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法禩
一幅画把我引进艺术的征途
20世纪30年代初，我在南京中区实验中学师范科读书，热爱绘画，每逢上美术课的时候，我都是兴致勃勃的。美术课老师上课时，给同学们摆静物、石膏像，让大家去写生；有时命题作画，出《乘凉》、《游泳》之类的题目，让大家依据想象作画。课堂之外，凡是我接触到的图画，例如香烟盒里的洋画片、连环图画书和堂屋里悬挂的四扇屏条，我都拿来临摹。我临摹时十分认真，力求达到准确而乱真的地步。记得有一次，我临摹洋画片里的封神榜人物姜子牙，居然没有被人识破。我还临摹过育莱儿娥的《耶稣诞生在牲口棚中》（油画），尽力模仿原作光和色的效果。就在这个时期，徐悲鸿先生和颜文梁先生联合画展在南京励志社举行，我看到徐先生的巨幅油画《田横五百士》，这幅画给我巨大的震动，以致决定了我终生从事绘画的道路。那次画展，徐先生和颜先生各占两间画室。我先参观颜先生的展室，颜先生的画重写实，造型严谨，刻画细致。他的代表作《厨房》和《肉铺》，逼真的程度，使我这个热爱绘画的高中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当我走进徐先生的展室，却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感觉，但觉眼前一亮，似乎在物象的真实以外，有一种力量在激动着心灵的深处。当时我并不了解《田横五百士》这幅画的故事情节，但能够感觉到眼前是一场生离死别的情景。画中众多的人物，同是在告别，各有各的离情，各诉各的衷肠，最终给人以鼓舞前进和奋发向上的情感。诸如此类的激越之情，又都是从精微的细节开始的。穿红袍的田横气宇轩昂拱手挺立向众人告别，佩在腰际的宝剑金光闪闪（疑是贴金，近视之，却都是脏颜色柠檬黄组成）。群众中蹲着的少妇，肤色细腻发光，犹如凝脂。持剑者的手臂，以宽阔的笔触挥写，显示出愤激和力量。颈部扭曲的战马和涌起的白云，以一当十的不对称的构图，预示一场不平静的事件发生。这幅画能够如此有力地激动着我，是同当时的环境，以及我的处境分不开的。那时帝国主义纷纷入侵中国，日军强占了东三省，军阀混战，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民族垂危，国家受欺凌，人民遭涂炭，真理何在？正义何在？有谁能为这种不平申诉？在这幅画中表现出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精神，使我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如果能够画出像徐先生这样的画，为国家和人类申诉，该是多么崇高的理想。从此，我就格外喜爱绘画，有意识地去追寻绘画为社会、为人类申诉正义的道路。
热情赞扬苏联 宣传现实主义
1933年，我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徐悲鸿先生是艺术科主任。那时他正在国外举行画展。他在法国开画展时，同时收到英国和苏联等国请他去开办画展的邀请，他谢绝了英国的邀请，毅然赴苏联访问。有人将中大录取新生的情况告诉他，当他获悉此次新生的考试，许多具有艺术才能的青年，由于统考中理化等非专业课不及格而不被录取，十分气愤，同时他得知西画组只录取了一名学生，激动地说：兵不在多而在精，要以一当十。我听了这番话，很受鼓舞，觉得虽然未见到先生的面，闻其声，就觉得他是一个处逆境而不气馁的人。
