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地震碎发人口稠密地区
冀中平原是燕赵大地辽阔的胸膛。
10万年前的海浪，曾在这里摇撼着太阳这颗宇宙间骄傲的恒星，拍抚着从大海深处生长出来的珊瑚礁、海藻、贝类和鱼类……而此时，躁动不安的地球正经历着一场幸福而痛苦的分娩——古海沉沦，新陆崛起，海底在急剧升腾中推拥褶曲、勃接，挤压出厚厚的新生代陆地。紧接着，它在隆重的地壳运动中颠覆、碰撞、断裂，沉降为年轻的洪积冲积平原——就这样，它用了10万年的孕育和滋养，迎接了“北京猿人”时代的到来，华夏祖先从此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几千年还是几万年了？这片土地似乎一直保持着男耕女织、稼墙自食的田园风光，素有“粮仓棉海”之誉。
然而，岁月走到公元19年春天，一场由大自然“蓄谋已久”的灾难碎然降临这片平原上的邢台大地：3月8日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专区隆尧县一带发生里氏6.8级强烈地震，顷刻间，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被夷为废墟……当受难的人们尚未从震灾剧痛中挣脱之时，地球再次向这片土地发难施威：3月22日16时19分46秒，宁晋县一带又发生里氏7.2级强烈地震。两次地震灾难叠加，至深且巨，8064人段于瓦砾，3.841万人催灾致残，房屋倒塌508万余间，560多万人受灾。两次地震的震中烈度分别达到9度和10度，造成地面裂缝、塌陷、隆起、喷水冒沙，大面积良田被毁，道路开裂，桥梁垮塌，交通、通信中断……燕赵啼血，华夏震惊。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的大地震。
强烈的震撼波及河北省100多个县市，受灾面积达i余万平方公；有感范围延伸到河南、山东、安徽、山西以及北京、天津、内蒙古自治里区……这一广大区域的人们都感到了脚下土地的颤栗。
强烈的震波惊动了北京，惊动了中南海，惊动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3月8日这一天，正逢总理办公室机要秘书赵茂峰（后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三组副组长、国家计生委办公厅主任、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秘书长等职）值班。和往常一样，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多才休息。赵茂峰见总理休息后，适才轻轻回到自己的床铺躺下。刚要人睡，就听到值班室的玻璃窗哗啦哗啦作响，赵茂峰以为是通信员来送紧急文件敲窗子，便习惯地对着窗口轻轻地“嘘”了一声，说：“喂，轻点敲，总理刚躺下！”又随手把台灯拉亮，把窗户上的小门打开，却好一会儿不见外面有人影。
赵茂峰暗自笑了笑，摇摇头，再要躺下，突然感到床铺有些颤动，地板也在颤动，伴随一阵“呼——呼——”的声音，像是起风了。抬头看着天花板，吊灯来回摇晃不止，他马上意识到发生地震了。因为他知道，3月6日他的家乡宁晋一带发生过一次5.2级地震，造成一些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宁晋县委己分别向邢台地委、河北省委和国务院作了电话汇报。周恩来总理对一此极为重视，要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迅速将这一地震信息通报中国科学院，并要求其严密监视这一带的地壳活动：）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也接到了北京白家瞳地震台关于邢台3月6日发生的震情报告。地球物理所遵照国务院指示，及时研究了邢台地震趋势，随即决定派出一支地震科考队，赶赴宁晋地震现场，监测震情……
难道家乡又发生了更大的地震？赵茂峰立刻给国务院办公厅挂通电话，请他们迅速了解哪里发生了地震，以便向总理报告。国务院办公厅值班室的同志说：“我们正在向有关部门了解，现在还不清楚地震发生在哪里。”
话音刚落，周恩来就打来电话：“小赵，快查问哪里发生了地震！”
赵茂峰报告说：“办公厅值班室的同志正在查询。”
周恩来意识震情严重。他立即要他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历任北京市委秘书长、军事科学院政治部主任、国防大学纪检书记等职，中将军衔），通知总参谋部和国务院办公厅，尽快查明地震方位、震级、震中区、人员伤亡、铁路水库安全等最急需了解的情况，迅速上报；并责成总参谋部通知当地驻军，立即做好开赴地震灾区的应急准备。
部署完毕，周恩来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形图前，举目巡视冀中平原那片极为“敏感”的区域，凝神沉思。从宁晋县委电话汇报的情况来看，是否说明此次地震就发生在他们那个近来小震不断的地带？仅3月6日这一天内，那里就连续发生十余次有感地震，最大的一次是5.2级，已经造成一些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要是发生更大的地震，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该是多么严重啊！
他关切地问赵茂峰：“小赵，近几天收到家里来信了吗？”
赵茂峰回答：“还没有。”
周恩来说：“能及时了解到你家乡的情况，我们大家也就放心了。”
赵茂峰激动地说：“谢谢总理关怀。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我想会很快收到家里来信的。”此时此刻，这位来自宁晋东汪乡、已在总理身边工作了十年的农民儿子，眼睛里已啥满热泪。
周恩来又将凝重的目光投向办公桌上的电话，对赵茂峰说：“给宁晋县委挂电话，看能否打通。”
“好！”赵茂峰马上要总机通过长途台联系宁晋县委，一旦接通，立刻转来。
共和国的总理焦急地等待着地震灾区的消息，机要秘书两眼紧盯着办公桌上的电话……
当时的中国，监测地震活动的台站很少，地震灾区通信线路遭受破坏后，地震情况不能立即查清。而当时从事地震研究的科学家更是屈指可数：北京鹜峰地震台台长李善邦，当代中国地震学家傅承义，还有中国地球物理事业开拓者顾功叙等人，均已年近花甲。他们或是搞测震和地球物理研究，或是通过研究地震波来探索地球内部的奥秘，并没有直接从事地震预报的研究。
和平年代或大自然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人们往往会把“居安思危”的警觉和职能忽略。1955年夏天，苏联援建中国205项工程，在选址时需要考察历史上发生地震的情况，于是与长期地震预报有关的地震烈度鉴定工作才匆匆上马。当时人们的眼睛还只是盯着历史，而现实总的来说是平静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人烟稀少的西藏察隅1950年8月15日发生过一次8.6级地震，还有西藏当雄1951年11卜月18日发生过一次8级地震且均未造成重大伤亡外，中国大陆，特别是东部，几乎没发生过造成灾害的地震。直到邢台地震发生，人们才被地震的现实危险惊醒……
此时天已大亮，邮电部和铁道部先后报告：石家庄——邯郸之间的有线通信中断；铁路桥梁遭受破坏，京广和京沪线在河北区间已受阻停还。
紧接着，总参谋部和河北省政府先后报告：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隆尧等县房屋倒塌很多，人员伤亡严重。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也报告：震中在邢台地区隆尧县一带，震级为里氏6.8级。
得到上述报告后，周恩来立即要军事秘书周家鼎下达两道命令：一、通知总参谋部，要北京军区驻石家庄和邢台地区部队及河北省军区，立即出动，携带急救药品、担架、帐篷和抢险救灾工具，赶赴震中地区抢险救灾；二、要空军司令部准备两架直升机待命，随时供总理赴灾区视察灾情。
2.县委书记“上奏”，引来一支神秘的队伍
邢台地震以一系列逐步升级的小震活动为先导，最终演变成3月8日的大灾难。
3月2日，时任宁晋县委书记的赵安芳正忙着组织打井。去冬今春，邢台地区出现历史上少有的大旱，邢台专署号召各县打井抗旱。赵安芳亲自担任宁晋县打井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并组织人马在东汪乡打出一口I50多米的深井。就在这时，井下作业人员发现井底水翻花冒泡，并发现井周围有抖动迹象，泥土直往下掉。情况反映到指挥部，赵安芳感到不安。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就赶紧跑到现场查看，果真如此。是不是要闹地震了？他要大家提高警惕，发现异常马上撤离。
此事传到正在宁晋县搞“四清”的工作队那里，工作队领导却不相信，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要追查。赵安芳说，你们不下去怎么追查？只有到下边去，到现场去，才能追查到事实的真相。
此后两天，地动的范围仍在扩大，人们议论纷纷。赵安芳就向邢台专署打电话汇报情况，且“上奏”专署领导：这井打着很危险，闹不好会有大地震发生！但专署领导不大相信，说宁晋县打井的进度太慢了，就是被“要闹地震”的谣言给闹的，为确保打井进度，要追查谣言，追查到谁头上就要严肃处理！赵安芳说，追查吧，追到我头上，就把我这乌纱帽拿来当“尿憋子”（尿壶）好了！
赵安芳仍放心不下，就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任海去找东汪中学的地理老师询问。地理老师说，本县所辖之地古时称为“宁晋泊”，曾发生过大地震，县志上应该有记载。于是，赵安芳让秘书李敬森找来县志。果然，县志里记载着goo多年前这里曾发生过大地震，震中区就在东汪和耿庄桥一带，还称震时“黄土弥日，天塌地陷，尸骨遍野……”
赵安芳决定，再次“上奏”邢台地委和专署，说宁晋各打井队都有反卜映，一连几日地动不止，人工架打井（当地俗称“猴爬杆”）很危险，说不定啥时候“土地爷”给你来个大点儿的“动静”，就会水井坍塌，人被埋压，这可是人命关天啊！
他即刻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安全措施，明确指出：打井指挥部兼管防震工作，一有地动，马上捞人收家伙，不能丢下一个阶级兄弟落到井里不管死活！
赵安芳后来曾写回忆文章说：当时全县有70多盘人工架打井，一声号令，全都提高了警惕，准备好了应急抢险工具。特别是东汪镇和耿庄桥，还专差派人昼夜值班，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抢救。
3月6日，小地震突然蜂拥而至，一天内连续发生2级以上地震22次，其中4级以上地震7次。当日8时iz分19秒，宁晋耿庄桥至隆尧毛儿寨一带发生了5.2级地震。据《邢台地震史料》记述：此次地震共倒塌房屋526间，近2000间房屋出现大裂缝，砸伤18人，死亡3人……当地群众人心惶惶，如惊弓之鸟。
“还得上奏，这回不怕你不信！”当日，赵安芳向邢台地委、河北省委和国务院作了电话汇报。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也接到了北京白家瞳地震台关于此次5.2级地震震情的报告。地球物理研究所根据国务院和中科院指示，由所党组代组长、副所长谷景林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分析邢台震情，决定派出以李凤杰为队长、杨玉林为副队长共12名科技人员组成的地震科考队，连夜准备各种仪器等设备，于3月7日晨7点乘火车赶往邢台。
下午z时，科考队到达石家庄，与先期到达的河北省地质局两名科技人员会合，除派杨玉林、林邦慧二人直接到邢台市向邢台地委汇报联系外，其余人在李凤杰率领下直奔宁晋，于7日深夜11点赶到耿庄桥，设立了地震观测点。
一些晚睡的和轮流值班的社员群众，对深夜赶来的这样一支陌生队伍感到神秘好奇，于是就有人交头接耳：看来这不像部队搞野营拉练，倒像是秘密派出的便衣侦察队，前来观测地形地物，是不是要打仗？你看他们携带的那些武器，稀奇古怪的，从来没见过！
科考队员回答了他们的猜疑：乡亲们，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是来考察地震的。
有社员问：这几天地震闹得人畜不宁，鸡鸭乱窜，牛马乱叫，还会有大地震吗？
