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触目惊心：“地震潮”十面埋伏……
1966年后半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在中华大地上展开。“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造反、夺权一、大字报、大辩论、红卫兵大串联……仿佛一夜之间，国家机器在它的缔造者面前突然失灵，难以驾驭了。与此同时，大自然也徒然在人类面前变得陌生起来。地球仿佛发疟疾似的颤抖，“厄尔尼诺现象”、“拉尼娜现象”……一个又一个新名词，像幽灵一样在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徘徊游荡，兴风作浪。
出乎意料的是，标志着中国地震预报大规模科学实践活动开端的邢台大地震，其实也是中国新一轮地震活动高潮的先导。在邢台地震中仓促上马的地震预报工作尚未站稳脚跟，一系列大地震就在中国的华北、东南、西南等地接踵而至，并有危及首都北京及其他城市之虞。触目惊心的“地震潮”，仿佛“十面埋伏”，左冲右突，中国地震工作旋即被卷人地震应急的十年。
新年将至，当时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元旦献词《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内有这样一段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描述：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帝、修、反以及一切反动势力，再也找不到一块“安定的绿洲”了……当时全国人民都在背诵《毛主席语录》，其中“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耳熟能详。不仅仅是对政治形势的描述，大自然焉何不是？
邢台地震后仅一年，1967年3月27日，河北沧州、河间一带又发生6.3级地震，震区距北京仅160公里，京、津一带有强烈震感。
紧接着，强烈地震在中国大陆南、北两面几乎同时发生，成夹击之势：1969年7月18日，渤海发生7.a级地震；同月26日，广东阳江一带发生6.4级地震，震中距广州市仅200公里。
时隔不到半年，1970年t月5日，云南通海、峨山一带发生7.7级强烈地震，省会昆明震感强烈，震中烈度达10度强，造成1.5万余人死亡，灾情惨重，再次震惊全国。
1973年2月6日，四川炉霍又发生7.7级强震，虽然是在人口相对较少的西部地区，但也造成1300余人1W难。
1974年4月22日和5月ii日，不到一个月之内，地震又在我国东、西部接连发生：在人口密集的江苏r阳发生5.5级地震，波及江南重镇南京；在云南大关发生7.1级地震，昆明再次引发强震反应。
之后不到一年，1975年z月4日，东北，人口密集的辽宁海城、营口一带，发生7.3级地震。由于地震部门事先提出了预报意见，并经政府部门果断决策，采取了预防措施，大大减少了人员伤亡，但仍有1300余人丧生。
1976年，仅一年内，又相继发生云南龙陵（5月）、河北唐山（7月）、四川松潘（8月）三组7级以上强震。尤以唐山最为惨烈，烈度高达11度，死亡24万余众，整座唐山市夷为平地……
短短十年间，地震灾害如此频繁，为近现代中国历史罕见，也令世界极度关注。面对愈演愈烈的地震灾害，中国年轻的地震工作者只有一个心愿：快些，再快些，早日突破地震预报难关，降伏震魔，为人民解除苦难！
邢台地震时，人们尚未意识到这是新一个地震活跃期到来的序幕。当时人们最关注的是，华北平原还会不会有发生大地震的可能？它的趋势如何？是向东或向西发展，还是向北延续？如果向北，就会直接威胁北京、天津，后果不堪设想！
在一次座谈邢台地震发展趋势的分析会上，有人提出，从邢台地区小震频仍和动物异常等种种迹象来看，近期还可能发生较大地震，并且有向北向东延仲扩张的趋势。由此他们圈出了可能再次发生较大地震的若干市县，建议发布预报，予以防范。
周恩来认真听取专家意见，填密分析地震历史资料，对地震发展趋势深感忧虑。他请李四光发表意见。
李四光说，根据现有资料，邢台地区已经发生了两次强震和万余次较小地震，至少地壳上层岩石破坏得很厉害，产生了大量的裂隙，即使再有地应力积累情况的重演，那些积累起来的应力能量，大部分都可能通过裂隙的活动而释放。所以，在邢台地区及其邻近属于同一构造体系的地区，再发生像1966年3月8日和3月22日那样强烈地震的可能性不大。当然，在华北平原还未平静之前，一系列较小的地震，可能还会持续一个时期，但就整个华北平原来看，震源带有可能向东北方向发展。
在李四光看来，地震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地壳运动在岩层中引起的地应力与岩石抵抗能力之间的矛盾逐步发展并激化的结果。因为地应力在岩石具有弹性的范围内是可以不断加强的，一旦超过了岩石本身的抵抗强度，岩石就会突然破裂，特别是在地壳比较脆弱的地方，就更容易发生断裂，引起震动，这就是地震孕育、发生、发展的过程。所以，只要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掌握其变化过程，就可以预报地震。当然，这只是李氏“一家之言”，至今一些科学家对此仍有不同见解。同时，李四光还认为地应力在岩石中的积累与释放，也可以因为岩石发生形变（褶皱）或蠕变（缓慢的变化）、位移释放能量，而不一定产生破裂、震动的情况。
李四光把区域地质构造称为地质构造体系，将其比喻为一个人的有机体，观测地应力就像大夫看病一样，要听心脏的跳动，要量血压的变化，或是抽一滴耳血进行化验等等，都是可以了解人体内部变化情况的。他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事着地震地质的开创性工作。
李四光的意见得到大部分专家认同。
周恩来对此果断地作出指示：要把北京地区的地震问题与邻近地区的地震问题一并考虑，以保卫大城市、大水库、电力枢纽、交通系统的安全。
接着，周恩来又具体作出相应部署：要多搞点流动车，至少要有六个流动车，在以下几条线上加强观测：
1.津浦线上天津至德州段；
2.北京至天津段；
3.北京至山海关段；
4.北京至石家庄段；
5.正定至太原段；
6.保定至安阳段。
