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雨亭
邵力子出生于清朝末年，早年曾入私塾读书，二十一岁中举。少年时代，他是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之下度过的。一九〇五年，他转入上海读书，这是他民主主义进步思想萌芽的开始。那时，他所就读的上海震旦公学是法帝天主教会所开办的，校方强制学生信教做礼拜，专制禁锢之极是难以令学生所忍受的。邵力子对此早有不满。一九〇六年春天，他与校内一些进步学生奋起反抗，从此，便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道路，后来他转入南洋公学肄业后，便开始投身于进步的文化教育事业上。他认为，振兴民族之本，首先在于振兴民族的教育事业。当时，江浙一带大都是帝国主义教会所把持的学校，国内自己创办的学校寥寥无几，为此，邵力子心中极为不平，为发展民族的教育事业四处奔波。起初，他受于右任的介绍，赴陕西高等学堂任教。但是，在执教期间由于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而遭到陕西当局的迫害，并被驱逐出境。后来，他返回上海在复旦公学任语文教师，全力发展与教会学校抗争的复旦公学。辛亥革命前，复旦公学在吴淞的校址被驻军所占领，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邵力子偕同于右任、刘成禺去南京，为复旦公学复校请求校址，经孙中山批准，公学校址设在徐家汇李鸿章祠堂。后来，于右任又创办进步的上海大学，邵力子任该校副校长。
辛亥革命以后，伟大的社会变革给沉睡的中华民族带来一线生机。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中，邵力子不仅更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百病待医”的社会本质，坚定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进步思想，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百折不挠地不断探索改革社会的正确途径。他认识到，要使民主之风不断深入民众之心，彻底摧毁封建礼教对人民群众的束缚，唤醒广大民众觉悟，就必须大造民主革命的进步舆论。所以，他一面在学校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一面投身于新闻工作。他在报上以笔为枪，鼓吹革命，为唤醒人民大众推翻封建统治做出了很大贡献。
我是一九二三年开始与邵力子先生接触的。这年夏天，我投考复旦大学，其语文主考人便是邵力子先生。当时考场设在徐家汇李公祠内，邵先生亲自在黑板报上写题，他略加解释后一直监考到收卷为止。记得那次语文考试的题目是“说虎”，从邵先生的解释中我领会了其中的含义，虎在百兽中威力最大，然而苛政猛于虎。武松在景阳冈上能打虎并将其降服，同样，五四运动也可以打倒曹、章、陆等卖国贼，革命可以摧毁反革命。后来在江湾上大学时，我学习商科，中文为必修课。那时邵先生任中文系主任，还有叶楚伧、陈望道、刘大白等教授。邵先生讲的课是《经史百家简编》，他来上课时从来不带书本，只带几支粉笔。他对课文能背诵讲解，博古通今，阐述精辟，内容十分丰富。同学们听讲时鸦雀无声，聚精会神，经他启发式诱导，每堂课都受益匪浅。他不但教学，而且尤为注重提高学生的革命思想觉悟。在我读书的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中间，邵力子先生先后邀请陈独秀、恽代英、汪精卫（当时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后任行政院长，还未堕落为汉奸）、何香凝等来校演讲，向师生灌输新思想、新文化。复旦有学生自治会组织，我在其中担任文书，有一次，汪精卫来校讲演，宣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在台上为他作记录，然后我将他的演讲词送到《新闻报》刊登。尤其是共产党人恽代英来校演讲颇受师生欢迎，他慷慨激昂，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邵力子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引导，促使我的爱国思想不断深化和发展。
邵力子先生把办学和革新结合起来，他不仅在上海几所大学里兼职任教，而且还到处自办学堂，他在绍兴办稽山中学，在本乡办明强小学，在后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期间曾把提倡教育列为他的七项规划之一。五四运动期间他与陈独秀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在上海组成了共产主义小组；他还和叶楚伧、柳亚子等人创立“新南社”，提倡新文学。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后，上海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掀起高潮，罢课、罢市、罢工遍布全市。帝国主义租界当局认为这个运动的核心是学生，由上海大学作先导的，因此他们下令将在学生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邵力子驱逐出境。
主办《觉悟》副刊，是邵力子先生一生革命业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一生中革命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他长期在新闻界工作，成为一个著名的记者和主编。在我国民主主义时期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九一六年，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由中华革命党在上海负责人陈英士发起，邵力子与叶楚伧一起创办了《生活日报》，后改名为《民国日报》，从此，邵力子便投身于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在斗争中，他的进步思想不断上升与提高，开始了解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当时中国的舆论界的情形时说：“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其实，《民国日报》的先进主张和号召就是集中地体现在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副刊上。这个副刊，起着教育青年、唤醒民众和介绍革命理论的重大作用，一个时期内颇有影响，被誉为当时全国报纸中四大副刊之一。
