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暗杀、恐吓与骚乱的背后
一阵急密的枪声敲碎了黎明前的沉寂。
邓斌与雷经天的谈话中断。
一梭子弹带着暴躁的音流，尖啸着从公安局后院的上空掠过。有一颗子弹竟然穿过榕树的枝蔓，射进中央代表住室的门框里，劈裂的框木散发出一股焦煳的碳硝气味。
雷经天惊怒地站起来，骂道：“妈的，又是黄绍竑的‘地下军’进行骚扰！”
邓斌点燃一支烟，吸着说：“老雷，咱们继续谈，龚局长会有办法对付他们的。”
“南宁是李、白、黄多年经营的老巢，他们的爪牙都埋藏得很深。”雷经天又坐了下来，但仍担心中央代表的安全。“邓代表，咱们是不是另找个地方……”
“我想他们是不会跑到这里来的。”邓斌显得平静如常。这种遇变不惊的气度显然是装不出来的。
“地下军”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统治时期成立的一个特务组织。黄绍竑逃亡时把“地下军”交给亲信黄金廷指挥，其主要任务：一是暗杀俞作柏、李明瑞等省府军、政要员，再就是共产党，从领导人到一般党员，都是暗杀对象；二是破坏政府机关、工会、农会、青年学社及进步团体……总之，要让俞、李在广西，官无安身之地，民无宁静之日。
就在前天傍晚，李明瑞陪俞作柏到警备大队视察回府的路上，突然遭到几个蒙面枪手的袭击。好在李明瑞早有防范，临上车时，让表哥坐到自己的车里，另派两名保镖坐到表哥的车内，适才使俞作柏有惊无伤，幸免遇害。
当晚，俞作柏官邸的墙上有人贴出“告示”宣称：凡取下俞作柏、李明瑞首级者，赏现大洋两万元。落款是：东兰农民自卫军。
当晚，俞作柏又收到一封恐吓信：警备大队是俞、李用来镇压广西民众的暴政工具，须立即解散！如若不然，则取俞、李之人头，以谢父老乡亲。落款仍是：东兰农民自卫军。
很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目的的暗杀恐怖活动。俞作柏和李明瑞固然对此嗤之以鼻，断定是黄绍竑的余党干的，或是蒋、汪的耳目施展的雕虫小技。但为什么偏要打出“东兰农民自卫军”的旗号呢？
这不能不令人想到一个人——韦拔群。
韦拔群，曾用名韦秉吉、韦秉乾、韦萃、农友三，壮族，东兰县人。他出身富裕之家，早年曾参加讨袁护国军，1925年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年当大革命在全国迅速发展之时，他出任广西农民运动特派员、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田南道农民运动办事处主任，他领导的东兰、凤山等地农民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成为当时全国最发达的农民运动地区之一。韦拔群不但建立了农民协会，而且建立和发展了右江地区农民自卫武装，他任农军总指挥。他们反贪官，抗捐税，打土豪，毁契约，把农民运动搞得一派热火朝天。桂系军阀慌忙派兵去镇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兰惨案”。韦拔群在强敌面前并不屈服，率领农军坚决打击敌人，并一举占领了东兰县城，迫使当时的桂系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承认了东兰农民自卫军的合法地位。“四一二”事变以后，广西革命斗争转入地下，而在这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独有韦拔群率领的这支农民队伍，始终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这年7月，也就在中央代表邓斌到广西的前夕，广西特委正式枇准韦拔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拔哥”——乃是广西民众对韦拔群这位农民领袖的美称。
然而就在这时，就在中央代表和广西特委与俞作柏、李明瑞达成了良好的默契，使合作共事顺利开展起来的当口，突然冒出“东兰农民自卫军”制造舆论、暗杀省府首脑、要解散警备大队等一系列骚扰恐怖活动，这不能不令人在震惊之余感到几分蹊跷。
邓斌和雷经天指令龚鹤村迅速侦察线索，即快破获此案。
邓斌和雷经天深夜交谈，针对广西地方党组织零乱、涣散、与省特委失去联系的状况，研究如何抓紧恢复和发展各地方组织，逐级建立联系，配合当前中心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
首先谈及的就是与此案有关的东兰县党组织和东兰农民自卫军。
经分析，此案决非东兰农民自卫军所为。而敌人施用这种“离间”伎俩，是想造谣惑众，破坏共产党与俞、李的合作关系；同时分化广西党组织内部和东兰农民武装力量；真可谓一箭双雕，用心何其毒也！
邓斌来到广西，未曾与韦拔群谋面。俞、李主政广西后，曾向韦拔群发去过邀请，俞作豫也曾给韦拔群的农军送去一些枪支弹药，但却迟迟未见韦拔群派人来南宁与俞、李照面或与特委接头。
此刻，邓斌恨不得马上见到韦拔群这位壮族英雄，共商广西革命大计。在来广西之前，他与周恩来谈过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即一手抓俞、李合作，一手抓韦拔群经营多年的右江根据地。现在看来，他的“两手打算”的设想是正确的。眼下，同俞、李合作已达成共识，最当紧的是要尽快与韦拔群取得联系。
可是，南宁到右江东兰相距千里之遥，且山路崎岖，溪流阻隔，交通十分不便。
“我真想现在就动身去一趟东兰……”邓斌思忖着说。
“这里更需要你，你怎么能走开呢？再说这一路上……不行，你不能去！”雷经天焦虑地说。
“老雷，能早一天与拔哥相见，我们心里就早踏实一天。”
“是啊是啊……”
雷经天端着水烟竹筒，咕咕嘟嘟地抽着，思虑着。突然，他放下水烟枪，说：“这样吧，你给拔哥写封信，我速派‘混江手’阿龙从水路去东兰，将信交给拔哥，你看如何？”
“好！我这就写。”
邓斌当即挥毫，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给韦拔群写了一封信，敦请拔哥速来南宁，共商大计。
此时的南宁市公安局，已成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广西特委秘密召集会议的“据点”。院内一座老式的木楼里，三张红木八仙桌连成一个长方形的台案，周围摆放着几把竹椅、木凳，这既是公安局长的办公室，也是中共代表和广西特委开会的场所。
龚鹤村自担任公安局长后，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整顿警察队伍，治理社会秩序，清除旧桂系潜藏下来的余党，负责省府的安全保卫……他向李明瑞立下过军令状，如若在他职权范围内出了重大问题，就提龚某的人头是问！
为破获“暗杀俞、李未遂”的重大案子，龚鹤村亲率侦缉队，昼夜化装侦察，接连捣毁了旧桂系在南宁分布的几个窝点，抓获四十多名李、白、黄的余党。但经审讯，这些人仅是黄绍竑的“地下军”，枪击俞、李车队的事件，都不是他们干的。
邓斌对龚鹤村说，此案关系到我们同俞、李的合作，关系到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自卫军的声誉以及他们与党的关系，必须迅速破案，以正视听！
龚鹤村在万分焦急、奔忙之中，突然接到陈豪人的情报：被收编的桂系旧部吕焕炎、杨腾辉等宿将盘踞梧州要津，与蒋介石派来的耳目郑介民过从甚密。他们与“地下军”勾结，其阴谋不仅是暗杀省府要员，而且要对中共派遣人员实行暴力手段。公安局已被他们作为恐怖行动的一个重点袭击目标。
龚鹤村将情报向邓斌和雷经天报告后，当晚即派几名特工到警备第一、第二大队（多是桂系旧部）放风，说是中共要在公安局开重要会议，可趁机一网打尽。
吕焕炎、杨腾辉遥控指挥，派了三四十名便衣特务潜伏在公安局的周围。
凌晨两点，双方交上了火。
龚鹤村布下的“内外夹击”阵势，很快将敌举歼。紧接着对擒获的十几名特务进行突击审讯。特务一一招供：他们不是吕焕炎的嫡系，而是用重金收买过来的东兰县土匪和反水的农军队员，枪击俞、李未遂以及张贴“告示”、送恐吓信，都是他们干的。他们供认不讳。
“揭案了！揭案了！丢他妈终于弄个水落石出！”龚鹤村熬得通红的眼眸里闪射着火热的光亮，如释重负地跑来向邓斌和雷经天报告了案情。
