼夜奔忙，人都累瘦啦！”李明瑞更是感怀有加近两年来，俞作豫一直是他最得力的辅助。
“弟全仰仗兄长的厚爱和信任，弟竭力尽责，亦全是为兄长好，为广西父老兄弟所期望啊！”俞作豫由衷地说。
为扩充实力，俞作豫与东兰县的农民运动首领韦拔群取得了联系。早在大革命时期，俞作豫就与韦拔群熟识，交情甚笃。韦拔群现已拥有一千多人的农民自卫军，俞作豫给他运去一些武器装备农军，以作为俞、李反蒋的一支力量。接着，俞作豫又闯入六万大山的密林山寨，说服“绿林军”寨主邱宏才率几百人枪出山接受改编，“绿林军”个个身怀绝技，打仗十分凶悍，成为俞、李讨蒋时的一支敢死队，后编入红七军序列。
俞作柏向弟投以赞佩的目光：“现在，命运之神已经把我们兄弟捆在了一辆战车上啦！摆在前面的不管是坦途，还是泥潭，我们都要冲过去！”
李明瑞亢奋地说：“待时机成熟，我们就打起举义反蒋的旗帜！”
俞作柏摇动着一把黑缎折扇，突然问俞作豫：“豫弟，我们请的人为什么还没有来到？”
俞作豫说：“中共首脑机关对广西的局势极为关注，决定派全权代表前来，估计最近几天就到。”
俞作柏沉吟着点点头，又问：“中共代表是从水路来，还是从陆路来？”
俞作豫说：“据香港来人说，中共代表从上海搭乘英国一家客轮到香港，然后从陆路进广西。”
俞作柏显得有些忧虑：“路途遥远，安全问题能保证吗？”
李明瑞马上说：“为安全起见，我派特务队去接。”
俞作豫说：“中共代表来广西的路线，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不会出什么差错。”
“周恩来——”俞作柏欣悦地瞪大眼睛，“久仰大名啊！当年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蒋介石同桌共餐，‘四一二’大清党，老蒋悬赏25万大洋要取周恩来的人头。真想不到，中共机关曾在上海遭受几乎使之覆灭的血腥镇压之后，今日居然仍扎驻上海。这叫造化啊，人可违，天不可违！”
俞作豫说：“有诗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俞作柏说：“豫弟，一旦中共代表到来，你马上带贵客来见！”
行囊甫卸，邓斌当头被泼了一瓢“冷水”
邕江河畔的郜码小镇。
身穿浅白色西装、头戴通帽、俨如一位年轻侨商的邓斌和随员龚饮冰，跟着赶场的人群走下船，刚一上岸，就见一辆大篷马车套着三匹棕色的南方山地马飞奔而来。不由分说，从车上跳下一个壮汉，拉起二人便上车，“叭——”车夫挥鞭催马，驾车向镇子里驶去。
喧嚷的集市声，给这条清一色的木楼小巷平添了几分繁忙的景象。
马车在镇东头一幢僻静的木搂前停下来。那壮汉便领着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走进楼里。那壮汉就是新任南宁市公安局局长龚鹤村。他与龚饮冰都是广东乐昌人，并且一起参加过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龚鹤村去参加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龚饮冰跟随周恩来从事特科联络工作。所以这次接中央代表的任务就由龚鹤村亲自出马。
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和俞作豫早已在楼上等候。
一见面，邓斌便握住雷经天的手，用地道的四川口音说：“不用人介绍，你的大胡子告诉我，你就是特委书记雷经天。闻其名就觉如雷贯耳！”
雷经天是在去年初由广东省委指派回南宁恢复广西党组织的。国共两党合作时，他随周恩来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后又调到叶挺领导的团队任党代表，参加过南昌和广州起义。
雷经天乐呵呵地笑着打量邓斌：“没想到中央代表这么年轻啊……”
邓斌打趣道：“而且还是个小个子。”
接着，雷经天给邓斌和龚饮冰介绍：“这位是俞作柏主席的胞弟俞作豫同志，这位就是新任南宁市公安局长龚鹤村同志。”俞作豫握住邓斌的手说你一路辛苦了，我们欢迎你来广西。
