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仲华
邵力子先生，原籍浙江绍兴，学名闻泰，字仲辉，行二。力子是他办《民立报》时所用的笔名，取义于《后汉书》“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之句。
先生十六岁时丧父。一九〇二年，曾按其叔莲坡之命，捐官监生后，考中过举人，但他本人反科举，轻仕途，却于一九〇五年到上海进了法国天主教会办的震旦公学求学，从而结识了在陕西遭清廷通缉，南逃来沪的三原人于右任，成为一生莫逆知交。在震旦，他俩曾带头反对学校只准学法语，不准学英语，还强制学生进教堂做礼拜等不合理的规定，带领同学进行抗议活动。后由校长马相伯率学生离校，另行自办学校开学，定名为“复旦公学”。
到一九〇七年，他与于右任等同去日本学新闻学，旋即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了宣传革命，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在一再遭到查封、迫害的过程中，先后与于右任等，在上海陆续共同创办过六份著名报纸，即《神州日报》（一九〇七年四月二日创刊）、《民呼报》（一九〇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创刊）、《民吁报》（一九〇九年十月三日创刊）、《民立报》（一九一〇年十月十一日创刊）、《生活日报》（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日创刊）、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创刊），并一直担任上海地方版的编辑职务；民国初年，还一度兼任过《民生报》的记者。其中《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这三份报纸，都是以孙中山先生为领导的同盟会上海支部的机关报，当时有“三民报”的美称；至于上海《民国日报》，则先后是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机关报。邵力子先生一贯致力于宣传孙中山先生亲自制定的革命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从事实际宣传工作，先后达十八年之久（一九〇七—一九二五），为辛亥革命和以后的反袁“二次革命”，直至反北洋军阀的斗争，不断埋头工作，做出过贡献。
邵力子先生在我国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在五四运动时期，并积极报道、宣传了我国早期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从此开辟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新纪元。当时邵力子先生一方面在我们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一方面在上海《民国日报》主持笔政，在十一月九日至十一日的报上，连续以“欧洲战电”“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俄国大政变之情形”等为标题，用要闻版重要地位，大力报道了这方面的胜利消息，还兴奋地到我们学校宣讲。
五四运动时，他又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六日《民国日报》上，及早刊出了北京学生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本社专电”，并且一清早手拿报纸，到复旦大学来，叫我临时紧急集合全校同学（当时我正任学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并上台亲自朗读当天报纸，然后慷慨激昂地作了鼓动演讲，他说：“北京学生有这样的爱国热忱，难道我们上海学生会没有吗？”他动员、组织了我们复旦同学，外出串联全上海大、中学校，响应北京，在上海也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当我们组织了“上海学联”（当时我担任上海学联总会计兼总干事和全国学联评议员），在孙中山先生直接支持下，于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在老西门公共体育场开罢郭钦光烈士追悼会，上万人的示威游行队伍首次冲进租界时，邵力子先生等，站在三茅阁桥民国日报社二楼阳台上，还使劲鼓掌欢呼，给了我们无比巨大的支持与鼓舞。当上海学生得到了全市工人以及市民的支援，开展六三罢课、罢工、罢市这声势浩大的“三罢”运动时，邵力子先生又应邀参加了我们上海学联在卡尔登（今黄河路）举行的各界人士茶话会，即席发表鼓动人心的生动讲话，反复强调，希望沪上各界人士，大力支持我们学生的爱国行动。不久，五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取得了辉煌胜利，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将卖国贼解职之后，邵力子先生又在《民国日报》创刊了名震报坛的《觉悟》副刊，担任主编长达六年之久，持续与《新青年》杂志密切配合，刊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译作、评论，不断发表介绍苏联的文章，和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李汉俊、李达、方志敏、萧楚女等共产党人的革命论文，并且积极组织报道全国各地不断兴起的工人运动。
