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素瑛
我与砚秋同庚，都是生于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我俩十八岁订婚，十九岁正式结亲，那是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间的事情，也正是砚秋刚刚出师独立组班并第一次去上海演出的时候。我们两人艰难创业，一起经历了黑暗的旧社会的风风雨雨，满怀欢欣地迎接了人民的翻身解放，在共同生活的三十五年中间，互相信任，感情甚笃。他若不是因为急病过早地离开我们，他若能健康地活到现在，到今年恰是七十六周岁了。砚秋为了人民的戏曲事业奋斗一生，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刚刚过上几天好日子，正要实现其多年努力而未及完成的戏曲改革计划时，谁料到他在紧张的准备率领中国京剧团赴北欧访问的前夕，却突然倒下去了。一想到此，我心里就很难过。算起来，砚秋逝世至今已有二十二年了。他的遽然病逝，对我的精神打击是太沉重了，在刚刚举行完追悼会以后，我就一头病倒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当时，我暗自想，不如紧跟着他去了，但是转念一想，不行，我的两个儿子还远在国外，这么多孙男弟女还没有长大成人，怎能舍得丢下他们，再说，决不能让人家说程砚秋一死程家就从此完了！我要振作起精神支撑下去，不然的话怎么对得起砚秋，更对不起周总理和贺老总对砚秋的一片苦心培养，我不争别的还要争口气呐。现在，砚秋的徒弟都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了。砚秋的前辈人全不在了，他的同辈人也所剩无几。前年，我的长子回国探亲时，要求我谈谈程家的家史，把录音放给孩子听，为的是叫他们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根，落叶归根嘛！趁我身体还好，把自己知道的往事告诉后代，好让儿孙们了解前辈创业是何等不易，要保持住好的家风就更难呀！
我家本不姓程，亦非梨园世家
砚秋本不姓程，他是满族正黄旗人，在旗的是指名为姓，他最早的官名叫承麟，出师以前由恩师罗惇曧（号瘿公）先生作主把旗姓的“承”改为汉姓的“程”。他最初的艺名也不是砚秋，而是程菊侬，以后又改称程艳秋，字玉霜，最后才改为程砚秋，字御霜。这改名的经过和其中的涵义以后还要专门谈的。
砚秋的先祖也不姓承，而是姓李。听婆母讲，我家的祖籍在东北吉林长白山，今吉林省通化、临江一带。原来家藏一张文牒，是用宽达一指、长尺许的白毛头纸书写的敕令，上记巴特鲁兵远征朝鲜的事，表彰了先祖的战功。陈叔（通）老看了这张文书，连说这是好东西，嘱咐我要加意保存，可惜在扫“四旧”时把它同家谱一起烧掉了。先祖后随老太罕（摄政王）多尔衮入关，用婆母的话说就是“揪着龙尾巴来的”，他打仗战死，皇上赐以金头，葬在北京德胜门外小西天，是无头葬。这块老祖坟，也是八旗兵进关后跑马圈地时占的。过去有人考证过，说乾隆朝的相国英和是砚秋的五世祖。张次溪先生[3]在《程艳秋传》里也有“满洲煦斋相国五世孙也。父袭旗营将军职”的话，不知考证得对不对。不过，家里确实保存有一方“四代翰林之家英和之印”。砚秋的曾祖父阿昌阿，曾祖母王氏，也是官宦门第，传到他父亲荣寿仍然是世袭爵禄，住在德胜门里正黄旗界内的小翔凤胡同老祖宅，砚秋就是在这儿出生的。
我的公公荣寿（约生于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甲寅，故于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是独生子，外号“荣胖子”，与荣福、荣禄同辈，他不愿意到内廷当差，便把爵禄让给了叔伯屋的二弟荣福，自己成天价提笼架鸟养狗抓獾。公公的前妻受婆婆的气，积郁成病，死的时候还很年轻，也没有留下儿女。我的婆母托氏（约生于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甲子，故于一九四〇年二月）是续弦，娘家没亲人，只有一个妹妹，后来这个妹妹也故去了，与我婆母的娘家父母一齐埋在程家的老祖坟了。托氏婆母养了四个儿子，长子承厚（后改名程子明），二子承和（后名程佐臣），三子承海（后名程丽秋），砚秋行四，年纪最小。家里是公公当家，他总怨婆母不会过日子，婆母后来常说：“我买点针头线脑的跟你公公要钱，他老拿算盘子儿抠我，可他整天拿枪满地里打猎去，腰里掖着元宝辫子，就是不给我一个子儿。”这老夫妻俩总吵架。
砚秋出世不久，也就是怀抱刚刚会叫爸爸，公公得了个肚子痛的暴病，没有几天就死了。那时家底还挺厚，公公身后留下不少房产，砚秋的大哥和二哥在皇宫禁卫军里当差拿钱粮，日子还算可以。公公死后，我婆母也想得开了，常带着两个小儿子撒开了去南城看戏。那年月，天一擦黑，正阳门、宣武门就都关了城门，家在内北城住，去南城戏园子听戏就得在外城住店打尖吃饭馆，反正砚秋的二哥已经娶亲，有二嫂尹氏看家，婆母更放得下心。什么谭叫天啦[4]，路三宝啦[5]，汪笑侬啦[6]，那戏一听就是好几天。砚秋和他三哥看完戏回家，就爬上房顶披着衣裳学着舞台上的样儿唱呀跳呀，学这学那。除了看戏，就是跟邻居的孩子们到后海洗澡，整天游泳，连梳小辫儿的红头绳都给洗白了。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过了没有两三年，家境就越来越不济了。