部署完毕，周恩来又征询大家意见，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不要遗漏任何疑点，以防百密一疏。
李四光提出：从地质构造体系上看，河北的深县、沧县（沧州）、河间这些地方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是不能忽视的，这一情势，直接关系到京津地区的安全。
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当即指示：另外再配备两套后备力量，以便在深县、河间或其他地区一旦发生新的地震时，能够立即赶到新战场展开歼灭战，不要把力量都用光了。
在周恩来看来，大自然在邢台制造了一场大灾难，同时也制造了一个大战场。地震是一场源自地壳断层的“战争”，这种战争与他一生中经历过的各类战争迥然不同。地震的发生，是地球内部各大板块上的断层们相互摩擦、争斗、扩张、垄断的必然结果。正如在座科学家们所说，我们脚下的这块地壳，有四条古老的华夏系断裂带，它们就像不屈不挠的远征军一样，每天都在不停地进行迁移和“战斗”，这让他想到当年红军艰苦卓绝的长征。而地壳板块迁移所产生的巨大能量，不断搅动着、干扰着居于地壳上部那些断层们的安逸与平静。这些断层们大都是或老或少的断裂带和构造带，它们不甘于被对方任意驱逐、排挤，于是双方发生“恶战”。一次次的交锋厮杀，又不断在相邻的断层间扩大规模，产生出更大的能量。当能量聚积到各方都无法承受的程度，就会发生裂变，这个裂变的结果就是地震。在科学家看来，这是来自地表下的“战争”，人类永远无法遏止这种“战争”的发生。因为地震是一种没有形态的能量释放，来无影去无踪，人类看不到它的模样，所以地震也是一场发现不了敌人的“战争”。而人类是一种既有形态又有生命和思想的物种，这也就决定了“战争”的性质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不对称“战争”。
然而，共和国总理深知，这场来自地表下的不对称的“战争”，其难就难在地震的不可见性，地球内部的不可人性。但是人类不能就此休兵，甘愿做大自然的奴隶。人类必须积极应战，以保卫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果然不出李四光所料，1967年3月27日，河北省沧州地区的河间、大城一带，发生了6.3级地震。震中烈度为7度，虽然人员伤亡不大，但房屋损坏130余万间。
当天，周恩来指示国家科委、中科院、地质部、石油部等有关部门速派人员前往地震现场考察，并派其联络员刘西尧（后历任二机部部长、教育部部长、四川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是中共第九届至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亲临现场指挥。中科院地球物理局副局长张魁三、石油部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翁文波等专家，以及200多名考察人员，迅速奔赴沧州地震现场……
3月29日，国务院会议上，李先念副总理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要密切注视京津地区地震动向。”
为落实总理指示精神，国务院决定在国家科委设立京津地区地震办公室，主管京津地区地震预报工作，其人员由中科院、地质部、石油部、国家测绘总局等部门抽调。是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科院地球物理局与国家科委京津地区地震办公室合并，建立国家科委地震办公室，张魁三任主任，统一管理全国地震和抗震科研工作，并直接管理原地球物理局所属的地球物理所等八个研究机构。而国家地质部的地震工作，仍由该部地震地质办公室管理。
这种管理范围的划分与部署似乎出于对各方面因素的考虑，也许，竞争机制与多头管理是个中原因之一。而当时的战略部署就是这么定的，仗，就是这样打的，用李先念副总理当时的话讲：不管怎么样，谁能捕捉到地震的“信号”，及时地预报出来，这仗就算打赢啦！
此时，李四光的注意力从整个东部地区转向了重点设防的京津地区。他通过对京津郊区的野外考察和深人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可能性很大”的判断。1967年10月20日，李四光在国家科委地震办公室一次研究地下水观测的会上指出：“滦县——迁安（属唐山地区），东西构造带很深，范围很大，若发生震群的话，延续的时间长，释放的能量也很大……应向滦县、迁安地区做些观测工作。如果这里也有活动的话，那就很难排除大地震的发生。”
不幸而言中。事后想来，这不就是这位著名科学家对十年之内这些区域相继发生渤海、海城、唐山大地震极有见地的预言吗？然而，这位对攻破地震预报难关满怀信心的科学家，三年后与一世长辞。他在病逝前留给这个世界的声音是：“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他是怀着对生命的眷恋、珍惜和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些地震专家追思说，要是李四光活着，唐山大地震的历史就有可能改写！
2.危机四伏的“中央地办”
1969年7月18日，渤海湾海域发生7.4级强地震。当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会同郭沫若、李四光等听取渤海地震的震情汇报。此前，周恩来已令其联络员刘西尧，飞抵渤海，视察灾情。
刘西尧乘坐总理专机抵达长山岛海军基地，又转乘直升机去灾区视察。刘西尧乘坐的是伊尔一28直升机，在胶东、辽东半岛上空400米高度飞行两圈，没有发现地面有破坏痕迹。
这时，驾驶长走出机舱，问刘西尧：降到200米高度，你敢不敢坐？！
刘西尧说：你敢飞，我就敢坐。
驾驶一长冲他笑了笑，说：好。
虽只是一个好字，那笑的神情却仿佛在说：总理身边的同志就是不一样呀！
于是，直升机飞向200米上空，又在胶东、辽东两个半岛上缓慢飞行了两圈，地面上一个老汉牵着一头毛驴的鼻眼都看得清清楚楚，仍未见有“破坏痕迹。”
直升机在长山列岛降落后，基地司令部向刘西尧介绍情况说，只有黄县有一间房屋震塌，一个老太婆被压死，其他地方都没有受到损害。司令员还告诉他说，黄县武斗很厉害，有一个红卫兵造反组织的头头还声称要来基地抢武器，社会上这么乱，形势很不妙。
