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儒
茅老溘然长逝，他留给人间的怀念，将是长存永在的。
我在茅老身边工作，始于1938年5月，地点是湖南湘潭陶公祠。那时因“七七事变”，我由北方回到家乡杭州；日寇在金山卫登陆，又跑到长沙。人地生疏，忐忑不安。是一个偶然机会，我被允许进入刚在湘潭复课的唐山工学院工作。从那时起，先后51年间，成为在茅老身边工作时间较久的人。因此，我对茅老的怀念与景仰，不免带有我的亲身感受和个人感情。
茅老的一生，是有所追求的一生，是奋斗不息的一生，是永不知倦的一生。他在自撰的《回忆录》篇首“征途三忆”中写道：“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为书三忆留念，忆时、忆地、忆人。”这简短的寥寥数语，可说是他心泉的流淌，但毫无迟暮低回之情，相反，他当时已是八十高龄，仍然神明不减，又继续以坚定的步伐，向前挺进了14个春秋，直到心脏停止了跳动，这应不是偶然。正是在这14个年头里，他完成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他在1987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多年的愿望，这个愿望是我一生的总结。”记得他老人家步履维艰地在身边人员的掖扶下，走进我家狭窄的小门户，对我宣告这一特大喜讯时，容光焕发，茅老年轻了。第二件大事是1986年庆祝茅老九十寿辰。在这次纪念活动中，茅老亲自听到了党和人民对他70年来全部工作的赞许与鼓舞。当晚酒会上，茅老醉了。第三件大事是1987年浙江省、杭州市和上海、杭州的铁路局为钱塘江桥通车50周年召开的座谈会。茅老和他50年前建桥时的同事们同登大桥，见到为新中国服务了38年的钱塘江桥，风景依稀，人桥俱健；他所建议的第二大桥，已在兴工。长桥隐隐，江水泱泱，一时意气风发，人间应无憾事。归途中，在镇江与家乡人民一起欢度“十一”。这是茅老最后的一次活动，回京不久，即病发住院接受医疗。因此，可以认为：茅老最后是在心理状态十分平衡、十分宁静的情况下，溘然长逝。
他的一生追求，一生奋斗，留给了世人和后人一些什么呢？
在旧社会，茅老经历了清朝末叶、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三个阶段。茅老和他的祖、父三代，都是白屋书生。按照历史的演进，这三个不同时代，反映在进步知识分子的倾向中，就是改良、革命，吸取现代科学文明。总的一个目的，都是想找到救国之道。茅老祖孙三代的经历，恰恰是三个不同时代、三个不同潮流的缩影，而茅老的不凡成就，则是“雏凤清于老凤声”。
自强、奋斗，是茅老一生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特别体现在治学方面，他自髫龄就学，便不甘居人后。从5岁直到24岁获得博士学位，真是做到“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日积月累，孜孜不倦，不仅养成了读书习惯，而且兴趣广泛，文、理、工三科，无书不读。因此，不论是谈学问、写文章，总使人感到他目光炯炯四射，思路矫健敏捷，文笔淋漓酣畅，不时跳跃着闪光的火花，表达着卓越的识见。读书如此，工作也如此，因此，在旧社会奋斗24年，由名教授、科学家而获得社会上较高的知名度，确是得之不易。这就是他的全部成功吗？当然不是，原来他在学成归国之前，在思想中曾产生了一个“三不主义”，即一不当洋奴，二不做官，三不当教书匠。他是从污浊的旧中国政治黑暗窒息中，呼吸到新大陆的新鲜空气，所见所闻，引起他的向往。他十分欣赏个人事业，羡慕美国的钢铁大王，也想当一个中国的桥梁大王。新中国成立后，他自己承认受过美国中产阶级思想影响。这一想法，在他的头脑中，确实扎得相当深，不仅体现于抗战时期惨淡经营中国桥梁公司，也反映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桥梁委员会”所做的奔走和努力。他毕生钻研桥梁、建造桥梁、培育桥梁人才等数十年一系列不懈的努力，都由此可以得到解释。可惜，当时的时代与条件，是不可能如愿以偿的。可以这样说：茅老一生所取得的成就，虽都是他“计划产品的部件”，但仍然是熠熠发光的。这是由于他每一种努力所产生的作用，总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祖国的。茅老字唐臣，意义即中国人，即一个为中国服务的中国人。当茅老九十寿辰，方毅同志在庆祝会上赞美他当中国处于贫困落后的困难时期，学成后毅然回国，说他“子不嫌母丑”。此言如出自茅老的肺腑。
茅老曾对他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经历做过高度概括的回顾，他满意学生喜欢听他的课；他欣赏建钱塘江桥时所首创的“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快捷施工法；他难忘抗战中的恢复“唐院”的艰辛。但是，谈到他的机关工作，却总结了八个字：“经纶满腹，一事无成”，认为是浪费了光阴。他回忆他夫人戴传蕙的看法：“你这人，宜于教书而不应做官，如像唐山罗建侯老师，一生只在一个学校，教一门功课，前后达50年之久，那你的成绩，一定非凡出众。”这话也许一部分是对的，因为一个人的际遇与环境条件，不可能随个人的主观愿望而转移。茅老应属于创业成功者，无愧是时代的强人，他的业绩，为人所熟知。尤其是在师友学生中，影响极深。抗战时期，他任唐山工学院院长，每当应届毕业生离校前，他都进行一次单独的恳切的谈话。由于他待人热情，平易近人，与人为善，所以能够团结更多的人一起工作。他遇事能谋善断，自有主张，持重寡言，不动声色。当南京政府撤退，他稳住他所管辖的两个机关的全部职工，坚守岗位，静候解放，并为保卫上海工业、救护革命青年，为人民立了大功。茅老一生，从不对人夸耀自己，即如我是他身边多年工作的人，也绝不谈起这些往事。所以，凡和茅老接近的人们，都对他的凝重谦和，深怀敬意。
