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叔通
若讲我和砚秋认识的时间的话，我还是与兰芳认识得最早，御霜（即砚秋）是经罗瘿公先生[2]介绍才认识的。我对御霜没有恭维话。我向来与砚秋讲话是没有好话的，当面总是批评他，可他说：我就喜欢听。
砚秋的一生是受压迫的一生。记得砚秋曾给张作霖演过堂会戏，张的手下人把他的戏安排在张吃午饭后，戏码也是很素净的，而把名角的戏放在张吃饭之前。谁知张欣赏砚秋的戏，饭可以摆出去吃，鸦片可以拿出来吸，等砚秋唱完了，张却要睡觉了，搞圈套的人们倒落个适得其反的结果。
砚秋挂头牌是上海到北京。余叔岩把砚秋带到上海唱倒第二。不知因为什么事情，上海军警同余捣乱，余自己偷偷买好一张火车票溜回了北京，把砚秋干搁在上海。罗瘿公先生把我找去问如何办。第一舞台建议是否要砚秋顶下去，罗公很慎重，考虑再三拿不定主意。大家主张问问砚秋本人的意见。当时，程大概是二十岁还很年轻，他却回答说：“若是问我，我就要顶下去。至于有没有把握，看卖座怎么样吧。”于是舞台挂出了牌，说明因为余叔岩大老板患病，乃叫程砚秋挂头牌。我私下问砚秋到底有无把握，他的回答还是那句老话，真个是有胆量的，结果他的演出天天上满座。所以后来我对他说，是余叔岩给了你一个好机会。
军阀张宗昌也邀砚秋演过堂会戏。一天，张约砚秋去谈话，谈完后给他现钞六万元，砚秋坚决不收，张无奈何，只得作罢。张是强盗，也是盗亦有道，他亦不得不称赞程砚秋是好男儿。这件事是没有人知道的。
砚秋到上海不去拜流氓，结果沪上小报把他骂得一塌糊涂。尽管有钱的人捧他，他也不买账。在上海给砚秋写信的不外两种人：一种是女人勾引他，对此，他一概置之不理；一种是穷困告帮的，对此，他则把来信者的地址一一记下。砚秋与我一起出门时，拿着钱就按信的地址往里弄里一钻，也不留什么回信，只是送钱帮人。这是经常的事。程砚秋对有钱的人是骄傲的，对贫寒的人是同情的。
砚秋为人正直，但是这个评价仍嫌一般，他的为人可改两个字，至少应写刚正，他吃亏在刚，好也在刚，唱里有刚。砚秋是一为刚，二为洁，即孤洁也。他确实是在下乡以后，热爱劳动生活，正像砚秋在日记里所记：“劳累终日，饱食玉米面而感香甜愉快，作了工，乐得其所。”砚秋喜欢与劳动人民接近，表示与城市士大夫处之不泰然，反之，与“乡野之辈”相处融融，真的是趣在农民不觉其苦。后来他又办了农村学校。砚秋热爱劳动人民是一根红线贯穿着的，这对他以后接近党是很有关系的。砚秋在北京围城中画梅一枝，附诗两首曰：“料得喜神将莅至，毫端先放几分春。”我回信说这两句诗很好很好，最好题在画上。所以共产党一进城，砚秋就唱了三天戏，以示庆贺。他的诗是喜欢共产党的，凡是被压迫的人对共产党都是表同情的。他不靠什么山。砚秋在解放后曾讲过：“什么宗什么派，我全不加入，要加入，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砚秋一生受压迫，对劳动人民同情和热爱，解放后对党愈加爱慕和接近，并决心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最后终于参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这是要突出描写的。
砚秋是不假声势的，他完全是靠艺术打出来的。他主张戏曲要承担改革社会的任务，《青霜剑》一戏就是讲这个。王瑶卿这位先生是真负责任，砚秋的戏每场必听，砚秋征求他的意见，常常讨论到天明，《锁麟囊》一戏是集其艺术大成的，戏的内容是有些问题，砚秋也很想改。他交出本子一年多，自己提了意见，结果是没有人给他改。过去这出戏在上海一唱，是任何人打不倒的。后来就是这出戏，不叫他演，不给他改。《锁麟囊》这出戏艺术上是很高的，内容至少是可以改好的。
砚秋对地方戏有深刻的体会，得力于此甚多。当然，电影、外国歌剧等，诸如此类，对他的艺术创造有益，但要突出地方戏对他艺术的影响。
现在的不少名角能自己演戏，但不能教别人戏，这点我本不晓得。后来听说砚秋讲课，讲得好极了，能唱的不一定能教，而他既能表演，又能教人，这是难能可贵的……
（程永江 整理于一九六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