司令员劝刘西尧不要再坐直升机去黄县现场考察了，刘西尧也就同意了。途经济南时，一群黄县籍的招待所服务员跑来，向刘西尧打听她们家乡的情况，刘西尧只能对她们说，听说没有受到什么损害。
回到北京，刘西尧向总理汇报，周恩来只说了一句：那里武斗，你去有什么关系！
这句话让刘西尧铭记终生。是啊，直升机都准备好了，为什么不亲自去看看！400米高度已能看见地面没有损失，为什么驾驶长却要冒着危险和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建议降到200米高度再飞两圈？要是到黄县亲自去察看一番，当服务员问起家乡情况时，回答她们的语气不就更肯定了嘛，向总理汇报也会更加心中有底。这正是总理身体力行、事必躬亲、一贯所提倡的啊！……
刘西尧回忆说，他是在1967年随同周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厅听取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顾功叙、梅世蓉等关于河北地震情况汇报后才开始接触地震工作的。从渤海湾大地震视察回京后才查明，这次地震虽然震级很高，震感面很大，但由于是发生在海底深处，所以地面没有受到什么破坏。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人们都深深地长出了一口气：有惊无险！这次地震算是选对了地方。
现在，让我们将视线转回到国务院小礼堂渤海地震震情汇报会上。
虽说这次地震发生在渤海深处，有惊无险，但它毕竟是一次7.4级的大地震，如果发生在地面，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那伤亡将比邢台地震还要惨重。
此时，周恩来神情凝重，目光深沉，他由此洞察且思考着一个严肃的问题。听完汇报后，他抬手拍击了一下桌面——
什么地质部、科学院，地震界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分散主义给我们害苦了！分散主义不好，对工作不利。现在就合起来吧！
他接着说：这里满满一堂，搞地震的不少嘛。你（指李四光）不是说过嘛，要用有限之年，探无限之秘。你的宇宙哲学写得怎样啦？
李四光答：进展不多，另有些别的事情。
周恩来说：地球物理所、地质所可以同地质部合起来，都是搞地震的嘛！张魁三你是地震办公室主任嘛，统一指挥这次地震工作，派联合队伍去山东、河北、辽宁开展地震考察。假如天气好，明天天亮就起飞。包括大飞机、小飞机、直升机。岛上可以去人，设立观测站，把山东、辽宁、渤海发生的这个地震弄清楚，找出规律来。
周恩来又将目光投向挂在墙上的地震趋势图，巡览一番后，继续说道：中国的地震活动看来不会停。发生了一个大地震，就抓住不放，抓住地震的各种现象，从各个角度去研究。到现场去，试验方法，锻炼队伍。一定要集中力量，通力协作。
最后，周恩来果断地决定：这次就联合起来，一元化领导，组成一个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以李四光为主，刘西尧为辅，张魁三还是地震办公室主任，负责调度。还有石油部李希文，地质部王树华。办公室还是设在科学院，高临同志、王乐天同志，国家海洋局一也出一人。由你们八人组成，其他单位协作。
很快，由国家科委地震办公室和地质部地震地质办公室合并，组成了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央地办”，作为办事机构具体负责组织事关全国地震的相关工作。
事情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此时的中国风云激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茶。突然有一天，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贴出了大标语“万炮齐轰聂荣臻！”甚至有人把内容相同的巨型标语刷到大烟囱上。而北京火车站一幅批判聂荣臻的标语最为壮观——一辆解放牌卡车横过来，竟然遮不住其中的一个字。
炮轰聂荣臻的“罪状”，是他公然保护了一大批被造反派称为“臭老九”的“反动学术权威”。
一也就是“五一六”通知下发后的一个多月，聂荣臻与有关方面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的初稿，其中指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左派、中派，应予团结保护。对科研机构的要害部门要严加保卫，如有人抢档案、武器、爆炸物、毒品或泄露国家机密、破坏仪器设备等，一律以反革命论处。
但是，这个文件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强烈反对，勉强在少数科研部门试行了一段时间，很快就夭折了。就在聂荣臻殷殷盼望科学界不要出乱子时，他分管的中国科学院贴出了大字报，说“中国科学院是黑的”云云，其中被点名批判的就有钱学森、华罗庚、李四光、翁文颧、翁文波等著名科学家。
这让聂荣臻愤怒不已。他气愤地说：我看中国科学院是红的！要批就来批我好了！
聂荣臻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听了也很生气，他通过自己在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刘西尧，向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和他的声音：不能叫知识分子“臭老九”，“老九不能走”——毛主席就是这样讲的。科学院执行的不是黑线，是毛主席的红线——周总理就是这样讲的。
经刘西尧郑重其事地宣布后，才一把大批大斗的狂潮平息下来。但没过多久，中国科学院还是成了“文革”的重灾区——尽管聂荣臻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再三进言：要保护这些著名的科学家，这些人是“国宝”，我们不能连“国宝”都不要啊！把他们都打倒了，我们国家的兴旺富强还有什么指望！
然而，聂荣臻的处境已经很不妙了。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操纵下，“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大字报还是不断出现在北京街头。