新中国成立，党和人民给予茅老的信任与荣誉，远非旧时代所能比拟。茅老不仅在国内担任着繁重工作，当我国还未进入联合国时，多次受命以科技、文化使者身份，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朝鲜、苏联、日本、意大利、瑞士、法国、葡萄牙、英国、瑞典等国家。与日美建交后，又多次访问日美，做了大量的文化沟通工作和向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同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居留国外的知识分子提出“报国有门”的召唤，其影响是无比深远的。茅老并没有因为在国内外声望日隆沾沾自喜，而认识到旧脑筋里的东西，包括平时引以为自豪的东西，有必要用新的尺度来衡量一切。因此他认真学习，自觉进行世界观改造。1952年，他主动在《大公报》上亮开自己的思想；1958年，他在九三学社学习中“交心”，都是勇于“觉今是而昨非”的坦荡行为。他历年在九三学社学习发言中，确是带着自己的真实思想，要求内外晶澈，言行一致，乃至对日常生活，也不例外。所以，他常能保持心情舒畅，在每个岗位上，都是尽心竭力地为祖国的需要做出无私的奉献。
茅老十分珍视党和人民对他的鼓舞与信任。他欣喜在庄严的讲台上和党的报刊上有了发言权，原来在旧中国的一些主张，一些得不到发挥的意见，一时都涌上心头。他从解放思想、改革旧制度的立场出发，对教育、科研、科普各个方面，提出了不少的建议与呼吁。有些是十分大胆的，被人认为不合时宜的，尽管有时反响相当冷淡，但他并不因受到冷遇而归于沉默。在出版社为他选编教育文集时，仍选进有关论点，意在作为一家之言，也许会起作用于较远的后代。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劳动群众文化偏低，职业教育、业余学校、职工培训等问题十分重要。茅老对此，在讲台上和报刊上都提出不少可行的建议。
茅老主持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30年，是铁道科学研究的创始人。当时学习苏联，根据苏联经验，以技术改造为起点，摸索前进。在运输部门开展科学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鲜事物。铁道科研部门与各路局、工厂、工程局、设计院等单位如何在体制结构上相互配合，还需要经过一段适应的过程。茅老首先提出生产、学校、科研三位一体；要求现场人员留心科研，科研人员为运输服务。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铁科院的科研计划逐渐纳入轨道，研究成果逐渐为现场解决了问题，逐渐为现场所承认，尤其是对专业的齐全、技术力量的培养、技术骨干的培植和各级领导水平的提高，功效显著。因此，他的继承者——他的学生和战友能沿着新的起点，乘胜前进。
科普工作是茅老深感兴趣的一项活动。远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就利用钱塘江建桥的机会，在《科学画报》连续登载建桥的施工情况，图文并茂，为的是面向广大读者传播桥工常识，引起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广泛兴趣。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茅老被选为副主席。从此，“科普”、“科协”成为他的终身事业和日常工作，直到沉疴在身，还在为科普报刊题词作书。
茅老在1951年出席了“世界科协”大会。他认为科普工作是实现科学大众化的起步，是改造自然、解放生产力的头等大事。他首先提出科学属于人民，要求把科学技术知识普及到群众中去。他对科教电影极为推崇，鉴于我国人民一般文化偏低、对科学规律和自然现象缺乏系统理解的国情，他认为科教电影直观的教育方式收效最大。他还倡导大办科技报，办好科协报；通过科技报，因地制宜地把科学知识送给生产者，送给农民，送给劳动大众。他还呼吁建成全国科技馆为科技工作者创造良好的条件。
他喜欢和少年儿童见面，爱抚他们，关心他们，培养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在娃娃们的心灵中，“茅爷爷”和高士奇、孙敬修一样都是备受爱戴的人。
对青年科技工作者，他要求他们为科普写文章，为科普勤创作。40年来大量科普作家涌现，科技报刊遍地开花，科普事业欣欣向荣，这是千万科技普及工作者共同取得的丰硕果实，其中也倾注了不少茅老的心血。
茅老严肃地提出了科学道德的问题，要求科技工作者互助互学、忘我劳动，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水平，贡献自己的一切。新中国成立40年来，茅老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在自撰的《征途六十年》一文中谈到，全国科学大会通过人造地球卫星向世界广播大会盛况，介绍了到会的七位科学家，茅老是其中之一。茅老十分激动地写道：“在国际新闻中，我能如此附骥，深深感到惭愧！”他说他是“受了社会主义的鼓舞，在党的领导下，勤于工作，力争上游，曾经做出一些微薄的贡献而已”。这是茅老的质朴心声，也是茅老的崇高风范。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茅老的一生，为世人树立了榜样，高山仰止，将永远为我们所景慕和怀念。
（作者是在茅老身边工作50余年的老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