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的转折关头，邵力子针对青年人的思想状况，启发和引导他们走向革命，号召青年们向旧社会的势力做斗争。他主编《觉悟》副刊期间，特别重视青年、学生的来稿，热情接待来访，每封来信都认真答复，使青年、学生都把《觉悟》副刊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副刊上辟有“通讯”一栏，许多青年来信都由邵力子署名答复，颇受青年们的欢迎。邵力子在与青年学生的交往中，注重引导他们认识黑暗社会的本质，从而唤起他们坚定革命的信心。一九二〇年，在《觉悟》副刊上曾经开展过关于吊打窃贼事件的讨论。有一篇以真事为题材的小说《捉贼》，描写了学生们吊打小偷的情景，引起了青年人的强烈反响。《觉悟》在评论此事时曾这样写道：“这个人固然是贼，但应该不应该吊打？天下的人，贼是不是算顶坏的？比他坏的，触目皆是。军阀、政客、资本家、地主，哪一个不是操戈矛的大盗？为什么大盗逍遥自在，受人的敬礼，而小贼在此地被吊起来敲打？”并又载文指出，解决贼的问题是要变革整个社会，要使人人都有生存权、劳动权和教育权。他还在《觉悟》副刊上经常与青年们讨论关于学习新文化、婚姻自由和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等方面的问题，青年们有什么苦处和知心话必投书于《觉悟》。有一个青年人在来信中曾说：“我在案头上放了几本《觉悟》，我随时想一想我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于《觉悟》精神？唯恐偶一不慎有堕落的倾向，才时时看《觉悟》，借以提高我的觉悟能力，觉悟思想，以养成完全觉悟的人格……”由此可见，当时《觉悟》副刊确实在中国青年中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邵力子先生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中也有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相通之处，所以，他经常利用《觉悟》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注意结合中国的现状研究一些实际问题，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广泛深入民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特别是五卅运动以前，《觉悟》副刊以大量版面登载一些宣传革命理论的文章，发表了许多共产党人如：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萧楚女等人的文章和讲稿，还发表了许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纪念列宁的文章。尤为可贵的是，《觉悟》曾多次登载马列主义著作的原文，如列宁的《共产主义和社会的进化》《帝国主义论》《论粮食税》；恩格斯的《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此外还登载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资本制度的解说》、考茨基的《改良与革命》等文章，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经常给《觉悟》副刊上写文章的有陈望道、潘梓年、胡愈之、刘大白、叶楚伧等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觉悟》副刊成为一些共产党人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据当时协助邵力子编辑《觉悟》的陈望道先生回忆说：“《觉悟》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批评各种反动思潮的斗争，有着广泛的影响。登载这些文章，经常受到旧租界巡捕房警方的干预，随时有被罚停刊或其他的处分。”这里，体现了邵力子民主主义革命的坚定信心和进步的思想。
一九二六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翌年考入南京审计院工作，和邵力子先生的堂弟诗周同事，院长于右任先生与邵力子在复旦也是同学，所以我们来往密切，意气相投，成为莫逆之交。那时，我经常去邵先生家中拜访，倾听他阐发救国救民的道理，他待人热情，虽然公务繁忙，但向来是殷勤接待，从无倦意。一九三〇年复旦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典礼上由李登辉授予于右任、邵力子、钱新之三位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曾历次出任地方官，尽管当时是混乱岁月，可是在他执政期间所办公务，无不体现出正义之心和救助民众的思想。起初他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后又调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他曾自拟建设发展陕西的规划。他大力提倡兴修水利，以治理陕西常年旱荒，发展农村事业，开荒造林以保持水土，兴建省内各县相连接的公路，并协助陇海铁路直通潼关。特别是面对陕西连年旱灾所造成的民不聊生的情形，他抓紧赈灾救济工作，并组织建立了农民互助合作社，使广大民众的生活有了一定的好转。他每次回京述职时，经常对我讲起中国民众的痛苦，时常阐发对国民党政府腐败统治和不顾人民死活的不满和愤慨。他认为，民众是治国之本，变革中国这个贫穷落后的社会，就要依靠人民大众，每次谈话，都使我深受教育和鼓舞。