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珩
一、五四运动预备时期
五四运动的远因
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发生，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孕育起来的。五四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国人民革命从此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不再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性质从此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五四运动虽然发生于1919年5月，但究其远因，却要追溯到五四以前的中国社会情况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先谈当时中国社会的情况。1916年6月，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袁死后，因反袁而流亡在国外的各方面人士纷纷归国，国内政治、思想、教育界的一潭死水由此动荡起来。可是一个袁世凯虽死，而众多的“袁世凯”出来了，中华民国依然如旧，武装还是军阀的武装，政权还是军阀的政权，并由此还引起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封建余孽辫子军张勋还曾在1917年7月，挟清朝废帝溥仪宣告复辟，虽然不久即被消灭，但国脉又多受了一次摧残。孙中山先生想在黑暗中打开一个局面，曾于1917年8月下旬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于广州。孙中山本人被选为大元帅，组织护法军政府，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终因缺乏正确的革命方针，以致南方也发生了分裂，从人民所遭受的痛苦来说，南北完全一样。孙中山先生也只好在1918年5月去职赴沪，开始写他的《孙文学说》去了。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候，独自侵略中国，曾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以此作为交易，帮助袁世凯做皇帝。袁贼称帝心切，“二十一条”亡国条约，除其中的第五款以后商量外，其余均接受了。袁世凯死后，张勋复辟，北洋军阀段祺瑞打败了张勋。为了攫取中国政权，段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继续承认了“二十一条”，获得了日本的大量借款。日本帝国主义参加了欧战，站在协约国一边；我国也参了战，也是站在协约国一边。日本借口德国为敌对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同盟国，日本和我国都是协约国，协约国与同盟国为敌对国），自行出兵我山东，将辛丑条约中规定的德国在我山东的权益，据为己有。事为我留日学生所知，极端反对，1918年5月7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开会，抗议中日秘密协定，被日本警察拘捕多人。全体留日学生对日抗议，罢课回国。
学生爱国运动力量的兴起
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倍受压迫，在为国家生存而斗争的历史过程中，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经常站在斗争的前列，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中华民族又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革命力量的推动下，国内外学生都不能安心求学，于是他们行动起来了。这次学生运动的主力在北京大学。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五四以前的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创建于1898年戊戌变法之际，前清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一所最老的大学，到五四运动时已经有21年的历史了。它有文、法、理、工、商五科和预科，学生有一千八九百人。1916年以前，校风很腐败，学生年纪大的相当多，做了举人秀才的学生也还有，校内工友称呼他们是“老爷”，以后也称他们为“先生”。学生宿舍只有马神庙西斋、沙滩东斋和北河沿八旗先贤祠（以后为译学馆，最后改为北大预科）三处，大部分学生在外面寄宿，住公寓。学生不穿制服，也没有制服，一般是长袍马褂，时髦一点的穿长衫和西服裤。整个学校没有图书馆，只是马神庙理科有一座古老的藏书楼。学生中除少数死读书之外，打麻将、捧戏子、逛八大胡同，成为风气。当时北京社会上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就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生活自由散漫，谁也不管谁，偶一发生问题，就写出大字报一样的揭帖贴出来，赞成的，反对的，你唱我和，花花绿绿，贴满墙壁。这是当时北大的一般情况。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
1916年冬[5]，蔡元培来到北大。蔡是清末的一位翰林，辛亥革命时，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南京临时政府，做教育总长，国民党反袁失败后流亡海外，袁死后回国。蔡到校不久，宣布他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思想自由”等，这在当时发生过一些进步作用。他所谓“兼容并包”，并不是新旧一揽子全包，而主要是罗致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对那些腐败守旧人物则尽量排除。由于他的“兼容并包”，北大在他来以后，就包括了几种类型的人物：
第一是《新青年》方面的人物，即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1917年年初，蔡元培聘请了陈独秀来做北大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也聘请了鲁迅、钱玄同、王星拱、刘半农、徐宝璜以及以后的李四光、顾任光等这些当时所谓“新人”来校任教。还扩建藏书楼为图书馆，聘请了章士钊做图书馆主任。章不久即辞职，推副主任李大钊代替。李大钊是日本留学生，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办反袁的《甲寅杂志》（“老虎报”），李大钊和陈独秀都经常在《甲寅》上面写文章。陈独秀以后又在上海办《青年杂志》，到北大不久，就把《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主张白话作文，鼓吹文学革命。李大钊、鲁迅当时经常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大概在1917年秋，胡适由美国回来，到北大任教。《新青年》里面一方面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文章，同时也有胡适、王星拱、刘半农、周作人诸人之稿。他们虽然都是《新青年》里面的新文化运动人物，可是从政治见解上彼此却有着很大的分歧。