寡母孤儿再没有别的进项，光靠公公的世袭钱粮，二爹（按：旗人管二叔叫二爹）是掌握发放钱粮的差事，婆母成天出门去找荣福要钱粮，回家来总是两手空空，埋怨荣二爹不给钱，说他卡寡妇孤儿的嗓子眼儿。小翔风胡同的老宅院维持不下去了，就开始搬家。听婆母讲，刚从小翔风胡同迁出来的时候，还拉了十几大车的东西呢，可见那时的家境并不算太坏。先是搬到北京西郊海甸西的小营，以后前前后后又搬了七八次家，真是越穷越搬家，搬一次穷一次，等到搬到了南城天桥大市（又叫穷汉市），就完全变成了赤贫了。砚秋说过，当时住在大杂院的一间又黑又小的破瓦房里，家里能典当的东西都典当了，除了炕上的苇席和几床破被子，再没有什么财物家具了。大哥和二哥从禁卫军退役下来，成天游手好闲，根本不管家里死活，老太太只得靠自己揽些针线活计勉强拉扯着两个小儿子苦熬岁月。砚秋那时才是个不懂事的六岁孩子。
卖身学艺，童年不堪回首
同院住着一位唱花脸的，姓名记不得了，看这孤儿寡母可怜，说承麟这孩子模样俊，不如去学戏，放他一条生路，将来兴许混得出来，老太太总还有个指望。这样，托戏剧界唱花脸的先生介绍，写给了荣蝶仙为徒，七年字据，开始一年不计在内，加上帮师一年，前后共须学徒九年。荣蝶仙是陆华云先生办的长春班坐科，工刀马旦，他是王瑶卿先生的亲戚，荣的爱人是大马神庙王家的外甥女，当时住在南城魏染胡同。砚秋进了师傅门，荣也不教戏，把他当小听差使唤。荣的脾气很暴，稍不顺心就拳打脚踢。婆母去师傅家探望，知道了这情形，很不放心，再托出介绍人来跟荣蝶仙说，不给我们孩子学戏，不就把孩子耽误了，这样，才开始让砚秋学戏。开初想学武生，因为年岁大了骨头变硬了，又改学武旦和花衫。砚秋为练功受的罪就不能说了，整天脚上绑着木跷，跑街干活都得踩着，晚间上床睡觉也不准拆下来，伸腿窝腰练基本功时，有时师傅在外面受了邪气，回家拿徒弟撒气，还没等砚秋练完功把筋骨蹓跶开，就劈头盖脸一阵痛打，日子长了，他的大腿后侧就淤起许多血疙瘩。直到一九三〇年，砚秋到欧洲考察戏曲音乐的时候，才请德国的外科医生开刀治好这童年落下的毛病。后来，师傅看砚秋嗓子不错，又决定让他改学青衣，是请陈啸云先生[7]以及一位姓吴的先生（姓名忘了）给开的蒙，边学边唱边给师傅效力，唱的都是堂会戏，经常在南城浙慈馆[8]演出。砚秋的基本功学得扎实，嗓子也好，年轻时唱戏，外面有个外号，说他唱的像“陈石头”（按：指像陈德霖先生）。砚秋还在师傅门就开始变嗓。记得我父亲果湘林先生管过几次堂会，一次，回家对我母亲说：“我管了一档子堂会，不知道是谁家的男孩儿，唱的是《玉堂春》，听他嗓子还没变过来呢，可真不错，有出息！戏完后开份的时候，拿了钱高高兴兴地走了。”我父亲不识字，也不晓得他是谁，后来我们看《群强报》上的戏单，才知道父亲夸奖的那男孩子就叫程菊侬，这是砚秋最早的艺名。
恩师罗瘿公和王瑶卿先生
在砚秋变嗓的节骨眼上，荣蝶仙接了上海戏院的包银，这时砚秋要是强挣扎着演出，嗓子没完全变过来就会毁掉，今后就甭想再吃这碗戏饭了。广东顺德名士罗瘿公先生经常看堂会戏，很早就注意到了砚秋这个后起之秀，听说此事非常着急，他见义勇为打抱不平，托出人找荣蝶仙谈，愿借六七百银元为砚秋赎身，算是把他从师傅门接出来了。
诗人罗瘿公先生，为了培养砚秋真是熬尽了心血呀。他老人家在北芦草园租了所房，把砚秋的母亲、兄嫂们从天桥大市接到那里，延请中医为砚秋调治嗓子，请乔蕙兰先生[9]教昆曲，九阵风（阎岚秋先生）[10]教武工和大小五套刀枪把子，亲自给砚秋开讲诗词歌赋，教授书法，安排看戏和电影的功课表。砚秋的文化程度本就不高，只是五六岁时上过一年私塾，因为家贫又被迫辍学，他以后在文化艺术上能够获得大的成绩，主要是罗瘿公先生在这阶段给他打下了基础。在旧社会许多京剧演员吃亏在没有文化，学戏主要是口传心授，师傅怎么教徒弟就怎么唱，自己看不懂剧本唱词，更不用说分析剧本研究人物角色了。罗先生深知这是个弱点，就下力气教砚秋学习读剧本，这样，既学了文化，又熟悉了剧情。
砚秋得益于王瑶卿先生[11]的地方极多。从师傅荣蝶仙先生的线上算，他管王老夫子叫舅老爷。王先生爱才，说砚秋是块好材料，砚秋也非常敬爱瑶卿先生，爷俩很投缘。在他住在北芦草园的那阵子，他经常去的地方除戏馆、电影院之外，就是三处：一是长巷头条的广州会馆——罗瘿公先生的寓所；一是大马神庙太原王宅；再就是北芦草园梅兰芳先生的家。砚秋几乎每天“长”在大马神庙王家。瑶卿先生家里的内行外行朋友川流不息，每日都是高朋满座，王老先生又好贪晚，砚秋在一旁伺候着，直耗到客人散净，瑶卿先生吸足了烟，精神头儿上来了，才兴致勃勃地给砚秋说点戏，教几段唱腔，这已经是半夜一两点钟了，等从大马神庙回到家里常常是凌晨三点多钟。我跟砚秋结婚以后，他也总是天天到王大爷家学戏，从无间断。我和婆母就在家里边做活边等着他回来，陪着砚秋一块熬夜。砚秋十五岁那年，经罗瘿公先生介绍拜梅兰芳先生执弟子礼。
梅先生给他说了一出《醉酒》，恰巧南通伶工学校成立典礼请梅去庆贺，梅先生有事不能去，就叫砚秋代表他去演，演的就是《醉酒》。这是砚秋倒嗓以后第一次登台演唱。这样，砚秋在罗瘿公先生的悉心培育下，不到七年就提前出师了。他没出师的时候，家里一天一个急，婆母三天两头到前门外关帝庙烧香求神，盼着儿子早出师好赚钱养家，后来跟包的回来告诉说老四要出师，这才放了心。可是，这是跟人家银行借钱“赎师”，把嗓子调养好就得赶着搭班唱戏，好挣钱还亏空。他先搭的余叔岩先生的班[12]，跟余合作唱《打渔杀家》、《御碑亭》；之后又同高庆奎、朱素云一起组班[13]，最后由罗瘿公作主才独立成班。砚秋最早是在北京三庆园演出，以后在南城粮食店的中和园和华乐园演出；罗先生自己编剧本，王瑶卿先生导演，一年准有几出新戏露演，像《梨花记》、《龙马姻缘》、《琵琶缘》……十八岁那年，也就是我和砚秋订婚的一九二二年，罗瘿公先生带着砚秋第一次去上海演出，在亦舞台一炮打响了，这就为以后多次赴沪献艺打下了基础。砚秋这最初的成功，确是罗瘿公、王瑶卿先生花费几年心血培养的成就，也是许伯明[14]、袁伯夔[15]、周梅泉、樊樊山[16]、陈叔通诸位前辈好人多方爱护的结果。