1934年先生从苏联回国，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和学术报告会上，他极其兴奋地讲述苏联——这个新生的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国家。他说，苏联的工人们热爱艺术，在寒冷的露天，排着长队参观画展。还说世界上唯有苏联是真正将文化送给工人享受的国家；苏联美术界重视反映劳动者的作品。当他们看到徐先生的《六朝人诗意》时说，中国的传统画幅中，很少见到画劳动者，而你的画中出现了推车汉。徐先生还说，俄罗斯杰出的画家列宾、苏里柯夫、赛洛夫、福禄贝尔是可以同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并列的。当时苏联美术界对列宾认识不够，说列宾是小故事画家，徐先生对他们说，列宾可以比得上法国的德拉克洛瓦。徐先生的评价，使苏联美术界为之震惊。徐先生此行带回大批油画印刷品，分送给他的学生，如列宾的《伏尔加纤夫》、《不期而至》、《查波罗什人写信给苏丹王》、《伊凡杀子》，苏里柯夫的《枪兵临刑的早晨》、《莫洛卓娃的流放》等。这一大批现实主义的作品，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增添了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了解和信心。带回的图片中还有欧洲19世纪的作品，爱多尔、蒂托和赛冈帝利的画，我们就是在那时看到的。
教学上重视感觉和观察
徐先生从苏联回国，一到课堂就检查学生的作业，几乎将学生一年的所有作业都看了。他出国之前，曾将他的课委托给他最信任的人——颜文梁先生代上，那一年我就是在颜先生的指导下学画。颜先生严谨的造型和深入细致刻画的画风，对于一个初学者，十分有益。徐先生检查作业时，首先肯定学生作业中良好的开端，在这个基础上，他又提出向前进的要求。他重视感觉，善于发现在这方面表现较好的学生。他说，画人要注意手腕和脚胫部位的细微变化，即三寸铁灵骨之间的变化是否感觉到，对这一部位的细微变化有无感觉，可以断定一个人能否学画，学画是否有发展前途。
有一次，徐先生来到艺术科“伯敏堂”素描大教室上课。教室里摆着与人身大小相等的石膏像七八个，它们是维纳斯、阿波罗、掷铁饼者、斗士、奴隶、酒神等。这些世界上著名的雕刻复制品固定地放在那里，从来不轻易移动，不论哪个年级的学生，如需画素描，就来到这里写生。教室的四壁放着大浮雕，也是希腊、罗马时期的名雕。还有伏尔泰劳孔等石膏头像，陈列在四周。这许多教具，都是徐先生费尽心血，从巴黎定购运回国内的。凡是有志学画的人，一进这个屋子，就感到置身于艺术之宫，使人如进入了另一种境界。当他发现学生中有人漫不经心地在画幅上涂鸦，便十分严肃地问那个同学，你正在画的那个对象，哪一点最亮？那个同学一面用手划了一个圈，一面回答说，这一块最亮。徐先生有点生气似地说，我是问哪一点最亮！那个学生不得不仔细凝神地观察，然后回答出最亮的那一点。随后徐先生又问，哪一点最黑？那个同学仍然用手划着圈子回答说，这块最黑。徐先生更生气地说，我是问你哪一点最黑！那个同学这才凝神地观察，回答了问题。徐先生说，对了，就得这么看，你不观察，不比较，怎能知道哪儿最亮，哪儿最暗？又说，作画主要依靠感觉，而敏锐的感觉是从认真的观察和比较之中锻炼出来的。你不去认真地观察和比较，怎么能够判断哪一点最亮，哪一点最黑？认真地观察、分析和比较，是徐先生在教学中恪守不渝的最高原则。他这种观察事物认识事物的方法，同马克思的认识论中的反映论是一致的，是现实主义艺术的根本，是同主观唯心主义不承认客观存在的第一性对立的。