陈独秀尽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但其实质依然没有超出文学改良的范围。虽然这种文学改良运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有它一定限度的进步意义，尤其白话作文方面。可是这种文学改良运动，如果离开了政治思想上的民主方向，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做基础，那就决不会有什么真正的革命意义。这种现象只有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也只有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驱者李大钊，在1918年10月所出版的《新青年》五卷五号上面，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卓越的文章之后，才引起本质上的变化，才真正开辟出一条中国新民主启蒙运动的康庄大道。不过，当时社会上介绍这一方面的材料还不够多，报纸上报道的也不翔实，反动派常把“布尔什维克”译成“过激派”。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11月），协约国胜利了，德国失败了，中国因为参加了协约国，有些人竟然把自己也看成是什么“胜利国”，一时“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高唱入云。受美英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人，大肆宣扬美国的“民主”，美国总统威尔逊骗人的“和平十四条”，被宣扬成“民主的象征”。留美归国的杜威的学生蒋梦麟曾把它翻译出来。北大学生傅斯年为讨好胡适，自夸说可以把“和平十四条”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
胡适与李大钊在政治立场、观点上就有很多冲突，如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胡适就讲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李大钊讲马克思主义，胡适就讲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同时他自己又宣扬杜威的实用主义。李大钊站在学生一边，参与学生运动；胡适则站得远远的，并主张20年不谈政治。过去曾有过“胡适领导五四运动”的荒谬说法。必须指出，当五四运动发动时，胡适因母丧回安徽原籍，不在北京，根本没有参加五四运动，更谈不到什么“领导五四运动”。可是五四运动的怒潮，却真是把胡适吓倒了。当胡适由家里回到北京的时候，北大和其他各校学生还正在罢课，胡适曾出面劝说学生复课，结果被学生严正地拒绝了。胡适想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发动师生有愿去者签名，追随胡适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马叙伦、刘文典对此大不以为然，刘还把傅、罗签名的事告诉了陈独秀。陈把傅、罗叫去训了一顿。胡适的如意妙算没有成功。这时胡适还想方设法用蔡元培、陈独秀的名气来抬高自己。他说北大是由三个兔子而成名的，一个老兔子是蔡元培（蔡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按十二属相，卯是属兔的），一个是中兔子陈独秀（陈生于清光绪五年己卯，也是属兔的）；一个是小兔子即胡适自己（胡生于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也是属兔的）。一时传为笑谈。在胡适影响之下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俞平伯、徐彦之、毛子水等，办了一个《新潮》杂志，后来参加的还有汪敬熙等。《新潮》杂志在出版时自吹自擂，刊登广告自称是“北京大学之新潮”。由于胡适的关系，北京大学每月出大洋400元作为《新潮》的津贴费用。这个刊物主张白话作文，偏重于文字改革运动，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之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于反侵略、反卖国的运动却起了不少的反作用。
第二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北大也很活跃。蔡元培校长到校后，聘请了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煜瀛）来北大教生物学，聘请了吴稚晖（敬恒）当学监。李石曾只来了很短的时间，吴稚晖来到学校尚未正式就职，无政府主义思想就由他们传播到了北大。李、吴这帮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巴黎开豆腐店，办了一个刊物叫《旅欧周刊》，褚民谊做编辑（以后当汉奸），经常介绍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思想，鼓吹无政府主义。同时也有人翻译了克鲁泡特金、蒲鲁东的著作。蔡元培本人当时也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这就助长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宣传。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腐败，学生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水平低，又有社会上这些“名流”来鼓吹提倡，所以北大在最初一个时期，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学生还不少。记得其中最活跃的有（黄）凌霜、（区）声白、（赵）太侔等人。他们在当时都是主张不要国家、不要家庭的人，所以他们的名字上多半不冠姓。那时有些脱离实际的空想家，看不起学生爱国运动，以为爱国是落后的思想（我们组织的学生爱国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改为学生救国会）。1918年5月21日的示威请愿运动，北大学生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的人是不参加的。
第三是“国故”派的人物。学生中有张暄、伍一比、罗常培等。教员方面原有拖着一条大辫子的辜鸿铭，年轻的英文教员、“探艳团”团长徐佩铣，当时的文科学长夏锡祺等。蔡元培来校后就把他们排除出去了。当然，蔡之排除顽固守旧派，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可能彻底的，他也把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申叔）聘来当文科教员，条件是不谈政治。他还把清朝遗老、投什刹海“殉节”而死的梁巨川之子、投考北大未录取、年仅二十二三岁的梁漱溟，找来教印度哲学。以黄侃（季刚）、刘师培等人为首的“卫道派”，反对白话文，于1919年1月刊行了《国故月刊》。
在“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成立了很多社团。像哲学会、雄辩会、音乐传习所、体育会、数理研究会、新剧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图书报社、学生储蓄银行等。同学集股办的消费公社，在马神庙路北，后来“未名社”还用过那个房子。还有新闻研究会，由校长秘书徐宝璜主持。《京报》的邵飘萍在五四前一段期间，每星期日来给我们讲他的新闻采访经验。这个会与五四运动很有关系。毛泽东也参加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对它特别重视。当时国内著名的书画家陈师曾（衡恪），音乐家萧友梅、刘天华都网罗在这些学会之中。21岁的画家徐悲鸿则担任画法研究会主任，后来并资送他往法国学画。还有些活动，今天的青年听来是要好笑的，如静坐会，每个人带一个蒲垫，去听蒋维乔（竹庄）的讲演。一时学校的空气甚为活跃。
此外，蔡元培还发起了进德会。这个组织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戒条。遵守这三个戒条而入会的称甲种会员；加上不做官、不做议员为乙种会员；再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条为丙种会员。它以消极的“不参加”的办法来抗议旧社会，尤其是针对北大学生的恶习，表现了蔡元培的“道德救国”和知识分子超政治的资产阶级幻想。