“吕焕炎这只老狐狸很狡猾，再加上郑介民给他当幕后高参，所以他把尾巴藏得很严。”邓斌分析说，“可是，那些自称是东兰农民自卫军的人为什么要反水呢？”
雷经天说：“我们不妨再去审一审。”
两名警察押着一个中年汉子走进审讯室。这汉子的衣服已被扯得稀烂，脸上、臂膀上和胸前背后都挂着条状的块状的血垢伤痕，被麻绳五花大绑地推了进来。他的嘴角滴着血，沾着泥。一切都展示着经过激烈搏斗才把他降服。
这汉子粗壮威猛，二目充满复仇的凶光，看样子他非以死相拼，不想活了。
邓斌上下打量他一番，问：“你是什么地方的？”
“凤梧镇！”
“叫什么名字？”
“田忠良！”
“这名字挺好嘛。”
邓斌示意龚鹤村给他松绑，可是龚鹤村怕他行凶，没有执行。
“你是东兰农民自卫军的吗？”
“不但是！而且还是小队长！”
“你认识拔哥？”
“认得！他对我们很好！”
“那你为什么背叛拔哥，帮土匪做事？”
“太冤柱啊！我是被他们逼的……”田忠良忽然两眼流泪，“扑通一声跪在地下。”
“给他松绑！”邓斌瞥了一眼龚鹤村。这次是命令了。
“松绑！”龚鹤村对站在田忠良两边的警察说。
“把他扶到椅子上，”邓斌继续吩咐道，“给他倒杯水喝！”
“喝茶吧。”龚鹤村亲自端来一杯水递给田忠良。
两位警察紧张地注视着，以防这壮汉突然袭击。在俘获他时，他像一头凶猛的老虎一样吼啸着反抗，三四个人才把他降服。
“你有啥子冤，他们是怎么逼你的，你慢慢说来。”
田忠良是凤梧镇的武术教官，武艺高强，秉性刚烈，行侠仗义。韦拔群组建农民自卫军时，他带领弟兄入了农军，并担任小队长。凤梧镇的土匪被“地下军”头子黄金廷收买，便打起了田忠良的主意。一月前，土匪把田忠良年轻貌美且温存贤慧的妻子和刚满一岁的孩子劫押至南宁，威逼田忠良反水为他们做事，才可把妻子孩子归还于他。田忠良被逼无奈，偷偷领着十几名弟兄来南宁投靠了“地下军”。拦路枪击俞、李未遂，张贴告示、下恐吓信以及偷袭公安局，田忠良都参与了。但他一直未能见到妻子和孩子……
邓斌和雷经天深深洞察到了田忠良那暴瞪的眼睛里涌沸的怨毒恨火和那一直无法报仇雪恨的冤情！
邓斌对龚鹤村说：“龚局长，你把田忠良的妻子和孩子找回来，才可以为此案画个句号啊！”
雷经天说：“根据他们的口供，寻找线索，顺藤摸瓜，一定能找到。”
龚鹤村神情庄严，声音沉重地对田忠良说：“老弟，你算是遇到‘包青天’了，我就是他的带刀护卫。只要你说的句句实情，我保你三日内见到你媳妇和孩子！”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铮铮有声的许诺却无法兑现：三日后，惨无人道的“地下军”将田忠良的妻子和孩子杀害，暴尸于南宁邕江桥头……
田忠良闻之，万念俱灰，既恨自己为虎作伥，造孽深重，又无脸见东兰父老乡亲，一气长绝，吐血身亡……
一切真相大白！
李明瑞向俞作柏力主：先把吕焕炎、杨腾辉等人抓起来，若不顺服，就杀了尔等的狗头，以除后患！
俞作柏念及吕焕炎、杨腾辉在帮他收复广西时立过战功，且向他写过效忠信；又认为恐怖、暗杀事件多是“地下军”所为，未查出吕、杨等人有任何蛛丝马迹，无端将其拿下，恐难服众。不妨再候些时日，察其踪，观其行，若有异变，即刻严惩不迟！
仅一念之差，俞作柏便留下了千古遗恨。这是后话。
邓斌和韦拔群一次极富历史性的会晤
1929年8月中旬，南宁街头搭起了一座座用松枝翠竹和鲜花点缀的彩门，一街两厢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旗帜。社会各界群众纷纷走向街头，敲锣打鼓，燃放爆竹，欢庆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日前，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发布通告：凡拥护和支持本政府，致力于广西的安定、繁荣与进步的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群众社团组织，一律给予承认和保护。
这的确是一个开明的举措。
此时的俞作柏何尝不懂得“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呢？但仅靠所掌握的几万部队和收编的一些散兵游勇、民团及土匪，是无法使广西长治久安的，自己也不可能在这块地盘上久立，更何况各派系军阀视广西为一块“肥肉”，都馋涎欲滴地打着“一饱口福”的主意。
怎么办？
出了名的“俞大胆”心一横便就接受了“小个子”的中共代表的建议：在广西开放进步的群众运动，建立各级群众社团组织，形成工、农、商、学、兵联盟的防卫体系，以抵御强敌入桂，以对付旧桂系余党势力的叛乱。
要做广西的开明之主，成就一番大业，俞作柏更深谙孟老夫子之言：“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所以他非常同意中共代表的建议，视为“安邦抚民之良策妙略”大加赞赏。于是决定召开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广西省农民协会。
代表大会的会场设在一座老式的粤剧院内。会场是经过精心布置的。原来又黑又脏的四壁都用石灰水粉刷一新，主席台上吊起了崭新的幕布，中央悬挂着一面犁头旗，周围摆满了鲜花翠草，台两侧站立着执枪的卫兵，看上去庄严肃穆而又隆重热烈。
来自南宁市郊和左右江地区的农民代表已于会前相继赶到。最引人注目的，是韦拔群带领的三百多名东兰县农军和农协代表。他们一律身穿白褂黑裤、腰扎皮带，或背挎短刀，或肩扛长矛，在群众的夹道欢迎中，威武雄壮地步入会场。
此刻，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张震球、李干等广西各路农民领袖们已在主席台上就坐。当雷经天宣布大会开幕时，会场欢声雷动，鼓乐轰鸣！
首先，由俞作豫代表俞作柏向大会宣读省政府写给大会的贺词。
接着，雷经天请韦拔群讲话。
年方35岁的韦拔群身着黛青色的农民唐装，高挑的个头，四方脸庞，看上去俨然一位憨实健壮的壮族农民，神情里却不乏精明睿智的才气。他站起环视一下会场，向大家抱拳致意：
“各位乡亲，各位农友，今天是我们农民的节日！我们能在这里欢聚一堂，庆祝自己的节日，这在广西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台下响起一阵掌声。
“当年，洪秀全在桂平金田起事，直到创建了太平天国，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千百万农民兄弟！今日在我们广西，乃至全中国，谁赢得了农民兄弟，谁就赢得了天下！”
热烈鼓掌。
“只要千百万农民兄弟站起来了，我们广西就不得了呀！我们中国就不得了呀！”
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
大会一致通过了成立广西省农民协会的决议，选举雷经天为会长，韦拔群为副会长，陈洪涛、张震球、李干等为委员。
大会还决定出版《广西农民》三日刊——它实际上就是中共广西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对指导广西革命运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
南宁的市民说，当官的一发慈悲，这天就变蓝了，地就变绿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好过了。
韦拔群是在农民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到达南宁的。当他接到中央代表写给他的亲笔信，心中翻涌着怎样的澎湃之海，很快，他又接到广西特委关于召开农民代表大会的紧急通知，要他率领右江地区的农协代表和一支精干的农军小分队即赴南宁。