接下来的情形就更糟了——造反派们把矛头指向了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四光，连其成员王树华等人也不放过，罗列了“十大罪状”供批判。
“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牛顿20年的感叹，在250年后的今天，成了中国十年动乱的真实写照。
如今已81岁的王树华老人回忆“中央地办”那段历史，依然心有余悸：来“中央地办”之前，我在地质部地震办公室协助李四光组织管理地震研究工作，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批斗李四光也把我捎带上了，说我是反动权威的“小爪牙”、“看门狗”，来势汹汹，不容你有任何辩驳……要不是周总理亲自出面想方设法保护像李四光这样一大批著名科学家，谁都无法躲过这场劫难的！
有一次，周恩来在接见各部委代表时说：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是辛亥革命的老同志，人党晚了一些，政治上不是动动摇摇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你们要学习他。
而此时的李四光已80高龄，担任中央地震领导小组组长后，感到自己的担子更重了，为指导全国的地震工作，保卫京津地区安全，他经常分析研究大量观察资料，还多次跋山涉水，深人房山、延庆、密云、三河等地，调查地震地质现象。而他身患动脉瘤，随时都有破裂危险，但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把全部心血倾注到探索和研究地震地质事业上，直到病逝前一天，他还恳切地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由此看来，他对攻破地震预报难关满怀信心。
李四光，原名李仲樱，1889年出生于湖北黄冈。1905年8月加人由中山亲自主盟的中国同盟会，1910年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的是造船机械，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后任鄂军都督府理财部参事和湖北省实业部长。1913年入英国伯明翰大学专攻地质学，走上“科学救国”之路。1920年应蔡元培之邀，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后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古生物学、冰川学以及地质力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31年获伯明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后又被奥斯陆大学授予哲学博士学位。1945年发表《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成为我国地质力学的创始人和大地构造学家。
1948年2月，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其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学会结束后，他并没有立即回国，同夫人迁到了这里，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而此时国内解放战争进展神速，远远超出了李四光的预料。1949年4月，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这封信是郭沫若写的，内容是请李四光早日回国。
1950年，61岁的李四光回到祖国，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职，直到他82岁去世，在新中国生活了21年。
而在晚年经受的这场“文革”劫难是他始料不及的，而频频发生的地震灾害更使他忧心如焚。他非常感谢周恩来的信任，让他出任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同时他也更加珍惜因受“文革”风暴冲击而被周恩来多方保护所赢得的时间。他以80岁高龄的步履在大地山川不停行走，试图以此挣脱政治漩涡的缠绕和各种禁锢羁绊，努力支撑着已然危机四伏的“中央地办”这片天地。
李四光生前秘书周国钧说：李四光是周恩来总理与之交往颇多的科学家，二人有一种知遇之交的特殊情感，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缘分。周总理让李四光出任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并让他的联络员刘西尧担任副组长，是经过一番苦心思考的，是深谋远虑的。其实，就是要刘西尧当好李四光的辅佐，以总理联络员的身份协调各方意见，专心致志地把地震预报的探索搞出个眉目来。
一次，一些造反派来到“中央地办”，说要请李四光参加一个辩论会，大家要向李四光“请教”几个问题。这时，刘西尧就出来挡驾，说：李四光被周总理请去开会了，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我是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刘西尧还说，周总理已有指示，“中央地办”是不准冲击的，京津地区地震预测预报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要政治任务。
有人质问：北京会发生地震吗？别拿地震吓唬人！
刘西尧就拿出一个事例来证明：1969年5月10日，北京延庆县张山营有一口水井一夜之间水上升三米，周总理一天之内三次询问情况，并在简报上批示：要密切注视，有情况及时报告。
质问者只好悻悻地走了。