科考队员说：有没有大地震，这个就得问“土地爷”啦！其实，耿庄桥的百姓和刚刚赶到的科考队员们万万不会想到，就在这个寂静的晚上，地震恶魔已张开血盆大口，悄然来到他们脚下一不容等到天亮，一场嗜血的灾难即将发生……
3月8日凌晨，科考队员们经过一阵紧张忙碌，刚把观测仪器安装调试完毕，投人监测，不一会儿，强烈地震就发生了。在此之前，他们谁也不承想到，他们竟是如此出其不意地与时间赛跑，于3月8日凌晨大地震来临前的几小时出现在地震现场，并亲身经历了这次发生在人口稠密区域的大地震的全过程。在前所未见的惨不忍睹的废墟、尸体、鲜血面前，他们更是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一次没有预报、没有防范而又不可抗拒的大地震，是怎样在顷刻间吞噬千千万万鲜活的生命，并将人类经年累月创造的财富和营造的家园毁于一旦的，它给人们带来的重创，甚至危及一个国家的命脉！
值得庆幸的是，赶在大震之前安装调试好的监测仪器，获得了极为珍贵的强震记录资料，填补了共和国地震史的空白，实开中国地震现场观测之先河，从此揭开了中国地震科学研究及预测预报这一历史使命的序幕。
3.灾难，在那个飘雪的黎明降临
3月7日，邢台隆尧县一带下了场雪，这给久旱焦渴的土地带来了少许湿气，也使乍暖还寒的3月增添了几分阴冷。劳作一天的人们吃罢晚饭，在业余文化娱乐活动相当单调匾乏的那个年代，便都早早进人梦乡。
夜阑人静，偶尔能听到几声鸡鸣狗吠。夜幕中时而有点点星儿从云缝里探出脸来，窥视着这片安详熟睡的土地，而那黯然的星光却仿佛透着一种无助的悲悯与凄凉。此时此刻，正在酣梦中的人们啊，有谁能料想到，地震的魔爪已悄悄伸向这里，正在扼住人们生命的咽喉。
3月8日凌晨5时过后，时针向那个灾难性时刻步步逼近……
采访手记一：
也许昨晚那庄严而激动的一幕使她兴奋难眠，刚刚人党才8个小时的梅庄村zi岁的姑娘四平珍，被一阵轰轰隆隆的响声惊醒，她仅穿着裤头，就光着脚跑了出来。她惊恐地看到，“村东南方向有火球一样的光亮，忽闪几下就灭了，天变得漆黑……紧接着，大地先是上下抖动，然后又左右摇晃，人像坐筛子一样站立不住，伴随着呼——呼——的响声，眼看着村里的房屋一片接着一片僻嚼啪啪倒塌了，整个村子被滚滚烟尘埋没了……”
40年后，四平珍向笔者泣诉着家园被毁、亲人遇难的那个悲惨的黎明，依然声音硬咽，两鬓白发在暖融融的春日阳光里轻轻颤动，仿佛在抚慰着她脸上的沧桑。
四平珍说，她当时被突如其来的地震吓蒙了。几天前，人们都在私下议论说有“地动”（当地人对地震的称呼），但没想到会这么凶猛，这么厉害。一转眼，家没了，亲人没了，整个村子没了！她当时什么也不顾了，只是发疯似的哭喊着钻进废墟去扒被埋压的亲人和村民……她的双手扒得血肉模糊，却感觉不到痛，她的手指乃至身体都扒得麻木了。
她想起昨天晚上那庄严而激动的一幕，想起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话：明天是三八妇女节，是你们大姑娘小媳妇们的节日，经公社党委批准同意，今晚上为你们几个女同志举行入党宣誓仪式，这意义可是非同寻常啊！希望你们像人党誓词里说的那样，随时随地接受组织的考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谁知，刚刚过了8个小时，一场非同寻常的“考验”就突然降临了，而为这考验付出的代价竟是如此渗重！
这个让天地为之悲枪的黎明记住了，刚刚人党的梅庄村姑娘四平珍，几乎赤裸着，用血肉模糊的双手从废墟中扒出了16名被埋压的群众，后来还是一位被救出的邻居大婶，将披在自己身上的床单撕下半块，裹住她那只穿着裤头的身体。那些获救的大爷大娘兄弟姐妹们，望着她那布满伤痕、血迹和灰垢的身影，人人脸上流淌着泪水，流淌着血泪交融的尊敬和感动……
采访手记二：
马栏村民兵连副连长袁桂锁感到呼吸困难，快要憋死了。他挣扎着，挣扎着从碎瓦烂墙里爬出来，不禁被眼前的惨景吓呆了——自家的房子全部倒塌！
“天哪……”他声嘶力竭地吼着扑向倒塌的堂屋。然而，扒出的却是六位亲人的尸体。
面对这血淋淋的现实，他几乎要崩溃了。
隆尧县是大地震袭击的震中，白家寨公社马栏大队死伤最为惨重。全村1800多人，被砸死490人，有37个家庭断门绝户。
袁桂锁回忆说，地震发生后的几秒钟，震区死一般寂静，很快就听到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夹杂着家禽牲畜的狂叫声，汇成了血泪号陶的苦难之海。
一片片废墟上躺着堆着一具具尸体，可怜的婴儿趴在死去的母亲怀里哇哇喊叫，满面灰尘的老人哭喊着死去的儿女……刚从废墟里爬出来的生还者，有的只穿着裤头，有的赤身裸体，蜷曲在墙角或草垛旁呆呆地发抖……此时民兵副连长袁桂锁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对他们吼道：还傻呆着啥？想冻死啊！能动弹的快跟我去救人啊！
袁桂锁说，当时有些人看着眼前这种惨状，觉得日子没法儿过了，就想外出逃荒，也有的干脆不想活了，呼天抢地的要陪死去的亲人一起赶赴黄泉……
哀莫大于心死。最容易被苦难击倒的，是心灵受到重创之人——无论他的躯壳是赢弱还是刚强。苦难和厄运的力量之所以往往很强大，因为它能慑服人的精神，甚至让人自我毁灭。
震后第二天，当北京来的地质地震工作者到马栏村收集有关地震前兆、宏观迹象时，袁桂锁忽然想起来，地震前旱情严重，他带领民兵打井时发现，村里惟一的一口古井，在大震前几个月就冒泡翻花，怎么抽井水也不干。这是否就是专家所说的地震前兆？哎，自己咋就没想到呢？要是事先知道这些，给乡亲们通个气，避一避，该能救活多少生命啊！
3月10日，袁桂锁见到了前来灾区视察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总理说：“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代价，要记录下来传给后代，下代再发生地震就会受损失小，这样就对得起死了的，也对得起后代。”
袁桂锁把总理的这些话牢牢记住了。从3月12日起，他开始观测井水变化，从此每天不断，40余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到现在，先后对华北等地多次中强地震提出预报意见，提供给地震部门参考分析。在1967年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他宣读了自己撰写的第一篇论文《地下水与地震》，并和著名科学家李四光谈了自己的想法。李四光勉励他抓住地下水不放，把研究搞下去。
如今，在马栏村，除了这口古井，当年地震遗迹已荡然无存，只有古井边石碑上记录着40多年前那场大地震的一些预兆：
震前三日，井水暴升，水中似大鱼游腾震，井水外溢，发出浓烈硫黄气味；震时，井喷水柱高4米，持续6小时，涌出泥沙300余立方米，一条裂缝从井边穿过；震后，井水由苦变甜……
这口古井已成为隆尧一宝，井口上方覆盖着一层木板，环井建起一座封闭式的亭子，井水虽甜，村民们却不再饮用。难道它是仅供人们凭吊的历史文物？不，应该说它是一位农民心系地震的观测点。
为了便于观测，袁桂锁把自家的房子盖在古井附近，每天观测好几次井水变化，并详细记录下来，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走到今天……一介村民，一位业余的义务观测员，几十年的坚守与执著，仅仅是感激命运对他的格外恩赐而大难不死，抑或是为了共和国总理的嘱托、科学家的勉励？
老人静默无语。
每天早晨、中午和黄昏，你总能看到古井边一位老人晃动的身影，依稀听到他缓缓站立时发出的喘息……救赎生命的尊贵与博大，不就深深地浸印在那晃动的身影里？……
采访手记三：
隆尧县委副书记、县长薛宝柱，3月7日晚上12点多才睡觉。这位县长有个习惯，不管头天睡得多晚，第二天早上5点，准像鸡打鸣似的按时醒来，于是就有了个“薛公鸡”的外号。这天早上他刚睡醒——确切地说是房子剧烈的晃动把他惊醒了，他没来得及穿衣服就曾——地一下蹿了出去，跑到院里，两脚却站立不住，被剧烈的颠晃扫倒在地。他看到夜空有弧线状的蓝光一闪即灭，伴随着一种沉闷而古怪的声音：“呼哩——”像是从遥远的地腹深处传来，令人毛骨惊然。此时他已意识到：地震了，一场极具破坏性的地震！
仅几秒钟，强烈的震动就过去了，他急忙进屋拿衣服，这时才发现屋墙被震裂了好几条大缝，正冲床头，掉下来几块砖，他不禁暗自庆幸：多亏起得早跑得及时，要不然脑袋就开花啦！
他扯起嗓子把同院里的人叫起来，然后就朝县委跑，去找县委书记张彪。张彪早在抗日战争时就在隆尧打日本鬼子，身上多处负伤，有被枪打的，有被炮弹炸的，《烈火金钢》中的史更新，人物原型就是他。薛宝柱急忙把他推醒：“张书记，闹地震了！”
张彪猛地支起身：“啊？快！快给各公社打电话！”
可是，县委通往各公社的电话一个也要不通。二人预感到灾情严重。
薛宝柱说：“张书记，你在县委坐镇，我到下边去查看灾情。”
张彪说：“好，你快去快去，告诉大家，最当紧的是救人，先把人扒出来！”
薛宝柱跑出去找车，正巧看到县委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是邢台地区医院当夜零点到隆尧救护一个病员的，他便乘坐这辆救护车到隆尧东边去查看。先到了牛家桥，这里房子都倒了，废墟堵塞了道路，汽车进不去。救护车又开往千户营，沿涤阳河大堤而行，一路上看到房倒屋塌，死伤惨重。他向驻千户营“四清”工作队团长和公社党委书记下达命令：争分夺秒，组织抢救！
作为邢台地震的亲历者、目击者，同时又是指挥救灾的“父母官”，薛宝柱在回忆那个濒死的黎明时，两手紧握，不由自主地敲打自己的膝盖：天亮以后，一批批埋进废墟里的群众被救出来，有的伤势较轻，只是皮肉被扎破；有的伤势很重，四肢或躯干被砸断。一具具尸体也陆续被挖出来了，许多死者被砸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有的脑浆四溢，两眼怒睁，十分吓人……从挖出来的尸体来看，不少人是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有妇女怀抱婴儿的，有青壮年肩背着老人的；还有的本已逃生，当发现孩子和老人还在屋里时，返回屋里救人而被一起砸死的……在极震区白家寨、马栏一些村庄，被砸死的人有的占到一半，有的占到七成，一家人全部遇难的比比皆是……一排排、一堆堆的尸体摆放在废墟旁、马路边，有的用棉被、床单盖着，有的用草帘子遮着，其情其景，惨不忍睹。
薛宝柱在抢夺生命的现场两天两夜没合眼。他的脚后跟被冻烂，两个膝盖再也不听使唤，当他像一条木桩重重地晕倒在地时，人们才发现他下身只穿一条单裤，脚上连袜子也没来得及穿……
采访手记四：
驻石家庄某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徐信（后历任军长、北京军区参谋长、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等职，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上将军衔），在3月8日凌晨那个灾难性的时刻，被一阵强烈的震动惊醒。职业军人的敏感使他马上意识到：这不是“帝、修、反”发动的突然袭击，也不是原子弹爆炸时冲击波产生的威力，而是来自大自然——地震了！
他立即与同时被惊醒的军长张英辉、政委蔡长远接通了电话，并紧急向北京军区首长报告。北京军区首长要他们“迅速查明震情，部队随时出动”。
这是千钧一发的决定。
徐信即刻率军部20余名官兵乘上一辆大卡车，从石家庄出发了。
“我们边走边了解情况，很快查明震中区在隆尧县。我们就紧急向隆尧奔去，并迅速调集部队向震中区开进。将近上午10点，我们就赶到了隆尧，立即建立了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由蔡长远政委任总指挥，我任副总指挥，并用无线电与北京军区和国务院建立了通信联系。我们听到了周总理的声音，他询问灾情后指示说：要多增调部队，认真抢救，尽快恢复生产。”老将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就像描述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从没见过那么惨烈的场面，整个震区满目疮咦，到处残垣断壁，房倒屋塌，河堤溃裂，地上的大缝子还在不时地往上喷沙冒水，灾区人民伤亡惨重，到处哭声一片……县委书记张彪同志见到我们，悲喜交加，流着热泪说：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遭难的百姓有救啦！”
十万火急。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