到了南宁的当晚，邓斌与韦拔群首次会晤，俩人亲切交谈了一个通宵。邓斌开口唤他一声“拔哥”，喊得韦拔群两眼湿润……出身乡绅家庭的韦拔群，从小就受到太平天国英雄故事的熏陶，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和濡染。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他在桂林读完法政学堂之后，就前往广州、上海和长江流域一带游历、考察，从而更加崇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听到窃国大盗袁世凯改元称帝的消息，他愤慨已极，立即回老家变卖家产，购买枪支，招募一百余名血性男儿，前往贵州参加讨袁战争。讨伐失败，他又转到四川张毅军部当参谋。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亲眼目睹了旧军阀对青年学生和示威群众的残酷镇压，于是他化名“愤不平”，秘密串联其他进步军官，散发“大倡国民革命”、“坚决改革旧军制”的传单，以展“铲除人间不平事”之志向。四川军阀下令缉捕他，他愤然逃离四川，回家乡东兰搞农民运动，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吃大户”、“均贫富”，以实现太平天国洪秀全梦寐以求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平，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理想。他极力说服长辈要做开明乡主，开仓分粮，减租减息，普济苍生，造福一方。他把自家的好田分给最穷的佃户去种，把积存的余谷救济那些揭不开锅的众乡亲，深受穷苦百姓的拥戴，老少爷儿们都唤他“拔哥”。
1923年夏天，韦拔群组织农民自卫军攻打东兰县城（在此之前曾两次攻打县城，因敌众我寡而失败），一千多名手持大刀、长矛的农军在夜色的掩护下，袭占了守城的团防总队。翌日拂晓，各乡农民声势浩大地拥进县城，县知事蒙元良惊慌失措，在几个县警保镖的护驾下仓皇逃离真衙，躲到凤山县避难。东兰县城第一次获得解放，被关押在牢狱的群众全部释放，一向欺压穷人的土豪劣绅一时间销声匿迹。当日，召开盛大的群众集会，欢庆胜利，韦拔群当众宣布取消各种苛捐杂税，废除所有契约，提倡各民族平等和男女平权。农民自卫军纪律严明，市面秩序井然，人民欢天喜地，人心大快。迫使黄绍竑执掌的省政府不得不承认东兰农民运动的合法地位。
1925年初，韦拔群怀着寻求革命真理的强烈愿望，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从而结识了彭湃、陈延年等几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毕业后他重返广西，广泛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几年来，不管桂系政府怎样更替，皆对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地区的壮、瑶、苗、汉各族农民武装奈何不得。他们称韦拔群为右江“无冕之王”。
“拔哥，你在东兰大刀阔斧地搞农运时，我和一批同仁正在法国勤工俭学。”邓斌深挚地说，“虽然在异国他乡，但对你的名字，我们在获悉和关注的有关国内信息里早已熟知了。”
惭愧，惭愧，韦拔群神情肃然，声音也显得低沉，“穷奔苦寻好几秋，也未了然出路在哪里，每想到我华夏被欺凌被压迫被掠夺的屈辱史，便有彻骨之痛！就想拼洒一腔子血唤醒民众！若不是所处之地闭塞偏远，愚兄纵然倾尽家产，也会与同仁一道飘洋过海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谛……”
“同在一个地球上，那里也有剥削，有压迫；同样也有斗争，有反对。我在法兰西的土地上生活了三年零两个月又十九天，接到了法国警方的驱逐令（当时傲慢而冷酷的法国警察当局，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于20年代驱逐的这位东方的小个子，五十年后竟然以国家副总理的身份访问了法国，而且受到了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极其热情而隆重的欢迎和接待），我和被驱逐的二十多位学友们告别法兰西，奔赴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
“唔，我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见到了陈延年，才晓得他与诸位同仁旅欧之行，获益匪浅。”
“那是陈延年刚回国不久。他确实很能干，他是旅欧支部的领导者之一，他反对他老子（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见解也比别人高。他的牺牲很可惜……”
“陈氏兄弟被害之事，我是在雷经天来广西时听他说的。那是‘四一二’事变之后，陈延年在上海龙华殉难，一年后他的弟弟陈乔年也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话题扯到这一“悲壮点”时，二人的神情都显得沉郁，许久都不再说什么，仿佛以难言尽详的沉默为死难者志哀……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乱世之秋。她一诞生，周围便聚集了一群灿若星辰般的英杰才子，他们都是一些最热情、纯洁、勇敢、真诚、优秀的热血儿女。而此时的中国正是黑夜茫茫，风雨如磐，四万万人在水深火热之中熬煎，“政治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毛泽东致向警予的信中之言）”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为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提出要改造中国，必先认识世界。——在遥远的欧洲，那个徘徊着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对于中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为追求理想和出路的中国青年们呈现着一种无与伦比的灿烂的光明，他们飘洋过海而去。
按说，他们本可以在西方继续求学，或去做工，或去经商，或成家立业安度一生。但他们却又毅然决然地回来了，回到了他们那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祖国，回到了生养他们的血泪斑斑的土地上，回到了他们的兄弟姐妹和他们苦难深重的人民中间……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他们还有几人尚存？许许多多的志士仁杰饮恨于九泉，与江河山川化为了一体。
是啊，回顾半个多世纪腥风血雨、波诡云谲、大起大落、大悲大壮的中国近代史，面对先烈们的英灵和他们创下的丰功伟业，常常会使后来者从心底泛起一种崇高的敬意，同时伴随着一种自我惭愧感和一点淡淡的忧思：相比起他们那一代人，现今的一些青年人，好像缺了点什么，似乎热情没有那么浓厚与强烈，信仰没有那么明确与坚定，品德没有那么高尚与纯正，就连血管里奔流着的血液似乎也没有那么鲜红与火热……
此刻，中央代表住室里的灯光沐浴着两张一见如故的挚友的脸庞。
他们谈得是那样的投入，那样的深远，又是那样的情真意浓。虽是一夜未眠，却都毫无倦意。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在反动派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惟独广西，出现了如此高涨的革命新形势。最难得的是有韦拔群舍心经营几载的这么一块崭新的天地。
也许，有人并不晓得，韦拔群开创的这块崭新的天地，以及这位农民领袖以他高昂的头颅和传统的忠诚来拯济辽阔苍茫大地上千千万万痛苦呼号的民众于水火的执著追求，其实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梦，人类已经做了几千年。
公元1535年7月6日，前英国财政副大臣、下议院议长、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在伦敦塔被刽子手推上了断头台。当他自己从容地用头巾蒙住眼睛的那一瞬间，不是死神出现了，而是他二十年前就梦想到的那个新月形的岛国浮现了。那里没有压迫，没有争斗，没有私有财产，人们像一个大家庭那样和和美美快快乐乐地幸福生活着。他管那岛国叫“乌托邦”——人类美丽的天堂。