程果的婚事和果余两家的家史
我和砚秋的婚事是由梅兰芳先生早故的夫人王明华女士作的大媒。说起来话可就长了，戏曲界都是套连环的关系，论起来我娘家母亲与梅家还是亲戚呢。梅大奶奶王明华是王毓楼的亲姐姐，王少楼[17]的亲姑姑，她管我母亲叫大姐，我们称呼她为舅妈。梅家老祖母的女儿，兰芳的姑母，嫁给秦稚芬先生，她与我母亲性情很相投，经济上有拮据也互相通融，我母亲叫她老姑，我们称她二姑姥姥。老人家膝下有三女一子，她的儿子秦叔忍先生，跟我们一起在大外廊营我家的私塾读书，我们都叫他小三舅。在我十五岁那年，我和大姐到前门外骡马市大街大吉巷一家私人教授机绣缝纫的班社学习，梅大奶奶和王蕙芳先生[18]的两位妹妹也去那儿，我们坐人力车去，他们坐轿车去，天天见面相处很熟。蕙芳与兰芳是表兄弟，记得蕙芳的四妹嫁给了迟家，五妹许配给黄润卿先生[19]，老妹妹是尚小云先生的续弦夫人。
砚秋经罗瘿公介绍对梅兰芳先生执弟子礼，因为都住在北芦草园（按：梅家最早住在李铁拐斜街），所以经常去梅宅。师娘动了给徒弟提亲的念头，就亲自来我家说亲，开头说的是我大姐。春初还穿夹衣的时候，借梅家老太太过生日“过串望”的机会，请我母亲带着我大姐，程家老太太领着砚秋，都到梅宅去相看。我母亲看到砚秋后回家就说他：“个头儿挺高，小眼睛，模样儿还不错”，“光看相貌不行，还得看看台上演的怎么样。”我大嫂的娘家父亲杨振廷先生，是给砚秋剧团打鼓的，一听说要看戏，马上在华乐园给订了个包厢，我父母亲全去了，看的是《宇宙锋》。我父亲看戏时说：“瞧着嗓子还没变过来呢，唱念做派还不差。”谁知以后，这门子亲事却搁下不提了。原来是梅大奶奶出主意说果家大姑娘长的没有二姑娘漂亮，又改变方针执意要提我的亲了。为了这梅大奶奶二次来说亲，我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相看了。不让瞧也没有关系，罗瘿公先生办法多，去泰方照相馆找了一张我家“全家福”的合影给砚秋，他看了很愿意。我母亲拗不过梅大奶奶，只好跟大媒讲条件，提出我家姑娘小，人挺老实，程家哥儿们多，不能一块住，让闺女受委屈，得进门就管家。梅大奶奶把话带过去，罗瘿公先生和砚秋作主，答应接出老太太搬家单过，这样，我母亲才同意放定。秋后，由梅大奶奶和荣家师娘来我家“放小定”，面交戒指、镯子，仪式很隆重。按照习俗，在我和砚秋结婚前还要“过大礼”，也是梅大奶奶和师娘带着好多抬衣服、首饰、鹅、酒、猪羊腿和干鲜果品龙凤饼食盒来我家点交妥善的。那已经是订婚一年以后的事了。当时，我们俩都刚刚满十八岁。
在我们订婚的时候，曾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插曲。我父母亲同意了这桩亲事倒不打紧，却惊动了我大嫂的娘家妈妈，她赶忙跑来劝阻我双亲说：“你们两位怎么越来越糊涂呢？程家是什么人家，他家住在天桥大市，穷得不得了啊！程家老太太每天挎着竹篮上街买煤球，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可真是一天一个现在呀。有闺女也不能许给他们，让闺女跟着去受穷！”我母亲听了很不以为然，回答说：“会给的给儿郎，不会给的给家当。小人儿又忠实又老成，人很用功，有什么给不得？ ”说得她无言答对，悻悻而去。我的双亲如此看人处世，其中是有着一段辛酸经历的。我的老父亲出身很寒苦，我母亲却出自梨园名门世家，果余两家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这就不能不谈谈两家的家世了。
我的父亲果湘林（生于一八八一年，故于一九六五年），字仲莲，原籍河北省文安霸县，是与王瑶卿先生同辈的京剧演员，工青衣，他的寿数很高，享年八十四岁。我的祖父果福隆原在霸县开糖坊，祖母是家庭主妇，膝前有二子三女，我父亲行二。文安府是九河下梢，地势很洼，不涝则旱，真是十年九不收。光绪十五年赶上大歉三年，祖父母一家穷得没法子活下去。农村邻里有人说，逃荒上京兴许有口饭吃，就全家带着一辆独轮车从老家出来了。我大爷后边推，九岁的父亲在前面拉小套，祖父母带着几位姑妈坐着这车子，一路上讨饭奔向北京城。三位姑妈在半路上都送给了别人，从此失散后再也没有见着面。剩下的几口人，总算挣扎着到了北京。但是举目无亲，还是没有活路。那年代北京城里有官办粥厂，只收女子而不收男子。我祖父把祖母托在粥厂，便带着两个儿子去谋生，先是将我大爷送到了城郊砖窑卖苦力，又不知道经过谁介绍把我九岁的父亲写给人家当徒弟学戏，自己因为上了年纪没有人管，就沿街乞讨串房檐送香火。
我父亲是在大马神庙王家学的戏，那时人称“太原王家”，是很出名的。他是跟王瑶卿、凤卿先生一起学的艺，我祖父有时去师傅家看看儿子，那时候当徒弟有“点心钱”，我父亲舍不得花，积攒起来给我祖父。有一年寒冬腊月，我祖父仅穿着一身单裤褂来了，门房伙计们看老人太可怜，有的给件旧棉衣，有的送条破棉裤，凑了点大个儿铜钱给了老人家，祖父自此一去就再无音信，冻饿而死了。一家人从此失散，实在太惨了！
父亲在师傅门受的苦处就甭提了，无亲无友的孤儿卖身学戏，其处境可想而知。他踩着三寸木跷跑街干活，成年累月地不许松绑，把一双好端端的脚都绑得变了形状，从此落下了病根，到了老年两条腿动弹不得；有钱有势的师兄弟把他锁在大木冰箱里开心玩耍，逼得我父亲服砒霜自杀，经抢救过来才没有死。后来遇到一位侠义文人拿钱给我父亲赎身出师；在十七岁上才独立搭班演出，唱青衣，很红了一时。