全国解放后，邵力子先生仍然没有忘记他曾经工作过的甘肃、陕西两省的人民，于一九五二年，他以全国人民代表身份去两省视察。记得那次临行前，他用明信片约我到他家吃午餐，然后我与他同乘一部汽车去车站为他送行，他笑着对我说：“你是从上海来京的，应当是我送你回沪，反而你来为我送行了。”到车站以后，我与他携手走到车厢口，陈叔通、钱昌照等人也一同前往送行。当时邵先生感慨万分的情形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一九五一年，邵力子先生还代表毛主席率队去安徽合肥视察治理淮河的具体措施和水利工程设施，张丰胄先生随同前往。邵先生到合肥向治淮大军授旗，上写着毛主席题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充分体现了他对民众的关怀和祖国建设的关注，更体现出他为国为民的基本思想和正直的品格和作风。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难当头，邵力子的爱国之心不仅溢于言表，而且全心全意地投身到救国救民的火热斗争中去。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并身体力行地去贯彻执行，他会同国民党中左派革命人士，同反动派右的势力做不懈的斗争。上海沦陷以后，复旦大学迁至重庆北碚黄桷树，我到中福煤矿公司工作已在迁到重庆北碚之后，因而在重庆时经常去拜访邵先生，倾听他对时局的见解和对抗战的论述。中福煤矿公司原设在河南焦作，采矿机器设备在国内是比较先进的。抗战爆发后，公司总经理孙越崎先生着力于开发后方的煤矿，以支持前方抗战。他冒着很大危险倡议把全部机器转移到重庆，先后办了湘潭、天府、嘉阳、石燕、威远等煤矿。记得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七日，复旦举行校庆三十五周年活动，我与邵力子等人一同前往并同席共进午餐。当时我在中福公司代理总经理孙越崎职务，校庆完毕后我邀邵先生到中福公司向职工作一次演讲，他当即欣然答应。随后，我陪他一道过江到公司，公司总经理孙越崎先生闻讯赶来，亲自表示欢迎。邵先生首先详细地阐述了开发后方煤矿对前方抗战能起到很大作用，他特别赞扬了中福公司把机器拆迁转移到后方，使之未落入敌寇之手。他说，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表扬了职工们勇挑抗战重担，又鼓励说要保持这种精神，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大家都多做贡献，抗战到底，必然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他的演讲慷慨陈词，情绪激昂，使中福职工大为振奋。
邵先生一贯拥护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长期与共产党合作，并竭尽全力贯彻执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西安事变时，他曾支持协助周恩来同志工作，为释放蒋介石，建立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出了很大力。一九四〇年，他又不顾国际问题复杂的局势，为维护抗战大局，毅然出使苏联，为争取苏联共同抗日做出了贡献。“皖南事变”发生后，邵力子立刻打电报给蒋介石，告以国际舆论的谴责，晓以利害。他曾多次参加与共产党人的谈判，为国共合作花费了不少心血。一九三七年，他和蒋介石、张冲等人在庐山同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代表进行谈判，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两党统一战线宣告成立。一九四五年，国共两党在重庆达成《双十协定》，邵先生出席了重庆政协会议，并起了重要的作用。全国解放后，他不遗余力地为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大业而不懈地工作。他毕生致力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振兴，其功绩永垂千古。
邵先生对我个人的教诲也是终生难以忘怀的。在学校时他就启发引导我走向进步，时刻在政治上关心我，勉励我为国家多做贡献，而且还对我的下辈垂问周至。一九五六年，上海全市会计师安排就业，我服从国家统一安排，愉快地放弃了私营会计师事务所，加入了上海市纺织局开办的纺织复制和手帕两公司会计人员培训机构。然后，我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邵先生，时隔不久，便得到了他从广州从化发来的一封信，信中他首先表扬了我服从国家分配，并热情勉励我今后努力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还结合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谈了自己的一些思想认识，他说：“从化这个地方原是陈济棠等军阀少数人玩乐之地，今已辟为人民大众休养之所。”他称颂解放后把私园改建为人民公园，人民大众皆得以享受，表扬了一切为公、与民共乐的精神。此次通信，使我深受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增强了我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信心。
我同邵力子先生在几十年的接触交往中，深感他对革命的始终不渝。他为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和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为爱国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发展竭尽了自己的全力，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我们怀念邵力子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为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贡献我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