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森
当我从茅老女儿打来的电话中得知茅老去世后，这颗科学巨星殒落的消息不禁令我心如捣。我顿时感到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变了样。多少事，涌心头，难回首。倾钱塘江之水也诉不尽我对这位忘年好友的无限思念。时光的流逝丝毫不能冲淡我失去茅老的痛苦，他那谦和的微笑、朴实的风格和勤奋的精神在我的脑际反而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我一直到现在都很难抑制思潮的激荡。谨借这篇纪念文章，献出我对茅老深深的敬重和斩不断的思念，也许这样我的心情可以平静一点。
我认识茅老30年，他长我34岁，然而年龄的差距并不影响我们思想上的沟通和诚挚的友谊。过去我经常在他家小住，有时一住就是两三个月。数不清的秉烛夜谈，给我带来了多少欢快、多少启迪、多少教益啊！茅老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祖父和父亲的熏陶，从小好学好思。茅老后来成为桥梁大师，同他的家教不是没有关系的。然而最令他下决心献身桥梁事业的还是听了孙中山先生的一席话。孙中山应邀到唐山路矿学堂讲演，说中国革命既需要武装大军，又需要建设大军，他勉励在座的青年学生要担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孙中山的这番话深深地打动着茅以升的心。在唐山路矿学堂的五年学习时间里，他年年都考第一，五年内单是他记的笔记就有200多本，字数近1000万，他毕业考试的一份卷子上，老师给他判了120分。大学毕业后的当年，茅以升就考上了官费留学美国，由于学习出众，用了不到三年半的时间，他读完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学成归国时才24岁，就被聘为唐山交大教授，成为我国当时最年轻的教授，恐怕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了。早在他留美期间，由于他显示的才华，多少美国人希望他能留下来，可茅以升心中装的是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壮志，任何金钱地位对他说来都没有诱惑力。当他一投入祖国的怀抱，便开始了他的30多年的教授生涯，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优秀工程技术人才。
1933年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应邀来到杭州商讨建造钱塘江大桥的事。作为著名桥梁专家，他比谁都更清楚钱塘江是一条险江，要在这样的险江上建造一架牢固的桥梁，谈何容易！长年来令他感到羞耻的是，中国的许多大桥都是外国人造的，他决心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他要雪耻！强烈的爱国意识促使茅以升废寝忘食，对钱塘江大桥工程进行了异常周密的设计。他知道这不仅是造物质的大桥，也是造精神的大桥，他要通过建造这样一座比外国人在中国所建的所有大桥规模都大的桥梁来激发人们振兴中华的信念。他在向我讲述造桥的故事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钱塘江大桥不仅规模大，而且在技术上有两个很大的难题：江底的流沙有40米厚，再加上难以征服的钱塘江怒潮，这是外国人在中国所建的所有大桥都没有遇到过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两个难题真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在他眼神里射出一种奇异的光芒，我理解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的流露，我想其中至少包括克服困难后的欣慰和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难道不是吗？经过两年半紧张的施工，钱塘江大桥终于于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车了，然而没过多久，战火蔓延到浙江，为了不把桥留给敌人使用，茅以升决定于1937年12月23日炸桥。当他向我讲起半个世纪前的这件往事时依然心潮汹涌，我问他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这就好比必须亲自捏死自己的儿子一般。”说罢一阵沉默。我知道，炸桥的话题又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几多回忆。我暗自地说：“茅老真是一位深明民族大义的人。”炸桥之后茅老曾写了三首古诗来寄托他的悲愤之情。其中最后一首是这样写的：“斗地风云今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我对他说，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一句，他欣慰地笑了。待到抗战胜利，特别是杭州解放后，茅老率领了一支强大的工程队投入彻底修复钱塘江大桥的工程，至1953年9月全部完工，钱塘江大桥又重新巍然屹立在祖国的南方。
长江历来被视为“天堑”，认为“不可飞渡”。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决心建造武汉长江大桥，把这个“天堑”变成“通途”。为了审定建桥方案，政务院（即国务院）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并请茅老参加，周总理对茅老十分信赖，要他多出主意。茅老非常感谢周总理的信任，为了完成交给他的这个任务，他作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贡献出了自己建桥的全部宝贵经验。在大家的通力努力下，终于使李白笔下的“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煞峭帆人”的景象成为永不复返的往事。