莫尔被砍下的头颅，悬挂在伦敦桥上，像一个被斩断的梦在微笑……
莫尔以后的四百年来，欧洲多少先哲智士不断地为实现这个梦而构想更完美的蓝图，设计更现实的道路，尝试更具体的模式……
又是一个英国人，曼彻斯特阔绰的工厂主罗伯特·欧文，在莫尔死后近三百年，以十五万美元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购买下三万英亩土地，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移民实验区——纽哈蒙尼公社。但他的一切试验和计划很快成了泡影，他由原先的百万富翁变成了倾家荡产的流浪汉……
只有当一个德国犹太人坐在大英博物馆里，把资本主义像一具尸体标本那样放在桌子上解剖时，莫尔的理想和人类之梦，才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实现这个梦想的道路，也由此被科学地阐明了。
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诞生了。虽然它只存在了72天，但它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终于使人们看到人类从阶级社会中能够解放出来的灿烂的革命曙光。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巴黎公社的英勇壮举，指出：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可是，卡尔·马克思的主义日后又总是被热衷于这个“主义”和“信仰”的人们所曲解，常常陷入云遮雾罩的误区。
东方人常常分不清莫尔和马克思。中国人又还有自己古老的东方文明的渊源：从孔丘、墨翟到陈胜、张鲁、陶渊明、李自成、洪秀全、康有为……特别是一千五百年前的陶渊明，曾弃官后在湘赣边的斜川、玉京一带躬耕田园，虽然也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浪漫诗情，但毕竟是粗茶淡饭，柴门陋室，以致晚年落到乞讨境地。或许为了这一生的清贫艰辛，他才作出一篇《桃花源记》，把一个“春蚕收长衫，秋熟靡王税”、“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的无压迫、无剥削、男耕女织的“世外桃源”托给万世。虽然，这个素有大济苍生之志的陶放翁，没有办法让他的“桃花源”付诸实现，但足可使一千年后的圣西门、欧文、傅立叶掩面羞愧。
本世纪初，一个身材瘦长的湖南湘潭农民的儿子，和他的几位同窗，踏遍长沙岳麓山的各个乡村，想寻找一块欧文式的“纽哈蒙尼”来建立一个“新村”。他为这个新村设计了美妙的蓝图：有公共育儿院，公共敬老院，公共消费社，公共学校，公共农场，等等，等等，十分周全，足以使四百年前伦敦桥上莫尔的那颗血淋淋的头颅安然瞑目。然而，他却失望而归。
这个身材瘦长的湖南湘潭农民的儿子，叫毛泽东。
他本来也是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但他没有去。不久，他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然后他又回到湖南。他从劳苦大众的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和按照马克思提供的理论，揭开了许多中国革命之“谜”——奴隶史观、阶级斗争、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他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充满信心地描绘了他的预言：
很短的时期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虽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蒋介石的背叛而失败，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但在毛泽东看来，没有理由再退回，没有理由不前进。“上帝”的意志使他始终站在潮头的顶端，擎旗呐喊，始终是那样的自信、执著和一往情深。尽管他拉着队伍跑到井冈山做“红色山大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革命策略，但他却找到了新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并在井冈山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于是他坚信革命的高潮将会再次重现，并用诗一般的笔调描绘了它的诱人景象：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巳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中国革命的历程漫长、曲折而艰难，而毛泽东却具有一般的党内实干家所不具备的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天生的诗人气质与后天的广博知识相结合，形成他独特的战略眼光，形成他充满魅力的理想追求，形成他气势磅礴的意志信念；其未来目标的宏伟和瑰丽，使每个有志于革命的救国之士不能不为之感染，自觉地心甘情愿地聚集在他的旗帜下。因为他以非凡的务实能力和创造智慧，把异域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灵活地结合起来，甚至将这个“上帝”的思想转化为连村野百姓也喜闻乐见的民族化的思维方法和语言形式，为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庞大的国家，设计出一条民族解放大道，并以他浪漫、超脱的诗人的热忱关注着历史和未来。
……
邓斌向韦拔群介绍了全国革命形势和组织工农民众进行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方针和策略。特别讲述了“朱毛”红军的发展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壮举，以及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边等各路红军和各苏区的发展趋势。
韦拔群倾心聆听，精神为之振奋。
直到清晨微明的阳光照映入窗，室内的油灯逐渐灰暗下来。而灯芯燃动的一尾灿亮仍是那般晶莹而温暧。
这时候，远处军营的一声号音破空而来，“嗒——嗒——嘀——嘀——嘀——嗒——”悠扬沉厚的号音遂一声接一声地震响了晨空。
邓斌说：“中央派我来，一是同俞、李做好统战工作，二是协助拔哥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韦拔群说：“拔群跟党革命到底，万死不辞！若有二意，天诛地灭！”
邓斌说：“等时机成熟，我们即开赴右江。”
韦拔群说：“那是我们的家园。”
两双手紧紧相握。
这是一次极富历史性的会晤。
韦拔群与张云逸以茶代酒，也喝得畅快淋漓
省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使俞作柏真正看到了万千民众一旦被召唤被组织起来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他在省府官员训政会上发了一通感慨：“当年，孙总理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其要旨就是唤醒国民，聚结于共和的旗帜下振兴华夏！可是国父积劳成疾而去，未竟之业被乱世贼臣窃篡，为贪权独己，对各方派系大张挞伐，战祸不绝丨可他哪里晓得，国力之根本于民众乎？”
无疑，他在为酝酿反蒋的大举动大造舆论。