一九二〇年初夏，邵力子先生在上海与陈独秀等一起会见了经北京李大钊介绍，由苏联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魏辛斯基夫妇，不久即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后并以中国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跨党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这一年七月，我在复旦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因父病，返故乡绍兴侍候。邵力子先生曾来信叫我去上海工作（此信我本来一直保存着，可惜十多年前抄家被毁）。到一九二一年五月下旬，我才从绍兴去上海，到打浦桥三益里五号（当时邵先生在上海《民国日报》社工作的寓所）去看望他。他对我说：“仲华，有一件重要工作想叫你去。苏俄来了一位客人，叫维辛斯基，他们想在上海办个塔斯分社，搞通讯工作，工部局里通不过，我们正在给他们帮忙。现在已经找到了房子，是秘密的。那里要一名英文翻译，你愿不愿去？”我说：“且试试看，只是我父亲在绍兴老有病，没人料理。”
于是到第二天，我记得是六月一日，那天是塔斯社上海分社成立。我同邵力子先生一同坐电车到外白渡桥下车，过桥向北走，到了礼查饭店三楼。那里有两个房间，室内光线不好，很暗，我们就在其中一间，会见了维辛斯基。邵力子先生先向他表示祝贺之意，然后替我介绍说：“这是我的学生，他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活跃分子，曾经被工部局租界巡捕房同淞沪警察厅当作是‘过激党’，说他是布尔什维克！”维辛斯基用英语向我介绍了他自己，我也用英语回答了句：“久仰！久仰！”他问我多大年龄，我答：“二十五岁。”邵先生又关照我说：“你主要是给他们把英文译成中文，译名字的时候，特别注意。”先后谈了十多分钟话，维辛斯基就拿出了一沓儿英文稿，叫我在一张桌子旁坐下翻译，然后他走到另一个房间去了，邵力子先生也走了。
于是我就坐下开始试译，译的都是新闻稿。因为室内光线不好，又不大通气，加上同室还有三位俄国友人在搞翻译时爱猛抽烟，弄得房间内烟雾沉沉。我头痛极了，快到中午时，我把译好的稿子留下说：“先生们，我已译好了！”他们点点头，我就告辞下楼回来了。
下午，我没有再去礼查饭店，径到三益里去见邵先生，我说：“我头痛极了！这件工作，还不大吃得消。”邵先生考虑了一下说：“这件工作很重要。你勿能去，你看你们复旦同学当中，谁能去？”我说：“是不是叫周述去（周字仲且，绍兴龛山人），他在学校英文比较好。”以后就由周顶替我工作去了。
邵先生生前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在由沪返绍的沪杭快车上，到嘉兴站时亲口告诉过我说，连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续开，也是会议接受了由他所提出的建议。
邵力子先生自一九二五年六月离上海去广州黄埔军校任职后，几十年内，一直致力于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和平奔走呼吁，竭尽心力。解放后，他最早提倡计划生育，还适时响应党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我也就不再多述了，这里再就邵力子先生热爱祖国文化教育事业，在他故乡和外地大力支持兴办学校的事，作以下追忆：
（一）早在辛亥年间，他在上海曾大力支持绍兴七邑旅沪同乡会，在爱尔琴路兴办“绍兴旅沪公学”。他在担任同乡会副议长的同时，被推为校董，每年集资募款，不遗余力[2]。
（二）一九一二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为复旦公学复校奔走京沪间。筹建校舍，与有力焉。直至抗战时期，仍为学校内迁复课尽力协助。
（三）一九三二年，我们在绍兴南门府学宫筹建初中、高中、普科、商科俱全的绍兴中学（到一九三三年改名稽山中学），邵力子先生在甘肃省政府主席任内，资助创办，被推为设立人会议主席。该校直至解放后，仍然得到他的全力支持。
（四）一九三三年二月，他首次返回故乡绍兴。在陶堰乡邵家溇原办有明强小学，但规模较小，校舍简陋，他慨然出资数千元，翻修平房为楼房，大大扩建了校舍。
（五）同年，陶家堰白塔头运川小学，也由他慨允出资接办，还聘请了五中毕业学生邵祥茂就任校长。
（六）一九三五年秋，他又独自出资在绍兴富盛金家岭创建棠荫小学，就近学龄儿童，可免费入学，因该校地区不便，还特设专船，接送学生上学。
（七）一九三三年他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根据当地的需要，兴办了陕西省林业学校，还支持他夫人傅学文的倡议，创办了第一所助产士学校。
（八）一九四六年春，他又支持在南京创办力学小学，负责集资兴修校舍。学校于一九四七年夏开学，由邵夫人傅学文主持校务。
此外，他自己还在辛亥革命前后，先后在吴兴南浔中学和上海竞雄女学校任教职，以后还历任过上海中国公学、复旦实验中学、复旦大学以及上海大学的领导职务。
至于我个人，从一九一三年三月一日在上海进复旦公学附中起，到一九二一年夏，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受教于邵老师长达八年之久，嗣后又继续不断受到他老人家的教诲和提携，最后也在他老人家的引导下，走向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记得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决策和号令下，解放了浙江绍兴。邵先生从北京拍来了第一个属于人民邮电的电报，电文中说：“闻吾邑解放，希尽力协助。”于是，我带着无比的喜悦和兴奋，积极主动向绍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请示联系。
今年我已八六虚度。今后我决心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遵奉邵老师的生前教诲，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