在徐信率“军前指”向隆尧开进的同时，驻邢台获鹿县某师1万余人，在师长阎同茂（后历任副军长、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等职，中将军衔）指挥下，奉命全部出动，向灾区疾进。道路中断，桥梁震毁，汽车过不去，他们就徒步涉水，以急行军速度向隆尧开进。
当日下午，由军政委蔡长远率领的后续救援部队也陆续开赴灾区。与此同时，张英辉军长在石家庄建立了后勤指挥部。当晚，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袁捷，率队从天津赶到隆尧。
徐信将军说，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大出动，这在和平时期是不多见的。但前方救灾抢险的兵力还是吃紧，张英辉军长把四航校的官兵、学员也拉过来了，最后把炮兵团也都拉上去了。那情景就是一场争分夺秒抢占高地的战役！
救灾部队快速反应，快速集结，快速开进，快速投人战斗，是邢台抗震救灾的主力军。3月22日，又发生了7.2级大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救灾指挥部又向灾区增调了大批兵力，总人数达4万余人，不仅有陆军、空军、海军，还有炮兵、通信兵、工程兵。部队出动汽车1700多辆，飞机84架，飞行369架次。
老将军说，这千军万马的总指挥就是周恩来总理。从国务院到邢台地震现场救灾指挥部，有直通专线电话联系，通过这条专线，把中南海和邢台紧密地连在一起，周总理随时都能掌握震情和救灾情况，直接决策，部署救灾工作。
回首邢台地震，老将军感慨万端：大规模调动部队参加抗震救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也是共和国抗震救灾史上的先例。
有口皆碑，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又有哪一次抢险救灾，不是人民军队冲在最前头？牺牲在最前头？
4.周恩来调兵遣将，打响另一场“战争”
周恩来对人民子弟兵闻风而动，先期到达灾区救死扶伤感到欣慰。
3月8日中午，地震灾情基本查明后，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各有关部委紧急会议，全面部署救灾工作。会议决定：
卫生部立即组织数个医疗队，火速赶往灾区；
商业部、粮食部、供销总社等部门，立即调运救灾物资；
空军、民航出动飞机，铁道部组织专用列车，负责空投食品、转运伤员、运送救灾人员、医疗器械和救灾物资；
国家经委组织交通部、邮电部、水电部、化工部、煤炭部等Ii卜个部，向震区派出工作组，对邢台地震中的厂矿企业、电力枢纽、铁路干线、大中型水库等受灾情况进行检修加固工程，采取应急措施；
组织中央慰问团，由内务部部长曾山任团长，前往灾区慰问受灾群众，了解灾情。
紧急会议结束后，各有关部委雷厉风行，情系灾区，各司其职，组团派队，于当日下午和晚上，一批接一批地奔赴地震灾区……
一份份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各大通讯社当日发布的“中国北部发生强烈地震”的电文消息，放在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其中某国电讯称：中国华北发生里氏7.5级地震，首都北京遭到严重破坏。有的甚至称：中国北京发生的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云云。
显然，一些失实的消息暴露出对方的“敌意”或“不友好”。而周恩来关注和思考的是：世界各国对地震研究及预测预报是怎样一种现状和趋势？地震的发生和预报有无规律可循？中国对地震预测预报的探索该如何进行？
在调兵遣将奔赴邢台灾区的同时，周恩来要求中国科学院：速送有关世界地震学界对地震预测预报的动态和文献资料。
俯瞰我们脚下的这个地球，人类把地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并使之登上现代科学的舞台，仅是]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最明显的标志，是地震仪的出现和广泛使用。地震造就了地震学家，其代表人物是地球内部结构的发现者古登堡（德国）、莱曼（丹麦）和里氏震级的发明者里克特（美国）等著名地震学家。
综观地球物理学大师们的研究，人们发现，“从事地震学研究是令人振奋和冒险的职业”；“对地震预测预报的研究更是一项风险很大的工作，而人类的天性就是好奇敢于冒险”——他们的言语和他们的贡献相符合。他们正是怀着对生命的热爱和对人类的悲悯情怀，孜孜以求地从事着这项“冒险的职业”和“风险很大的工作”，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周恩来决定，要马上召开一个重要会议。
3月8日下午6点，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紧急召见国家科委和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及科技人员，就地震的监测、科学研究与预报工作进行座谈。
听取了邢台震情及地震工作现状汇报后，周恩来说：这次地震代价极大，我们必须从中吸取经验，找出规律。按地球物理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查得，河北以宁晋、隆尧、巨鹿为中心地震地区，自公元777年始，已有记载，直至1963年尚有小度地震，但因何故发生地震，范围多大，方向如何，地质科学家尚无定论；世界科学界对地震的预测预报，也未解决。我们应以这次地震造成的严重危害和损失来推动地质人员进行各方探讨，求得一些结果。
他举一反三，从一地想到全国，从今天看到明天，严肃地说：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其他地区会不会发生？今天发生6.8级，明天、后天或者明年、后年，它给你来个7级、8级怎么办？要是发生在人口更加稠密的大城市怎么办？中国这么大，不解决地震带来的灾害怎么得了？！
会上，有人提出，目前从事地震研究的人员太少，急需解决。
周恩来说：队伍要扩大，你们提出规划来。人员不够，可考虑科大、北大学生转系，开设地震专业。
又有人提出：这么多部门，由谁来牵头负责？
周恩来说：就以邢台地震为契机，由科学院负责布置，与各部门联系。要马上行动起来，到现场去，到实践中去，解决地震的延续时间、范围、性质和方向。还要把有关考察资料送回北京进行科学探讨，由李四光同志主持。凡需增加人力、物力的，可以调动。
最后，他要求大家抓住这次地震不放，着手研究解决地震预测、预报问题。在征求大家意见时，不少同志面有难色，感到没有把握。
周恩来把目光投向地质部部长李四光。
此时，已年届77岁的李四光，心情很是沉重。早在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地震工作委员会始，他便亲自兼任主任委员。1962年广东新丰江水库发生地震以后，他更是认为开展地震地质研究和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已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而这次突如其来的邢台大地震，向人们再一次敲响了警钟。
“好吧，我谈谈自己的看法。”李四光说。
他迎着总理的目光，打个对视。
周恩来向这位著名的地质科学家点点头。
李四光说：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就其发生的本源来讲，是地球物质自身内部运动的产物。它的发生有一个过程，会有一定的规律，只要抓住它，掌握其变化的规律，地震预测预报是可能实现的，但要做大量的探索工作。
周恩来同意他的意见，指示有关部门，要大力协同，通过这次地震组织探索，并勉励大家：虽然地震现象的规律目前世界上尚未解决，但我们要敢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努力突破这一科学难题。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与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联名起草了关于邢台地震抢救工作部署的报告，以特急件报送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
这时已是3月9日凌晨。
为贯彻周恩来的指示，且有了总理的“尚方宝剑”，国家科委和中科院会同有关部委立即抽调、“挖潜”从事地球物理学、地质学的科学工作者和在校大学生，携带仪器，赶赴邢台地震现场，开始了大规模的地震科学考察和探索——
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顾功叙、著名地震专家李善邦、傅承义主动请缨，组成以探索地球物理变化为目标的21人考察队，于3月8日当晚出发；工程力学研究所抗震科研人员八人，也于当晚从哈尔滨动身直接奔赴震区，该所所长、抗震专家刘恢先紧随其后，于3月9日到达震区现场；中科院又先后从其地球物理所、地质所、工程力学所、华北地理所等单位派出52名专业研究人员开赴现场，统由顾功叙领导指挥。
地质部部长李四光传达总理指示后，立即决定组织以研究地应力变化为目标的地震地质考察队。李四光给考察队详细交代了任务：调查震区及外围的地质构造体系和它的活动特征，研究地震与地质构造的关系，查明地震发生的原因和范围，推测地震可能扩展的趋势，探索地震预报的方法。第一批II名队员连夜派往震区，第二批12名队员由地质''一学研究院副院长习东光率领，于3月9日出发。
石油部部长余秋里3月8日晚传达总理指示后，亲自部署、确定以勘查构造和断裂为目标的考察队组成人员，并指定由张定一副部长具体负责，由总理亲自“点将”的著名地球物理勘探专家、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翁文波挂帅，于3月9日上午起程赴邢台地震现场摸底，查清构造断裂、地层地质情况，以便进一步组织物探和钻探力量上去。3月9日晚又派陈祖传副总工程师等，前往震区。
国家测绘总局当即派出以水准测量和地形变测量为目标的考察队，并确定由党委委员齐光波带队前往。3月9日，测绘总局急令抽调在邢台的第六地形测量队共300多人，立即进行震区内的水准测量，测定地形高差变化情况。另外还在地震灾情严重区域进行大比例尺的航空摄影，以便与原来地形情况对照。
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遵照总理指示，于3月8日上午地震发生后不久，即已派出七人组成的考察队赶往震区；3月9日又派朱凤熙副局长率领的工作组和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的四名摄影记者赶赴地震现场。
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参加“四清”的地球物理专业学生41名，由北京市委调回，并与北京市抽调的50名科大学生一起，参加震区科学考察；已经毕业分配做其他工作的20名地球物理专业大学生，也都一一抽调回来，由国家科委组织他们去震区现场考察。
3月9日上午，周恩来特意打电话给余秋里：“石油部的考察队出发了吗？”
余秋里报告：“昨天晚上紧急确定好人员，今儿一大早就出发了。”周恩来说：“翁文波教授要是未动身，下午可以和我一同去。”
余秋里说：“翁教授一听说总理亲自点他的将，很是激动，就主动请缨上阵了。”
周恩来欣慰地说：“好啊！你们一定要注意他的安全。”
余秋里说：“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切都安排好了。”
当周恩来发现，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大地测量专家方俊未到地震现场时，便让中科院通知方俊，速从武汉来北京开会，并指示要为他提供一切方便。周恩来会见方俊时殷切地说：“您是大地测量专家，要到邢台地震现场去一趟。”总理的信任和关怀，使这位科学家深受感动，他说：“虽然我不在北京，可总理还记着我呀！”他即日动身奔赴邢台。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因患动脉瘤等疾病没能及时随大部队到达地震现场，后来他反复向周恩来请求，直到4月22日，终于被批准前往隆尧。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还指示他不得进人极震区。为了照顾他的身体，特地安排一节公务车，在地质部副部长张同饪、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庆宣、地质部地震地质办公室主任王树华等十人陪同下赴该县尧山考察。在李四光的指导下，调来钻探机在尧山打了一口百米深的试验孔，以测量地应力的变化。