我父母亲订婚是经一位姓王的跟包介绍。我母亲余素霞（生于一八八〇年，故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是名须生余叔岩的亲姐姐，出身于梨园世家。
我的外祖爷余三胜，是清末著名须生，人称“老余三胜”，祖籍湖北省罗田县。外祖父余紫云[20]为著名青衣，与陈德霖先生属同辈人，又叫“小余三胜”，人品性情都很好，学识渊博，对古玩文物颇在行，谁买什么古董都要请他鉴别真假，他只要一上眼就知道是什么朝代的瓷器。我的外祖母沈氏，浙江人，说话口音很重，为人相当厉害。他二老跟前有二女四子，我的母亲余素霞居长，二姨因痨病早故，我的大舅名字已记不清，曾学过胡琴，余家二舅是精神病患者，余家只是出了一位三舅余叔岩。叔岩舅舅师鲍吉祥先生[21]，工须生，武工嗓子都很好，十三岁时就红得发紫，刻苦钻研，汲取众家所长自成一派。他的原配夫人是陈德霖先生前妻的长女（按：陈老夫子的续弦夫人是时慧宝[22]之妹，膝下二子，长子夫妇早折，遗下一子一女，二子陈少霖先生[23]是我的二舅，后与砚秋合作很默契，已病故。二舅母娘家姓朱，现仍健在），叔岩的续弦夫人是中医姚大夫的女儿。我的四舅余胜荪[24]也唱老生，后不幸患精神病，四舅母是田际云先生的妹妹；可见，余家确是三代梨园世家。
我父母亲订婚后，父亲等于是将来的养老女婿似的，住在余家，演戏挣的钱都交给我的外祖母。谁知我那外祖母把姑爷的钱写在瓢底下了，不但不给，临了还要罢婚。我母亲不同意罢婚，怪外祖母嫌贫爱富没有信义，说就是讨饭也要嫁给果湘林，娘家什么好东西不陪送也要嫁，否则即使给珍珠财宝也坚决不要。为此母女二位闹翻了脸，从此不再往来走动。我父母亲结婚的时候，什么东西也没有，连被褥都是向跟包借的，我母亲自幼读书，善书法，工女红，持家谨严，帮了父亲很大的忙。外祖父余紫云疼爱长女，总是瞒着外祖母来我家坐，每次都买好多吃食和玩具给我们。他老人家是先病故的，过了几年，外祖母也卧床不起，危急当儿很想念我母亲，心知对不起自己唯一的女儿，但又难于启口，后经亲友们调解，我母亲在与娘家断绝二十多年来往之后，才带着孩子们去外祖母家。这样，我才第一次认识了外祖母，那年我刚刚十七岁。之后，外祖母又活了几年就故去了。
砚秋与我父亲在童年的经历上很相似，所以他们两位极说得来，互相敬重。我父亲是老梨园又是广德楼的股东，在我和砚秋订婚时，我家已经从前外百顺胡同搬到大外廊营，和戏曲界许多前辈同行如谭鑫培、秦稚芬、迟子俊[25]、田际云、赵芝香[26]、姚佩秋[27]诸位先生住在一条胡同里，关系都处得很好。在砚秋最初创业的日子里，我父亲为辅助罗瘿公先生和砚秋，出了不少的力。像去奉天演堂会戏，都是跋涉千里亲自伴行，安排得颇为周到。
严师良友们
订婚以后，我从梅家听说砚秋去上海演戏了，那是他头一次赴沪献艺。回到北京，于阴历三月十一日，我们正式结婚。这时已经把家从北苫草园搬到前门外西河沿排子胡同，全是罗瘿公先生一手操持的，因为一时很难找到剧场，砚秋被迫闲在家里无戏可演，就喜欢上了打麻将牌，再加上有几个牌友怂恿，成天价赌个没完。旧社会梨园行不少好角儿，往往刚刚唱出点儿名气，就有人打你的主意，有的是为了赚你的血汗钱，有的是存心想毁了你，共同的手段是投其所好，划好了圈，变着法子让你往里跳，你爱吸烟嘛，就送你埃及香烟和古巴雪茄；你喜欢打牌嘛，就白日黑夜陪你打八圈。砚秋的三哥程丽秋随剧团去奉天唱堂会，张作霖赏了每人五十两关东大烟土，他以为这可是难得的稀罕玩意儿，当宝贝似的捧回家去，自此染上了吸食鸦片烟的嗜好，最后落个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下场，梨园界这种事儿是屡见不鲜的。
罗瘿公先生在我们结婚以后每天都要来排子胡同，看见砚秋迷上打牌，很是生气。罗公一般是上午来一会儿就走，来了就问：“你遛弯去了没有？胡铁芬[28]为什么还不来，什么时候吊嗓子？”再就是规劝他别再打牌了。下午，罗公必来教砚秋读书写大字。要不然就写信给砚秋要他禁赌。后来，经罗先生与我父亲的交涉，总算同三庆戏园签了成班出演的合同，由罗公作主，荣蝶仙先生作剧团老板，砚秋拿戏份，又开始了紧张的演戏生活。我清楚记得，当时砚秋拿的戏份有时是五元或十元，排演本戏上座好就给十五元。家里请的厨师傅每天伙食开份是十吊铜子儿，此外还管我们一家三口、两位保姆、一位黄包车夫和两位管戏装头面的跟包等八九个人的饭——每天两顿米饭。婆母当时总吵嚷说太费钱，因为要攒钱置办戏箱就得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好不容易积蓄了六百银元，砚秋一次打牌就全部输光了。罗瘿公先生听说此事，气的不得了，专门为此来我家，恰巧砚秋外出，罗公当即提笔写了一封措词严厉，善意规劝的信，要求他为了中国的戏曲事业，为了自己的前途立即痛改前非洗手不干，真个是晓以大义语重心长啊！砚秋读后极为痛悔，深感辜负恩师期望，当即下定决心，从此再不打牌。陈叔通老伯也多次写信，反对砚秋吸烟饮酒，嘱他勿忘罗瘿公的苦心培养，在戏曲上要不断进步永不退让，为此赠给砚秋一支戒烟绝酒的戒指以志念。砚秋正是在这些节骨眼上，及时地得到了严师们的教导和帮助。砚秋他本是一个性格刚正极有主见的人，只要真正听进了师友的规劝就一定照着去做决不返顾。砚秋以后常常满怀深情地谈到这点，总是说我程某人能有今日，罗师当居首功，其他诸位师友如袁伯夔、周梅泉、樊樊山、陈叔通、金仲荪等的关怀培养，也是永远不能忘记的，罗瘿公先生为培养砚秋成人，呕尽心血，他既不贪功更无求私利，最后竟因操劳过度而不幸过早地病故了。这样品格高尚又极有艺术才能的好人，在旧中国是很难得的，后代一定不要忘记罗瘿公先生在中国戏曲史上所作的大贡献。