徐先生上课，理论和实践是交替进行的，说到做到，不尚空谈，既不是光练不说，也不多说而耽误学生实践练习的时间，使学生收不到效益。改画时，大刀阔斧，不死抠，不磨蹭。精微处，一线之差也不放过。由于要求严格，个别学生受不了，反而躲避他转入别的画室（当时潘玉良先生主持一个画室）。但对待学有成效的学生，徐先生是热情鼓励，那种热情是意想不到的。如一位同学叫林家旅，过去在苏州美专（即颜文梁先生主办的学校）学习过三年，来到中大又学了一年，素描画得极其结实准确。一次，徐先生看到他的作业，高兴地把他拥抱起来，激动地夸他：你的成绩，即使在巴黎美术学院，也要数第一名！由于他的素描成绩突出，每次留作业成绩，都选中了他的，因此，“伯敏堂”素描大教室，几乎是林家旅的作业陈列室。
徐先生是个爽快人，快人快语，说话斩钉截铁，是非分明，从不模棱两可，含糊其辞，夸说好事就伸大拇指，诉述坏的就深恶痛绝。他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常见他戴着黑色礼帽，夹着画夹子阔步行走，同他说话的人，小跑着紧跟还有点跟不上。平时说话，谈笑风生，有时一则笑话令人捧腹。风景写生时和学生们一道作画，边画边讲。我记得他说过一个县官赴广东某县上任催粮的故事：县官到任，说明来意，下属回禀，“如欲完百担粮，必先贴告示，贴了告示，才能完百担粮”，可是这个下属是广东人，用广东方言回禀县官说：“老爷如果是王八蛋（完百担），必先吃狗屎（贴告示），吃了狗屎，才能王八蛋。”引起了哄堂大笑。
教学上认真贯彻“面向自然，对景写生”
1934年秋季，徐先生带领35届、37届学生至浙江西天目山旅行写生。一行二十余人爬上西天目山的寺庙，大家喘着气，汗流浃背，正在那里小憩。这时已近黄昏，天色未黑，徐先生急匆匆地催促大家赶快睡觉，大家还不知道先生的意图，一个个整理床铺，相继就寝。睡到半夜，徐先生突然唤醒大家，起来！快起来！准备上山！这时，各人睡眼惺忪，懵懵懂懂，不知何事，直到清醒，才做出登山准备。朦胧的月色夹着秋夜的凉风，人们手执拐杖，一步步拾级登山，到达山顶，风更大，月色格外迷离。这时，徐先生领着大家，寻着一条山沟避风，点起篝火，又讲起他的故事。这次月夜登山，他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孙多慈没有来。孙多慈年轻聪敏，心灵手巧，学徐先生的画法学得最像，徐先生很喜欢她。下乡时，徐先生编导了一出戏，要我扮演一个被豹子咬伤的人，嘱咐我第二天不要起床，装病。回庙后，徐先生宣扬，说我被豹子咬伤了。当时我最年轻，大家呼我为“小弟弟”。我遵照徐先生的嘱咐，装扮这个角色。次日清晨，孙多慈信以为真，竟然走进我的卧室，到床前向我慰问。徐先生在生活中就是这样妙趣横生，活泼自如。我们一行二十余人在庙中的吃住，全靠徐先生卖画的收入支付。他给庙里的道士、住持画了很多国画，送给他们。道士们也用最好的伙食款待，在如此艰苦的高山之上，居然吃到了“锅巴肉片”这样名贵的菜肴。徐先生在这次旅行写生中，除指导学生上课外，自己还画国画。他主张“师法造化”，提倡革新。他看到西天目山特有的冲天柏树，甚是惊奇，于是尝试着运用中国画的纸张笔墨来挥写国画中从未尝试过的冲天柏树的画法，借以抒发胸怀。由于他对新的事物，时刻产生新的感受，因而随之产生新的画法。所谓“先有新意，后生新法”。他的国画是创新的，是富有生命力的。当时我迷恋于他的油画，喜爱他的油画写实力强，色彩丰富而有韵味，具有真实地再现现实的巨大感染力，对于他在国画上的创新和成就，一时认识不足，只是觉得他的国画磊落大方，与众不同，用笔豪放，挥写自如，而不知他在国画上创新的意义和贡献是巨大的。