3月9日下午，周恩来乘专机飞抵邢台之前，要通了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的电话，委派工程兵司令员陈士集上将迅速组织建筑工程部、总后勤部和北京市有关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赶赴邢台地震现场，考察工程建筑的抗震问题，同时调查地震对建筑、水利设施的破坏情况，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杨成武即刻向陈士集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陈士集领命，迅速组织工程兵司令部、总后营管部、国防工程设计院、建筑工程部建筑研究院、北京建委规划局等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组成了邢台地震区工程建筑综合调查组，真是一呼百应。陈士集亲自挂帅，担任调查组组长，并乘直升机前往邢台。由军队高级将领亲自到地震现场进行科学考察，这在共和国地震考察史上还是第一次。
3月22日，邢台再次发生强烈地震。23日晚，彭绍辉副总参谋长又向陈士集传达周恩来指示：要调查组原班人马返回震区，继续进行调查。陈士集再次领命，亲率调查组重返震区，并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地震现场召集了国家科委、内务部、中科院、地质部、建工部、国家测绘总局、河北省建工厅、邢台专署等14个单位已在震区考察的负责人会议，座谈交流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研讨地震区工程建筑破坏和灾区房屋修建措施，并访问了许多农民和匠木瓦，掌握了大量资料，为震区建设积累了经验。
在此期间，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受周恩来委托，在视察邢台地震灾区时专门听取了调查组关于灾区遭受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和重建家园的意见汇报。之后，陈士集也向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和周恩来总理呈报了调查报告。周恩来阅后，即让周荣鑫通知国家建委副主任吕克白，把在京的建筑设计人员都带到邢台地震现场，并传达他的指示：地震后房子都倒了，将来建什么样的房子能抗震？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吕克白于4月3日率领由524人组成的房屋建筑考察队，乘坐专列到达邢台。参加单位有北京建筑设计院、北京工业大学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建筑工程学校等建筑设计人员和院校师生。这是同时进邢台地震现场考察人数最多的一支考察队。
在周恩来那凝重而深邃的目光中，邢台地震也是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陌生的、看不见对手的战争，其激烈与残酷决不亚于当年红军浴血糜战的历次反“围剿”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历次大战役。
为攻克地震之谜，战胜震害之敌，周恩来调兵遣将，众多著名科学家云集邢台地震现场，为全国地震考察之首，其规模中国地震史上罕见。据后来统计，到震区的科研单位，总人数达4000多人，其中科技人员3600多人。
今天，回首邢台地震，依然叹为观止。当时的地震现场荟萃了中国地学界的精英，成了科研大会战、大练兵的战场。由周恩来亲自部署、指挥的这一多学科、多兵种的联合作战，其科学考察所取得的资料和成果，在共和国抗震减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仅在地震现场开展的地震监测和前兆观测项目，就有测震、地形变、地倾斜、地应力、地磁、地电、地下水、气象、天文、人工地震、超声波、生物等14个专业，采用了30余种手段；另外还涌现出大量群众性的宏观哨点，形成了多学科的综合性地震台网。几十年来，大批科研人员一直在研究消化邢台地震的资料和成果，相信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仍将会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继续在地震学、地震地质、地壳构造、地震前兆、地震工程、地震社会学、地震经济学、地震史学、地震灾害学、地震医学、地震心理学以及社会治安、民政救济、人寿保险等诸方面，研究并使用这些宝贵的资料和成果。
5.双震叠加的生死牵挂
1966年3月9日下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乘专机到达石家庄，陪同前往的有内务部长曾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在石家庄地委招待所的一座小白楼里，周恩来听取了河北省委、石家庄地委、邢台地委和当地驻军的汇报后，已是晚上8点，他又提出要连夜赶往隆尧，询问交通工具怎么样。大家都劝总理在石家庄休息一夜，明天再去。周恩来坚持说：“我坐飞机来的，坐车去就行了，用不着地下跑，也累不着。”此时此刻，受难同胞是他最大的牵挂。
河北省委副书记阎达开说：“总理，那里余震不断，不安全，还是……”
周恩来说：“那么多群众都不怕不安全，我们还能怕不安全吗？地震没什么了不起的，今夜一定要去。”
邢台地委副书记张双英说：“就是担心总理您太累了。”
周恩来说：“我还不觉得累，你怎么知道我累了呢？咱们就这样定了。”
就这样定了。周恩来在招待所匆忙吃了一碗炸酱面，于当晚8点半从石家庄乘专列南下到达冯村车站。驻当地某军政委蔡长元、副军长徐信等从隆尧开出六辆吉普车，在冯村迎接总理到来。
徐信将军回忆说：总理出发之前，张英辉军长打电话给我，说周总理要到现场来。我说，最好周总理不要来，为了总理的安全，我和蔡长元回到石家庄去向周总理当面汇报。因为隆尧余震频繁，建议总理最好不要来。我们得到的回答是周总理的声音：你们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跟随周恩来前往的时任中央警卫团政委的杨德中将军回忆说：到隆尧已是深夜，狂风呼啸，大地在余震中颤动不止，街上没有电灯，周总理在马灯照亮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了隆尧县城。前线指挥部预先给他准备了帐篷，打算在帐篷里休息，在帐篷里听汇报。当时周总理就问徐信，你们在哪里？徐信回答说，我们在县委办公室。周总理说，不要到帐篷里，你们在县委办公室办公，我也到县委办公室听你们的汇报。于是大家就陪着总理来到县委书记张彪同志的办公室。就在听取汇报的当口，又突发强余震，只见房屋摇动，房顶上的尘土和白灰哗啦哗啦往下掉。大家赶忙站起来，劝总理还是到帐篷里去听汇报。周总理镇定地说，不要动，这是余震，大家要沉住气。接着，总理深情地说，我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慰问地震灾区群众的。地震灾害既成事实，我们下一步的工作主要是领导群众克服灾害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方针是不是这样提出：奋发图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发展生产……在场党政军领导同志都表示赞成，并决定把这几句话作为今后的行动纲领。总理还指示河北省委、石家庄地委和当地驻军，全力以赴，赶制烙饼，向灾区空投熟食，空投粮食，空投炊具。
3月1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周恩来亲自审阅后由新华社发布的邢台地震消息、。这是关于邢台地震的第一次公开报道。3月11日，《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报道了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并发表社论，题为《灾区的英雄人民是难不倒的》社论。
3月]0日下午，周恩来又从石家庄乘直升机到受灾最重的白家寨视察。隆尧县委书记张彪和县长薛宝柱等人提前赶到白家寨等候，预先搭起了一顶帐篷，以备总理接见群众和休息、。
可是到了预定时间，突然一架直升机在马栏村降落了。大家估计可能是总理的飞机降错了地点，张彪急火火地对薛宝柱说：“快，快去看看是不是总理的飞机！”已因救灾受伤的薛宝柱，瘸着个腿急忙驱车赶到马栏村一看，原来是抢运伤员的飞机，他又急忙调头赶回白家寨。这时，白家寨上空出现了一架护航机在空中盘旋，很快又来了两架直升机。周恩来乘坐的直升机在村头刚一降落，群众便潮水般向飞机奔拥过来。周恩来向群众招手致意，群众的鼓掌声和欢呼声压住了飞机螺旋桨的轰鸣。
40年后，在一所农家小院里，当时的白家寨村党支部书记靳景印（即前述四平珍人党介绍人）激动地说：“那天刮着西北风，群众都面朝北哩，总理怕群众受冷，就叫会场调动调动。总理叫群众背着风，他迎着风讲话，看着他那干裂的嘴唇，听着他那沙哑的声音，大家都感动得流泪……”
接下来的镜头被永远定格在共和国历史的记忆里和人民大众的心目中：周总理迎着旷野的大风，站在一只装运救灾物资的木箱上向群众讲话。之后，他从一位老大娘手中接过盛着凉开水的大瓷碗一饮而尽，他在村干部的陪同下走家串户看望受灾群众，他慈爱地把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抱进怀里说：“孩子，不要哭，要好好活着，我们就是你的亲人你的父母……”他蹲在地铺前握着一位年过七旬受伤老人的手，嘱咐医护人员一定要照顾好老人，老人望着总理的背影，口中喃喃着：“啊！当朝一品哪！”
周恩来用过的那只碗和讲话时踏过的那只木箱，如今被完好地保存在邢台地震纪念馆里，一代一代人争相传看。
3月22日16时19分，邢台地区宁晋县东南东汪耿庄桥一带再次发生7.2级强烈地震。北京人民大会堂有门窗玻璃被震碎。
周恩来在国务院办公厅《地震情况简报》上作出批示，指示将此期简报即送中央、国务院及北京市领导同志传阅，并特别注明“人民大会堂玻璃有震碎的”这一情况。
当日下午，北京出现谣传：“北京今晚9点半要发生强烈地震，中国科学院已向周总理做了预报……”消息很快传开，部分群众惊慌失措，有的居民往外搬箱抬柜、抱收音机、推自行车，还有的披着衣服、蒙着被子在街上避震，甚至有人吓得发抖，不敢进屋。这一谣传惊动了北京市，市公安局和党政军机关都派人出来维持秩序。同时，这一谣传再次牵动了周恩来的心，遂召集有关部门开会，亲自出面辟谣，安定群众情绪，并就平息地震谣言制定了对策：对谣言要追究，但要区分两类矛盾。一种是以讹传讹乱传一气，对这种情况要追究来源，予以批评教育，及时解释，以镇静的精神使谣言自释；另一种是那种别有用心造谣生事的，要彻查严惩。
很快就查清了，原来是北京市一名干部误传造成的。周恩来指示北京市有关部门对传播谣言者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其本人作出检查，并对其做了严肃处理。由于采取措施及时，这起地震谣言很快就平息了。随后，周恩来还委托李先念副总理3月26日到邢台地震现场视察时发出指示，要坚决抵制地震谣言的扩散和传播，避免加剧灾区群众的恐慌心理，干扰和破坏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李先念在巨鹿县城关群众大会上讲话时说：“有人问，地震还震不震？我说不知道，科学家也还弄不清，这是世界上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只要大家保持镇静，沉住气，震也不要紧。还有人曾问周总理，华北包括北京，会不会沉到大海里去？周总理回答说，这一点可以肯定，不会沉下去！”
4月1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再次乘机来到地震灾区。一天之内先后到宁晋县东汪镇、束鹿县王口乡、冀县码头李乡、宁晋耿庄桥和巨鹿何家寨等五个村镇进行视察和慰问。