他特地设宴款待韦拔群等各路农民领袖，并根据共产党的建议和推荐，由他以省政府主席的名义委任韦拔群等一枇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左右江各县县长。
这一举措，非同反响，民心大振！
代表大会一结束，代表们精神抖擞地分赴各自的地区组织农民运动。
韦拔群和他的三百多名农军队员并没有马上返回东兰。
这天一大早，位于南宁市郊西乡塘的兵营大操场上，举行了庄严的授枪仪式。
李明瑞莅临现场检阅，并亲自将一支崭新的勃朗宁手枪送到韦拔群手中。三百多条步枪也一一发到每个农军队员手中。韦拔群在台上带领他的队员们扣拳盟誓：
“为我广西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甘愿赴汤蹈火，断头洒血！同心战斗到底，背叛者天诛地灭！”
授枪仪式后，扛着乌黑发亮步枪的农军队员们，分成三个连队，分别在军事教官的带领下，接受严格的军事操练。
还是在农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南宁市的一些商行向公安局乃至省府报察诉状：他们的商船和陆路运输时常在右江沿线遭到“地下军”和土匪的抢劫，杀人越货的惨案屡有发生。对此，中共代表邓斌多次与俞作柏、李明瑞商议，以成立“右江护商大队”的名义，拨给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县凤山区农军一个营的武器，以示支持。俞、李欣然同意。于是韦拔群挑选三百多名身强体壮的农军青年来到了南宁——他们在经过短期的强化训练之后再回右江地区。
望着全副武装的队伍虎气生生地进行操课，韦拔群感慨万端：三年前农民自卫军要是有这些快枪，那骇人听闻的“东兰惨案”决不会发生，决不会眼睁睁看着手执大刀、长矛的弟兄在解救遇难的乡亲们时，一个个倒在军阀刽子手的枪口之下……如今，南宁变了！广西变了！一个新的革命热潮在南宁，在广西，迅速掀起来了！像当年洪天王在桂平金田奠基立业一样，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武装队伍要在左、右江地区干一番大事业了！
“一——二——三——四——”
“杀——”
“杀——”
“杀——”
响彻在练兵场上空的洪亮的吆喝声和震颤地腹的脚步声，使得韦拔群的思绪一如涨潮的邕江水波涛汹涌。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现实感正沸腾着他的血液：一场旷古未有的新生与腐恶、光明与黑暗的历史大搏斗即将在八桂之地拉开帷幕！
确实是一种特意的安排，李明瑞把训练护商大队的任务交给了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张云逸即令冯达飞等人担任军事军政教官。在此期间，韦拔群就住在警备第四大队，张云逸对他的吃住安排得十分周到。从而使他结识了张云逸、冯达飞等中共派遣到广西的军事指挥将领。彼此一见如故，稍有闲暇，张云逸和冯达飞便陪同这位享誉盛名的农民领袖参观警备大队官兵的训练、学习和生活。韦拔群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戎马倥偬，投死为国，以义灭身”的尚武精神和治军之道。
在张云逸的整洁、简朴的卧室里，悬挂着一副还散发着淡淡墨香的条幅，那粗犷、遒劲的字迹显然出自这位果敢练达、凝重威仪的将领之手：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一看便知，这是笔录豪放派诗人苏东坡的名篇《江城子》。此时觑来，笔录者的壮怀豪情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皆浸满了条幅的字里行间！
张云逸（曾用名张运镒），时年三十有七，字胜之，出生于广东文昌县（今属海南）头苑乡上僚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仅读完高小，就到广州打工。1908年夏天，广州陆军小学招生，16岁的张云逸报考被录取。三年学习期间，他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后转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任粤军排长、连长、营长、国民革命军旅长，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了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战争。随后参加了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从珠江之滨打到黄河两岸，1926年10月，他在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广东、香港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29年7月奉中共中央的委派，从上海经香港、广州来到南宁，从事兵运工作。
中央代表邓斌到南宁后，虽未与张云逸谋面，但通过俞作豫和陈豪人转达了对张云逸等人的问候，要他和从事兵运工作的同志排除一切干扰，集中精力抓好部队的整训，到时能拉得出，打得响。
在俞作豫的极力推荐和李明瑞的大力支持下，张云逸到南宁不久即被俞作柏委以重任，协助李明瑞整顿旧部，筹建警备大队。张云逸的资深和在北伐中的战绩，使李明瑞极为敬重，加之二人皆自幼跟“军”字结缘，少小从戎，通晓兵法，因而更是情投意合。
张云逸出任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时，发现队伍里有一些军官是李、白、黄的旧部嫡系，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如不严加整肃，恐日后祸患无穷！于是他面陈李明瑞：欲治兵者，必先择将；置将不善，一败涂地。
他向李明瑞提出三点建议：
一、把李、白、黄潜伏下来的嫡系一一清除，痛改者从轻，怙恶者严办；
二、请允许我提名德才兼备者担任各级军官；
三、慈不掌兵，从严治军，把第四大队建成一支铁军队伍。
李明瑞当即应允：一切由张大队长全权办理。同时批准俞作豫的第五大队也照此办理。
于是，冯达飞、李谦等一批共产党员被安排到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担任各级职务。
当护商大队应运成立，张云逸就让最得力的军事髙级教官冯达飞全权负责护商大队的集训工作。
冯达飞（曾用名冯文孝、冯国琛、冯洵），时年30岁，广东连县人。19岁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期间，他认识了周恩来，并由周恩来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他参加了讨伐粤系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7月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航空学校和苏联高级步校学习，毕业后又被派到德国炮科研究院将校班学习。1927年冬回国，参加了广州起义。1929年夏被中共广东省委派到广西从事兵运工作。
此时，在张云逸的卧室里，韦拔群从条幅的字里行间窥见了这位戎马倥偬的将领欲“亲射虎”、“射天狼”的铮铮报国之志。望着老式的檀木桌上放着的笔架、墨盒和一管寸头毛笔，闻到一股淡淡的墨香气味，韦拔群不胜感慨地叹道：“不曾想，胜之兄不仅通晓兵法，深谙治军之道，而且又是一位难得的儒将啊！”
张云逸将沏好的一杯清荼端过去，连连摇头道：“拔群兄过奖喽，云逸并非舞文弄墨之人，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偶得闲暇，吟几句古人诗词歌赋，抓秃笔写几个歪字，权作消遣而已。”
韦拔群说：“胜之兄小来思报国，金错刀行，戎马风尘，战功赫赫，令弟由衷敬佩啊！”
张云逸谦和地笑了笑，说：“眼底江山，楼头鼓角，都是英雄泪。这正应了司马迁《项羽本纪》里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继而又吟杜甫的《出塞》诗，聊以助兴：