短暂的旅行写生，很快就结束，我们又回到画室，搞基本功练习。那时，我刚是二年级学生，属于低班，本不够资格画人体，由于班上人数少，收了一个转学生徐荃，连同我才两个人，因此徐先生同意我们与高班合上人体课。课室内，都是一些年龄比我大得多的哥哥姐姐们，看到他（她）们是那样全神贯注地作画，使我初进课室时产生一种不知所措的紧张心情。通过作画过程，在聚精会神地观察之后，才逐渐平静，并习惯起来，心绪也进入画境。徐先生每周来课堂上课二至三次，那时二十多人济济一堂，徐先生总得在每个人的画前看一遍。他是动手改画的，几乎每个人的画上，他都要动几笔。同学们也都欢迎他改画，经过他动手摆上几笔颜色，画面立刻变了样，继续画下去的信心增强了。不过，遇到另一种情况，他是只动口不动手的。有一个同学名叫向德宁，他的色感特别强，有个性，徐先生走到他的画前说，你的画很有个性，很好，但是我不能给你改，你可根据自己的感觉和画法去画。还有一位叫沙耆的同学，是一个旁听生，用大笔、取块面表现的方法，色彩上是灰调子，与徐先生的色感完全两样，徐先生也是不动手，用言语鼓励他，循自己的画法画下去。对于用这种方法处理习作，那时我还不理解这是徐先生尊重同学的个性和感觉而进行教学。徐先生在课堂上，除掉讲解、改画，就腾出时间和同学们一起作画，这样的油画人体习作，至今还存留下来。徐先生的人体作业，画幅高不超过一米，大概由于他过去是个穷学生，经济条件差，买不起画布和颜料，或许是由于画室小，人数多，不可能画大幅。他的作业特点是：画幅小，画得精练而深刻，等到他画大幅时，仍能放得开而不空洞。例如《田横五百士》、《徯我后》这样的巨幅画，都是根据小幅素描稿画出来的，连一幅色彩练习都没有。徐先生在课堂上和同学们一道画模特儿时，我和许多同学，自动停笔，围在他身后，看他作画。他一般是用五号方头笔作画，将颜色调好，用笔把颜色撮起来放到画面，也就是用“摆”的方法组织色块，分面造型，塑造形象。他习惯在涂了脏颜色作底子的画布上作画，开始用绿色或蓝紫色勾形，上色时，东摆一笔，西摆一笔，寻找色调的深浅和冷暖的对比关系。这时的画面给人以乱七八糟，什么形象也没有的感觉，有些类似下围棋先布子，虽是调兵遣将，却完全看不见成果，随后再从局部着手。例如画人体，从胳肢窝开始，先摆几笔暗部色彩，看上去脏兮兮的，同泥土色差不多，等到他把亮部和中间色彩连接起来后，一个真正的实体，赫然呈现出来。他作画，中途离开时，总有较完整的形象（局部）留下来，犹如编织箩筐，有编好的部分，也有待编的部分。每次结束时，总是将调色板上的脏颜色，对付到画上去，这是一种绝技，我至今还没有发现有人这样做过。即使剩下有限的脏颜色，他也要把它们涂到新的画布上。
再次旅行写生
第二次旅行写生，是在1935年秋。徐先生再次带领学生到了黄山，同行的有张大千先生和吕斯百先生，同学有张安治、张倩英、文金扬、孙宗慰、林家旅、徐荃、顾汝磊、张振瀛等人。这次徐先生带着油画箱，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徐先生运用油画工具进行风景写生。很凑巧，这次徐先生就在我的身旁选了一个景作画，我选的景是另一方向。徐先生选好景，构好图，进行写生。他迅速地将调好的颜色，一笔笔放到画面上，其调色的准确，运笔的速度是惊人的，我在吃惊之余，不由停下手中笔，看呆了。他画的是黄山秋景，近景的崖石和远山，还有篝火，由于用笔肯定，塑造坚实，呈现出苍莽浑厚的感觉。这幅画后来被误认为是天目山风景，其实徐先生去天目山时，根本没携带油画箱。这次作画，使我理解到对待视野广阔的风景，仍须严肃认真地观察，一笔不苟地画，才能收到较高的艺术效果。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作画如吃食，要把最好吃的一口留在最后吃，作画时，最精彩的一笔是最后放上去的。因为每吃一口，剩下的都比原先的好吃，才越吃越有味；每画一笔，剩下的都比原先的易画，越画才越有信心。徐先生在绘画上，提倡言之有物，力戒空泛之言、浮滑之调，曾向我们讲述一则“城乡两个蚊子请客吃饭”的故事：一次，乡里蚊子请城里蚊子下乡吃饭，它们飞越山冈和树林，终于在草丛中发现一个农夫躺在地上睡觉，裸露的大腿上尽是泥土，虽然不太洁净，勉强在这只腿上，饱餐一顿，虽不算美味，也还实惠。次日，城里蚊子请乡里蚊子进城吃饭，飞进城里，到处密布纱窗和蚊帐，无法进入就餐，这时饥肠辘辘，不得已，寻得壁上悬挂的相片，勉强落下来就餐，吮吸半日，乡里蚊子说，怎么没有人味？讲完后徐先生说：表面光滑、敷衍粉饰的画，看起来漂亮，其实是没有什么艺术趣味的。