时任宁晋县委书记的赵安芳回忆：4月1日上午10点，周总理在副省长郝田役等陪同下，首先来到宁晋东汪镇视察。县委接到通知后，集合了5000多人在东汪等候。消息传开，三乡五里的乡亲们成群结队赶来了，会场一下子聚集了上万人。周总理看着倒成一片废墟的房屋，臼清十分沉痛，他站在一片断墙上动情地对大家说：“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慰问你们！”我向总理表决心：“家里丢了，从地里夺回来！房倒志不倒，地动心不移！”总理说：“讲得好！我上次在隆尧说的四句话应改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会后，赵安芳陪同周总理访问受灾群众，并向总理汇报抗震救灾情况。赵安芳说：“3月8日地震后，为了救灾，县委就决定把抗震救灾指挥部搬到耿庄桥，在那里搭起了帐篷，我就住在耿庄桥。由于震前有警惕，这次大震虽然房屋几乎全倒了，但死人不多。”
周恩来说：“是啊，因为大家有了防备，房子倒了，伤亡很小，同一件事情，有了准备就和没有准备不同。”
接着，周恩来若有所思地向赵安芳点点头说：“你这个县委书一记上奏有功啊！”
赵安芳说：“总理啊，宁晋损失很大，你要多支援我们啊！”
周恩来说：“你要相信群众嘛。听说先念副总理来宁晋，你也向他要东西，是吗？”
赵安芳说：“李副总理是管财政的，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说，这次灾情不小，你要多给我们点儿东西。李副总理就说我，你这个老赵啊，要相信群众嘛，要自力更生。其实我们提出自力更生的口号挺响亮，抗震救灾工作随即开展起来了。”
周恩来欣慰地拍了拍这位县委书记的肩头：“这就对啦！”
下午3点，周恩来到耿庄桥慰问受灾群众。当时天气特别冷，风特别大，他却迎着风站在一辆汽车上给大家讲话。此次视察，一天去了五个村镇，顾不上喝一口水，吃一口饭，直到傍晚，才风尘仆仆地来到救灾部队驻地，然而就因为一顿饭，他批评了一位师长——
时任某师师长的阎同茂如是说：“总理到我们师部吃了一顿便饭，他提出来不要另做，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我们给他做的是烙饼、面条、炒豆芽、炒青菜，总理非常满意。当时我觉得总理一天劳累，非常辛苦，就安排炊事班给他炖了只鸡，总理发现了批评我：谁让你做的？为什么做这个？！我们只好把炖好的鸡端走了。看着总理吃着和大家一样的便饭，我们心里很难受，也很激动。吃罢饭以后，总理还让他的警卫员交粮票交钱……”
此时，跟随周恩来的机要秘书赵茂峰正在邢台车站等候总理。
这天早上周恩来乘坐的专列到达石家庄，然后乘直升机飞往重灾区宁晋东汪，那是赵茂峰的家乡。去之前，周恩来问赵茂峰：“小赵，你，要不要跟我去家里看看？”赵茂峰说：“总理，我不回去，家里都很好。”周恩来说：“那好吧。”赵茂峰知道，此次赴灾区视察，总理要他陪同，是想让他跟着去东汪家里看望一下。然而在北京出发前，赵茂峰就想好了：不能跟总理去探家。一是家里老人都平安无事，二是总理让我跟着出来是工作，如果我跟着总理去东汪，家里老人见了我，一定会激动地哭哭啼啼，这样与总理看望群众的气氛不对，也影响群众情绪。
周恩来乘直升机去了东汪后，赵茂峰就随着火车离开石家庄，到邢台车站等候。直到这天深夜，周恩来才从重灾区返回，一上火车就对赵茂峰说：“小赵，我见到你父母和伯父、伯母了，他们都很好，我问他们有什么困难，他们说没有困难。我问你父亲有什么要求，他开始说没有，后来提出，希望你抽空回家一趟。我问你伯父多大年纪了，结果你伯父和我同庚，都是戊戌年的人。回去安排一下，你回家看看。”作为共和国的总理，竟如此心细，去东汪视察时还悄悄安排县委书记赵安芳把赵茂峰的亲人找来见面。
总理的专列开动了，两汪热泪在东汪乡一个农民儿子的眼睛里滚动……
周恩来两次亲赴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把党的温暖送到了灾区，也把人民公仆的光辉形象留在了灾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地震灾区的防震棚里，周恩来接见了作家李劫夫和词作家洪源、宋良玉等。于是，以邢台地震为背景，以邢台地方曲调为素材创作的歌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旋即风靡全国。
在那撼天动地的歌声里，全国各族人民以极大的热情向邢台地震灾区伸出了援助之手：西藏同胞不远万里送来了240匹藏马；江西省运来了万口铁锅；3万余封慰问信件雪片般飞向灾区；全国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上至髦重老人，下到少年儿童，纷纷捐款捐物。据统计，邢台抗震救灾期间，共收到全国各地个人捐款91万余元，粮票19.8万公斤，布票3.5万尺，包裹1391个。尤其让人感动的是，在邢台地震后的几天里，通过邢台火车站的铁路旅客，不留名不留姓，纷纷从车窗里向站台抛出现金、粮票、衣物、食品，有的把刚刚买来的衣服抛到站台上，甚至有的把身上穿的毛衣也脱下来扔出窗外，一时间邢台火车站成了过往旅客献爱心的一道风景线……
6.“希望能在你们这一代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显然，邢台地震给了周恩来总理一个最直接的信号——要搞地震预测预报！地震造成的严重灾害，深深触痛了他的心。深谋远虑的共和国总理不能不思考，如何与地震灾害抗争？
在隆尧地震现场，周恩来查看了隆尧县志后，不无遗憾地对大家说：“在这里，1200年以前已有过大地震，我们的祖先只给我们留下了记录，没有留下经验。”
接着，他极为沉重地说：“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些代价不能白费！我们还可以只留下记录吗？不能！必须从中取得经验。希望转告科学工作队伍，研究出地震发生的规律来。”
他还说：“虽然地震现象的规律是国际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难道我们不可以提前解决吗？我们应当发扬独创精神，来努力突破科学难题，向地球开战！”
4月1日下午，周恩来在耿庄桥视察慰问后，专程来到已在那里紧张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地震考察队驻地，看望地震科技人员，参观地球物理所架设在那里的地震仪器。他走进帐篷，闻讯赶来的记者迅速调准了相机镜头。在炫目的闪光中，周恩来摆手劝阻道：“我又不是接见外国来宾，还用这么多照相机拍照？还是留着胶卷考察地震用吧。”
来此之前周恩来得知，地震考察队员们已在现场亲历了3月8日6.8级大震及3月7.2级大震，血的教训，夜以继日地摸索、总结，他们终于发现了一种“密集的小震平静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有大震”的现象，根据这一现象再结合当地一些动物的异常表现，他们已较准地预报了3月26日发生的6.2级强余震。这次成功大大增强了地震工作者对地震预报研究的信心。
时任考察队分析组负责人的朱传镇（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原副所长）回忆说：这天下午，周总理来到我们的帐篷里，由我向周总理汇报邢台地震的发展趋势和分布情况。当我汇报到对3月26日的一次强余震做了比较好的预报时，周总理非常高兴，他说，很好，年轻人就要敢于闯，敢于创新。接着他又说，地震预报是很困难的，你们要抓住现场不放，要坚持不懈地搞下去。周总理那深邃而慈爱的目光，让我们感受到他对探索地震规律的问题考虑得十分深远，对我们探索研究地震预报寄予着厚望。
随行总理视察的摄影记者拍下的一幅照片被张国民研究员（中国地震分析预报中心原副主任）珍藏至今，照片上那个侧着脸向周恩来汇报监测记录情况的小伙子就是他。他向笔者讲起40年前那次难忘的接见和那永远值得怀念的一幕，依然激动不已：周总理听完汇报后，又一一询问分析组人员的情况。朱传镇同志告诉总理他是北大毕业的，周总理高兴地说，你是我们自己培养的科技人员。林邦慧同志（时任分析组副组长）向周总理汇报邢台地震前“小震密集——平静——大震”这一特点时有些紧张，周总理便主动问她是否是广东汕头人，林邦慧点头答是。周总理高兴地对她说他去过汕头，汕头是个好地方，汕头话说吃饭是“食本”。这话引来大家的笑声，缓和了紧张的气氛。帐篷里还有两个科大的女同学，总理问她们多大了，什么地方人，在哪个学校上学，学什么专业。她们一一回答后，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地震预报在我们这一代可能不能实现了，但希望能在你们这一代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张国民一直在总理身旁，总理就侧过身来问他：“你是搞什么工作的？”当朱传镇告诉总理他是研究生时，总理高兴地说：“噢，原来你还是研究生呢！你可研究出什么东西来没有？”急得张国民直说：“还没有，还没有……”最后总理又勉励大家，要好好研究，要抓住邢台地震不放，要解决地震预报这个问题。
随行总理视察的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室主任吴庆彤说：看到这些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感到由衷的欣慰。当时总理不仅仅是抓救灾工作，他更是高瞻远瞩，就是要考虑怎样预防地震灾害，怎样减轻地震灾害。他以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地震的预测预报虽然困难，但是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只要坚持不懈地去探索、去研究，总是可以找到这个规律的。他谆谆教导大家：“一定要好好攻一攻这个难题，必须加强预测研究，做到准确及时。”后来，周总理听说考察队有个女队员的手指在地震时被砸伤了，便又特意去看望了这个女队员。
女队员叫段宝娣，是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技术干部，也是邢台地震中地震工作者负伤第一人。她在《一次难忘的经历》中写道：
……我们12人组成的考察队在大震前赶到耿庄桥后，立即架设了两套仪器，一台微震仪，一台多摆强震仪。我和宋良玉两个女同志住在公社一间小屋里，因为一天一夜没休息，感到很疲劳。睡觉后感到房子动，有响声，把我们惊醒了，刚准备往外跑，震动和响声又停止了，我们便又睡了。刚睡着，感到房子又动起来，响声越来越大，我急忙起来叫宋良玉，可是站不稳，摔倒在木拒前，宋良玉也从床上摔到了地下。接着拒子被震倒，一头搭在床上。突然，我们住的房子倒了，我们被埋在倒塌的房子底下，幸亏有木拒档着我们的身体，没有被砸死，只感到大地上下颤动，左右晃动，轰隆隆的响声令人感到十分恐怖。
地震平静后，我们从木柜下爬出来，赶忙去查看仪器。这时放仪器的房子也倒了，微震仪坏了，观测记录也出格了。多摆仪没有坏，记录到了珍贵的资料。忙了一阵儿后，我才感到左手发凉，低头一看，左手小指折断了，只剩下一层皮和手连接着，我连忙将手指扶正，将两块断指对在一起，用布包扎起来。我们住的房子隔壁一位老太太被砸死了。在仪器房，同事赵永信被地震惊醒，刚坐起来，断裂的墙上一块砖头掉下来，正砸在他枕头上，他要是晚坐起半分钟甚至几秒钟，这砖头就砸在他脑袋上了。住在耿庄桥小学的同事们，当大震到来时，同样感到床上下颠动，左右摇摆，像打秋千一样。房顶露天，门窗变形，他们砸开窗户跳出来。大震过后，其他几位同事也从废墟中钻出来，王长生脸部被砸出一块青包，肿得和鼻子一样高。
地震发生后，我们立即投入救灾和宏观调查。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查震中在哪儿。我们分几个小组，步行进行调查。我们将近一昼夜没吃东西了，饥俄难忍，恰好宋良玉口袋里有一管糖，每人吃了两片，坚持工作。
我手指砸伤后，同事们和当地政府都很关心，当天送我到石家庄，在部队医院治疗，晚上回到北京。3月9日地球物理所又组织了第二批人到邢台地震现场，我又随考察队回到耿庄桥。4月1日下午，周总理到耿庄桥视察时来到考察队驻地，听说我受了伤，总理特意来看我。总理说：“你就是受伤的吧？你叫段宝娣？”我惊喜地和总理握手，总理又问伤得怎样，嘱咐我天气冷要注意，还问我在哪个学校毕业，多大年龄。总理上飞机时还指着手指，要我注意。我的手指过了三个月才愈合。由于手指是我自己安上去的，没有接好，现在手指还是歪的，左手小拇指头比右手小拇指头短一截，到了阴天下雨还感到麻木……地震只是一瞬间发生的事，而且是在迷糊中发生的，所以我的手指是被什么砸断的，当时反应不过来，现在也搞不清楚。