从军十年余，能无分寸功。
众人贵苟得，欲语羞雷同。
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
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
韦拔群听罢，顿感杜诗仙的这首《出塞》诗句，正是面前这位文韬武略的将领此番心境的真实袒露。于是便直率地问：“胜之兄对广西来日趋势有何高见？”
张云逸呷了一口茶，便说：“就目前来看，形势对我十分有利。俞主席是开明之主，李司令一向倾心革命。但从全局看，蒋介石任用俞、李另有图谋，他一贯是坐收渔利，而不是坐视不管。”
韦拔群说：“我与邓代表会晤时，他也是这么看。我认为，未雨绸缪，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须‘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眼下的南宁，不可能成为我们长久立身之地。”
“哈哈哈……”张云逸会心地开怀而笑，“拔群兄所言极是！兵法云：凡谋之道，周密为宝；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如若南宁有变，我等即拉队伍去右江，与拔群兄同创一方天下，如何？”
“哈哈哈……”韦拔群也会心地开怀而笑，“我盼的就是这一天！”
二人齐端茶杯相碰，以茶代酒，也喝得痛快淋漓……
半个月后，韦拔群带领“护商大队”分水、陆两路返回右江去了。
上级来信指责：你们究竟打的红旗还是白旗
南宁。地处一条背街的僻静巷子“广昌号”——中共广西特委秘密地点。
中共广东省委又给广西特委来了指示信。
雷经天看了指示信，一夜未眠。
那只水烟竹筒“咕咕噜噜”地伴随他唱响了一夜。
整整一夜，他处在一种百思不得其解的痛苦煎熬之中。他一遍又一遍地从头至尾、逐字逐句地对照指示信自查自省，却怎么也不明白广西特委的工作究竟错在哪里？
……
广西自从李、白、黄倒后，更为军阀割据的形势。经过李、白、黄之长久剥削，广西劳苦群众之痛苦已达极点。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自然容易在群众中发出较大的幻想。尤其是没有经过长期斗争的广西群众，易于接受这种改良主义的宣传。但是要揭露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肃清群众对改良主义的幻想，最主要是要从曰常斗争中去揭穿，用群众自己的斗争经验去证实。如果没有群众的斗争发动，仅仅靠宣传煽动，或者过多的反对军阀的口号，是收不到大效果的。因此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是广西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你们要利用恢复群众运动的机会，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去执行党的任务。尤其是公开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斗争，要靠群众的斗争，才能争取公开路钱的执行。
满屋烟雾氤氳，凝滞不散。又是前一个改良主义，后一个改良主义！难道不顾一切地、不惜一切地与俞作柏政府作斗争，才算真正执行党在广西的主要任务？难道让那些来广西工作的同志打出共产党员和苏维埃的旗号，才算得“公开路线”的执行，难道……难道……
省委还要向你们指出，在南宁、柳州、梧州三大城市中更须以梧州为中心之中心。梧州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是广西无产阶级的中心，尤其是在两广工作的配合与联系上，它占着更重要的地位。至于梧州工作，省委要极力帮助你们。但是以后梧州工作仍归特委直接管辖。你们的报告中对于工运的计划仅仅注意在组织上面，证明你们还保存着极浓厚的狭隘的组织观念。组织赤色工会是工运中的重要任务，但是如果不加紧对群众日常斗争的发动，确是难以打破群众的恐慌心理。而且赤色工会不能坚决地发动群众日常的生活斗争，赤色运动亦无法扩大与发展。你们必须集中力量注意三大城市的职工运动，更须利用目前的混乱局面，发动群众曰常斗争。只有斗争才能提高群众的勇气，只有斗争才能发展赤色工会的组织，只有斗争才能破除群众的合法观念，离开了斗争来谈组织是极端错误和危险的……
斗争！斗争！！斗争！！！看来只有让特委带领党的派遣人员马上离开南宁，纷纷跑到“中心之中心”的梧州去开展斗争，组织赤色工会，才是无比正确的路线，才不存在“极浓厚的狭隘的”组织观念，才能打破群众的“恐慌心理”……
不！一切功过是非，需要时间的考验。时间会证实一切，时间也在改变着一切。
雷经天在对走过的革命生涯路回眸着自己投下的足迹：那是1925年他在上海上大学时，由恽代英和贺昌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即任大学的党团支部书记。他在大学里发动进步学生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被校方开除学籍。中央便派他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协助周恩来抓舆论宣传和思想动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随周恩来到南昌，在叶挺领导的第二十四师第六十团任党代表。南昌起义失败，他随部队南下。不久被派往广州，任广州起义行动委员会委员，在观音山一线指挥作战时，身负重伤，幸亏同志们将他转移及时，方才大难不死。1928年初，中共广东省委指派他回南宁恢复广西党组织。南昌和广州两大起义的亲身经历告诉他：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而策划发动的，决不是按哪一位先生的凭空幻想或一时的热血冲动搞起来的。眼下在广西，在南宁掀起的农运高潮不也是如此吗？但是，却遭来上级们的“迎头棒喝”……
农民群众以西北江（右江）流域为中心区域是对的，但你们必须晚些决定布置农村中的工作。你们能注意到在来者请愿的农民中做工作是对的，但决定组织全省农民协会是错误的。这是“国共合作时代”的工作路线，是由上而下的方式。各地农民群众的组织到现在还是薄弱的，而忽然成立农民协会，一方面是一个无群众的空机关，容易被人利用；另一方面可以增加群众依赖俞氏政府的观念，这是断送农民运动的方法！过去田南、北流、玉林等县的农民运动比较还有相当的基础，你们必须加紧指导，各县党部应坚决的领导。尤其注意在秋收时，发动普遍全省的斗争。
群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农协）的组织，我党同志绝对不应当参加。它在目前军阀统治之下，丝毫没有一点革命作用，决不能代表群众的丝毫利益，而且必然的要成为压迫群众运动的组织。党参加这个委员会，只有使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消失，这完全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如今有同志参加，须立即退出。而且党要在斗争中揭穿这一组织的假面具，领导群众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
指责的口气愈来愈尖锐！愈来愈激烈！愈来愈令人不寒而栗！瞧瞧，一顶“机会主义”的大帽子泰山压顶般扣下来了！“忽然成立农民协会是错误的”——就这么武断、决绝而又轻巧的一句话，把广西出现的新形势和新变化给否了！把中央代表和来广西工作的同志全力开创的新局面给一笔勾销了！
天亮时，雷经天痛苦折磨了一夜的大脑，又蓦然觉得特别清醒，他怀疑夜里做了一个不该做的梦。被水烟剌激得麻木的神经仍然扯动着“咕噜咕噜”的水烟枪的回声……
那盏罩子灯已经熏得乌黑。
邓斌看完“指示信”，神色极为平静。
他把信又交给雷经天，说：“你把它保存起来，暂不要向委员们和各支部传达。哈哈，看你两眼通红，定是一夜未睡。走，到院子里透透新鲜空气去。”