也就在这一天，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80岁高龄的李四光赶到张山营，和工作人员一起，伏在井台上测量水位，爬上山坡观察断层。下山时人们要背他，他拒绝了，并告诫大家：要以周总理为榜样，把人民放在心上。
3.襁褓中的婴儿——国家地震局
1970年元月5日，云南通海、峨山一带发生7.7级大地震。灾情惨重，上万人遇难。但当时全国工农商学兵都被卷入“革命洪流”中，震情并未引起多大关注。“造反有理！”压倒一切。外交部请示周总理如何对外介绍云南省发生的地震情况，总理在其《电话摘报》上批示：拟告新华社发一简短消息，报道1970年1月5日凌晨I时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生一次7级地震，以便回答各方好意的询问。
当日，周恩来在听取“中央地办”关于通海地震情况汇报后，作出重大决策：召开全国地震工作会议，讨论地震工作的全局性问题。
1970年1月17日至2月9日，“中央地办”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289位代表出席。
2月7日19时50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
周恩来说：我的地震知识太幼稚，太幼稚。3月8日邢台地震学了一点，今年云南又来了一次，又逼得我过问了一下。现在地震工作是有李四光同志、刘西尧同志抓了，说开个会，总结一下经验。我是一个外行人，跟在座的一部分同志比起来，我是个启蒙的学生。我先讲几句，然后请李四光同志讲。
李四光笑着摇摇头。
周恩来说：你管这个事，不讲讲不行，你是个权威，不是反动权威，是革命的权威。
周恩来接着说：先学毛主席指示，第174页：“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是恩格斯的话，毛主席常引用这个话。主席在《送瘟神》里说“坐地日行八万里”是指太阳系，“巡天遥看一千河”已超越太阳系了。主席豪迈的思想，远大的眼光，启发了我们……
然后，周恩来把话头转向正题——
搞地震工作就是与自然作斗争，向地球开战嘛！主席的战略方针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备战，是阶级斗争。过去我们打了几十年，懂得了战争的规律，但是战争也是发展的，敌人有了新武器，我们也要对付它。国庆口号第二十二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这是主席写的。我们现在正是准备阶段。另一方面，备荒，荒就是灾荒，意义广了，不光是粮荒，还有天上来的，地上来的。天、地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天就没有地，太阳影响地球，一切事物都是这样。有水有空气才有生物，月球没有生物，是个死的，将来是否给它输水输空气，这是科学家的想象。地球是太阳的卫星，地震与天体有关，地震是地面上的事情，与宇宙空间也有点关系。
以前我以为1923年的东京地震最大，昨天，有人告诉我，最大的是1960年智利大地震，死人20万，日本地震10多万，木头房子引起了火灾。智利地震一直波及太平洋西岸，包括日本、北太平洋、菲律宾和我国的台湾地区等。中国解放后20年来，6级以上地震占世界百分之四……我国的地震比例是不小的，沿太平洋我们占一份，沿地中海到中亚细亚我们也占一份，在世界上，地震区我国比例是大的。
邢台地震6至7级，震源不深，波及北京三次，两次反应很大（3月8日、3月22日）。去年山东地震（即渤海湾地震）在海中，震源深，北京波动也相当大，但损失小。今年1月5日云南地震（即通海地震）损失比邢台大得多，以后还有余震，……像人民大会堂，邢台、山东地震都考验了，大会堂还是巍然存在。山东地震离北京300公里，如果离北京30公里，大会堂能不能行？我看天安门城墙不会倒的。从云南照片看，结构整齐的不倒，这是建筑工程问题。
地震是可预测、预见的。有实践才能有预见；有预见才能预防。从预测到预防，以预防为主。不要等地震后去救，去救那也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预防，防就要预测……
听说我们这里有个小测水员是吗？周恩来环视了一下会场，问。
小测水员刘桂芹站起来向总理点头。
周恩来：你多大了？
刘桂芹：14岁。
周恩来：干了几年了？
刘桂芹：两年了。
周恩来：了不起！
周恩来带头鼓掌。
鼓掌停落，周恩来继续讲话——
世界上对地震预报都在探索，我们要在这条战线上放异彩。要自信，不要自卑。把各种经验积累起来，触类旁通。地震就在地壳内，无非十多公里，几十公里，总是地表的事，因为地球的半径约是6400多公里。但又因为地壳的不可见性，又使这个问题很复杂……
邢台地震到现在不到四年，已有不少经验和资料了，再搞四年就会放异彩。相信70年代，在这个战线上一也要放一颗“原子弹”，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样才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你们努力！我们这个会是三结合的，老中青，军干群。81岁的老同志（李四光）、14岁的小同志（刘桂芹）在一起，这是个人民战争，定会打一个空前的胜仗！好，祝你们成功！
这是在那个“政治压倒一切”最为强烈的声浪中召开的一个“业务”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建议组建国家地震局。
为筹建国家地震局，“中央地办”领导小组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和会议精神，立即着手加强充实力量，为成立国家地震局做准备。刘西尧作为总理的联络员，就曾到解放军总政治部挑选干部。当时全国正处在“三支两军”期间，总政干部部便推荐了董铁成等人，后经周恩来批准，这些人走向了这个陌生而崭新的岗位。李四光把在地质部当地矿司司长的刘英勇也推荐过来。在周恩来看来，地震队伍就应该是一支准军事化部队，一支不穿军装的集团军。
然而，就在国家地震局成立前夕，82岁的李四光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1971年4月29日上午8时30分，由于动脉瘤突然破裂，李四光感到肚子剧烈疼痛，旋即休克。周恩来闻讯，立即派医护人员施行最后的手术抢救。大夫们很快找到了动脉瘤破裂的地方。但是，由于血管硬化，人造血管无法接上，只好进行包扎。其间，周恩来多次询问病情，指示尽最大努力抢救。然而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抢救，用了3000毫升血，尽了最大努力，终于无效，这位卓越的科学家与世长辞了。