艰苦朴素的生活
再次回到画室上课。一个细雨蒙蒙的阴天，午饭的时刻已到，徐先生急匆匆地从课室走出来，从怀中掏出两个铜板，让我出校门为他买几块白薯。我欣然从命，买到了白薯交给他，他就是这样吃完他的午餐。他喜欢吃白薯，不止一次，他要同学们给他买白薯就餐。他曾向同学们讲述自己在国外的经历：一次，他去博物馆临画，饿极，急忙从博物馆回家，路经一道臭水沟，气味腥臭无比，回家吃饱饭以后，外出散步，又经过这道臭沟，反而不闻其臭。徐先生说，人在饥饿时，他的感觉是敏锐的。
徐先生在国外博物馆临画时，常常带上两个面包，在馆里待上一整天，现在回到国内，仍然过着艰苦的生活。那时，同学们大都在学校附近的饭馆吃饭，一家“仁记”饭馆，一元钱买七张餐券，一张券吃一顿，可以吃上一汤一菜，炒虾仁、炒鸡蛋、豆腐汤都能吃上：“成贤居”饭馆，一元钱买九张餐券，一张券吃一碗汤面。徐先生的伙食，尚不及学生的伙食标准。
他在生活上的俭朴作风，还表现在使用颜色和锡管颜色牙膏上。将要用完了的颜色牙膏管，他必定用滚子将最后的一点挤出来才放手。1946年，有一次我在他家做客，他给了我一个苹果，我埋头用小刀去皮，这时我并不知道他用两眼盯着我，当我吃的时候，他批评我，说我把皮削得太厚了。1950年，徐先生曾用他的轿车，接送我的父母亲去颐和园郊游，他们和徐先生并排坐着，我母亲看到徐先生身穿夏布短衫，肩部有一个小补丁，回家后，母亲对我说：徐先生身为校长，还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徐先生在生活上，自奉俭朴，但对人却十分慷慨，前面说到的，赠送学生们的名贵印刷品，资助学生颜料，赠书，以及收购字画等等，从不吝啬。
“爱画入骨髓”
我曾听说过不少爱财如命的故事，却不曾见过像徐先生那样爱画的事实。“爱画入骨髓”，这句话是徐先生自诩的。我也曾见过许多自命爱画的人，他们爱自己的画而不爱别人的画，他们爱画是爱一阵子，而不是爱一辈子，更不会舍命爱画，总之，不是真正的爱画如命。在我们同学中，有一位叫文金扬的，画了一幅野山兔的静物，放在许多同学的作业当中，徐先生前来评画时，发现这幅画，他来回走了几趟，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张画，最后，他终于向文金扬提出，请他把这张画让给他，愿意用两张自己的画与之交换。文金扬受宠若惊，他对徐先生说，你如喜欢这张画，拿走就是了，何用交换？徐先生郑重其事地说：一定要交换，不能白拿。徐先生终于用自己的两张画，交换了文金扬的画。
另一次，在重庆，那是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徐先生从沙坪坝进城，夜宿中国文艺社。半夜暴风雨来临，吹开了窗户，把悬挂在墙上的一张画吹落下来，不巧磕在桌角而破裂了，这张画就是我1937年春画的油画《雁荡山》。徐先生急忙起来，连衣服也未及穿好，就捧起这幅画。次日清晨，徐先生亲自把这张画修补好。这件事是张倩英同学告诉我的，我听了后，感动极了。