二人步出木楼，四周景物都沉浸在晨雾朦胧之中。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悄然登上后院的石亭上，升曼的朝阳仿佛突然跃上屋顶，四周的景物顷刻间似着了魔法，变得光灿明快，令人一夜困倦顿然消失，心神为之一振。好清爽！
平静宁谧的秀竹展接天际，高空一派青蔚；莺雀鸣啭，泉水淙淙，空气清淳，温馨逸香，无尽色彩映入眼帘，不由心扉顿开；太阳越升越高，金光如泻，使人目眩心畅……二人似从梦境中遽然醒来，便步态悠然走下石亭。
回到木楼里，就又回到严酷的现实中了。
“从这封信的日期看，也就是省农协会成立的第二天写的。交通员不辞辛劳，跋山涉水，才把信送到我们手里。”邓斌点燃一支烟，盘腿坐在床上。“当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期，惟独广西成立了省农协会，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如果他们认为这是个错误，那就由他们前来拿我问罪好啦。老雷，你不必为此担心。”
“我并不怕！”雷经天忿忿地说，“只是对这种无端指责、主观行令感到气愤！在他们看来，国共合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这样做就是违反了党的现实斗争的路线……”
“国共合作时代的工作路线，过去讲，现在讲，就是将来还是要讲！”邓斌一改坐姿，站了起来，手上的烟头在他来回踱步时带动的微风里忽闪着渔火般的光亮。“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话是不错的。什么叫‘识时务’怎样才算‘俊杰’？我们根据广西目前的实际，采取相应的策略和步骤，一面同俞、李搞统战，抓兵运；一面积极发动群众，搞农运；这样做，我们不敢说是不是‘俊杰’，但却敢说我们这样做是‘识时务’者。”
“哎，提起农运，信中却说田南、北流、玉林等县有基础，要我们必须加紧指导。但恰恰相反，目前广西农运搞得热火朝天的是右江山区，而不是西江平原。”雷经天又装满一锅烟叶，“咕咕噜噜”他的水烟枪。“他们好像对韦拔群信不过，他们好像不晓得右江……”
“此信的指责，归结一句话：你们究竟打的红旗还是白旗？为什么不马上挂出苏维埃的牌子？为什么不同广西改良主义政府进行公开的斗争？”邓斌借以诘问式的口吻说。
“确是如此。你分析得一针见血。”雷经天略露懊丧之色，苦笑了一下。
“对于广东省委的来信，我们不能单方面去看，恐怕是有背景的……”邓斌进一步分析道。
“你是指共产国际和中央最高层内？”
“……”
邓斌没有立刻道明。
据他所知，在他来广西之前，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连续来过几封指示信：
一封是2月中旬的来信，主要内容是贯彻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六大”的反右立场，重申党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这无疑是对的，但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估计不足。
一封是6月初的来信，是关于农民问题的政策指示。提出改变对待富农的策略，改变中共“六大”“中立富农”的政策为“反对富农”的政策。——这当然是号召全党继续反右。
一封是关于赤色工会工作的决议的来信，提出：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党内各种对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倾向，这种取消主义倾向是十足的机会主义的表现。——这主要是针对陈独秀的。陈独秀继续坚持错误，攻击党的政治路线，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污蔑工农红军为“流寇”，反对建立革命根据地，已变成取消主义者（鉴于此，中共中央于1929年11月1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并通报全党）。
一封是反对国民党改组派的来信，要求中共必须坚决地反对党内同情改组派或改良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强调“右倾是当前主要危险”。
……
这些来信，为立三路线的产生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和行动依据。在当时，谁绝对忠实于共产国际，谁就握有了生杀予夺的尚方宝剑。
李立三虽然也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他既站在那个位置上，他就不能不执行。可是，他毕竟还能独立思考，并不是把共产国际指示的每一句话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旨，他曾一度公开拒绝共产国际的指示，指责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他说：忠于共产国际遵守国际纪律是一回事，而忠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历来对反对国际路线或执行不力的中共领导者存有疑虑和愤慨！因而频频更换领导者的斗争有时就表现得极为尖锐和残酷……
“历史总在教导我们：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唯是。”邓斌又点燃一支烟，从万般思绪中走出来。“一切都应从斯时斯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既不能单凭主观想像办事，更不能不加思考地一味盲从。”
“那就仍按我们研究的方案进行。”雷经天如释重负地说。
“事该怎么办就该怎么办事，主动权应在自己手上。”邓斌抚掌而笑。
“两手打算”与应变之策
1929年9月1日，中共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南宁津头村秘密举行。南宁、梧州、左右江地区等三十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雷经天主持。
邓斌在会上作了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近一年来，国民党各派新军阀几乎都卷入了内战的旋涡，枪炮声没有一天停止过，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蒋介石虽在去年的双十节登上了国民党主席的宝座，宣布“统一大业已完成”，但他实行全国军事编遣，旨在削弱地方实力派的方案，必然遭到各派系的极力反对，这就种下了战乱的根苗。蒋介石虚伪和平统一的假面具已被撕得粉碎。
目前，军阀战争的局面更加速了军阀内部的危机，特别是桂系军阀和汪精卫、张发奎等正在秘密策划发动夺取两广和南京政府的战争，迫使蒋介石在北方不得不接受阎锡山的武装调停，与冯玉祥暂且休战，而抽出兵力专门对付两广；同时蒋介石不得不向野蛮强暴的日本帝国主义作出让步，加紧所谓的“亲善”关系——其“亲善”将以东北三省的沦陷和千百万人的苦难为代价！
蒋介石调兵南下，阎老西见时机已到，马上与蒋介石翻脸，与冯玉祥联盟，准备在北京成立政府。
于是，蒋、冯、阎战争正在津浦、陇海线密布战云。两广军阀战争表面上好像告一段落，而实际上双方都在摩拳擦掌。从形势发展看，两广的陈济棠和张发奎之间的混战迟早会爆发。一旦战火挑起，广西的俞、李很可能举义反蒋，倒向张发奎，与陈济棠宣战。
邓斌特别强调指出：形势瞬息万变，我们必须作好应变的准备。眼下应抓紧有利时机，广泛发动群众，搞好兵运，准备起义，在左右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会议确定并通过了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的斗争任务和工作策略。
其斗争任务是：
一、迅速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党在农村的各级组织；