龚鹤村与邓斌握手时说：“到了南宁，你就住在我那里。”邓斌风趣地说：“好嘛！有你公安局长保驾，看哪个敢趴在我这小个子头上拔毛！”
大家听后，都开心地笑了。
这就是年轻的小个子操浓重四川乡音的中央代表，给大家留下的最初印象。
简单吃了顿当地的便餐，大篷马车载着一行人向广西的首府南宁驶去。
一个多时辰，马车驶进南宁市内。沿街架满了低矮拥塞的竹木骑楼，卖烧鸭的、卖白斩鸡的、卖腊肠蒸糯米的、卖王老吉凉菜的、卖桂林臭豆腐的……摊棚摆满一街两厢，拖腔扯调的叫卖声不绝于耳。穿各色布衫、脚蹬木屐鞋的城里人和披蓑衣、打着赤脚的乡下人，混杂在一起，熙熙攘攘，万头攒动。在沿街的墙壁上，依稀看得见用石灰水涂写的或用各色彩纸张贴的标语：
俞、李是蒋介石的走狗！
打倒新桂系反动政府！
……
俞、李是改良主义者！
坚决驱逐广西的汪精卫！
……
俞、李倒桂不反蒋，一定没有好下场！
……
邓斌侧过脸问雷经天：“在南宁大街上粉刷和张贴这些标语，不会是自己人干的吧？”
雷经天说：“嗨，现在南宁府好戏连台，热闹得很哩！蒋派的，汪派的，还有粤、滇、川各派的，都来广西各施其招，夺肉吃哩！不过，这些标语有他们干的，也有广东省委派来的同志鼓动工友农友和学生干的。”
“噢——”邓斌沉吟片刻，又问俞作豫：“俞主席和李司令官对此是何态度？”
俞作豫说：“鱼目混杂，一时难辨，二位兄长倒也想得开，只好来个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邓斌说：“二位兄长还是很开明的嘛！”
他轻轻地吸了一口气，仿佛嗅到了裹进各式小吃里的另一种复合气息。他的思绪已飘出满街的骑楼、行人、摊贩和喧嚷的市声之外……
那幢房檐上爬满了青藤的老式木楼，坐落在公安局的后院里。两棵古老的大榕树，枝繁叶茂，树冠如巨伞，覆覆盖盖遮掩了大半个庭院。
木楼内早已拾掇停当：一张挂罗帐的棕织垫木床，一张油漆杉木办公桌，桌前摆着一把红木太师椅和一个书柜，这就是中央代表的办公室兼卧室。
行囊甫定，雷经天、俞作豫、龚鹤村向邓斌简要地汇报和介绍了一些情况，欲起身告辞，让风尘仆仆的中央代表好好休息一下。
邓斌简单地洗了一把脸，说：“你们先不忙走嘛，我就想跟大家多聊聊。”
这时，一位面孔白皙，留着分头，戴一副近视眼镜的斯文青年，步态轻捷地走进来——他就是年仅22岁的新任省府秘书长陈豪人。他把刚接到的一封“广东省委关于广西特委工作报告的复信”（1929年，广西尚未建立省委，只成立特委，归属广东省委领导），交给雷经天。经雷经天介绍，当担任中央秘书长的邓斌与这位年轻的省府秘书长握手时，他发现陈豪人的神色里隐含着一种抑郁不安的情绪，这种情绪在他把信交给特委书记的那一刻就有所表露。
雷经天迅速把“复信”的内容看了一遍，脸上略露一丝苦涩，搔了几下腮帮子，便把信交给邓斌，说：“邓代表，你看看吧，广东省委对我们的批评更加严厉了，不，简直是在声讨！在谴责！”邓斌接过信，仔细地看起来，眉头渐渐紧蹙——
……即使这一军阀军队中的军官是党派遣同志混入去做的，他们的作用，亦只在破坏敌人队伍，绝对不是争取群众的公开路线。故在前统治阶级队伍中做事的人，不论其言谈如何，一二件事情的实施如何，至多只将他看做是改良主义者，当做改组派第三党一样的反对。在目前统治阶级日益走向崩溃，群众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下，革命与反革命的堡垒只有愈加紧严，才能有益于革命的进行。反革命的统治阶级利用各种各样的欺骗引诱，以混淆革命的战线，以缓和革命的发展；而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愈加坚定自己的革命领导，才能愈获得广大的群众，一致的为革命斗争。所以现时我党在两广反军阀战争的工作，尤其是广西的反俞、李等军阀的工作，不应与上述的路线有丝毫歧异。这不仅在口头上接受，要在实际行动中真有反抗的斗争表现……
字字句句反对“俞、李军阀”和指责与俞、李合作的言词，如此尖锐而激烈！但从《复信》的语气里能看出，这封复信不仅代表广东省委，而是受命于中央的某一领导人的指示，句句都带有命令式——