这是五四运动以前，在蔡元培校长的“兼容并包”和“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北京大学形形色色的各派政治思想的一个概况。
学生救国会的形成
1918年5月，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军事秘密协定举行集会，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酷镇压，全体留日学生反抗这种暴行，罢课回国。这件事立即引起北京学生的积极响应。5月中旬，归国学生代表李达、龚德柏等到了北京，与我们见面。经过几天的奔走酝酿，北京学生于5月21日发动了向统治当局示威请愿的运动。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运动，参加这次运动的有北大、高师、高工等学校的2000多人。当时推出向公府（总统府）请愿的代表8人，其中北大3人：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但是，这次运动出于仓促，准备不够，又因学生从来不问政治，因而没有发生所希望达到的影响。同时，北京大学思想不一致，内部有一帮学生如傅斯年、范恺、吴澄、杨济华、曾劭勋等人破坏此次学生爱国运动。他们事前跑到公府告密，说我们“要纠众造反，向政府请愿示威”，“这运动只是少数人的运动，不能代表全体学生”，云云。傅斯年等人这种卑劣无耻的行为，受到了蔡校长的斥责，也受到了许多学生的鄙视，同时也给了我们以教训，使我们深感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
这次的游行请愿运动，虽然没有结果，但是北京和天津的学生却因之组织起来了。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最初名称是学生爱国会）。参加的不限于北京大学，有北京各学校的学生。暑假中，派出了许德珩、易克嶷两人代表学生救国会南下联络，以通声气。我们先到天津，那里学生已经有了组织，开会欢迎我们。到会的人很多，我记得有：马骏（工专学生）、郭隆真（女）、谌志笃、马千里、张传琦、张泰来（北洋大学学生，后改名叫张太雷）等人。正当欢迎会开得很热烈的时候，张传琦忽然拿把菜刀把自己的一个小指头砍掉了，以此来激励国人。他们以后还组织了一个觉悟社。周恩来由日本归国以后，觉悟社就更加发展了。邓颖超这时也出来了。我们由天津到济南，找到了康生，他当时名张绍卿，又名张三洗，我们同他谈了发展组织的事，没有开会。由济南转武汉，见到了恽代英，他们组织了文化书社。我和恽代英同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虽是初次见面，但仿佛很熟，真是一见如故。由武汉到九江，找到了同文书院的学生方志敏以及邓毅生。到南京找到了金陵大学学生黄仲苏，也找到了湖南林祖烈（林伯渠之弟），以及其他多人。最后到上海。上海学生方面有复旦的狄侃、程学瑜（以后改名为程天放），华侨学生何葆仁，圣约翰的瞿宣颖，河海工程学校的张闻天、沈策民，以及南洋公学的恽震、留日归国学生黄介民等人。还找到了为我们奔走的“上海通”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上海妇女方面的人特多，我们会见了留日归国的女学生李果、程孝福，神州女学舒惠贞，黄兴夫人黄宗汉，女子救国会的朱剑霞，还有从天津去的刘清扬。她们成立了上海女子联合会，宣传爱国，抵制日货。女界联合会五四以后也参加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还拜会了同情学生运动的孙中山先生以及廖仲恺、朱执信先生。他们到上海以后还办了一个周刊《星期评论》和月刊《建设》，与北大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南北呼应。我们还联系了《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叶楚伧，《时报》的戈公振，《申报》的史量才，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沈恩孚，商会的虞洽卿、荣宗敬。这时毛泽东往来于京沪，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他团结了男女青年数十人，其中有蔡和森、罗章龙、张昆弟、李维汉，女会员有向警予、李思安、周敦祥、劳君展、蔡畅、杨润予等。这时，留日归国学生在上海办了一个《救国日报》。我们有事就互相商量，于工作便利不少。同时，上海的学生会也组织起来了，7月的某一天，在西门外体育场召开大会，并欢迎我们，到会的有几千人，有工商各方面的代表，会开得甚为热烈。还邀请了北京学生代表报告学生运动情况。我们在上海停留了20多天。这样总算联系好了。我们还派人到广州联系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会非常议会议员。也派人到湖南岳州联系了湘西镇守使冯玉祥将军，因为他同情学生爱国运动。由于我们联络的结果，各地学生因之也都加入了学生救国会，这个学生救国会就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学生团体了。我们于9月初返回北京。
1919年春，北大学生会成立，北大的学生救国会全体成员都参加了这个组织。新潮社的成员以前是不参加学生救国会的，五四后，在李大钊的促进说服下，他们参加了运动，并派罗家伦、康白情为代表，参加了北大学生会。无所属的陈公博、狄膺（福鼎）也参加了北大学生会。
《国民》杂志的问世
为了加强联系，做好宣传工作，学生救国会筹备出版一个刊物《国民》杂志，经费由南北各地学生自己凑集，每人出五块大洋，共凑了1500余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可见大家热情之高。因为办这个杂志的目的是宣传爱国、反帝、反军阀，不是谈文学革命，参加的人又不限于北大的学生，所以北大当局不让我们在北大校内挂牌子（虽然北大的同学参加的很多）。我们只好在北池子骑河楼路南一所房子里租了一大间房子，通信、开会、讨论问题都在这里。原定于1918年10月杂志正式出版，但在筹备就绪之际发生了问题。学生救国会管理会费的学生鲁学祺，竟挪用了会费五六百元，使刊物的出版受到了影响，只得推迟于1919年1月1日出版。
据我所能记忆，担任编辑的有邓中夏（康）、黄日葵、高尚德（君宇）、陈宝锷（剑修）、陈钟凡、马骏、许德珩以及张国焘、段锡朋、孟寿椿、易克嶷等。还约请了李大钊做我们的指导，约《京报》主笔邵飘萍和画家徐悲鸿做我们的顾问，并约杨昌济（怀中）为我们写文章。尤其是李大钊经常给《国民》写稿，他有两篇批判胡适的文章就是在《国民》杂志上发表的。邓康（中夏）同学用“大壑”的笔名每期都为杂志撰述“国内外大事”，介绍国际新闻。《国民》杂志第五期上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这是《共产党宣言》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译本。译者为李泽彰，全书已经译完，因限于《国民》杂志的篇幅，只能陆续发表。前半部出版后胡适特地把李泽彰找去，说：“你快毕业了，毕业后你还做不做事？你要做事就不要再登下去（指《共产党宣言》译文连载）；如要出风头，那你就登下去！”由于胡适的威胁利诱，李泽彰抽出译稿的下半部不敢登下去了，所以《共产党宣言》在《国民》上没有全部登完。李泽彰后来由胡适介绍给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成为王云五的亲信了。
《国民》杂志最初是用文言文发表文章，因为它是全国性刊物，当时社会上对于白话文还不容易接受。五四以后的《国民》杂志就改为白话文了。
走上街头讲演和大学开放女禁
