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美成
我祖父邵力子先生逝世已十多年了。正当全国人民殷切地希望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神圣祖国统一大业的时刻，不能不使我深深地缅怀一生致力于国家进步、改革，一生致力于国共合作、民族团结事业的我的祖父。
中国现代的政治历史在相当程度上集中反映为国共两党的历史，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此中贯穿着曲折迂回、交叉复杂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这些过程必然会在政治家身上有所反映。
我祖父之成为一位著名的热心于国共合作的人，此中有其历史渊源。由于无论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总理与我祖父有过数度深切的交往。我祖父在国共关系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周总理是最为了解的。
我祖父名力子，字仲辉，是同盟会的老会员，他是知识界、新闻界出身的一位政治家。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他经于右任先生介绍到陕西高等学堂任教，因宣传新文化、传播进步思想，被当时陕西反动军政当局驱逐出境。一九一二年在上海《民报》任主笔。一九一三年入南社。在二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新党章，实行了三大政策。当时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等都是以共产党员兼国民党中央执委或候补执委的著名的跨党党员。邵力子当时也是一个跨党的双重党员，但他是有同盟会员和国民党员身份在先而后兼共产党员的。他早在一九二〇年与陈独秀、陈望道、李达等人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六成员之一。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后，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现南昌路一八〇号）设立了管辖长江一带党务的执行部，任命当时已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邵力子为执行部工农部秘书，同时兼任上海《民国日报》经理和于右任先生创办的上海大学副校长。在上海大学，他除了实际领导和主持校务工作外还亲自授课，提倡新文化、新教育制度，主张男女平等并介绍世界新学说、宣传进步思想。上海大学是个进步学校。在上海大学工作和学习的有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瞿秋白同志当时在上大任教，而我的姨妈杨之华（入校时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一九二四年入党）是在上大学习期间与瞿秋白同志认识的，他们在上大期间积极进行了革命理论宣传工作和参与了上海的工人运动。当时在上大上过学的还有杨尚昆、柯庆施、阳翰笙、柯柏年、丁玲、钟复光、赵君陶等。邵力子当时在上海新闻界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士，在他主持《民国日报》并作为副刊《觉悟》主笔期间，他除自己经常撰写短论或答读者问外，还积极组织了国共两党进步人士为《觉悟》写了不少深受革命青年欢迎的文章，他还经常受邀去各地各校作讲演（如“舆论与政治”等），为当时声讨北洋军阀和反帝运动积极进行了宣传鼓动。当时因上海与革命策源地广州交通不便须经香港中转进行联系，所以《民国日报》经济几乎每天发生问题，有时到了深夜，清样都已完备，白报纸还无着落，须东借西凑然后付印。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全国掀起了伟大的反帝运动，罢工、罢课群众运动势不可挡。上海大学的学生运动非常活跃，因而经常遭受军警搜查，学生遭受逮捕迫害，每遇这种情况，他便挺身而出，日夜奔走进行营救。警方向邵力子提出种种威胁，他始终坚持真理带领上大师生同帝国主义坚决斗争。这最终导致上海法租界工部局下令驱逐邵力子出境。邵力子被迫离沪去广州后，执行部为戴季陶等反动的西山会议派篡权而向右急转，邵力子对西山会议派是一直坚决抵制的。
在广州黄埔军校期间，邵力子曾任秘书长等职务，周恩来同志曾任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是周恩来与邵力子的第一次交往与共事。
一九二六年共产国际邀请中国方面国、共两党各出一名代表参与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当时决定由谭平山代表共产党，由邵力子代表国民党。为此共产党组织（当时陈独秀主持中央）为邵力子举行了欢送出党的仪式，这是我祖父结束双重党员身份的一段故事。我希望历史学家能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周恩来总理后来和我祖父说过还是留在党外工作有利的话。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个星期天，一位客人在家中问及我祖父早期与中共的关系。谈话中看得出，他是感慨万分而又难于深谈的。我祖父逝世后我也很后悔。因我是搞自然科学的，平时埋头于书本、实验，没有能在我祖父健在时多了解一些珍贵的细节。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这一段两党共同斗争，难解难分的关系，不能不对我祖父在以后处理国共关系中的政治态度有深远的影响。综观他一生的政治实践活动，他作为国民党中的左派、“主和派”，对共产党始终是非常友好的。
在20世纪30年代，杨虎城将军任陕甘地区绥靖公署主任职务时，因西北地区灾情严重，曾由杨虎城将军向当时中央政府调请邵力子来西北先后任甘肃省和陕西省主席。当时在西北地区杨虎城将军的西北军和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邵力子又属国民党中对共产党友好的人士，这就构成了比较微妙的因素。红军长征终点地区之选择在陕北，除了陕北有刘志丹的根据地，以及西北地区有背靠苏、蒙便于出击抗日等有利条件外，对上述因素当时党中央必然会有所估计的。在西安事变中，他作为当时陕西省主席，从不深知他根底和不了解他与杨虎城将军关系的人看来，似乎他也是被冲击的对象，实际上他历来反对内战，是赞成顾全大局一致抗日对外的。顺便提及，我当时也是一个小小的当事者，事变发生后，我祖父与杨虎城将军联系，由他应允我乘飞机离开西安到南京，当时我五岁半，已略能记事。