在广西，群众运动可以公开号召，三四月来，未闻特委有一件领导群众斗争的显著事实，是群众发动不起来么？不是！在俞作柏初回广西时，有许多群众对他存有幻想，因之发生有农民代表找他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广西特委如立即注意于此，则三四月来，我党必早巳将跃跃欲试的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形成党的基本力量，反军阀战争的群众基础了。因为事实的相反，不容我们不恐惧到广西党部的注意力将必在彼而不在此；不要说将群众工作放在次等的地位，便是将群众工作与军事企谋等量齐观，或是忽视了群众斗争的发动与领导，广西党必已踏入机会主义之门，将使广西党全部工作与党的争取群众的总路线走在分歧的道路上去了。
邓斌知道，从信中措辞的严厉程度看，这不仅是给他的到来先当头泼一瓢冷水，而且给他来广西工作定好了“调子”！
他点燃一支烟，吸着，微蹙的眉心流露出深刻的负重之感……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影像从烟雾中走出来：
“中国革命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斯大林一边吸着烟斗，一边用舒缓的语调对中共“六大”的代表们说。
那是1928年6月气候宜人的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六大”的召开，离大革命失败刚刚一年，在这短促的日子里，中国革命走过了一段惊涛骇浪的路程。党在城市和农村的阵地遭到严重的打击，全国六万名党员锐减到不足两万人！
面对新的反革命的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带着累累伤痕从血泊中爬起来，投入新的战斗。在这摸索和苦斗中，一种新的危险——“左”倾盲动主义和教条主义，从右的血泊中抬起了头。
他清楚地记得，“八七”会议后，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左”倾盲动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把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速度用一句话来概括，称作：“无间断的革命”。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种论断的思维状态是盲从与思考。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身为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表示反对：“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指着他的鼻尖说：“你是列席代表，哪有你说话的资格！”
他们把主要希望寄予广州暴动和两湖暴动上。
然而，冷酷的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他们美好的愿望。广州起义只维持了三天就失败了。人们不禁要问，主观设想和实际结果为什么完全不同？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党内斗争越来越激烈。
一会儿说低潮，一会儿说高潮。
这种对革命形势判定上的重大反复，反映了认识上的不确定性，也反映了形势的变幻无常。这种迷茫游移的状态，曾使“多畏多虑”的周恩来常常沉入郁闷难抒的痛楚内省。
党，毕竟很年轻！就连那时的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也刚满29岁。能够迈开探求的步伐，在黑暗中摸索，坚持下来就是伟大的，即使跌几个跟头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收住飞逸的思绪，特别显得极有耐心地继续往下看信——