这里首先要介绍的是平民教育讲演团和所提倡的妇女解放运动。平民教育讲演团是学生救国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于1919年3月成立。事先酝酿很久，先是北大学生有“校役夜班”（工人夜校）之设立，目的是为校内工友补习文化，讲解时事，效果良好。以后改成讲演团并扩大到校外，成为平民教育讲演团。讲演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北大学生以及他校学生有很多人都参加了。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在成立会上推选了职员，邓康（中夏）同学被选为总干事。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后，就经常到街头群众中间讲演。出发时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一组，事前拟好题目，选定地点（有时也不事先选地点），打着讲演团的白布小旗，仿照基督教救世军的宣讲办法，携带一面小铜锣，到人多而适当的地方，主讲人站得高一点，另一个人打起锣来，于是就开讲起来。庙会是我们最好的讲演场所，可是常常被警察干涉。这个讲演团到五四运动时就成了学生会的一个组织，参加的人多了，几乎每天都要到街头去讲演，或贩卖国货和书报。
学生救国会本身这时也有了发展。上次的示威请愿运动只有男学生参加，没有女学生，也没有工人，于是大家讨论，认为这应归咎于受了孔子的思想影响的结果。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劳动民众）为难养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无君子莫治小人，无小人莫养君子”。由于孔子轻视妇女与劳动人民，提出劳动人民应当养活贵族老爷而贵族老爷应当统治劳动人民的这种言论，因而使大家提出“打倒孔家店”、“打倒礼教”的口号，并要求北大开女禁，招收女学生，实行男女同校，以求达到中国妇女的真正解放。在1918年至1919年，为此事北大校长蔡元培还同林琴南（纾）打了一场笔墨官司。此时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女生，可是中国妇女因为受旧礼教的束缚压迫已久，初次招收女生录取的并不多。
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
还要谈一谈与五四运动有关系的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是由李大钊等于1918年联合各方面的青年有志之士组织起来的。当时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全体回国，国内各学校学生请愿受到反动军阀压迫而失败，因此感到有组织一个带学术性的政治团体之必要。这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定名为少年中国学会，于1918年6月30日开会筹建（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李大钊和王光祈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会员最后发展到108人，主要有下列几种人：（一）向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人；（二）因反对日本侵占山东而归国的一小部分留日学生；（三）从事爱国运动的国内各学校少数学生。就我记忆所及，如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高君宇、李达（鹤鸣）、黄日葵、缪伯英、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沈泽民等都参加了这个组织，而且他们当中有好些都是起领导作用的。参加的人还有杨钟健、许德珩、章廷谦（号川岛），以及周炳琳、孟寿椿、周太玄等。后来堕落成为国家主义分子青年党的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也进了这个组织。还有参加新潮社的新诗人康白情，陕西文人郑伯奇等。这个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还有四条信约：（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但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纳妾的人、做官的人不能充作会员，即使已经做了会员的，也要请他退会。写《中国佛教史》的黄忏华和讨了小老婆的罗季则，就是被请退出会的。它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由李大钊任主编；出版了《少年世界》，邓中夏是负责人之一。这个学会分散在国内各大城市，都同情或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以后虽因立场观点不同走向分裂，但在当时对于五四运动是起了很大的联系作用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当时曾说过：“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它的言论，它的行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见《蔡孑民先生言行录》169页）
少年中国学会在成立一年之后，不但和别的社团联合起来，形成了统一战线，在任务和工作方面也渐渐地由朦胧而显明，比先前更实际更具体了。在学会中李大钊又提出“主义”来。学会中的最高领导机构是评议会，李大钊、恽代英、杨贤江、黄日葵四位都是评议员。现在看来，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虽然相当复杂，思想也极不相同，但是在当时会员中有这许多共产主义者，而且领导着这个学会，对五四运动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之所以不惜笔墨叙述早已不存在的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因为它对于五四运动起了帮助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五四运动之所以能成为战斗的力量，是因为各方面的团结，首先是北京大学内部的团结，以及全国青年的团结，而把大家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的则是李大钊。由于这样的广泛的团结，才有力地打击了凶恶的敌人北洋军阀，赢得了胜利。
上述情况表明，五四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而是做了充分准备的，所以一经爆发，就能很快地成为全国普遍的运动。
二、五四的行动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德国的失败与俄国革命的成功，一时“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等名词，呼喊得很响亮，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地翻身了。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这一期间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了。庚子（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对德国屈服赔罪而建立在北京东单牌楼最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除了，改建为“公理战胜”的牌楼，竖立到中央公园去了（现在的中山公园。解放后改为“保卫和平”牌楼）。名流们也勤于讲演，今天你讲一套“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的理论，明天他又讲一套“公理战胜强权”。蔡元培在中央公园搭起台来，讲演“劳工神圣”。李大钊高呼“庶民的胜利”（《庶民的胜利》一文，原是李大钊讲演稿），欢欣鼓舞地庆祝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在听众中有很好的反映。
五四前夕的决定