徐先生在北平时，经常去琉璃厂购买旧字画。琉璃厂的书画店是要穿过几道房屋，才能走到悬挂字画的堂屋。徐先生从第一道房子大门，远远地看到他喜爱的字画时，便飞快地急步向前，一边走一边口中叫嚷：“这张画好，我要了，我要了！”这时店铺的老板，根据徐先生的急迫情绪，立刻增加字画的价码，及至徐先生走到画前，售价已提高若干倍。像这样的情况，不知发生过几多次，亲友们怕他吃亏，相继劝告他，要他往后看到好画时，放在心里，不要喜形于色，甚至可以装着不以为意的样子，同样可以收购一幅好画。他听后表示接受，可是等到下次再去遇到好画时，依然情不自禁地叫嚷出来。徐先生这种赤诚、坦率的性格，闪耀着可贵的艺术家品质。他不惜任何代价，换取艺术珍品，《风雨归舟》、《折槛图》、《八十七神仙卷》等名贵藏品，就是这样收购得来的，现在都珍藏在徐悲鸿纪念馆里，供群众欣赏。
徐先生在昆明开画展时，失落了一幅他最心爱的画——《八十七神仙卷》，这件事使他烦恼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想方设法要找回这幅画。窃取这幅画的人名叫刘汉钧，他毛遂自荐，愿为徐先生效劳寻找，经过许多周折，徐先生花了二十万元才“找”回这幅画，对刘表示万分感激。事后，有人告以真相，徐先生不但没有追究，反而说，不论如何，即使这画确实是他偷的，他能使画完璧归还，我也对他感激万分。
民族危亡 忧心如焚
20世纪30年代初，徐先生和田汉先生在上海南国艺社共事，徐先生就表现出他强烈的爱国心和对民族危亡忧心如焚的感情。当时，田先生写了一个剧本《械斗》，表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隐喻强敌当前，国共理应停止互斗，共雪中华民族的公仇。可是该剧演出的卖座率很低，难于继续上演，因此大家的情绪消沉。当时徐先生写了一篇给田先生打气的文章，其中写道：“垂死之病夫，偏有强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乃有田汉之呼声。其音猛烈雄壮，闻其节调，当知此人之必不死，此民族之必不亡。”
徐先生对蒋介石的反共亲日政策，强烈不满，他拒绝过为蒋介石画像，对蒋标榜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侈谈礼义廉耻，无比气愤。1936年徐先生流亡广西，出发的那一天，他的家人和艺术科师生们都至下关车站送行。不久，我在京沪旅途中，从一张《新民晚报》上，看到徐先生写的一篇短文，文章的标题是为蒋介石的礼义廉耻诠注，文章写道：“何谓蒋先生的礼义廉耻？礼者，来而无往，非礼也，日本既来中国，双手奉送东三省，此之谓礼也。义，不抗日，捐廉（上海方言钱与廉同音）买飞机，平西南。阿拉（我）不抗日，你抗日，你就是无耻。”不久，广西事件和平解决，为徐先生举行的欢迎会上，徐先生畅谈广西之行的印象，他说：省政府的墙壁上写的是“民耻教战”四个大字，而不是什么“不抵抗政策”。
徐先生有强烈爱国心，倾向进步，对学生的进步活动极力支持。33班同学徐荃搞木刻，这在当时的社会是犯禁的，徐先生不但没有阻止，而是热心介绍苏联和珂勒惠支的木刻作品给他看，给予很大支持。1934年访苏回国，在南京举行的苏联版画展览，就是徐先生促成的。像法伏尔斯基《铁流》的插图，经他介绍而闻名。艺术科倾向进步的学生，在地下党领导的“南京学联”的引导下，占绝对优势，做了不少工作，例如：支持“一二·九”运动的绝食斗争，组织读书会，四个院校在“伯敏堂”联合举行座谈会，开展艺术观与世界观问题的讨论，以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的进步活动，这些也是和当时徐先生的进步倾向分不开的。