俞、李统治广西，一切政治的设施，是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的色彩的——不管在实质上能否实现其改良主义的企图，但政治上欺骗的影响确已渗入到工农劳苦群众中去了。因此，这一改良主义的欺骗影响，不仅可以诱惑群众，增加其对于统治阶级的幻想，延缓其革命斗争的发展，甚至巳经反映到我们党内来了！广西群众对改良主义的幻想，同志中竟发生有猎官做的行为，这都是广西工作中存在的很大危险！
目前两广党部的指导机关，除了广东省委大体上了解中央指示的策略并相当懂得如何应付当前的事变外，我们对于广西特委以及许多地方党部，终觉着他们有可以发生机会主义领导危险。如上边所说的群众斗争之忽视，士兵工作之薄弱，偏于军官运动，对统治阶级的某些分子存在有幻想，这不能不说是广西党的指导机关中，已伏下了机会主义的危险根苗。
终于看完了。
邓斌把信放到桌上，推到一边，然后抬手揉揉有点酸涩的眼窝。
几双眼睛于沉默中投向他。
邓斌能读懂大家目光里的语言：既然你是代表党中央接受俞、李的邀请，前来与俞、李合作，领导广西的革命运动，我们倒是很想听听你对此复信及大家最关心也最头痛的问题的意见。
邓斌站起来，又点燃一支烟吸着，缓缓地踱着步子：“要说这信来得好及时嘛！里面准备了好几顶帽子给人戴。据我所知，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俞作柏、李明瑞把我们当知心朋友，特别请我们来广西帮助他们工作，这在全国目前是没有先例的。”
烟截火没着，他划着火柴重又点上，吸了两口，接着往下说：“既然党中央委我们以重任，对待俞作柏、李明瑞，我们只能以诚相见，一心一意和他们共事。你们晓得不晓得，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射向冬宫的第一发炮弹是谁打的吗？既不是俄国工人，也不是俄国农民，而是沙皇的海军官兵开的炮！那么，沙皇的海军官兵为什么调转炮口向自己的皇帝老子开炮呢？问题很简单，那是因为苏联共产党人和沙皇的海军官兵交上了知心朋友！”
听到这里，雷经天等人那或猜疑或惶惑或抑郁而忐忑不安的神情都松弛下来，又舒展开来。
雷经天忙起身抓起茶壶给邓斌的茶杯里续上茶水：“邓代表，听你这一席话，我雷胡子心里就踏实多喽！那我们就给广东省委打个收函的回条吧。”
邓斌说：“好！就请陈豪人同志代笔，写上我的名字，就说我邓斌对信中的观点不赞成！”
此时此刻，情绪显得异常振奋的是俞作豫。这些日子，他常常被一种难以言状的痛苦折磨着，也常常承受着这种折磨为他所信仰的主义和执著的追求而不辞劳苦地工作着。他听到过不少对他二位兄长的种种曲解、非议、责难，以至诬蔑、谩骂和攻击，也听到过不少对他本人的奇谈怪论——但这些他都不在乎，只希望党组织和党内的同志能理解他。中央代表的一席话使他由开始的试探、冷慢和警惕的心理释然了！眼前的邓代表谈吐爽快，思维敏捷且又坦诚直率，确令他佩服！
他从水果筐里拣了一只牛角状的大香蕉，剥下皮，送到邓斌手上：“邓代表，请吃香蕉，这是我们广西的特产，又解渴又当饱。”
邓斌接过香蕉，咬了一大口，意味深长地连声赞叹道：“啊，好香！好甜！不来广西怎么能吃得上这么又香又甜的果实呢！”接着又对俞作豫说：“作豫同志，你协助特委做了大量工作，我相信组织是不会忘记的。你看什么时候让我去拜见一下俞主席和李司令？”
俞作豫马上表示：“好好，我回去就安排。”
坦诚相见，俞作柏唤他“邓贤弟”