对于从事地震工作的人们来说，能身临其境地感受、体验一场突如其来的强烈地震，是一种“荣幸”，是一个极为难得而值得珍惜的“机遇”。他们似乎就是碰上了这种难得的机遇。陆续奔赴邢台地震现场考察的科技工作者非常荣幸地经历了3月8日、3月22日两次强震和多次强余震，有的还经历了整个地震的全过程。事后，他们不无感慨地说：总理真英明啊，刚发生小震就号召我们到现场去，给了我们一次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大开眼界！
大震前赶到耿庄桥的中科院地球物理所考察队成员之一，现已年逾古稀的高级工程师赵荣国，曾撰写回忆文章，记述了那段永生难忘的经历——
我们于3月7日深夜12时左右抵达耿庄桥。赖明惠和赵永信将地震仪架设在耿庄桥公社院内的一间房子里，我和姚振兴、冯锐等睡在小学教室。3月8日4时许，一次小震把我惊醒，起来带好用具去看地震记录，赖、赵二人已在那里查看，原来他们一直没有休息。大约四五十分钟后，觉得屋外有什么动静，异乎寻常，下意识地走出屋子，刚到院子当中，觉得地下颠动，初时震动很小，同时有闷雷声响，由远而近，我还以为类似刚才那种小震，并未理会。谁知两三秒钟后震动幅度急速增大，紧接着，地面如同发了疯似的摇动起来……与此同时，开始震声如闷雷，随后音量越来越大，简直是震耳欲聋！只觉得被不可言状的吼声笼罩着，被紧紧地包裹着……大地真的疯狂了！多少次把我抛掷出去，我听天由命地作最后的挣扎，就这样相持了十几分钟才渐渐平稳下来……这时，被埋在屋里的同伴也挣扎着逃出来了。段宝娣的手指砸伤了，宋良玉的腰险些被压断。队长李凤杰让我赶快向所里报告这里的情况，但通信线路已中断……
亲历地震，使地震工作者对强烈地震的过程体会尤深，终生难忘。而目睹了震后的惨死灾情，在他们心中又引起怎样的震撼？赵荣国满含悲坳之情倾诉了内心的真实感受。
天已大亮，所里来的几个人集合了，在李凤杰的指挥下开始现场调查工作。我们用米尺测量地裂缝的宽度、长度和深度，数着倒了多少间房子……天哪！还考察什么？！举目断壁残垣，瓦砾满地，街道堵塞，废墟上躺着刚刚挖出来的尸体……耿庄桥啊耿庄桥，我来时是深夜，没能看清你的仪容，昏暗中，街道和房子都是整整齐齐的。眼前，我看到的你竟是一堆堆瓦砾，听到的声音是撕心裂肺的哭泣……
我和冯锐被分配到附近几个村庄调查。一天下来，一共走了三四个村庄，到处是哭声，到处是泪水……我们与其说是调查地震，还不如说是在参加葬礼。我们与死难者的家属同哭泣，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们以安慰，我们几乎是语无伦次，希望这些备受摧残的心安定下来。我恨自己为什么不是个医生，不会救治受伤的百姓；为什么没有带来衣物，温暖蒙难的乡亲！……
面对残酷的地震灾情，他们听到最多的就是：“希望能在地震之前打个招呼！”一遍又一遍听到灾区百姓如此强烈的心声，哪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工作者能无动于衷？！对于他们来说，亲历地震的过程如同经受了一次精神炼狱的洗礼，蕴积于心的渴望与希冀像炽热的岩浆一样喷发出来。就从此时起，在领袖的谆谆教导、期待、重托、关怀和鼓励之下，他们几乎是赤手空拳地开始了向地震预测预报这一世界科学难题高峰的攀登。
“为毛主席站好岗，为工农兵放好哨；不搞出地震预报，我们死不螟目！”这样的豪言壮语无疑带着那个时代的特色，但这些年轻的地震预报探索者的心，无疑是真诚的，并且化作了他们的共同心愿与行动。甚至有人在决心书中写道：“地震预报不成功，就一辈子不结婚……”据说前来视察灾情的李先念副总理得知后说：决心之大，值得肯定，但不能一辈子不结婚嘛，我们要后继有人哪！周恩来闻听后也马上对反映相关情况的科技人员讲：先念同志说得对，我们的事业要兴旺发达，就要后继有人嘛！人家一听说你一辈子不结婚，谁还敢嫁给你，谁还敢娶你呢？
曾任邢台地震考察队负责人的林庭煌研究员（后曾任国家地震局副局长）生前最后一次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道：“周总理对我们从事地震预报的决心和热情是很赞扬的，也是寄予厚望的。他一方面肯定地震是有前兆的，可以预报的，另一方面，当我们过分乐观的时候，他就说，不要轻易下结论，要经过艰苦的科学实践，才能够得到科学结论。”
7.捕捉来自地下的“警告”
现代科学研究发现，一次强烈地震的发生，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孕育、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地球自身在地壳下面逐渐积累起足以引起地球构造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从而产生强烈震动的巨大能量，另一方面，地球内部的这种力量的积累与渐进变化，也会对地球表面的许多方面产生种种影响，使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程度与易见性，随着地震时间的临近而愈益明显，这就是人们所说地震发生前的“前兆异常”。人们为此发明制造了观测地震异常的各种仪器。
邢台6.8级地震发生后，各路考察大军陆续到达现场目睹了地震的惨状，倍加感到地震预测预报的紧迫性。然而，地震已经发生，按一般常识“主震之后就是余震，不会有更大的地震发生了”，他们能做的事情就是不顾一切艰险，投入救灾和震后调查，并将调查获得的一些前兆现象和信息，作为经验加以总结，以用于今后其他地区的地震预报。谁曾料到，14天之后，原震区竟再次发生了更强的7.2级地震！
回忆当时的情景，林庭煌研究员感慨万端，他说：当时“余震仪（微震仪）”已瘫成一堆，连震中在哪里也无法测定。脚下大地翻腾，眼前景物全非，烟尘起处，屋宇夷为废墟，沙水喷发，田地顿成河滩。河堤开裂，平路变深沟，公路错断，冒水如泉涌。大震来时我正蹲在地震仪旁，忽见记录笔失控，左右摇摆……剧烈的震动将人摔倒在地，爬起来定神一想，能够做的事情仍然是踉跄进村，抢险救灾。强震的连续发生非始料所及，然而严酷的事实，发人深省。吃一堑，长一智。教训给人以启示：地震并未结束，这里就是地震预报科学实验的现场……
这次7.2级强震发生后，人们都在苦苦寻思：还有没有大震或强余震发生？
地震在跟人们捉迷藏。
众所周知，地震是地下岩层破裂造成地面震动的一种自然现象。地下岩层在孕震过程中的种种变异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引起地下岩层的物理、化学等性质发生变化——人们通过观测这些变化，就有可能捕捉到地震发生的信息，即地震前兆，而正确判定地震前兆是进行地震预报的前提。然而，在实践中究竟如何去实现？诸如通过哪些途径，采用什么样的仪器，观测哪些现象，需要什么样的观测精度，所观测到的现象究竟与地震是否有关、关系如何，怎样由此判断将要发生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等等，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惟一的办法，只能通过实践与研究来逐步探索。
没有现成的方法，他们就将地球物理勘探、大地测量、水文地质等学科中已有的方法借鉴过来；没有观测台站，就把仪器安装在帐篷里或土坑里。为了不放过任何一丝可疑迹象，没有连续观测仪器，就昼夜守候在仪器旁作人工记录，每半小时甚至每五分钟就读取一次数据；为了听到地声，就挖个坑趴在地上听，有时一听就是几个小时……今天看来，这些做法似乎很原始、很幼稚也很落后。但是，正是在这种看似很原始、很幼稚也很落后的做法里，蕴含着这一代地震工作者真诚而执著的追求和勇敢无畏的探索，才使得邢台地震现场成为中国地震预报开创先河的摇篮，成为中国地震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与此同时，各路科考队派人深人各个村庄，广泛搜集地震前兆，耳闻目睹了大量奇异的自然现象，诸如鱼儿翻塘、井水冒泡、鸡鸭乱窜、牛马嘶叫、鼠蛇出洞、猪羊不肯进圈等异常。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寻觅着可能再次发生强震或强余震的种种迹象。
冥冥中仿佛有神灵被这群人的虔诚打动，不再那么吝音地把大地隐藏的秘密向他们透露出一鳞半爪。通过观测数据分析、对比各种资料，他们终于在进入灾区的第十八天，即7.2级强震后的第四天——3月26日这一天，捕捉到了来自地下的“警告”又出现了：
当天凌晨4时至强余震发生前一段时间，密集的小震出现后显得异常平静，“平静得可怕”，“平静得令人窒息”……
监测仪器记录显示地震波形异常……
成群结队的老鼠在街上、路上乱跑……
收音机信号明显变弱，并伴有吱吱哇哇的杂音……
多条河沟和多眼水井的水位上涨……
这些异常的同时出现，引起大家的关注。当晚，地球物理所邢台地震队进行了紧急会商，根据已有的资料和获取的观测数据以及捕捉到的“蛛丝马迹”，他们据此判定，即将有一次强余震发生。
当时，还来不及规范地震预报程序，用什么形式发布预报也不清楚，只是讨论决定，以地震队的名义向抗震救灾指挥部正式发出预报。在场的通信兵话务员抓起电话便向上级首长报告：“有震！”——话刚落音，大地突然剧烈震动，一次6.2级强余震果然发生了。
时针一正指向23点19分。
这是中国地震工作者第一次成功的内部试报。如此复杂的科学难题竟然在一瞬间变得那么简单起来，多么让人喜出望外啊！邢台地震的探索经验太宝贵了，那些“方法”太灵验了！“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他们背诵着毛主席的这条语录，仿佛正一步一步地踏上自由王国的金色台阶。
林庭煌对这次匆匆上马就取得试报成功的收获评论道：“首次预报的尝试，竟然获得意外的成功。它在科学上的成就，固然不足称道，却给人以希望和信心。7.2级大震的突然袭击，留下的是科学上的迷惑和心情上的压抑；而6级余震的预报成功，带来的是科学上的曙光和精神上的解放。”
首次预报成功的喜悦使他们信心倍增。一个探索地震预报方法的热潮在邢台地震现场兴起，“方法”二字，顿时成为各考察队的热门话题。考察队的队员去打饭，炊事员都不忘问一句：“同志，你找到‘方法’了没有？”
于是，他们便总结出“小震密集——平静——发生大震”的邢台地震震型模式。
于是，他们就摸索出了一套预测预报地震的方法，后来被通称、应用为“／又大手段”（测震、地磁、地电、地形变、地应力、重力、地下水位、水化学），在当时就具备了雏形。1971年国家地震局成立，其大部分骨干都是从邢台地震这个摇篮里“摇”出来的。
8.历史回眸：三个人和一个地震台的“家底”
由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个地震台建成于20世纪30年代——北京鹜峰地震台。它标志着当代中国有了自己的地震事业。
北京西山鹜峰，一座被茂密的枫林秀竹覆盖的山冈，坚硬的花岗岩山脊。间矗立着一座风格独特的欧式建筑，这就是当年中华民国实业部地质调查所鹜峰地震研究室旧址及其地震台。
鹭峰地震研究室的创始人是声名赫赫的翁文颧。翁文濒1889年生于浙江郸县石塘镇翁家村一个亦农亦商的士绅之家，离蒋介石老家奉化只有几十里路。当湖南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慨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江苏的周恩来东渡日本“邃密群科”寻求济世良方之时，翁文颧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他留学比利时，获罗文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他先后在北京地质研究所、北京大学地质系从事地质研究并任教，还创办了清华大学地学系。蒋介石对他颇为敬重，曾任命他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经济部长、国家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而后他又当选为行政院院一长。然因他学究气太浓，不渴官场权术，故上任没几日便辞了职，不过在国民政府中依然享有盛名。
翁文颧在鹜峰建立地震研究室的创意，始于对1920年12月16日宁夏（当时属甘肃）海原大地震的考察。震级为8.5级的海原大地震，与1906年的美国旧金山8.6级大地震、1923年日本关东8.2级大地震，并称为20世纪初叶的三大地震。当时世界上有近百个地震台记录到了海原地震，故而又被称为震惊世界的“环球大震”。据当年《民国日报》报道，海原地震“每一震动，沙飞石起，树拔山崩，城郭为墟，陵谷易位”，而且时间长达三个月之久，震害波及60多个县份，有些地区“山崩地裂，村庄压没，数十里内，人烟断绝，鸡犬绝迹”，死亡23.4万余众。当时正值黑暗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地震更使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出于科学家的良知，时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濒，率谢家荣、王烈等一批地质学者前往海原考察。