茅老作为一位桥梁大师，早已中外知名。然而我想说，他不仅是一位建造物质桥梁的能手，而且是建造理解的桥梁、友谊的桥梁、祖国统一的桥梁的出色的工程师。他造的桥，物质的也好，精神的也罢，出发点都只有一个：为中华之振兴而服务。
早在20世纪30年代，茅老就形成了一个观点：科学绝不只是科学家的事情，需要让广大群众懂得科学。在他看来，没有广大群众对科学的理解，也就没有国家科学水平的提高，所以他非常重视向广大群众宣传科学的道理，帮助他们懂得科学、理解科学和使用科学。为了在科学家和广大群众之间搭起理解的桥梁，他呕心沥血写了大量优秀的科普文章，沟通了同广大群众的思想交流。很多人都喜欢茅老的科普文章，因为它们不仅寓意深刻，而且流畅好读，殊不知这一切都来之不易。有的为了寻找一个更易于为读者理解的表达方式，他宁愿好几天绞尽脑汁去苦苦地思索。他宁肯苦了自己也绝不愿意苦了读者。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呢？每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一件往事很自然地涌入我的脑际。记得那是一个夏日的夜晚，我们就什么是幸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在强调了事业成功的意义后，特别又说了这样一番话：“能够被人充分理解就是一种幸福！”是的，他要让科学能够被广大群众所充分理解，这对他说来就是一种幸福，为了这个目标，难怪他不惜献出自己的精力和智慧，把科普文章写得好上加好。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把理解看得很重的，他总是为增进人们的相互理解而努力去搭桥。他写的《没有不能造的桥》热情地鼓舞人们去战胜困难，勇猛地前进，被评为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20世纪60年代《人民日报》曾经连载他的科普文章《桥话》，这篇生动活泼的文章颇受毛主席的好评，毛主席热情地赞扬他说：“你不仅是个科学家，还是个文学家哩！”
同茅老有过接触的人都可以感到在他身上有一股魅力，使人们愿意去亲近他，虽说他才华出众，身居要职，但绝没有大人物的架子。他心若清泉，待人诚恳，使你容易在他面前打开自己的心扉。他还有一个了不起的修养，当你向他倾诉什么的时候，不论他是否同意你的观点，他都不会打断你，而且你还可以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他是在全神贯注地听你讲话。难怪他赢得了那么多朋友，而他自己又是一个非常热爱朋友、关心朋友的人。他有各式各样的朋友，可以说遍布天下。他不仅同老年人交往，而且喜欢青年人，更喜欢少年儿童。他是一个善于同不同类型的人进行心灵沟通的人，正是这个素质把他同朋友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在他晚年，我不止一次劝他少参加些不必要的会议，多腾出些时间来总结一下毕生从事科学的经验，他虽然表示很同意我的看法，但只要是与青少年有关的事，他总是感到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记得很清楚，当他还住在东单西裱褙胡同的时候，一天晚上一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人来访，向他请教有关科学方面的问题，他不仅非常仔细地解答了那个青年所提出的问题，而且当场为那个青年拟就了一个必须阅读哪些著作的目录，那个青年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至于对孩子们的请求，那更是有求必应。记得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直接听过茅老讲话的孩子就达3万多人次。茅老还不止一次地亲笔给孩子们写回信，因为在他看来，“从小得到启发”是至关重要的。
茅老还是沟通海内外的友谊桥梁的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访问过14个国家，每到一处他都要结交很多朋友，他长于用令人信服的事实来宣传新中国的成就，为祖国争取了许许多多友人。钱塘江大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谁又掂量得出这座友谊桥梁所发挥的作用呢？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茅老能活那么长？他有什么养生之道？”我偶然地把这个提问告诉了茅老。他笑着说：“那是因为我的朋友多！”我完全相信他的这个说法。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交往是延年益寿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茅老作为一位炽热的爱国者，对于祖国的统一极为关注。他常说：“台湾和大陆应该携起手来，为实现祖国的四化而共同奋斗。”为了台湾的回归，他默默地做了许多工作，每逢他在国外接触到台湾同胞时，总竭尽全力宣传祖国统一的意义，他是一个在台湾有影响的人，那里有他的许多学生、老友，有的还担负着相当的职务。茅老对于如何促进台湾回归有很多设想，他在年过九十之后，还希望能亲访台湾，利用他自己的影响为架设祖国统一的桥梁做出自己的贡献。应当说，这是他造桥生涯的最后光辉。他愿意燃烧这最后的岁月，去争取祖国的统一。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自己的主旋律。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茅老生活的主旋律，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志在振兴中华”。周总理当年赴日留学前曾送给一位好友“愿相会中华腾飞世界时”的赠言，茅老生前非常喜欢这句话。他作为欧美同学会会长在为纪念该会创建70周年的讲话中特别借用了周总理这句话来与海外同学共勉。现在茅老已经离开了我们，待到中华腾飞世界时，让我们再相聚一堂共同纪念茅老吧！这篇文章总有个结尾，然而我对茅老的斩不断的思念却永远没有终结的时候。
（作者系中国当代社会研究中心主席、社会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