毛毛（现名萧榕，曾用名邓榕）在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写道：当时在广西，人们并不知道有邓小平这么一个人。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多年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化名“邓斌”的邓小平到了广西后，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身份作为掩护，实际则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负责领导广西党的工作。他并未公开露面，只在极小的范围内活动，只和极少数的人进行接触和联系。除了党内很小的范围以外，他只和俞、李见过几次面，对俞、李加强工作。当时的广西特委和派往广西的一些党的干部，只亲切地称他为“邓代表”或“邓斌同志”。
邓小平也曾回忆说：“我们到南宁后，我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根据中央指示的方针进行统战工作，同时注意把中央派到俞处的干部分配到合适的地方。”
黑色的“福特”轿车穿过闹市区街道，后又驶入一条幽静的布设了不少明岗暗哨的巷子里。
俞作柏的官邸就坐落在巷子的一隅。
当邓斌由俞作豫和陈豪人陪同步入后院水榭亭台相间成趣的一间会客厅时，伫立在厅前的俞作柏和李明瑞专注地对这位久盼的客人打量了许久。俞、李二人与这位中共代表见面时的第一眼印象，似乎与雷经天、俞作豫等人同邓斌见面时的观感大抵相同。
俞作柏年已不惑，中等身材，因体腹发胖而显得有点“雍容大肚”；李明瑞亦三十有三，立着比表哥高出半头，肩宽体阔，面孔紫赯，身着戎装，颇有将帅风度。相形之下，邀请的这位共产党代表，竟是这般年轻，而且个小。
然而，自古风尘多奇士，岂敢相轻？
“邓先生，一路风尘，不辞辛劳，来到谝远之乡，欢迎！欢迎！”
“邓先生，快客厅里坐，请——请——”
一阵礼节性的客套之后，便由浅表性会晤进入实质性交谈。邓斌开门见山：“刚一来就得知，俞主席府上说客盈门，好不热闹。这从街上张贴的标语，便可窥见一斑啊！”
坐在一旁的陈豪人听着心里不禁一惊，用眼睛的余光直勾邓斌：俞作柏正为这些大发肝火，怀疑共产党也在趁火打劫呢！你这样说正戳在俞的痛处，不是等于火上浇油吗但坐在另一边的俞作豫却不这么看，他向陈豪人微微摇了摇头。他认为邓代表这样说正是一种诚挚而坦率的表现，正视现实要比回避现实明智。
邓斌继续说道：“改良派是汪精卫与蒋介石龃龉相争的一个欺世盗名的时髦幌子，而俞主席主政广西，是真心实意想为家乡父老兄弟姐妹谋好日子过，怎么能与汪精卫相提并论呢？哦，我记得唐代柳子厚（柳宗元字）迁任柳州刺史，革除弊政，免除民间各种债务，解放奴婢，兴办教育，破除迷信，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被百姓赞颂为：洁廉为心，忠信为仗，文章在册，功德在民。”
“是啊，世人从洁廉、忠信、文章、功德四个方面颂扬柳公的品格、才气和政绩，并修柳侯祠以示铭记。”俞作柏的神情由刚才的“阴云密布”正在“多云转晴”，想不到这位年轻的共产党代表竟如此坦诚！他递过去一支雪茄烟给邓斌。“邓先生，我俞作柏何尝不想为家乡父老兄弟姐妹多做些有益的事？可黄绍竑留下的这个烂摊子实难一时拾掇！财政空空，社会混乱，蒋介石非但不拨饷，还派钦差大吏前来干预……”
邓斌说：“俞主席诚意邀请我们来，我等就要尽到朋友的责任，同心协力，共渡难关。”
俞作柏突然问道：“我佩服邓先生的直率，但不知贵党里谁说了算？”
邓斌说：“既然中央委派我前来与俞主席合作共事，我当竭尽职责。”
俞作柏又问：“邓先生此行，是否有贵党更深远之宏图，一旦赤化了八桂之地，则将俞某驱逐异乡？”
邓斌说：“俞主席多虑了，我等前来只图和俞主席精诚合作，同舟共济，建牢大广西。”
俞作柏击响一掌，速又拱手相叩：“痛快！痛快！俞某在此唤你一声：邓贤弟！”
邓斌也随之拱手相敬：“兄台过誉，过誉，就叫小弟邓斌。”
这时，李明瑞站起截住话题，愉悦地说：“表哥，话留着饭后再叙，我们都饿啦！”
俞作柏马上相邀：“啊，真乃高山流水遇知心哪！邓贤弟，请，咱们边吃边叙。”
具有南国风味的午宴搞得相当丰盛：红焖果子狸——油炸金枪鱼——二龙戏珠——丹凤朝阳——烧烤乳猪——香酥鸭块——龙虎斗——白斩鸡……
酒杯里已斟满广西的名酒三花酒。