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哪晓得奢望的结果是失望。4月底，巴黎和会这个强盗分赃的会议决定，要把德国强占我国山东的“权利”，判给日本帝国主义继承。同时还拒绝了关于取消袁世凯与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提议。5月2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发出通知，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计有：北京大学全体学生，清华、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法学院、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汇文学校（燕大前身）、高师附中、铁路管理学校等校学生代表。到会的人极为踊跃。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推定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二人做记录，推许德珩起草宣言。发言的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夏秀峰等很多人。大会共议决办法四条：（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会开得很紧张的时候，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同学刘仁静，拿出一把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于是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早上全体游行示威。大家掌声如雷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当晚，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的做上大旗子，短的做上小旗。我于宣言写好后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撕成条幅，书写标语，一直搞到天亮。有的同学咬破手指，血书标语。那时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集会的主要目的在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反抗日本，反对列强以及惩办卖国贼和军阀官僚，所有标语大都是写着“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句子，各校写法大同小异。
五四的集会游行
1919年5月4日早晨，北京各校学生按计划在天安门广场集会，计有3000余人。那天到天安门最早的是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来劝阻，耽误了时间，所以到天安门最迟。天安门前，金水桥南，竖起大小白旗数十面，写的都是反对列强、惩办卖国贼的口号，谢绍敏的“还我青岛”的血书，也悬挂在内。我们在天安门停了好久，向群众说明游行示威的意义，群众因之也就参加得多了，游行示威的人数因之也就增加了。有人提议往东交民巷示威，于是游行队伍到了东交民巷西口的美国使馆。当时的东交民巷是使馆区，一向不许中国人成群结队进出。我们在军警林立的情况下，先到美国使馆递了英文声明（说帖），说明游行示威的目的，群呼口号之后过去了。再到日本使馆，军警围了三四层，其中还有许多日本军警，真是如临大敌。我们在这里待了很久，大家不想同日方正面冲突，高呼口号后，有人提议“我们找卖国贼算账去！”于是出东交民巷，经御河桥、东单牌楼，直奔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家。因为交通总长曹汝霖是“二十一条”的签字人（那时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国外，不负实际责任），正是爱国群众斗争的目标。
痛打卖国贼 火烧赵家楼
队伍到达赵家楼时，已是下午两点多。数百名军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队伍不得进去。我们于是变计，向军警和和气气的讲明来意说：“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我们做了很多说服教育工作，果然有效，军警让我们进了胡同。可是曹汝霖的住宅朱门紧闭，怎么办呢？我们还是用说服军警的办法，包围他们。我们进一步用三四个人包围一个军警的方式，向他们说服，几乎等于缴械。学生之中有两个身材很高的同学，其中一个是高师的学生名叫匡日休，他的个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两个窗户底下。我们趁军警不备之际，踩上匡日休的肩膀，登上窗台把临街的窗户打开跳进去，接着打开了两扇大门，众多的学生蜂拥而入。原来曹汝霖正同另两个卖国贼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以及日本新闻记者中江丑吉在开会。他们以为有重兵把守，学生不会进来。一见学生拥入，曹、陆二贼从后门溜走，只剩下章宗祥、丁士源和中江丑吉三人在客厅里被包围起来，不得脱身。大家见到章宗祥，以为是曹汝霖，就都上去打，把他打得头脸出血，倒在地上装死。有细心的同学，先切断了电话线，取下客厅里挂的曹汝霖的照片来一对，原来被打的不是曹汝霖，人就散开了。中江丑吉因掩护章宗祥，也被群众痛打一顿。丁士源则乘混乱之际逃出。随后我们来到曹汝霖的卧室，卧室里还有日本女人，由大家保护出去未挨打。有一个同学抽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日本女人，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燃起大火，房子也就烧起来了。
学生和市民被捕
由于丁士源逃出求救，半小时后，军阀政府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李长泰率领大队军警赶到，用武力把群众驱散。我们这时正在要整队出去，军警说我们杀人放火，随即开始捕人。大批的人都早已撤离，剩下我们少数想维持秩序整队而行的同学，被他们逮捕了。我和易克嶷被捕后，他们故意侮辱我们，把我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拉进步军统领衙门（在前门内公安街，当年叫户部街）。记得在板车上，易克嶷还在说：“20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这时已经是午后5时了，陆续到监狱来的有各校学生31人，市民1人，共32人。此外，还有北大学生郭钦光。他是预科一年级学生，广东海南岛文昌县人，患有肺病，游行前劝他不要去，他不听，因游行劳累又受军警的追打，第二天死于北大宿舍。郭钦光之死，引起北京学生的总罢课，表示严重抗议，并通告上海、天津、广东各地于5月9日与北京同时召开郭钦光烈士追悼大会，以激励国人展开反军阀的运动。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郭钦光的家属未能参加追悼会。我们遂由学生会筹募了一笔抚恤金，寄给了他的家里。我们32人被囚禁在步军统领衙门的一间监房里，极其拥挤肮脏，只有一个大炕，东西两边各摆着一个大尿桶，臭气满屋。每半小时还要听他们的命令抬一下头，翻一个身，以证明“犯人”还活着。到中午“放风”才能大便，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看守的人每天提一桶开水，每人发一个大窝头。当晚我极为愤怒，口占了两首诗以表心意：
（一）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
（二）
山东我国土，寸草何能让？工农兵学商，人民四万万。
为何寡欺众，散沙无力量；团结今日始，一往无前干。
这天因劳累顾不得吃喝也就睡了。对看守牢房的，我们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他对我们的态度较好。最令人气恼的是那个狱吏，我们当时编了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牢头来训话。”这个军阀官僚卖国贼的忠实走狗，每天在我们放风之后，要来训一次话，讲些服从长官、不许扰乱社会秩序等的话。我们听了既好气又好笑，气的是他浅薄无知，笑的是他那副奴才相。而看守牢房的狱卒则不然，他接受我们的说服教育，很同情我们，有时还把外边的情况偷偷告诉我们。