5月2日下午，是个阴雨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务院和中国科学院，在八宝山公墓举行告别仪式。仪式由郭沫若主持，周恩来致悼词。但周恩来发现竟没有准备悼词，便告诉大家，刚才收到李四光的女儿李琳给他的一封信，他和一些同志商量，就用这封信作为悼词，大家表示同意。
接着，周恩来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宣读了这封信。信里，主要记述了李四光临终前一天的遗言以及近年他经常思考的地震预报、地热利用和海洋地质等方面的问题。李四光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催人泪下……
告别仪式结束后，周恩来来到李四光的秘书周国钧面前，握着他的手说：一定把李四光同志遗留的资料很好地整理出来。
周恩来又来到参加告别仪式的人群中，沉痛地问：刚才念的这封信你们都听见了吗？
有人回答：听见了！
周恩来接着又问：搞地震工作的同志来了吗？
很多人说：来了！
周恩来说：现在，任务交给你们大家了。你们一定要继承李四光同志的工作！
1971年8月2日，国务院发出56号文件，即《关于加强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和成立国家地震局的通知》，正式撤销“中央地办”，成立国家地震局（1998年更名为中国地震局），作为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统管全国地震工作，其行政方面由中国科学院代管，董铁成任军代表，刘英勇、张魁三、卫一清为负责人。
1971年9月20日，正式启用国家地震局印章。
这是那个特殊时期成立的为数不多的国务院行政机构——它像极棍中的婴儿，诞生在一个风云激荡、充满忧患的年代。
同时，它也标志着中国地震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以新的姿态继续艰难而不懈地前进。至1972年春天，第二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召开时，全国已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组建了地震工作机构，专业队伍已达9000余人，地震观测台站300余个，群测群防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时任国家地震局军代表、主持全面工作的董铁成（1973年后调任军事科学院院务部副政委、政委等职），生前回忆说：自邢台地震开展地震预报实践以来，逐步形成了一个“长、中、短、临渐进式地震预报”的思路，成为中国科学家“捕捉”大地震的主要做法。这一思路在第二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按照这一做法，曾不同程度地预报了一些强震或中强地震，其中，辽宁海城7.3级地震的成功预报与预防，尤其令世人瞩目。在这个会上，同时还确立了一年一度全国地震趋势会商的制度，这个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并得到许多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副主任马宗晋，原北京市地震局副局长高旭，原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预报部主任丁鉴海，以及李贵等研究人员，自邢台地震以后多年奋战在地震预报第一线，“渐近式地震预报”思路的形成，凝结着他们及同行们的智慧和汗水。就是在这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他们以7级左右强震为目标，正式提出了“长期（几年以上）、中期（几个月至几年）、短期（几天至几个月）、临震（几天以内）的分期预报方案”，被大会所接受，并根据地震预报“三要素”原则（时间、地点、震级），形成了地震预报意见基本要求。
今天看来，这种“渐近式地震预报”形式还不尽完善，实践证明，按“长、中、短、临”的阶段划分并普遍适用。虽然有些7级以上强震的前兆异常显示出“长、中、短、临”的阶段性特征，但许多5至6级地震，甚至某些7级以上强震，并不展现这种特征，不宜简单地把“长、中、短、临”的阶段划分和相应的“渐近式”预报程式作为一条重要的，甚至不可动摇的经验来指导地震预报实践。但无可否认，这毕竟是探索中的可喜收获，它反映了地震孕育、发展、发生过程中从量变到质变的某些规律。时至今日，它仍在中国地震预报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迄今尚未见更准确、更富有挑战性的地震预报模式出现。
此外，在短临预报阶段，我国地震工作者在预报实践中还探索出“跨越式预报方法”，指出地震异常现象过后经过一段固定时间发震。例如丁鉴海研究员总结出地磁“低点位移”现象过后27天或41天前后三天发震，地磁“幅相法”异常结束后再增加异常天数的一倍或两倍（前后三天）发震；郭增建研究员发现磁暴与地震的发震时间有关系，简称“倍九法”；张铁铮、沈宗培高级工程师则利用“磁暴”二倍法预报地震等。有专家认为，“跨越式预报方法”，是建立在多种与地震有关的环境因素的周期性及其对地震的触发作用研究之上的，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此预报方法配合“渐近式”预报模式，有利于临震阶段提前预测发震日期，但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报和漏报，需要综合预报。
4.紧密布阵“京津唐渤张”
历史推进到1974年夏天。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业内称为“六月会议”。