现在要另起炉灶了
罗瘿公先生的逝世对砚秋的打击沉重极了。他遵恩师遗嘱将罗公安葬于京郊西山四平台以后，停演数月为罗公戴孝志哀。那时，社会上有人幸灾乐祸地说，罗瘿公一死，程砚秋从此就完了。原来冲着罗先生面子帮扶砚秋的有些朋友也渐渐冷淡了，这使他很伤心。他私下对我说：“现在咱们要另起炉灶了。”以前有罗瘿公先生编剧，一年准出三四本新戏，有王瑶卿先生在艺术上把关指导，砚秋的表演艺术确实是日进不已。现在，虽有受托于罗公的金悔庐（字仲荪）先生[29]亲任编剧，但是各方面状况已大不同于前了。“另起炉灶”的第一出新剧就是《碧玉簪》。砚秋曾把这出戏的本子送给王瑶卿先生看，老夫子说：“这戏只能拿到天桥去演啰！”态度比较消极。砚秋回家后很是慨叹，才说出了“另起炉灶”的话。《碧玉簪》完全是砚秋在前外排子胡同自导自演的，演出后获得观众好评。这样，同行才逐渐改变了对砚秋的看法，王大爷也说程老四行，爷两个反而比以前更亲热了。以后，凡是砚秋自编自导的新戏，必要亲自去大马神庙王瑶卿先生处请教，从剧情、人物、唱腔、身段、舞台布置各个方面一一听取王老的意见，两位一起不断琢磨研究，在共同演出中间求得提高。罗瘿公先生故后，砚秋在艺术上得益于金仲荪、王瑶卿先生之处极多。他们二位在砚秋独创流派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待专门家去研究。
人生就是演悲剧
“人生就是演悲剧。人生就是戏，不管多美满圆好的家庭，总是悲多欢少，到结局还是悲的收场。”这是砚秋二十五岁那年赴欧洲考察戏剧音乐从柏林写给我的一封信里的一段话。当时，新军阀混战正酣，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砚秋目睹这惨状乃创作了《荒山泪》这出悲剧，通过备受苦难的剧中主人公张慧珠的口喊出了“……恨只恨狗朝廷肆行苛政，众苍生尽做了这乱世之民，眼见得十室中九如悬磬，眼见得一县中半死于兵；眼见得好村庄变成灰烬，眼中人俱都是那虎口余生……”这样激愤的控诉。这不仅因为砚秋自己出身寒苦有着悲惨的童年，而且旧社会里艺术家形同娼优的卑贱地位更深深地刺激了他，使他从思想感情上更与社会下层人们相接近。可是出路在哪里？怎样才能使人民得到和平与安生？被外国人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要如何改革才能使自己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而毫无愧色呢？砚秋就是带着这些使他激动并令其困惑不安的问题踏上赴欧考察旅途的。
那时候，家里人都为砚秋的处境担心，为他的前途发愁。为什么呢？砚秋前脚刚走，紧接着报纸上就登出文章，说他这次出国的费用完全是非法的，更有的造谣说程砚秋把故宫的国宝盗卖在国外了，真是说得神乎其神，加上的罪名可大得吓人。我家婆母听到这些舆论也弄不清到底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吓坏了，赶忙找我商量说：“可不得了啦！老四惹了大祸啦！唱戏唱得好好的，偏要出什么洋，扣上盗卖国宝的罪名还了得，是灭门九族的罪哟！”我整天在家里哪里晓得社会上的事儿，就去找金仲荪先生了解。金先生对我说：“我正要写信、发电报催他快些回来，你也写一封信催催他，告诉砚秋这次出国在经济收入上损失很大，还得他回来唱戏才能补得起来……”“至于报上说什么盗卖国宝的事全是无稽之谈，根本没有此事，家中不必担忧……”听了金仲荪这一番话，我才放下了心。
砚秋此次赴欧考察确实是好事多磨，既有刚才说的“外患”，也有家庭中的“内忧”，真可以说是内忧外患里外夹攻呀。说起这“内忧”来，我不得不唠叨几句。程家是个破落的封建大家庭。社会上都知道程砚秋既孝母尤重手足，却不了解其中的内幕。砚秋兄弟四位，他排行最小，大哥和二哥年长他许多，他们赶上了世袭贵族大家庭破落前的那段旗人公子哥过的好日子，当过吃钱粮的宫廷禁卫军，养成了不事生产游手好闲等没落小贵族的坏品德和旧习性。在我公公死后，老辈留下的那点点遗产都叫他们两个长兄抖搂完了。砚秋出师后，几个哥哥的生活，从孩子念书，以至油盐酱醋茶直到手纸全由砚秋管，没有一样不管，整个包下来了，如果有哪一点不周到，就吵闹。所以砚秋常感慨地说：“守旧家庭有一种说不出的苦处。”他也就是在这内忧外患的威胁下，毅然出国并决定留在欧洲继续求学的。为了回答我们催逼他迅速返国的电信，他在信中向我讲了一番道理，说：“自出国后在巴黎数月，关于我心里想做的事，如戏界苦人的组织，养老扶幼的章程，一样也未寻着，一点成绩没有，心中甚焦急。”自到柏林后收获日丰，在胡祥麟（字天石）[30]先生的支持帮助下，得到许多盼望已久的资料，决心在当地译成中文，“将来拿回去贡献社会，为人民谋幸福。戏界苦人得到一点好处也不虚此行。虽然用了自己的钱，良心是很相安的。”他还劝导我“既做人就应尽一份心，替人类尽一份互助天职，若将养老储蓄办好，不比我们年年施棉衣、散零钱功德大得多吗？若把此事看清楚了也就高兴了。并不是我一心无挂碍安心要延长时间的，想你一定会赞同我做这一件大功德事的。处在乱世中，家庭观念要看得轻，儿女私情抛得下。人生就是演悲剧，你看娘现在不愁吃饭了，细想她老人家的地位是喜剧还是悲剧呢？我欲在外延长时间为戏界同人谋一终身吃饭道路，并不是一心无挂的！”