二、深入土地革命的宣传和行动，打破农村封建势力，创建农民武装；
三、发动并领导日常工作的小斗争，从日常小斗争汇成土地革命。
其工作策略是：
一、打破国民党在农村中的欺骗影响，建立农村自己的农会组织；
二、打入豪绅地主支配下的白色农村去开展工作，夺取豪绅地主支配下的农村政权和武装；
三、反豪绅地主的运动与土地革命相联系，建立反封建的农民联合战线，准备武装暴动。
会议选举了以雷经天为书记，以陈洪涛、黄永达、张震球等7人为委员的新一届的广西特委。
党代会结束的第二天，省府秘书长陈豪人向邓斌和雷经天报告了一个新情况：汪精卫派大员薛岳抵达南宁，试图拉拢俞作柏、李明瑞与张发奎联合反蒋。
果然如此！
虽早有预料，只是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
邓斌与雷经天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新情况进行分析，认为俞、李掌握广西政权不久，立足未稳，加之其部队内部情况复杂，如仓促出兵，必道失败。
于是决定立刻通知有关人员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变之策。在确定参加会议人员名单时，邓斌特意要陈豪人通知俞作豫也来参加。
很快，龚鹤村、龚饮冰、叶季壮、袁任远、徐光英等人相继赶到，张云逸、李谦、冯达飞因被李明瑞邀去商议军务未能到会。
当俞作豫大步流星地赶到会场时，与会者中间顿时闪出几双惊诧、疑惑的眼睛——看得出他们对俞作豫的到会，流露出一种不信任的表情。因为今天开会的内容非同一般，他会不会把开会的内容吐露给自己的胞兄和表兄呢？
邓斌和雷经天不这么看，认为俞作豫作为一名党员，又是一位在处理俞、李关系中不可缺少的关键人物，这个会很有必要让他来参加。
俞作豫环视了一下会场，心情有些异样。当看到邓斌和雷经天正向他投以信赖的目光，这才把有些紧张、抑郁的情绪松弛下転，坦然地坐下开会。
“今天的会，是我和邓代表临时决定作为一个特别会议来召干的；每一位到会者，也是我和邓代表商议确定的。”雷经天以特委书记的身份坦率而严肃地作开场白，以打消一些与会者的猜逄、忧虑和误解。“广西的形势发展，喜忧参半，变幻莫测。所以召集大家来，通报一下情况，共商我党在广西走什么路的大事。下面就请邓代表先谈谈。”
邓斌没有作长篇大论的讲话，而是简明扼要地对形势作了客观的分析之后，将“两手打算”的计划向大家径直道出：“南宁的形势十分微妙，有蒋介石派来的钦差，有汪精卫派来的钦差，也有粤系、黔系、滇系、川系派来的使者。眼下，俞主席和李司令处在左右为难、多方牵制的境地。昨天，汪精卫又派大员薛岳来到了南宁，他来干什么？无非是以重金厚利相许，拉俞、李结盟反蒋。这样一来，势态就会急剧变化。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一手抓统战，一手抓暴动；以应突变，如若到时再谋他路，那就迟了！”
会场寂静。
大家屏住呼吸聆听，一张张面孔在沉默中显得庄严而肃穆。无言的忧思里仿佛能听到枪声大作。
一群麻雀在屋檐下忧戚的长鸣，仿佛在向某一处不知的远方呼唤着什么。
邓斌最后说：“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党把我们派到广西来，是要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干出一番事业。我相信同志们在严峻斗争考验面前，以党的利益党的原则为重，谁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以发表。”
此时，俞作豫的神经似乎要比别人更敏感。刚入会场时，那些对他的到会表示惊诧、狐疑而冷漠的目光，他是觉察到了的。他听得出，中央代表的这番话，既充满对他的信任，也含有对他的忠告与期待。对此，他不能不有所表示。当邓斌的话音一落，他便抢先发言：“我认为邓代表及特委决定的‘两手打算’的方针是正确的，我完全赞成并且无条件地服从。根据目前形势的变化，我们必须要有两手准备……”
没等他把话说完，有人就冲他提出质问：“俞大队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无条件服从？”
有人在下面议论：“分明是有情绪嘛！”
俞作豫站了起来：“我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来开会的，并非以俞作柏的胞弟的身份来的。正因为这种关系，有同志感到担忧，这我能理解。在这里，我向组织和同志们表明我的立场和态度：坚决服从党的决议，绝不加杂任何私情，也绝不会泄露党的秘密，绝做不出违反党的纪律的事情！”
公安局长龚鹤村把刚才堆满脑门上的疑云一扫而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俞大队长多虑喽！多虑喽！听你这番肺腑之言，天地可鉴，大家也就当下心安了。”
说着，便拉俞作豫坐下，随即抽出两支烟，彼此点上，吸着。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会场又显得风平浪静。
邓斌和雷经天让俞作豫来开会的目的就在于此；在打消一些同志对俞作豫的误解的同时，也打消俞作豫心里所产生的某种顾虑。“两手打算”的实施，还得由他继续充当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呢。
大家一致同意“两手打算”的计划，并制定了五条应急措施：
一、把教导总队三个营、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共五千人的队伍及公安局五百多名警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随时听从调遣；二、以南宁警备司令部司令张云逸的名义，迅速接管南宁军械仓库和金库；
三、由雷经天派水运工人中的党员和骨干分子去接管邕江航道上的汽艇船只，在江湾和南宁码头待命；
四、加强对部队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做到召之即来，一切行动听指挥；
五、各级党组织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开创革命根据地。
会议结束后，邓斌、雷经天又把俞作豫留下来进行一次深谈。——这并不是担心俞作豫会把这次会议的机密透露给胞兄和表哥，而是共同商议如何对付各派系派来的政治掮客，如何劝说俞、李不要贸然出兵。
毋庸置疑，无论过去、现在，还是以后，俞作豫仍然是一个重要角色。——这一点，邓斌和雷经天的看法是一致的。事实证明，俞作豫是一位党性很强的同志。若干年后，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曾感慨地对有关党史专家们说：我和一批共产党员先后去广西，那里有个人物很重要，他就是俞作豫。他是个很有党性，头脑非常清醒的同志，他与国民党省府主席虽然是胞兄弟，但各自的信仰和志向是不同的。
“作豫同志，你对广西的情况了如指掌，俞主席和李司令要是出兵讨蒋，战事一开，广西势必又要出现一场混乱与劫难！”邓斌吸着烟，冷静地说，神情变得沉重下来。“反蒋，是我们与俞主席共同的斗争目的，这就叫做‘有的放矢’嘛。但是，眼下还力不能及，蒋的势力太庞大了，贸然出兵讨蒋，无疑是投卵击石。所以，对兄台的说服工作，还需你多苦心去做。”
俞作豫说：“我会竭尽全力去做！”
雷经天问：“万一说服不了他们怎么办？”
俞作豫坚决地说：“那我们就拉队伍去右江！与拔哥会合！”
邓斌连连称赞：“对头！对头！”
送走雷经天和俞作豫，天色已晚。暮霭愈来愈浓，周围一片朦胧。阵阵晚风送来竹林摇曳的沙沙声，唤起邓斌心中一种莫名的惆怅，与雷经天、俞作豫交谈时所激起的亢奋心境，顷刻为之黯然了。
待二人的身影在暮霭中消逝后，他回到屋中，把罩子灯点亮，又翻开笔记本对草拟的“两手打算”的计划，逐条逐句地看着，沉思着……他试图勾勒出俞、李贸然出兵后会是怎样的一个结局。可是，他的思路却被一种莫名的惆怅袭扰着，支离破碎，在黏稠的夜雾中飘漫，无论如何也看不出结局的一丝光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