一九四〇年抗日战争期间，我母亲杨之英带我由上海绕道香港、海防，经昆明到大后方的重庆。刚到重庆不久我祖父就出使苏联。后来知悉有此背景。原来前任国民党驻苏大使在苏时斯大林同志一直不予接见，关系搞得很僵。我祖父到任后，苏联方面知我祖父是对苏友好人士（二次大战期间他是中苏文化协会的副会长，孙科是正会长），斯大林同志予以接见，并由此疏通了苏联方面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物资援助的渠道。一九四二年底我祖父回国述职，但他没有再回莫斯科返任。其中原因有二：一是本来已有所改进的中苏关系由于蒋介石发动了极不光彩的皖南事变而又遭到损害（为此当时苏外长莫洛托夫当即抵制了中国驻苏使馆的一个招待会），我祖父实在不愿为这种反动行径、政策承担责任；另一方面，他回重庆后曾作了多次演讲，宣传苏联人民英勇进行反法西斯抗战的事迹（当时印发有《认识苏联》的小册子），此事蒋介石颇不高兴，决定由傅秉常接任驻苏大使。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时期，我祖父与周恩来同志又有较长时间的交往与合作共事关系。此时，周恩来、董必武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负责人，也是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的秘书员，而邵力子则是当时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蒋介石历来是不愿给人民以真正的民主与权利的，但国民党中与中共友好的人士与共产党之间联系的渠道仍是畅通的。在抗战期间我祖父也做了一些营救进步人士如章汉夫等同志的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殷望迎来一个国共合作的新时期，两党和平合作、治理战争创伤，建设新中国。在此期间，我祖父积极参与了《双十协定》的谈判与制定工作以及旧政治协商会议的活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公然违背政协协议，单方面召开非法的伪国民大会制定伪宪法，继之，又下了所谓“戡乱令”。我祖父对主战派的恶劣行径是痛心疾首的，他对伪国大的召开进行了坚决的抵制，退出了伪国大的选举。在解放战争期间，我祖父看到了蒋介石违背民意，最终必然要为人民所唾弃，认识到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重任已历史地转移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他在文艺刊物上以“柳暗花明又一村”为题的文章中预示和欢迎了历史转折新时期的来到。在一九四九年春他在国共和谈时期的活动是众所周知的。当时共产党基于全国人民的利益对和平是一片真诚，人民群众也是殷切希望迅速结束内战。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下，国共代表真诚相见，最终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愿望。不幸这个协定为当时掌实权的少数国民党主战派所拒绝，结果造成了三十多年大陆与台湾互相隔绝的局面。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我祖父与其他诸位和谈代表与孤家寡人蒋介石等作了最终决裂，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参与了新政协的工作，欢欣地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
解放以后，党和人民给予他重大信任，他也是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的。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与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我祖父是个热心改革的人。在他青年时期，他就主张男女平等，实行新式婚礼，废止封建礼仪等。在任甘肃、陕西省主席时，他严禁种烟、吸毒，严禁杀害耕牛。他历来积极鼓吹节制生育与控制人口。在新中国成立后是他最早而又多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浙江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过有关控制人口问题的提案。他还提出过在农村实行平地深葬的建议，周总理曾在一九七五年一次集会上提及对邵老的这一建议表示赞赏。在文字改革方面他也是个非常热心的人。此外在团结各族、各阶层人士方面，他也为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其中包括台湾回归祖国、团结少数民族、团结爱国华侨人士等方面的事项。
我祖父虽是个知名而又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但平时从不讲究衣着、饮食，生活极其俭朴。一般人都嫌萝卜味苦，他却是各种萝卜的爱好者。他经常教育子女“盘中粒粒皆辛苦”，用饭时，每个散落饭粒都要捡拾吃净。在重庆时期，他自己并无住房，而是借住在朋友康心之先生家。解放后，党和政府给予他较优厚待遇，但他每月都以工资收入中相当高的数量（约百分之四十），接济社会上生活有困难的人。但他对自己的子女则从不溺爱，而是鼓励勤俭节约，发愤学习、培养自立能力。我父亲邵志刚在我不到一岁时就不幸在流亡罗马期间遇刺身亡。这对我祖父是件非常痛心的事，因我父亲是个很有革命志向和才华的人，他曾任少共国际书记的工作。但即使如此，我祖父也没有让我在青少年时期有什么特殊化的环境。我青少年时期的生活还是相当清苦的，有时也不免对祖父母有些怨言，但现在回顾起来，清苦一点的环境对自己发愤成长、严谨地治学是有好处的。我在中学学习时一直是前三名，一九五〇年考入清华大学时名列第一，现在我已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副教授。当然这主要是党和人民的培养，但家庭方面的影响也是一个因素。我祖父平时待人是非常谦和的，他对各个阶层的来信不论社会地位高低、关系亲疏，总是极其认真地每信必复，并且把来信的信封一个个再翻转过来贴好以顶替新信封用。直到他八十六岁临终的前一天，我看到他还在书桌上糊信封。
若要说我祖父有什么弱点的话，那么他哲学思想中多少有一定成分的“中庸”。另外，由于中国的政治历史、国共两党的历史之极端错综复杂，苛求一个政治人物完全摆脱历史条件的制约那是不现实的。
我的祖父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人民历史上大转变的时代。他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各个历史阶段中的经历，表明了他始终是一个热心革命、热心进步事业的人。他对历次国共合作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这是特别值得纪念的。我们希望他的这种精神能进一步发扬，以早日实现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