他还嘱咐我在家要常常想到，教育儿女“是给国家、社会造就人才，不是叫他将来保守老子的产业的，不要再成我们现在的家庭样子，要从依赖成性这类毛病中走出来才好；要引导儿女生友爱心，不要偏护，常常告诉他们自立如何好，用功念书将来如何好，不然会没饭吃的，要循循善诱，教导他们准备将来服务社会，为人民谋幸福……以后不要有家庭儿女私情观念才对。人生在世是很容易过去的，国家尚如此纷乱，朝不知夕，还有什么家庭乐趣可言……”这封家书道出了砚秋在青年时代的理想和抱负。可惜的是，在旧社会又有谁能真正理解和支持他去认真实现这项进步的改革计划呢！最后他在家人和朋友催促下，无可奈何地放下自己的宏大计划兼程回国了。砚秋打欧洲回来一见面就对我说：“难道我程砚秋就是为了养活那百十口子人的剧团唱戏的吗？我……”我向他解释道：“你总认为什么人都是好人，世界上若都像你那样好心肠不就没有坏人了吗？可你明明知道人家骗你害你，却伸着脖子让人家宰，辛辛苦苦流尽血汗光为别人，自己一天福也没有享，多冤枉呐！”砚秋自己却回答说：“我就是为了这个来的！”
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
砚秋奔波在从祖国大西南北上途中的时候，我正陪着娘家父母亲在西山八大处朋友家小住。这时卢沟桥的炮声响了。我们开始还以为是平常的打靶演习，等知道是日本军队打来了，北平的城门已经关闭，便急忙连夜下山。京郊公路上哨卡林立，背着大刀的宋哲元军队在西直门脸前盘查着只有进没有出的人们。城门恰巧开着半扇，家里的人早等在城门里接应，才顺利地进了城。我们暗自庆幸自己能安全地返城，又深深地为砚秋和剧团担心。过了不几天，他们一行人总算经太原赶回了北平，可是等着他们的却是一座已经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了的城市。我们见面时也只是相对无言而已。当时，我们还住在东城什锦花园。事后听说宋哲元军队里有不少爱国的军官和士兵，不顾上司撤退的命令，在西郊白石桥奋起抵抗，砍杀了不少日本兵，自己也倒卧在沙场之上。中国军队撤干净以后，偌大的古都北平像是一座死城，商店都上着铺面板，大街上空无一人，传到每个藏在家里的人耳朵里来的只是日本占领军的整齐的皮靴声和杂乱的马蹄声，此情此景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不久，日本人找北平梨园公益会，要它出面组织京剧界唱捐献飞机的义务戏。在敌人的压力下大家都不敢不唱，砚秋就是不唱。公益会托出人来找砚秋劝说，希望他圆这个场，体谅同业的难处，他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唱就去唱我管不了。”来人表示大家很怕日本当局，以砚秋在戏曲界的地位若坚决不应，恐于北平京剧界不利了。砚秋气愤地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能让大家受连累。献机义务戏的事，我程某人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请转告日本人，甭找梨园同业的麻烦，我自己有什么罪过让他们直接找我说话就是了！”来人只好悻悻而去。事情当然不会就此了结，压迫是一个接着一个来了。
砚秋曾应上海剧院之邀去演营业戏。自沪返京在北平前门车站下车时，等他一出车厢，就凑过来几个伪警务段的便衣和警察，问：“你就是程砚秋吗？跟我们去一趟有话问你。”待他们把砚秋带到站内偏僻处的一间小屋子里时，那里早有几个敌伪特务候着，进得门来不容分说，就围拢来一阵拳打脚踢，意欲捆绑捉拿。砚秋从小武功根底很好，后又从名家高紫云先生学太极拳，见这些狗腿子真的动起武来，哪里容得他们欺负，便看准屋内有一立柱处，背柱而立左迎右击，一个人力敌七八个特务，把他们打得纷纷倒退不能近身，瞅了个空子跳出屋外，急忙闪入车站内来来往往的人流之中才得以脱身。砚秋回到家时，我见他衣冠不整，衣襟被撕扯破，满脸气恼的样子，很是奇怪。他稍稍定神后，把东车站这出全武行大打出手的事情告诉了我。我们听了都吓坏了，忙问有没有伤着哪里，他却满不在乎地说：“这些宵小之徒仗势欺人，以为人多就可以为所欲为，殊不知却碰到了我的手上。他们欺负中国人惯了，此番让我略施小技，着实教训了他们一顿，也出出胸中的闷气。”他还说：“特务不会就此罢休的，还会来找我的，我程某就是不给日伪唱戏，到底看他们把我怎么样吧！”果然，等到跟包的把戏箱从车站拉回家里时，发现许多戏箱都被敌人用刺刀捅得乱七八糟，堂鼓也给用刀挑破了。
事隔不久，伪内四区突然来电话通知，说日本“友邦”要用程砚秋的剧本《春闺梦》，让赶快准备出来一会儿来取。砚秋听了就火冒十丈，坐在内室生气。过了不大工夫，来了一个架着墨镜、穿着洋里洋气、派头十足的人，进了门就口出不逊逼着要剧本。我推托说先生不在家，剧本都锁着，钥匙被他带走了，此事我自己也作不了主。那个自称日本宪兵队的不速之客态度极为蛮横，非要马上拿走这剧本不可，惹得我也发起火来，我说：“甭说剧本不在家，就是在家也不能给你，我认识你是谁呀。不给，你又把我怎么样！”弄得那人毫无办法，气囊囊地扭头就走，边走边威胁说：“你们可要小心着点，我可不是好惹的……”我忙追出去，看见门口停着一辆崭新的轿车，里面坐着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正同那个家伙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细一看，她正是鼎鼎大名的坤角×××。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特务一定在这坤角面前夸下海口，以他的权势到程家还不是要什么得给他什么，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而去，大煞了他们的风景。