此时，地震连发的态势向人们发起挑战：继1973年四川炉霍发生7.7级地震后，1974年4月22日和5月11日，在江苏漂阳和云南大关，又相继发生了5.5级和7.1级地震；与此同时，华北、东北的地震活动通过前兆观测也发现了一系列值得警惕的异常现象。
在这个会商会上，来自京、津、冀、辽省区的有关研究机构20多个单位的科技人员，对华北和渤海地区地震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沈阳地震大队提出：辽宁南部或渤海东部，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可能发生强震。河北省地震局地震地质组指出：1980年前后，河北北部有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可能；又指出一两年内华北北部可能发生5至6级地震的六个危险区。也有人根据旱震关系的研究，指出华北及渤海地区出现了几十年不遇的严重干旱，预示着华北未来两三年将面临7级以上强震的危险…大多数人认为华北地区近年有发生较强地震的可能，但对震级的估计不一；也有人认为华北近年不会发生大于5.5级的地震。
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后来回忆说，会商会开了三天（6月7日至9日），在综合分析各方面资料和多数人意见的基础上，会议指出了华北地区一两年内可能发生5-6级地震的六个危险区，京津地区和渤海北部被列为六个可能发震的地区中最重要的两个地区，并分别成立了“京津唐张”与“渤海地区”两个协作组，以便加强协作。
华北、东北，地震蓄势待发，更加绷紧了人们的神经。
其实，对华北地震形势的关注自邢台地震后就开始了。1967年10月，李四光指出“应向滦县、迁安东西向构造地区做些观测”，就是一个信号，引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不久，还有一个人提出，华北在近几年内存在发生破坏性地震的背景。
这个人，就是著名女科学家梅世蓉。
梅世蓉早年就读于重庆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师从傅承义教授，从那时起她便与地震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56年，她作为苏联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的研究生来到了莫斯科。三年后的一个星期天，这位身穿列宁装的中国女留学生走进了高尔基书店。她惊喜地发现，书架上摆放着一部厚厚的长达200万字的《中国地震年表》，她当即掏出衣袋里仅有的卢布将书买下。在国外能看到自己参与编撰的这部巨著感到十分欣慰。当年的景象在她脑海中一闪而过。那是1953年，随着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工程抗震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中科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四光主持下，科学家们从浩瀚典籍中搜集到了上自周文王八年（公元前12世纪）至今3000多年历史中的地震资料，之后，以此为据，对全国各地的地震烈度逐一进行划分。这是一项巨大而浩繁的工程。以地名而论，同一城邑在历史变迁中不断更易，需要逐一考证；以时间而论，同一地震在正史野史中的记载不一，需要逐个去伪存真。加之对历史地震的烈度划分牵涉到多学科，于是历史学家范文澜、气象学家竺可祯、建筑学家梁思成等都被请来了。在大师们的指导下，历时三年寒暑，这部被称作“天书”的巨著，终于在1956年编定。
梅世蓉因此埋在中国历史地震资料中长达三年之久，直到她出国留苏。她当时的感觉是：多灾多难的祖国母亲啊，您经受的地震太多了，作为儿女，多么想为您分担一些忧愁！
在莫斯科买到的这部《中国地震年表》，强烈地点燃了她的故国忧思。她希望早点完成学业，报效祖国。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她勤奋、刻苦地钻研，甚至到了拼命的地步。留苏之时她已二十七八岁，为了突击俄语，累得骨瘦如柴……1960年她完成学业回国，又锲而不舍地钻研她“命中注定”的这个艰辛而艰难的事业。为了节省时间，家里很久不起火，总和丈夫林庭煌吃食堂，甚至常常需要丈夫把饭打好送到她的研究室……
十年后，她向为之钟情的中国地震事业奉献了一份厚礼——根据她与苏联导师一起研究过的地震“围空现象”，即地震带上被中小地震围绕的空白区，往往是潜在的大地震爆发区这一规律，她在深人研究近年地震资料的基础上，于1969年写成了《从华北地区强震活动的规律性，论危险区划分的一个途径》的论文，发表在1970年出版的《地震战线》上。论文明确指出：
华北今后十余年内应特别注意以下四个地区：
（1）山西、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地区；
（2）辽宁沈阳、锦州、辽东湾至渤海；
（3）天津、唐山、渤海湾；
（4）北京以西怀柔、蔚县一带。
如果发生大的地震，前三个地区的震级可能较最后一个要大。
她的这篇论文被李四光等科学家认为是“很有价值的文献”，以此受到国家地震局的重视，成为召开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的重要依据之一。
事后证明，梅世蓉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她在文献中提到的（2）和（3），分别被1975年的辽宁海城7113级地震和1976年的唐山7.8级地震所证实。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预言。
然而，她后来却成了一个焦点人物，一个充满悲情的女科学家……
5.国发[1974]69号文件
“六月会议”，在中国地震预报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让人们警觉到，此时的华北大地已进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地震躁动期。