鼓励深入生活，画反映现实的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正是我毕业的时候。毕业后走向何方，对于我是一个重大的抉择问题。当时我的家庭在经济上具备送我留学法国的条件，由于进步同学的鼓励，我选择了去延安的道路。徐先生曾写了一封长信鼓励我，热情赞扬我在八路军中丰富多彩的战斗生活。不过，当他知道我因不能将这种战斗生活反映成作品而苦恼时，他在信中说：“倘若我非因身体不佳，决不令弟一人为中国美术事业受此艰辛。”直至我参加周总理直接领导的演剧四队，他仍时刻关怀我从事美术活动的状况。1942年，他从桂林给我写信，要我将几年来在演剧队画的画带给他看，我就遵照他的意思，把油画《木瓜村》、《靖西老妇》、《战地歌手》，炭精画《林中炊洗》等送给他看。当时他住在桂林孙仁林家里，自己在人家做客，还把我拉去，在他的朋友家住下。他一面看画，一面向孙仁林介绍说：“他是真正科班出身的人。”这一次作业检查之后，他决定聘我为中国美术学院副研究员。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聘你为副研究员，你仍留在演剧队，每年缴画若干幅。”我体会他这样做，既鼓励我努力作画，又不让我脱离生活，这也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和艺术思想的体现。1943年，我将新作品《铁工厂》、《第一把锤手》、《开山》和战地写生画多幅，再次请他检查，他极其兴奋地肯定了这些作品，并提出新的要求。他说：“这些画，群龙无首，你应选出一张画，进行加工创作。”他帮我挑选了《开山》这幅油画速写，要我立即着手大幅油画创作。为了进行这张创作，我在重庆北温泉待了一年。
1946年，演剧四队在重庆作抗战八年汇报演出和美术资料展览，徐先生亲临现场观看，事后，写了一篇热烈赞扬的文章，题名《民族艺术新型之剧宣四队》。他满怀激情地称赞演剧四队历抗战八年之久，行经地方之广，演出场次之多，受感动人数之众，事实本身就是“一首伟大而壮烈的史诗”；充分肯定每个队员都是竭尽心力，付出最高的智慧与超越之精神进行史诗般的工作，“队员们须克服一切艰难困苦之环境，历时既久，使个个如锻炼成之纯钢，光芒四射”；赞扬演剧队的音乐“音调刚毅，歌词锋利，直刺观众心弦，达到艺术的美满境地”；评价演剧队的绘画“题材新颖，作法深刻，为抗战中珍贵收获”；赞扬话剧演出最为精彩，手法巧妙，情绪紧张；赞扬演剧队的歌者与演员“演技之高绝非一般国内外学校应付几年所能学得到的”；称赞演剧队“有高贵之理想”，“今后将为团结统一民主而努力”，并寄予殷切希望。徐先生认为“凡此皆依逻辑之发展，都不足奇，所奇者乃光芒四射之剧宣四队固属于毫无文化政策之国民党之政治部”，将反共亲日的国民党奚落一番。徐先生在艺术上，极力鼓励和支持深入生活，走为群众服务的方向，和他在1942年热情赞扬解放区木刻是一致的。他对沈逸平、赵望云、孙宗慰等人的肯定，也是基于这个观点。
要把北平艺专办成一个左派学校
1946年徐先生主办北平国立艺专之前，受到周总理的嘱托。周总理鼓励他主持这一工作，希望他做好团结北平美术界的工作。这时我在南京，接到他聘我为副教授的聘书，演剧四队的魏曼青、舒模、李超等同志，支持我去北平，协助徐先生工作，还派了印家锋同志与我同行。我们两对夫妇，四口人，经南京从上海乘船，经海道至北平。到北平后知道徐先生聘吴作人先生为艺专教务长，尊他为第一把手。谈到办学，徐先生对我说：“我要把艺专办成一个左派学校”，叫我帮助他物色教员。我就将叶浅予、李桦、周令钊、印家锋等人介绍给他。叶浅予先生是我在三厅认识的，那时他是漫画宣传队队长，后来在北温泉相处的时间较长，当时他的速写就画得很好，徐先生有意聘他主持国画系，开展改革国画的工作。通过我去联系，叶浅予夫妇不久便来到艺专。李桦同志是左联老木刻家，1943年我在长沙举行画展，与他相识，他提倡现实主义艺术，我们一见如故，他热心帮我举办画展，积极宣传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当时他在某印刷厂工作，从事国画的探索，来到北平后，运用中国画纸笔，画了一套天桥人物，深得徐先生的赏识，并为他题字。当时，请李桦同志来艺专，是讲授美术史课。周令钊同志是剧宣五队队员，具有艺术才干，来到艺专，徐先生请他绘制《水浒传》插图。印家锋是四队队员，酷爱绘画，来艺专后，群众关系很好，做了不少工作。除此之外，还请了一大批有才能、思想进步的教师。