献机义务戏不唱，东车站大打出手和特务头子逼要剧本碰壁，加在一起罪名越来越大，真不知后面还有什么好戏。砚秋同我商量，他说：“几年来为了剧团同人的生活到处奔走演出，现时身在沦陷区域，眼见国破民穷，一切都是末路，旧剧更是走上穷途毫无希望，不如从此不演，乡间觅一居处靠自己种田，年年能有口窝窝头吃已是满足了。这自称‘仁者之师’的日本军队和特务的蛮横霸道，老百姓逆来顺受的处境实叫人无法忍受，我们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从此无声无息，让世人把我忘掉，最好，最好。”我很支持他的隐居务农的主张。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程砚秋实行“三闭主义”的舆论（即闭心闭目闭口），确实反映出砚秋那时的实际状况。
有吏夜捉人
陈叔通先生曾说砚秋隐居青龙桥是“身居乡野乐融融，趣在农民不觉苦”，这话是很确实的。这期间，他除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当地农民同甘苦，每日仍坚持练功，闲暇时读史学画，似乎是“其乐融融”了。其实他想了许多问题。一次，他对我说：“我在舞台上辛苦了大半生，终年在国内奔波，从没有机会安静下来想想事。现在可真正有工夫把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事从头想它一遍了，温故而知新啊！不论从民族、国家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到了从头研讨的时候了。近来读明史，明太祖始至嘉靖均怀老慈幼，免水旱各税，祀天，莫不以民为宝。可是看一看民国革命至今真可说到了最后阶段，种因得果到如此地步，少数野心家给亿万人造成了这样一个人间地狱。常见过去许多造乱者都是手拿念珠似赎罪恶，实是老虎戴素珠，假善人！民国二十、三十年来，所谓上层阶级人，莫不以私欲难满为怀，姨太太、鸦片、大房子为宝，人民焉得不穷困，国家如何了得，想起来就叫人痛心。社会人士听说我不唱戏还不太相信，我想唱到适可而止告一段落，与人回忆也极有味儿。我向不与人争论，也不请新闻界吃饭，不受他人利用，好坏自有公论。埋头多年研讨，今始大家公认，人说程某不唱可惜，我心极欣慰，不枉多年苦练习。”……我因迫害纷至沓来极伤感，又深为砚秋的安全担心，他却反而劝我不要太悲观，语重心长地说：“你和老朋友们都不可太悲观，好戏尚在后头哩，莫索里尼暂时休息，希特勒也唱得累了，休息恐怕也不远矣。所谓‘仁者师’不知作何结束，看来不会太好吧！”我说：“你倒挺乐观呀！”他深沉地笑笑说：“人心如此，历来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不是很明白的道理吗？”砚秋多次要我出城去青龙桥看看，可是我因家务缠身总抽不出空去。记得一年秋后，我们终于去了。他一见面就幽默地说：“你这城里人可真难请啊。这次来算你赶上好时候了，大秋过后新粮刚下来，叫你尝尝我亲手做的玉米面贴饼子，这是跟老乡学的手艺。你们城里人不晓得吃自己种出的粮食的乐趣。自己做饭，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吃完饭，洗碗，打扫完毕休息，真感到舒适。人真是应当每日勤劳才觉痛快，不然也不觉休息的愉快，这其中的趣味，城里住惯的人是没福气享受的呀……”事后，砚秋把岳父、我的孩子们领到后院，见地上堆满新收下的黄玉米棒子。他亲手教大家怎样脱玉米粒，高兴地说这叫让城里人体会体会田园风光，好让大家知道每天吃的粮食是如何来之不易。还兴致勃勃地说：“明天就要开镰割黍了，收了黍子给你们蒸枣豆年糕吃……”我拦住了他的高兴说：“你知道最近日伪特务总来家里查户口，打探你的下落行踪，听说正调查你的什么事。前不久，日本宪兵队又抓人，你可得小心些才是！”砚秋淡然一笑，说：“他们也来我这里了，还说程某人下乡种地叫人不信，没查问出什么，临走时还掀开笼屉看看，见是蒸的‘黄金塔’，咧着嘴说程某真的吃窝窝头吗？”他极感慨地叹口气说：“前日已读完《汉书》、《宣和遗事》，徽、钦二帝经过惨状，宫人、公主、王妃均被掳去，青衣行酒真不如平民精神快活。亡国之惨，真令人目不忍睹。私通金邦的大官吏，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现在却该轮到我们来做亡国奴了！别无选择似的非要你逆来顺受，所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降来，煎好的螃蟹拣样挑，肥瘦任便！我没做什么亏心事，不怕！一切听其自便，我就在青龙桥等着了，哪里也不去，他们爱把我怎样就怎样，国破家亡，个人安危又算得什么！让他们来吧！”听了他这话，我也不知如何是好，只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城内家里，但却总是预感到要发生些什么不幸似的。