历数月奔波，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考察后不久他们拿出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份地震考察报告《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肃及其他各省地震之情形》。此间翁氏因营养不良和疲劳过度而患病，而他的一番心声表达了他和同事进行此番考察的动机：科学知识便是人类的照海灯，须要照得人类平安方见得他的用处……
回到地质调查所后，翁文濒从浩繁的史料和地方志中搜寻到有文字可考的地震记载。这些自殷代以来约4000年远久的文字，如实记录了大自然暴庆的一幕幕悲剧，早已深深铭刻在先人和后人的记忆中。翁氏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古往今来的地震进行分析，得出了公元前2世纪至19世纪“每世纪有地震有奇”的概率，而后又得出公元14世纪至19世纪“每世纪有地震25有奇”的概率，据此找到了一个周期性规律：“地震现象，自盛而衰，复自衰而盛，具有循环之象。”大震之后的余震同样是人类的威胁，为认识研究余震，他总结出两点：“其一，余震过程中间有大震，其烈度虽不及初发巨震之高，而往往亦有破坏作用；其二，余震继起之时期内，震中有逐渐迁徙，成一再分析之势……”而更重要的是，他最早提出大凡地震皆与地质构造有关，在其所撰论文《中国某些地质构造对地震之影响》中指出：“地震区域不期而与一定地质构造相结合，于焉推之此一定地质构造，当即为发生地震之原因。”据此，他认为对地震的研究“一曰历史经验，二曰地质构造”。1922年翁氏将此论文带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地质大会上进行宣读，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和关注，这一科学思路自此被沿用至今。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深切感到仅仅依靠宏观考察远远不足以认识地震，必须像“列强国”那样建立地震台，以便系统地应用物理方法观测与研究地震过程的现象和本质。
然而，使翁文颧心绪难平的是，当时在中国土地上虽已有20多处地震台站，却尚无一个属于中国建立。这些台站是帝国主义在占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后，先后建立的：
日本侵占中国台湾省后，首先于1897年建立了台北地震台，之后又相继建立了台南、台中、台东、阿里山、高雄、澎湖等十几处台站；
法国耶稣会于]904年在上海徐家汇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地震台——佘山地震台；
俄国与日本于1904至1908年间，相继在大连、营口、旅顺、沈阳及长春（伪满时期称新京）等地建立了地震台；
德国占领青岛后于1909年设置了地震台；
……
让翁文濒更意想不到的是，为建立中国自己的地震台，他呼吁奔波、伤精费神达七八年之久。他曾向学生们倾诉内心的悲苦：中国本是最早进行地震观测和记录的国家，早在17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便有了张衡的“候风地动仪”，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观测地震的仪器。
《后汉书·张衡传》记载：
东汉太史令于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搏，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街铜九，下有蟾蛤，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搏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搏则振，龙机发，吐九而蟾蛤街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机发，而七首不动，寻其方向，乃知震之所在……
这台仪器制成后，放置于河南洛阳的灵台，与浑象、浑仪、圭表、刻漏等天文仪器一起，供观测之用。汉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陇西发生地震，千里之外的洛阳并无感觉，但候风地动仪却测到了，满朝文武百官多不相信。几天后，骚骑送来消息，确证那里发生了地震，于是朝廷内外尽皆信服，赞叹其妙。可惜的是，这台仪器在西晋永嘉之乱中散失，至今下落不明；而记载候风地动仪原理和结构的有关文犊也于唐后失传……如今事过1700多年，科技水平自然当年所无法比拟，但偌大中国竟无一处属于自己的地震观测台，岂不愧对先人！
翁文濒和他的同事、弟子不禁为眼前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而悲惋。
所幸，他为建地震台苦熬苦等七八年后，结识了驰誉京城的律师林行规。林已在西山鹜峰买下一处寺院名为秀峰寺，并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别墅。得知翁氏的设想后，林行规表示愿捐一块空地，供建地震台之用。那里环境幽静，无噪声干扰，又恰好坐落在坚硬的花岗岩层上，正是架设地震仪器的理想场所，对于当时经费拮据的地质调查所，无疑是雪中送炭。
1929年冬，翁文濒经清华大学吴有训教授等人举荐，聘请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的李善邦，具体负责筹建地震台和相应机构，并出任台长。次年9月，地震台刚刚落成，就在安装仪器调试过程中，记录到了9月2日13时02分02秒发生在土耳其的一次强地震。从此，鹜峰地震台开始运转，并通过刊发地震观测月报和论著，与各国地震台交换资料，正式进人世界地震信息网络。
继李善邦之后，曾在鹜峰地震台或长或短工作过的还有秦馨菱、贾连享、潘家麟、严魁元等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了新中国地震战线的学术带头人。此外，翁文撷的堂弟，当时就读于清华大学的翁文波，也曾于1937年初到鹜峰地震台实习，在这里完成了论文《天然地震预报》。从那时起，成功预报地震，就成为人们的梦想，并相信这绝非幻想，但要走的路很长，很长……
“由中国人自己创建的地震台开始运转了！”当时北京诸家报刊登了这个消息。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从地震台运转那天起，从鹜峰通往清华大学的黄泥路上，常常有人赶着一头毛驴跋涉其间——因为地震台建成后再也无力架设一条通电线路供其所用，仪器的运转全靠三组蓄电池轮流供电。每当蓄电池的电能耗尽时，就得赶快雇人用毛驴驮到清华大学充电。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条黄泥路上留下了数不清的毛驴足印……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鹜峰地震台因之夭折，至此，在那黄泥路上往返奔波的小毛驴再也不见了……
翁文撷“科学救国”的理想受到重重一击。不久，以科学立身的他走上了仕途，在蒋介石政权行将覆灭的1948年，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从而后来成为中共通缉的主要战犯之一。翁文濒随蒋介石去了台湾，但他有自己的打算，他让儿子翁心源留在上海，而后又把父亲和妻子儿女从台湾接应出来，转道香港回国。为躲避国民党纠缠，他曾暂避法国。1951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和部署下，他取道香港回国，成为国民党政府要员返回大陆的第一人。之后，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多年，“文革”中受到周恩来保护，直到去世。作为一名爱国科学家，翁文濒被定格在新中国和中国近代科学史的记忆里。
自1930年冬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鹜峰地震台共记录到地震2472次，在中国近代地震史上写下了不平凡的一页。1931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聘请金咏深筹建地震台，次年在南京北极阁开始记录，创建了中国第二个地震台，但不久即被扼杀于摇篮之中：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和南京相继沦陷，北平鹜峰地震台和南京北极阁地震台都停止了工作，陷人瘫痪。
1939年，中央地质调查所迁至重庆北lip。为恢复地震观测，李善邦在日寇飞机频频空袭的间隙，用最原始的石磨代替飞轮和手摇车床，历经四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国产地震仪。为纪念翁文颧对地震事业的贡献，他将这套地震仪命名为“霓式地震仪”（翁文颧字咏霓）。随之建立了抗战时期中国大陆惟一的地震台——重庆北暗台。李善邦在他的传世之作《中国地震》一书中记述了这段惨淡经营的亲历：
……要恢复地震研究，须有观测仪器，然而国难当头，地质调查所是当时最穷的机关，从国外进口仪器是完全不可能的了，4准一的办法是自制。想当初在鸳峰，曾整形和设法改修过地震仪的好些部件，自行制造地震仪未尝不可一试……点滴拼凑，逐件试作，历尽艰难，卒于1943年夏，基本上制作完成。就在试行记录的时候，居然记录到了6月22日清晨发生于成都附近的地震……
1944年秋，中央地质调查所又申请增补了一位专职地震工作者——著名地震学家谢毓寿，负责维护台站，分析处理地震图，编制报告以及与英美等国地震研究机构进行资料交换工作。至此，中华民国拥有了三名从事地震研究专业的人员——李善邦、秦馨菱、谢毓寿。
尽管当时考取中英庚子赔款派出留学的傅承义，先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攻读地球物理勘探，后转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师于著名地震学家古登堡，获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经过正规训练、具有高等学位的地球物理学家，但他1947年回国后便被派到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没能直接从事地震专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地质调查所于1946年迁回南京。李善邦等又经多方努力，利用从重庆北暗台拆迁回来的仪器，托人找回原鹜峰台的部分仪器，将这些残存的部件集中修理拼装，终于在1948年底建成了南京水晶台地震台，恢复了地震观测。所幸该台并未因蒋家王朝的溃逃而停止运转，直到新中国成立。
三名地震专业人员和一个中国人自己管理的地震台，这就是新中国成立时接收的全部地震“家底”！
让我们一记住他们，记住那段一个映映大国仅有三人从事地震研究的历史，记住前辈那个梦想——那个光芒虽然微弱却从未泯灭的求索愿景！
9.非同寻常的会见
被老百姓称为“贴身保镖”的张树迎，时任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起邢台地震紧随总理忙碌的那些日日夜夜，依然心情激动——
在视察和慰问灾区的时候，看到满目疮疾的家园，看到百姓们失去亲人的悲痛情景，总理也忍不住地默默流泪。在办公室，他时而踱步沉思，时而自言自语：这么大个国家，搞不好地震预测预报怎么得了啊！……当时他为什么把那么多科学家都调到地震现场去？总理深谋远虑，决心以邢台地震为起点，把地震工作队伍组建好，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力争对地震预报这一科学上尚未解决的难题有所突破。总理三天五天就召集地震方面的人员开会，还经常找有关专家座谈，讨论如何建设和扩大地震队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他说，不管花多大力花多少钱，也要把这个队伍建起来，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来！