五四运动如火燎原
从狱卒的讲话中和以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在五四的第二天北京的全体学生都发动起来了，清华学堂的学生（年龄都不大）从城外赶来参加，共同商量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北京女高师学生因校长陈宝泉顽固，不准她们游行，五四当晚全体都聚在步军统领衙门门口吵闹，要进来一同坐牢。这时北大的学生救国会也改为北大学生会。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二院。“学联”的名词，从这一天起就开始存在了。“学联”开会，经常出席的各校代表计有：北大的黄日葵、段锡朋、许德珩、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陈宝锷等（轮流出席）；清华的罗隆基、陆梅增；法专的祁大鹏；俄专的瞿秋白；汇文的瞿世英；工专的夏秀峰；高师的熊梦飞；高师附中的赵世炎；农专的顾文萃；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五四运动如火燎原般地发展起来了。
北洋军阀对五四游行示威的处理意见和办法，分为死硬和怀柔两派：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后台的段祺瑞和王怀庆等，主张严厉镇压，并主张以屠杀政策来对付示威的民众，准备严办被捕学生，以儆效尤；另一派徐世昌、冯国璋等则认为民众力量不可轻视，且有燎原扩大之势，如果政府再加以高压屠杀，恰如火上加油，恐怕运动扩大起来，更不好收拾，因此主张采取怀柔政策，释放被捕学生，责成各校严加管束，借以缓和民众的愤慨情绪。两派意见貌似冲突，实则都是要消灭学生爱国运动，不过对于民众力量估计不同而已，所以提的对策有所区别。
被捕学生的全部释放
5月5日，当时北京军阀政府曾令司法部和教育部“查明肇祸诸人，依法讯办”，并命军警“维持地方秩序，严防学生扰乱”。又令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大卖国贼，说他们三人“公忠体国，有裨大局”。可见学生爱国有罪，军阀官僚卖国则“有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大局”，这是从段祺瑞到蒋介石等统治阶级的一贯逻辑。但另一方面，由于五四运动的正义性，不仅青年学生热烈参加，并且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社会名流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到民社党的林长民，都通电呼吁学生无罪。自从学生被捕后，政局一直严重，而临时国会的参众两院在广州的议员，且有趁此倒阁之势。段祺瑞亲日派势单力薄，若坚持镇压学生，势将引起更大的风潮，而导致全部的失败。在此形势下，他们于5月7日将被捕的31名学生和1名市民全部释放了。
我们是在5月7日上午11时许被释放的。北大全体学生都在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上等候我们的归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借来了三辆小汽车，我们就是分别坐着这三辆小汽车回来的。广场各放着五张方桌，我们被捕的北大同学有十二三人，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学们见面。蔡校长也在场。大家的情绪都万分激动，被捕同学没有一人说话，蔡元培校长讲了几句安慰并勉励的话，大家激动得热泪交流。有人说：“还是快去休息一下吧！”我们从桌上跳下来，走到红楼返回各自的宿舍，接着就参加《五七周刊》的发行工作去了。因为5月7日是北洋军阀签订“二十一条”条约的国耻纪念日。
蔡元培校长被迫辞职
学生释放后，斗争并没有结束，第一，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并没有不签字的表示；第二，曹汝霖以学生烧了他的房子，打了他们，向为首的学生起诉，要求赔偿损失；第三，尤其紧要的，段祺瑞指使安福系阁员提出整顿学风，进行反扑。首先就是撤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派胡仁源代北大校长。蔡果然于学生出狱的第三天被迫辞职，出京时留了一封信，说：“‘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迄可少休。’我愿少休矣！”当时我们正在举行郭钦光的追悼会，一看见这封信，心情沉重。对这个谜一般的声明，大家揣测纷纭，后来蔡解释说是讽刺当局的。蔡元培校长一走，胡仁源的任命，加上曹汝霖的反攻，对学生运动如同火上添油。学生们于“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收回山东权利”之外，又加上了“蔡校长复职，反对胡仁源来校”这一强烈要求了。9日，北大学生议决“停课待罪”，表示坚决挽留蔡校长。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继蔡元培之后，也都全体提出辞职。我们被释放的当天就出版了《五七周刊》，并在街头出售。北京各校学生都组成了宣传小组，分别做街头讲演，与军警几乎是短兵相接。他们又开始捕人。学生一面讲演，警察一面捕人，讲的愈多，捕的愈众。
继五四之后的斗争——罢课
关于曹汝霖卖国集团所提出的对为首滋事学生“依法制裁”的问题，参加五四游行的全体学生于5月13日联名上书检察厅说：如爱国有罪，人人愿意自首，不能由少数同学负责；如果法院票传学生，愿意集体受传，少数同学决不出庭。这一表示使北京政府按照“法律”手续处理学潮的企图终于破灭。17日，北京中等以上13校学生，以政府镇压爱国运动，集会议决自19日起再行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一）向巴黎和会我国代表表示坚决拒绝山东问题签字；（二）惩办卖国贼曹、章、陆；（三）挽留傅增湘（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四）维持上海和议。19日，北京学联宣布中等以上学校全体罢课，并发出罢课宣言。这是继五四游行之后，北京学生对卖国集团所进行的又一次斗争。北京军阀政府指学生此种行动为“纠众滋事、扰及治安”，限令三天之内一律上课。学生表示拒绝，各校代表在北大三院开会，商讨对策，被军警重重包围。会议决定扩大运动，推出代表许德珩、黄日葵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呼吁援助，扩大声势。因三院会场被包围，我们就跳墙出来，化装出京。北京学生会发出宣言，大意说：外交紧急，国贼未除，日本逮捕中国留学生，政府毫无表示，反而禁止学生游行示威，拘捕和杀害爱国同胞，故一致罢课，表示抗议，希望全国同胞采取一致行动。
我们赴天津、济南、南京等处宣传，最后到达上海，各地都成立了学生会，上海的学生会也已经成立。5月31日在西门外体育场召开大会，要北京代表做报告，报告后游行，并成立了各马路联络会，以南洋商业专门学校为会址，各地方来上海的学生代表即居住食宿于此。先后来上海的学生代表百余人，加上上海的学生、留日归国学生，人数就更多了，势力也更大了。但是我们反对的主要对象只是日本军阀，在上海只把外滩公园侮辱中国人民的“狗与华人不许入内”的牌子拔掉打碎了。这时开会提出的口号仍是：（一）严惩卖国贼；（二）收复山东和青岛的主权；（三）释放被捕学生并向学生道歉；（四）恢复北大校长蔡元培职务等较低的要求。
六三运动的爆发