宾主落座，俞作柏举杯相邀：“邓贤弟，欢迎你来广西，我们一起干一杯！”
邓斌举起酒杯：“好，为我们真诚合作，干杯！”
大家一饮而尽。
刚放下酒杯，俞作柏便掂起象牙筷子点着一只镶金鎏彩的瓷盘说：“邓贤弟，听说早年你曾到过法国，那一定吃过不少西洋名菜。这道菜叫红焖果子狸，乃广西乡土菜肴，请品尝品尝味道如何。”
“啊，果子狸，这可是上等野味！”邓斌举筷夹了一口，“味道好极好极，堪称广西一绝！不过，我敢说在法国巴黎各大餐馆里根本吃不到它！”
幽默的调侃逗得大家开心欢笑。
酒过三巡，俞作柏似随意地问：“听说贤弟曾在军队做过事？”
邓斌说：“是的。国共两党合作时，我在冯玉祥将军手下做过一个小小的文官，后来蒋介石、汪精卫大清党，我就被赶出来了……”
那是1926年底，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小平，他当时的名字是邓希贤——俄文名字“多佐罗夫”，同他的两名伙伴（王崇云、朱世恒）作为首批先遣队的成员，由苏联奉调冯玉祥部队（中共先后派到冯部国民党军的人员有二百多人，其中有刘伯坚、陈延年、刘志丹、王一飞等）。他们三人乘坐的是苏联给冯玉祥部队送枪支弹药的三辆卡车从蒙古的库伦（即乌兰巴托）向中国境内的包头进发。
茫茫荒原，人烟绝迹，时值隆冬，冰封雪冻，一路之上，艰苦异常。三辆卡车颠颠簸簸地在荒凉的草原上行驶。饿了，吃点干粮；冷了，找点牛粪烧火取暧。好不容易走出了荒原，而荒原之外，却又是浩瀚沙漠。这沙漠比草原更是荒凉：无草，无水，无树，无人，风刮起来满天黄沙，日晒之下赤地千里。草原无路，尚可行车，到了沙漠，车也不能行走了。只好改乘骆驼，整整走了八天八夜，才算走出了看似无边无际的死亡之海。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他和伙伴们一遍又一遍地低吟浅唱唐代诗人李贺的这首《马诗》，便一次又一次地获得极大的感动，一种情愫便从寂寞难耐的洗炼中超脱出来，如此沉厚而飘逸地在茫茫戈壁扬散开去……
就这样，历尽千难万险，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了中国西北宁夏的银川。稍事休息，便又启程，经陕甘大道，于1927年2月抵达西安。当冯玉祥召见他们时，他们一个个都是蓬头垢面，衣不遮体。
邓希贤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处长。虽然生活费用是由冯玉祥部队发给，但这种军旅生活并不宽裕，因此他和同伴们就隔三差五地生着法子敲校长史可轩（共产党员，后牺牲）的竹杠，让史请客去西安的鼓楼吃羊肉泡馍，“打打牙祭”。那时候能吃到羊肉泡馍就是好东西了！
在冯玉祥的军队里不过三四个月的时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突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遭到血腥镇压，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江河，染红了山川，染红了中华大地上的漠漠黄土和殷殷绿草，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曾经参加革命，倾向进步的冯玉祥，在这场风云突变之中，倒向了蒋介石。是年6月，冯玉祥参加了汪精卫在郑州召开的反共会议，而后，他以集训为名，下令将派往其部的共产党员全部集中到开封。
邓希贤因提早得到此消息，便悄然离开西安，去了武汉。冯玉祥虽然附和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活动，但他毕竟受过进步思想的影响，曾去过苏联参观访问并同苏共领导人亲密会晤，对苏联革命颇为赞赏。故此他对大多数被集中起来的共产党人手下留情，并未加害，最后将刘伯坚等二百多名共产党员“礼送出境”……
邓斌抽回思绪，淡淡一笑。
俞作豫说：“他们赶，我们请你！”
李明瑞也连声说：“对，对，我们请你！”