1966年4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我国著名地质力学专家李四光、著名地球物理勘探专家翁文波。周恩来与两位科学家以邢台地震为中心话题，探讨了地震预测预报问题。陪同接见的还有李先念副总理等。
听取了李四光和翁文波对邢台地震的考察汇报后，周恩来讲，邢台地震确有前兆现象，是宁晋县委反映的情况，他们组织群众抗旱打井时，井下施工人员已经感到有轻微地动，还发现井水翻花冒泡。之后地动范围逐渐扩大，人们议论纷纷。此事反映到“四清”工作队，反映到地委专署，还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受到追查……事实证明，他们反映的情况确是大震即将来临的前兆现象。
周恩来说，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有规律的，地震也是由小变大，不可能一下子来个突变。要扩大观察和观测范围，对地震前后的各种现象，包括任何微弱的变化，都要记录下来，综合起来，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研究，是可以发现一些规律的，从而加强以预防为主的防震减灾措施，以减少地震灾害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
两位科学家十分同意总理的分析和观点，接着谈道，邢台地震后，从现场调查与预报实践提供的基本事实表明，地震前兆和宏观现象非常明显，地震预报并非是人们的幻想。运用科学手段与方法，人们完全有可能进行地震的预测与震灾的预防。
在科学家的视野里，人类居住的这个地球，只是很荣幸地成了太阳系家族里的一个成员，只是宇宙间一颗微小的颗粒。而地球内部的运动与外部宇宙运动存在着种种联系或影响，譬如天体运行、太阳黑子、地球的板块运动、大气环流和气候变异、潮汐现象和月亮盈亏等等。这些现象对地球产生怎样的影响，正是科学家要探求和破解的自然之谜。
周恩来也十分欣赏两位科学家的见解。他说：天和地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天就没有地。太阳影响地球，地球是太阳的行星。地震与天体有关，与宇宙空间也有点关系。
接着，他还引用毛泽东和李四光会见时说过的一段话：“原子弹有什么了不起？中国有6亿人口，现在恐怕有8亿，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怎么消灭得了中国人？原子弹再厉害，一颗原子弹把地球打穿，从中国穿到美国，最多把地球毁灭，这对太阳系来说是一件大事，但对银河系对宇宙来讲，还是小事。还是回到人间来吧！不要说离我们太远的事了。中国这么大的面积，怎么会不发生地震呢？”
周恩来由此聊起旧中国地震事业发展的状况和艰难历程，聊起翁文波的堂兄翁文撷创建鹜峰地震台的艰辛以及他几经磨难回到祖国的情景。翁文波后来撰文说，周恩来召见他和李四光，谈及堂兄翁文颧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被中共作为主要战犯公布，是对付蒋介石的一种策略。翁文波也向周恩来讲起他与堂兄挥泪惜别的内情：当时蒋介石鼓动翁文颧把翁文波也带到台湾去，而翁文波执意要留在大陆，翁氏兄弟便商议好如何这般应付蒋介石。得知中共的通缉令后，翁氏兄弟哈哈大笑，深感这一着儿太妙了……
感慨回味一番，周恩来道明主题：“今天请你们来，就是希望你们搞地震预报，这是我交给你们的任务。”
两位科学家没有辜负周恩来总理的殷切希望。此后，李四光开创了以地应力预测地震的研究途径，通过属下地质队在隆尧打成两口地应力观测井，天天打电话了解这两口井的地应力数据变化情况，用以对比并判断震情。次年3月27日，河北沧州地区的河间、大城一带发生6.3级地震后，根据周总理“要密切注意京津地区地震动向”的指示，李四光以华北地质地震构造的变异为依据，最早判断出“京、津、唐、渤、张”一带发生地震的危险性，并强调要刘一唐山地区的滦县、迁安做些观测，可惜他在1971年因动脉瘤破裂去世。
翁文波则创造了预测各类天灾的“可公度法”理论——尽管这个理论至今在科学界仍有歧异，似有巫术之嫌。但这个理论浸透了这位科学家毕生的心血和探索精神，不禁一让人想到哥白尼和伽利略。举一例可窥一斑：1990年亚运会前夕，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在综合各方面意见时，曾把翁氏相关预测意见作为参考，预报了可能发生在京郊的地震。果然，9月22日亚运会隆重开幕当天，一次4.2级地震发生。由于震前有预报，虽然没有公开发布，但组委会已做好了应急措施，运动会有惊无险，各类比赛照常进行。
5月28日下午z时许，十多辆深绿色大轿车满载出席邢台地震科学讨论会的400多名代表，驶人中南海。
国务院会议厅环绕一张大长条桌，摆列着一排排已显陈旧的木质桌椅，每个座位前摆着一沓32开的便笺、一支铅笔和一个茶杯，简朴而清静。大家已知道，敬爱的总理周恩来将要在这里接见全体与会代表。
李先念副总理、聂荣臻副总理、谭震林副总理来了，郭沫若院长来了，李四光部长、曾山部长、钱正英部长来了……3点30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身着浅灰色中山装，左臂夹着资料袋，一手臂半抬，从会议厅东门步入大厅。这时，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周恩来环视大厅，挥手致意，并示意大家坐下来。
人座之后，周恩来看了看围坐在中央长条桌前的各位副总理及部长、院长们，发现李四光的座位离自己较远，便马上示意坐在右侧的会议主持人、国家科委副主任武衡，与李四光对换一下位置，让李四光和郭沫若分别坐在自己的左右侧。
代表们静静地注视着这个小小的细节，相互会意微笑，传递着各自的心声。
座位调换完毕，总理才开始讲话。代表们品尝着服务员送上的中南海白开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便笺上，记录下这次难忘的、在中国地震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发言。
周恩来说，把你们留了一个星期，六天的会变成两个星期。有科学家估计，这次会是十几年来最丰富的一次地震科学讨论会。不一定吧，不能把以往的会都否定了，但总是一次有收获的会。旧社会只有一个地震台，三个地震工作者。你们能看到今天这个发展，是个好事。说旧社会有了地震也不去实地考察，是否这样差？1920年六盘山大地震（即海原大地震），总有人去看过（指翁文颧率领的考察。组）。不要否定一切，历史也要一分为二，批判吸收嘛！
接着，周恩来向坐在前排的梅世蓉询问了些有关情况，然后说，梅世蓉同志在苏联学了四年地震，学习上有教条，总还学到一点东西，也是一分为二。苏联有些框框，自己做些比较，就突破了。没有低的，怎么来高的？现在全国有10多个地震台了，比美国、日本还多，这也要一分为二。就算美国、日本只有100多个地震台，那么中国六七亿人口，他们只有一两亿，和日本比，我们应该有700多个台。所以，还差得很远，不要满足于现状。虽然我们由解放前的一个地震台发展到100多个，从事地震工作的科技人员由三个人发展到300多人，但是从国家的人口、面积上来比，从地区情况不同来看，我们的地震台和地震技术人员的数量还不够得很。希望以此为起点，继续前进！
显然，周恩来这番“开门见山”是有所指，有针对性的。当时他了解到一部分人中存在着否定一切、盲目乐观的情绪，好像面临的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好像在某个早晨、某个地方发生地震都能很快监测出来发布预报。
在分析了我国地震工作现状后，周恩来说，这次邢台地震考察，对地质构造、地震预报等进行了探索，有了一个初步认识。地震预报过去国外都不敢提，三八妇女节那天地震后，有些科学家说：“地震预报世界上都没有解决。”李四光同志独排众议，认为世界上未解决，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解决？我们派去大批人马，到现场实践，大力协同，就能得出结果。这次的确是多兵种联合作战，群策群力嘛！……这次地震，震动最多的一天是1070次，现在一天还发生！00多次。科学就要有数据，必须从多方面来研究。任何事情不能一个人垄断，学术不能一个人垄断，专家也不能垄断。要同群众结合，吸收群众的经验和智慧。知识是从群众中来的，不过他们的分析方法不大完整，专家的作用就是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加工、提炼成为一门学问，再到群众中去进行验证，对的肯定，不对的修正。我们这次有收获，将来可能把世界上这个未解决的难题解决了。现在粗线条看有点眉目，有希望。现在100多个台、300多位专家，绝对不够，要与学校（科大、北大）的地球物理系好好研究，抓住现场实践，好好搞下去。请国家科委、聂总抓下去，一直抓，抓出大成果来。石油已经放出异彩，我们要在地震问题上也放出异彩，不要像狗熊册包谷，抓住又丢了，要作为事业，抓一辈子！
周恩来不仅就地震工作的全局部署、奋斗目标、思想方法、深人实践等问题作了详尽阐述，而且从哲学高度，对地震工作者提出了要求。他说，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不仅可以用在社会科学上，而且可以用在自然科学上。毛主席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我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亲自加了一段话，我把它变成引文，放在报告前面：“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100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这段话运用马列主义哲学，最集中地、深人浅出地说明了社会、自然发展的规律。地震工作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首先学习几篇哲学论文，这非常重要。
周恩来这次会见代表和讲话历时两个小时。讲话结束时，他嘱咐国家科委赠送会议代表每人一套毛主席哲学著作，即《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还有毛主席在以上所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有关论述。
周恩来挥手与大家告别，全体代表起立鼓掌。望着总理匆匆离去的身影和他那坚定的步伐，人们久久站立目送——日理万机的总理又要去参加哪个会议？接见哪国外宾？还是去批阅巫待处理的文件？……他们眼前仿佛又浮现出总理站在木箱上向邢台受灾群众讲话的情景，浮现出总理半弯着腰观看地震仪器的情景，浮现出总理在地图前听取地震工作者汇报震情的情景……啊，总理又向我们走来，又来到我们中间！
周恩来卫士长张树迎回忆说：那天的会议非同寻常，有一种严峻感和紧迫感。它标志着邢台地震在中国近代地震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同时又是一个新起点。
时至今日，邢台地震已过去40多年。今非昔比，当我们拥有了现代化的观测手段、设备和遍布全国各地的台站，当我们对地震前兆的认识已从知之甚少到有所发现、有所进步，我们依然由衷地赞叹当年闪耀在华北平原上的思想解放的火花和梦想的光芒，我们依然崇敬当年那些饱经风霜雪雨的探索者、失败者和殉道者。
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就在那个“非同寻常”的地震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之前的12天，同样在中南海，5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斗卜同寻常的会议；
非同寻常的会见；
习卜同寻常的讲话；
习卜同寻常的时间。
此时此刻，人们很少知道，这一切都非同寻常。
于是，以邢台地震为先导的地震频发的十年，和以“五一六”通知为信号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相互震荡着、交织着，在中国大陆一起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