北京军阀政府对学生继续采取严厉镇压手段，学生仍然坚强不屈，运动日益扩大。在众志成城的气氛下，北京学生决定从6月3日起，所有出发讲演的学生都挺起胸膛，放大声音，站在通衢大道上堂堂皇皇地举行讲演。如果军警来捕，就让他们逮捕。如果第一天出发的学生全体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数出发讲演。如果第二天发生同样情形，第三天再加上一倍，直到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2. 5万人全体被捕而止。6月1日至3日间，北京被捕的学生达两三千人，监狱容纳不下，竟把北大三院作为临时监狱。4日，学生用加倍的人数出发，军警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逮捕，当天被捕者竟达700余人。北大三院也收容不下，只得又把理科作为临时监狱的扩充部分。北京学生示威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天津学生首先响应，接着南京、上海、武汉、浙江、山西、湖南、福建、两广等处学生，也都纷纷起来响应。6月3日，上海各界举行民众大会，号召全国罢工罢市来援助学生。上海自来水公司也罢工，弄得全市没有水用。这样，五四运动就从知识分子的范围，扩大到工商各界都来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5日，北京军阀政府在全国各方面的强烈抗议下，再加上上海罢市的消息传来，只得改变方针，下令撤退北大军警，释放被捕学生。这时，学生中有提议组织学生政府者。经考虑，学生内部的思想不一致，恐因此引起同情者的不同情，反而不好。民族资本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捐款10万两银子，给我们做活动费，被我们退回了；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也给我们10多万元的巨款，我们也立即退回。从此规定，学生会不接受任何人的捐款，以示纯洁。
全国学联的诞生
全国各大城市罢工、罢市之举，这是中国从来没有的事。国家已进入混乱状态，而北洋军阀内部也互相倾轧，段祺瑞政府也感到事态严重，被迫于6月10日下令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京津学生万余人包围怀仁堂总统府。当时北京军阀政府的总统徐世昌，在群众威力之下，不得不去电巴黎，令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拒绝签字，同时让北大校长蔡元培复职。但学生对北京军阀政府的让步并不满意，因此进一步要求段祺瑞辞职，要求向全国学生道歉。上海这时已成为政治中心。6月16日先拟在寰球中国学生会召开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后因寰球学生会负责人朱少屏面有难色，我们遂改在大东旅馆六层楼召开，各地学联代表30余单位，及来宾黄炎培等共数百人参加，选出执行委员会、评议委员会及日刊编辑委员会。这样，全国学生联合会就诞生了。是日，孙中山先生被邀请未到，改于次日在寰球学生会讲演。[6]9月初，各学校开学，北大校长蔡元培也答应返校复职。全国学联选出7人组成的理事会继续进行学生运动。理事会设在上海。这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三、五四运动以后
大批青年向往十月革命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虽然表示了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使亲日卖国的安福系政权遭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整个政治局面依然为黑暗势力所笼罩，北洋军阀集团仍旧是北京反动政府的骨干，人民依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社会究竟怎么办？“中国往何处去”这一问题，也就提到了每一个爱国青年的面前。大批青年向往俄国的十月革命，认识到解决中国问题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这时，北京大学有人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小组，我在未出国之前也曾参加过一次这个小组会。后来，在北京、上海等地就陆续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起初不过是学术研究性质，但是当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时候，它便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指导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了。五四运动是以进步学生发端的群众运动，五四运动中建设中国的重要口号是“科学”与“民主”。我们是要建设科学的新中国，更要建设民主的新中国，因之科学思想的指导，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群众运动的实践，则日益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科学思想和民主思想相结合的结果，涌现出大批突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也唤醒了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五四运动一经结束，在这些具有革命觉悟的知识分子中就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留在国内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如毛泽东、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等，他们都是在国内坚持深入地研究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在他们的引导和组织下，无数爱国青年团结起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则是大批爱国的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分赴法国、德国、比利时勤工俭学，进一步寻求革命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他们当中的好多人后来又去苏联学习深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赴法勤工俭学
这里有必要着重叙述一下勤工俭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帝国主义曾在中国招募了十几万人去做战争勤务。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谓的招募“华工”。此事由当时段祺瑞政府财政部部长梁士诒的惠民公司经手，梁因此发了大财。这时在法国留学的吴玉章和蔡元培等人，深知此事，他们就创办了一个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并组织华法教育会派送学生出国留学。他们回国后，便在北京、上海等地宣传勤工俭学的主张，号召青年到法国用“半工半读”的方法求学。
十月革命以后，“劳工神圣”思想已为我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景仰。但当时不可能直接到苏联留学，东欧德、奥、捷各国无产阶级又正在进行革命，因此到靠近革命高潮地区的法国去。这种既做了工，又可求得学问的勤工俭学办法，对一班有志青年自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918年至1920年，毛泽东热心帮助人们到国外去勤工俭学。当时全国各地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有1000多人，而以湖南和四川两省青年最为踊跃。特别引起社会震动的，便是在教育界工作了一二十年的已经43岁的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和年已50多岁的蔡母（蔡和森、蔡畅的母亲），也到法国“半工半读”当“老学生”。