俞作柏点点头，略有所思地说：“邓贤弟，请你放心，在广西无论发生什么变化，我俞某决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呵，以贤弟之见，眼下我们该怎么办才是上乘之策呢？”
邓斌放下筷子，沉吟了一下，说：“当务之急，是要扩建军队以充实力量。据我所知，黄绍竑、吕焕炎残部虽接受编遣，但他们靠不住，所以急需建立一支信得过、靠得住的部队。同时，要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工农自卫武装，清除旧桂系残余势力。这样，就能形成气候，扎下根基，建立广西自己的牢固地盘。”
俞作柏听着，两眼微眯注视对方，待话音一落，他蓦地放展了眼眸随之朗朗一笑，颇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概：“贤弟文韬武略，能谋善断，佩服佩服！”
随又对李明瑞说：“裕生，你向邓先生谈谈相关的那桩事吧。”
哪粧事呢？
李明瑞快言快语：“为速成一支能够掌握的队伍，我和表哥表弟可谓煞费苦心了，商议筹建警备大队，下辖新编第四、第五两个大队；每大队一千人。我想就此事等饭后与邓先生详细叙谈，现在还是让嘴多喝些酒多吃些菜，酒逢知己千杯少嘛！来，邓先生，再干一杯！”
邓斌举杯相碰：“李司令，饭后咱们好好聊聊，干！”
酒觞交融，珍肴回转
运筹于笑谈之中
李明瑞私邸。
这是一所古宅，坐落在邕江东岸，与省府所在地相距不远。看上去门庭并不显眼，但庭院里秀竹苍绿吐翠，盛开的夜来香芬芳飘逸，给人一种超尘出世的幽静感。客厅左侧的过廊里排列着剑、矛、刀、棍、棒等传统兵械，一看便知其主乃练功习武之人。
邓斌浏览着诸样兵械，饶有兴致地说：“百闻不如一见，赫赫威名果不虚传。明瑞兄在北伐时即是一员虎将，耳闻你在江苏龙潭战役中率劲旅与孙传芳两万多敌兵血战，而孙传芳依仗英帝国军舰，说要在两日之内攻陷南京。面对强敌，你亲率敢死队突袭孙传芳的指挥部，一举攻克，进而取得了龙潭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宣告了北洋军阀的彻底失败。”
李明瑞从台架上取下一把青月大刀，脸上便有一股关云长的神气浮现出来。他追忆着说：“一百名弟兄各持一支短枪和一把大刀，从敌背后抄袭过去，子弹打光了，就抡起大刀劈出血路，拿下了敌指挥部，一百名弟兄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说着，只见他猛地一个飞腿转身，跳出丈远，抡刀耍了几路招式，然后轻捷地立脚一收，将大刀放于原处，怆然地叹道：“但凭匹夫之勇，难成大事。绌绌拳脚，只为排遣消闷，邓代表见笑了。快屋里用茶，请——”
这是一间宽敞的客厅：杏黄色的杉木油漆地板，雕花镂叶的落地宽窗，古色古香的檀木家具，两厢立柜里陈设的各式古玩、竹篆兵法和古老的线装书……整个看上去显出几分典雅与庄重。
邓斌环视一番，目光便投向悬挂在厅堂两侧那行笔苍劲豪放，气韵幽婉悲切的条幅上。
右侧条幅上写道：
金田崛起奋同仇，叹息英雄志未酬；
又见腥膻渺无际，秦淮呜咽水空流。
左侧条幅上写道：
哀哀同种血痕鲜，人自功成国可怜；
莫向金陵闲眺望，旧时明月冷如烟。
邓斌观赏罢条幅上的诗句，笑着对李明瑞说：“猜得出，这遒劲有力的墨迹，定是出自兄台之手了。”
“现丑现丑，邓代表真是好眼力！”李明瑞斟好茶端至邓斌落座的桌边。“这两首诗，是近时一位名叫志尚的举人所作。为感慨太平天国十四载基业，成而复败，得而复丧，凭今吊古，不胜万般悲叹……”
邓斌品茶品诗，略有所悟，便说：“从诗中看，大有归罪曾国藩其人的意思。其实，太平天国的兴亡成败全在于他们自己。洪秀全定都南京后，如若君臣一德，上下一心；杨秀清、韦昌辉不背地作乱，石达开不领兵出走；对外联盟，内纳幽燕，就是有一千个曾国藩又有何惧？”
他喝了一口茶，接着又侃侃而谈：“当初，洪秀全在金田村起事，信用未孚，兵力不足，且无锐器，四五千保良军怎么就能把大清国人马打得落花流水呢？到后来洪秀全当了天王，有了半壁江山，兵多粮足，却反而覆亡了呢？寻寻思思，我认为，太平天国十四载基业得而复亡，不能全归罪于曾国藩的讨伐与屠杀，只能怪太平天国自己把自己亡掉了！”