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庇护
1947年5月20日，北平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国立艺专的部分教师和学生，参加了这次大游行。参加游行的教师有沈士庄（现名高庄）、齐振杞（病故）和我。学生中有侯一民、李天祥、程珊（现名华夏）、朱振芳、刘树萍（现名黄非）和张云先。事后，一天晚上，演剧二队的崔牛等二人，来到教师宿舍，通知我们说：“今晚你们必须离开宿舍避一避，因为据可靠消息，国民党将要在各大院校对参加游行的师生，进行大搜捕。”怎么办？这么晚了，到什么地方去躲避呢？有人提议，到徐校长家里去。随即，沈士庄、齐振杞、我和张云先四人，乘坐来人雇来的汽车，到了徐先生家里。徐先生听明来意后，立刻给当时国民党的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打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中说：“国立艺专没有共产党，叫他们（指国民党宪兵）不要来这里下手。”并且要求李宗仁保证艺专的安全。李宗仁一一应允。由于徐先生的声望和凛然正气，艺专的进步师生，得到了一次政治庇护，躲过了国民党的大搜捕。
事情不会这样顺利通过，艺专的训导处和支持他们的国民党当局，不肯善罢甘休，他们联名上告到南京教育部，教育部勒令徐先生，必须开除参加游行的学生，解聘参加游行的教师。为这件事，徐先生食不甘味，寝不安神，想不出解脱的办法。这时，有一部分教师和学生相继离校，教师沈士庄、印家锋和部分学生，投奔了解放区。为了保存实力，徐先生仍然为这件事在奔走。这时，教育部长朱家骅来到北平，他一面走访清华、北大，“慰问”参加“五二〇”游行的教师和学生，另一面却要求开除和解聘国立艺专参加游行的师生。后来徐先生告诉我，在一次有清华、北大教授参加的集会上，徐先生揭穿了朱的这个矛盾，朱家骅面红耳赤，不得不当众承认，艺专和清华、北大，一视同仁，决不让艺专开除学生和解聘教员的事情发生。徐先生回到学校，理直气壮地立即给那些参加游行的教员发了聘书。
徐先生在政治上要求进步，靠近共产党，从20世纪30年代拒绝给蒋介石画像，干犯“天威”，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40年代赞扬解放区木刻，讽刺国民党无文化政策，参加反对内战的和平签名，直至解放前夕履行他的诺言，要把国立艺专办成一个左派学校，他确实团结了一大批进步而有才干的人，把学校从黑暗的旧社会，完整地交给新中国和共产党。周总理曾高度赞扬徐先生“真正有点硬功夫”、“有骨气”，是从艺术和政治两个方面评价的。徐先生确实具备艺术上过硬的真功夫，留下了大量的传世珍品，称得上是一代大师和巨匠。至于他的政治品质，不论是在黑暗的“围剿”时期，或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始终和民族的安危、祖国的命运、人民的患难，生死与共，说他是艺苑师表，传之万世，也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