我是在1919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的。当时由北京华法教育会给了我一张赴法勤工俭学的四等舱船票，国史馆元史编译部送了我400元稿费离京赴法。离京前数日，天津学生会开展驱逐军阀曹锐运动，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来京请愿。北京学生会要我接待天津代表团，我从这时开始认识周恩来。我离京后，回到家乡看望老母，伴随她住了两天，即往上海乘船赴法。12月15日启程，船行一个月，1920年1月15日抵达马赛。
无妨简略地说一下这一个月的旅途生活。勤工俭学生坐的一律都是四等舱，四等舱无一定的铺位。上船之初，茶房就逐一点名，报到后，他发给每人一个洋瓷铁盘子、一个洋瓷铁碗、一副刀叉，作为吃饭的用具。叮咛大家要好自保存，丢了不补发。由于没有固定铺位，就把我们安置在船的顶篷一个角落里。同行约30人，大家组织起来，将所带的行李中油布一类东西联扎起来，以蔽风雨。哪晓得海上的狂风巨浪来势之猛，非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有时夜睡正浓，突然间一个巨浪从头上浇来，衣被尽为湿透。好在船离海防以后，一直到地中海岸，都是在热带中航行，衣被湿了，易为海风吹干。每顿饭都要等头、二、三等舱客人吃完，才呼唤四等舱客人持盘碗到厨房前小窗口来领。每人给一块面包、一瓢汤，有时给一点剩菜。我们大家苦笑着说：“这真正是‘要饭’了。”不过，想起徐特立与蔡母偌大年纪都从这种生活过来了，所以大家对此景况也就不谈了，并认为这对我们也是个很好的锻炼。
船抵马赛后，就有华法教育会的人在等候迎接，经其介绍法国的一般情况和习惯后，当天即乘火车到一个小城市梅兰Menan中学。华法教育会原想把我们留在那里学习法语，但由于此地偏僻，许多中国人又聚在一起，于学习法文法语很不方便。我在梅兰住了两天，便一个人到了巴黎。在巴黎看到了许多熟友，于是在巴黎第五区离巴黎大学不远的一条街，名叫“多利也饭店”（Hotel deToliye）里面找到了一间小房子，房租每月70法郎（合当时中国银圆6块钱）。饭店的主人告诉我，列宁流亡在法国时曾在这里住过一年多，我听了引为荣幸。我来巴黎不到两天，在蒙达尔尼（Mondargie）居住的蔡和森等知道了，遂来信约我去他们那里报告国内时事。我次日即赴蒙达尔尼，拜见了徐特立老人和蔡母，还见到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陈毅、李隆郅（立三）、熊季光、郭名忠（春涛）、李富春等30多人。我住了一晚，报告了一个月前国内的形势。在一天多的聚谈中，看到他们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那样的刻苦学习，使我这个初到法国的人深受感动和鼓舞，同时也感到国内自己人聚在一起太多了，对于学习法语会有妨碍。次日，我即转回巴黎。
那时，国内陆续来的人更多了。当年6月，赵世炎等也到了巴黎。以后，周恩来也来到法国。他们的到来不仅把在法国的学生组织起来，并且把在比国的聂荣臻、何长工、刘伯坚等，在德国的朱德、孙炳文、邢西萍（徐冰）等也都联络组织起来了。从1月到暑假我在巴黎居住，半年的时间里，很多到巴黎的人都来找我，终日人来人往，应接不暇，从而使我无法解决法文法语的学习问题。从1918年春留日学生归国到五四运动期间，我一直从事救国运动，学业荒芜已两年有余，又想到在蒙达尔尼的朋友们努力攻关的精神，促使我下决心离开巴黎，到法国南方名叫地雄Dijon的城市居住，这是我解决法文法语问题的绝好的地方。我在这里一直住到1922年冬，约两年半的时间。
资产阶级资送学生出洋
在赴欧勤工俭学学生之外，还应当提一下当时国内资产阶级资送学生出洋留学的情况：
第一，北京大学用重资派送学生赴美留学。1919年下半年，在蒋梦麟的活动下，北京大学当局接受了学生会曾经拒绝的穆藕初捐助的10多万元，经过胡适的精心策划，用这笔钱资送了5个学生留美。他们是：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汪敬熙。当时教育界人士讥之为“五大臣出洋”。从此，这些人除康白情消极无为外，其余的都为政府所罗致。其中最为明显的如段锡朋，回国以后甘心依附蒋介石。蒋介石向共产党发动第一次“围剿”时，段锡朋与程天放（五四时上海复旦代表）组织反共的“AB团”，正面与人民为敌。
第二，各省也都利用庚子赔款为基金，仿效北大选送“五大臣出洋”的办法，选派学生到欧美留学。如山东省，由于胡适的关系，选派北大的傅斯年、杨振声、何思源、徐彦之、赵太侔等人留学英美。其他各省也大都以此选派留学生。
第三，研究系的林长民、梁启超也选送了10多人分赴欧美、苏联留学，为其政治集团培植私人。我还记得赴英的有刘秉麟、陈博生，赴法的有刘文岛、毛以亨，赴德的有宗白华、魏嗣鸾（时珍）等人，赴美的有张闻天，赴苏的有瞿秋白、耿济之。
第四，最为严重的是吴稚晖和褚民谊在法国办的所谓海外中国大学（里昂中国大学）。本来里昂中国大学创办时，我国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已经很多，有的已经来法国一两年以上，大可以在其中挑选学生入学，不必在国内另招学生。即使要在国内招生，已经在法的勤工俭学生亦应同时入学。谁知吴稚晖等别有用心，竟然勾结法国军警将已经进驻里昂中国大学的100多名勤工俭学生押解到马赛，船送回国。此次押解回国的有蔡和森、陈毅等108人，其中1人中途投海而死。向警予不久也回国了。勤工俭学生回国后几乎都参加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的成为中国革命杰出的领导人。而吴稚晖在里昂中国大学培养的学生以后纷纷成了国民党政权中的骨干分子。
勤工俭学生中的光辉榜样
在勤工俭学生当中，最值得令人怀念的是周恩来。从1920年11月到1924年暑假，在将近4年的旅欧期间，周恩来为革命往来于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莫斯科之间，不仅成为一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周恩来领导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为进驻里昂中国大学，同吴稚晖、陈箓（中国驻法公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记得李和林同学为此事曾气愤地痛打了陈箓。周恩来经常在巴黎近郊的大学区、工厂区、华工区、勤工俭学生集中地的小咖啡馆里演说。他每次富有说服力的感人的演说，都传遍巴黎每个华工区与勤工俭学生集中地，争取了进步人士。记得有一次，我在里昂中国大学附近的一个中国饭馆里，就听过周恩来的讲演。还有一次在巴黎的哲人厅听过他就临城匪案（孙美瑶劫车事件）所做的讲演，十分精辟深刻。
留法勤工俭学生中主要的人物还有：蔡和森、向警予、陈毅、邓小平、赵世炎、陈乔年、王若飞、李富春等人；在德国的先后有：朱德、孙炳文、邢西萍（徐冰）等人；在比国的有：聂荣臻、何长工等人。1921年，一批革命青年经过了重重困难，到苏联学习去了。从1923年开始，在周恩来的选送下，旅欧的勤工俭学生中大批人去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这些人回国之后，绝大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最重要的骨干。他们忠诚于党的事业，有的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人则一直担任着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成为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鞠躬尽瘁，为党的事业贡献了一生；有的人至今仍然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任，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夜以继日地操劳。这些人回国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全国广大的工农群众相结合，艰苦奋斗，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对内对外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与资产阶级政客资送的“五大臣出洋”，以及里昂中国大学所教育出来的学生真是有着天壤之别。
（原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