李明瑞扫了一眼自己挥毫泼墨、一呵写就的条幅，听请来的“客人”一番独到而精辟的见解，不由肃然起敬：“邓代表谈起太平天国成败因果，确是识高一筹，一针见血！”
邓斌说：“天下多少兴亡事，成败因人。就说自大明崇祯十七年被满清灭掉后，泱泱之国不知有多少杰士枭雄图谋恢复大明江山。像河南的李文成，云南的吴三桂，我们四川的王三槐，甘肃的张阿诨，兖州的王伦，台湾的朱一贵等，众多豪杰，连年兴兵逐鹿，但都是西起东灭？还是满清稳坐江山。直到清宣宗道光末年，佞幸专权，国穷民怨，才崛起洪秀全这位‘替天行道’的大英雄。”
殊不知，李明瑞从小就崇慕太平天国的这位“大英雄”。他像一切有所为而又敢为的大人物一样，笃信时势造英雄，有着“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勃勃雄心。他做的“天国梦”比洪秀全还要光耀夺目，恢宏高远。
李明瑞谈起洪秀全的奇闻轶事，更是绘声绘色，情切传神：“听老人们说，洪秀全自幼抱负非凡，常与同乡好友骆秉章谈古道今，讽讥混廷暴政。一次，二人月下在池塘洗澡吟诗，洪秀全边洗澡，边观天上明月，随口念出：‘夜浴鱼池，摇动满天星斗。’骆秉章也应声对诗曰：‘早登麟阁，换回三代乾坤。’洪秀全听罢，放声大笑不止。笑毕，又低吟浅唱‘乾坤已非三代，麟阁早属他人，登也不必，换也多事。’骆秉章笑他心非所云，笑他为旷世狂人。洪秀全专结交天下豪杰，最后成了天国之君。”
邓斌说：“洪秀全只不过是一位从广东流落到广西的穷教书匠，他能当上天王靠的是什么？不就是全靠有一支使清军闻之丧胆，又深受广大人民欢迎和支持的强大的太平军么！”
“是啊是啊！”李明瑞深有同感地说，“孙武在他的兵法《计篇》中写道：‘兵者，国之大事也。’《虛实篇》又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我向表哥提出建立警备大队的意义就在于此。但目前人事复杂，对一些旧部军官作进一步考察后方能任用，而兵力也实难补充……”
邓斌思忖片刻，建议说：“鉴于这种情况，可以成立一个军官教导总队，培训初级军官，以提髙他们的军政军事素质和组织指挥能力。至于教官，可由我党派来的一些干部来担任，他们有的是黄埔生，有的毕业于陆军学校，大都在北伐中带过兵打过仗。”
李明瑞仿佛觉得多日飘漫在眼前的一层雾霭被一阵清凉的山风吹散，连声说道：“好好，邓代表运筹高妙，就这么办！”
是夜，万籁俱寂。俩人交谈得很深很深……
良好的契机，总是令人欢欣鼓舞。
经俞作柏、李明瑞颁令，广西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应运成立。一百多名中共干部学员安排进教导总队，培训首批近千人的李明瑞旧部的官兵，并在他们中间发展骨干力量和新党员。
速成速决！
紧接着，一批中共干部被安排到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
第四大队，共产党员张云逸担任大队长，共产党员李谦担任副大队长；
第五大队，共产党员俞作豫担任大队长，共产党员史遽然担任副大队长；
教导总队，共产党员徐光英担任总负责人，张云逸兼任副总队长，冯达飞、罗少彦等共产党员担任军事、政治教官。
按照中央代表邓斌的指示：张云逸等在四大队中安排了上百名共产党员担任营、连、排干部，惩办了民愤极大的旧军官，吸收了大量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加部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第四大队由原来的一千人扩大到两千五百多人。与此同时，俞作豫等在五大队调来了一批农民青年入伍，并收编了山寨绿林、江湖侠士充实军队。第五大队的人数也迅速扩大到两千多人。
这次扩充的新军，便成为以后建立红七军、红八军的基本武装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