中国地震界一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密切注视着，搜索着京、津、唐、渤、张这片偌大区域可能随时会发生的大震。会商会上，提出“1980年在河北北部有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年轻人叫贾云年，是河北省地震局地震地质组负责人，后来在唐山遇难。还有提出“旱震关系”的年轻人叫耿庆国，是当时北京市地震队的科研人员。据说他性格外向，且喜欢作诗，曾与郭沫若先生和诗作赋。耿庆国搜索地震的方式似乎有点奇特，早在1972年，他根据旱震关系的研究，指出当年出现了几十年不遇的严重干旱，预示着华北未来两三年将面临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包括唐山地区在内的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等都处于旱区内，是有可能发生强震的地区。他后来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灾区考察与同班同学贾云年相见时说：老同学，你那个“1980”太迟了！据我的判断，大地震近期就会发生！
甚至有人提出“京津地区要做到24小时前报告5级以上地震”的要求，以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就让当时的广大革命群众满怀期待，觉得突破地震预报指日可待，打开地球神秘之门，破解地震之谜的钥匙，就在这些“吃地震饭的人”的手中了。中国科学院根据会商意见，以《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为题，向国务院作了汇报。报告中写道：
会上对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地震形势进行了分析。多数人认为：京津一带，渤海北部，晋、冀、豫交界的邯郸、安阳一带，山西临汾盆地，山东临沂一带和黄海中部等地区，今明年内有可能发生5至6级地震，内蒙古的包头、五原一带可能发生5级左右地震。
其主要根据是：
京津之间近来小震频繁，地形变测量、重力测量和水氛观测等都显出较集中的异常。
渤海北部有四项较突出的异常：金县的水准测量前几年变化很缓慢，年变化率仅为0.11毫米，但1973年9月以来，累积变化量却达2.5毫米；大连出现22伽马的地磁异常；渤海北部6个潮汐观测站，1973年都测出海平面上升十几厘米的变化，为十几年来所未有；地震活动也明显增加。
还有一些同志根据强震活动规律的历史情况及大区域地震活动的综合研究，并考虑到西太平洋地震带和四五百公里深源地震对华北的影响，认为华北已积累7至8级地震的能量。加之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去年又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暖冬、冷春，干湿失调的气象异常，提出华北有发生7级左右强震的危险。但是也有人根据地球转速去年开始变快，和以往在此情况下华北很少发生强震，以及华北强震依次发生的时间间隔一般较长的情况，认为华北近年不会发生大于5.5级的地震。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接受江苏深阳和云南昭通连续发生破坏性地震的教训，虽然会议对北方一些地区发生强震的分析不尽准确，但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6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区的工作。
报告还明确指出：“成立京、津、唐、张和渤海地区两个协作组：京、津、唐、张协作组由北京、河北、天津的地震部门，地球物理所，地震地质大队（现为地壳应力研究所），地震测量队（现为第一监测中心）组成，暂由国家地震局负责；渤海地区协作组由辽宁、天津、山东的地震部门组成，会议推定由辽宁负责。协作组应及时交流情况，大力协同，密切配合。”
1974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了国发（1974）69号文件，正式向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辽宁等七省、市、自治区转发了中国科学院的报告。文件称：
做好地震工作是关系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望你们在搞好批林批孔活动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杭震工作。
由于目前地震预测预报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高，因此，在报告中提出的一些地方今明年内可能发生强震，只是一种估计，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要立足于有震，做到有备无患。
这是国务院颁发的迄今为止惟一关于发布地震预报的文件。这个文件下达后两年多内，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强震活动确实在意料之中地空前活跃起来，七省市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强烈地震的袭击或波及：1975年2月辽宁海城7.3级地震，1976年4月6日内蒙古和林格尔6.3级地震，1976年7月25日河北唐山7.8级、滦县7.1级地震，恰恰都发生在渤海地区和京、津、唐、张地区这两个协作组的工作范围内。
历史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巨大功绩是显而易见的。
或许可以这样说，此景此情，就像当年解放战争的“平津、辽沈、淮海”三大战役一样，一个一个的包围圈已经划定，地震工作者也早己把可能捕捉到的大地震套在了瞄准镜中，然而要把预报的地区准确到某一个城市，却很难做到。而地震这个看不见的魔鬼似乎变着戏法儿与人类作对，在某个地方虚晃一枪（内蒙古和林格尔），之后又悄悄从你的瞄准镜里溜走，以偷袭的方式去毁灭另一座城市（唐山）给人看，以此警告人类：等着瞧，好戏还在后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