搁下前次的话茬不久，我的二孩子永源学校刚放寒假，他出城去看望父亲。本来砚秋需用钱，想自己回城，孩子说交通不便，他骑自行车方便快捷，不必劳他父亲亲自出马。于是他就代砚秋进城取钱了。谁知就在那天的深夜，我的预感竟真的成了事实。那一天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它正是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甲申二月二十五日。当日夜半，我养的一条大洋狗突然又吼又叫扑向前院去，接着就听到两个人跑进后院的杂乱脚步声。这是厨师傅老韩和另一位工友，他们急急忙忙敲着我住屋的窗子，急促地叫道：“四奶奶可了不得啦，进来人了！”我问：“谁给开的门？”他俩说：“没有人开门，是跳墙进来的呀！”未及细说，二人就从北正房夹道狂奔到后院顺着煤堆爬上房逃走了。他们前脚跑了，后脚跟着就进来三四个人，大声吼道：“快快开门！”我正摸着黑赶忙穿衣服时，这些家伙早已等得不耐烦，抡起手枪柄就砸破了一块窗户的玻璃。我也顾不得扣衣服，更忘记了开灯，刚刚来得及把屋门栓卸下，他们就一窝蜂似地闯进了堂屋，其中一个人手拿手枪，用手电筒朝着我的脸上一照，就三步并作两步窜进了卧室，把手电到处乱晃乱照。砚秋的一幅油画像正挂在卧室墙上正面，他们一眼看到了，忙喊叫道：“就是他！就是他！”于是就动手到处乱翻，连我和我的女孩子的被子都翻查了一遍，把屋里的一切东西都抖搂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程砚秋的踪迹。他们还不甘心，有几个爬上房顶去搜查，还不时同站在院子里的人用日本话说着什么，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这帮砸明火的——当时我认为这些不速之客是明火执仗的强盗——这时才开始盘问我，厉声喝问道：“姓程的哪里去了？”我答说：“我先生早到青岛去了。”看样子他们很失望，怔了一阵子又全都出去了。不一会儿，这家伙又回来了，还跟着两个拿着白法绳的日本人。他们对我说：“你先生没在家，那么你就同我们走一趟吧！”这时我也处之泰然了，穿了袜子准备同他们走。我的女孩子见此情景害怕得哭了起来，日本人一见像是想起来什么，忙问道：“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在？”我答说：“还有两个男孩子住在西厢房。”其中一个人去把两个孩子带到我跟前。原来这两个男孩早已起来了，一时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正扒在门内向外面张望呢。特务问我的大男孩：“你爸爸在哪里？”他生气地答说：“不知道！”于是他们就抄起把水壶威胁他说：“你不说实话就灌你凉水！”这孩子很生硬地说：“灌凉水也不知道！”他们见此仍无办法，又一窝蜂似地出去了，不大会儿工夫又匆匆返回来，看样子是跟大门口的什么人商量办法去了。这次却宣布把我们娘儿四个全关在西侧厢房，派一名荷枪的伪警察看守，听候发落，然后又都走了。那个伪内四区的警察问我道：“程太太，你先生是不是得罪了人呢？你先生到哪儿去了？”我见他是中国人，又是本地面上的，态度还算好，就反问他：“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他悄悄告诉我这是日本宪兵队的，我这才知道不是砸明火的。正说话间，那伙人又返了回来，把我单独叫到饭厅。一个穿黄呢军大衣戴豆包帽的日本人，像是个小头目，操着不熟练的中国话说：“你的先生哪儿去了？你的实话的没有……”说着就要动手打我。旁边站着的那个中国人像是有点同情的样子，忙凑过来语气缓和地说：“你先生到底在哪儿，还是说了吧。”我问他们是什么人，那人说是日本宪兵队的。我又问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们呢？那日本人忙掏出证件说：“这有派司！宪兵队的派司！”我笑了笑厉声说，“是宪兵队的为什么不早说，我还以为你们是砸明火的呢。深更半夜跳墙强闯民宅，不是砸明火的强盗又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程砚秋哪儿也没有去，他就住在西郊青龙桥。你要早说你是宪兵队的何必费此周折。”这时，人们来来往往到各屋里瞎乱翻腾。有个东北口音的特务对我解释说，“你为什么这么横呢！我们也是奉命差遣呀。”我冷笑不答，只见这帮人在院子里来来去去折腾什么。这时，天色已经大亮了。最后，他们又叫我去问：“你这儿有中华乐社的无线电吗？”我说有。接着，他们把在顶楼储藏室早已搜出来的短波收音机、电唱机都拿到我面前，当场检查，发现是坏的，幸亏是坏了多年不能使用的东西，不然又不知造出什么借口呢。他们还问我有没有发报机，我脸色很坏地回答说不知道。他们把这些破机器全部拿走了，只留下一名日本便衣看着我们，此人看见满院晒的煤球，还嬉皮笑脸地对我说：“你们还摇这么多煤球呢。”
等到日伪宪兵、警察全部撤走，已是次日中午十一点了。我赶忙向青龙桥通了电话，亲自告诉砚秋家里发生的一切，并嘱咐他不要到别处去，就在青龙桥待着，否则“无私有弊”。据后来传到我耳朵里的消息，日本宪兵队深夜秘密逮捕程砚秋的事件几天之内已传遍了全北京城，很快全国都知道了。砚秋还真的在青龙桥家里坐等了几天，见再无任何动静，便自己回城里家中来了。当他了解了事件的全部经过之后，他表示要自己去日本宪兵队找他们讲理。我说：“他们抓你还抓不到，躲还躲不及呢，你还要自己送上门去，你也太老实过了头！”这样他才作罢。
后来知道，那天日本宪兵队在整个沦陷区大抓政治犯和爱国人士，抓进宪兵队部不问青红皂白先毒打一顿，然后投入牢房。不久，住在西城魏儿胡同的冯公度先生的四子去青龙桥看望砚秋，说来此专为给他道喜的，原来那晚日本宪兵队亦把其兄捕去，宪兵队划定他兄与砚秋关在同一个牢房号子里，然砚秋因隐居青龙桥，故而幸免此难。
砚秋曾记述此事件说：“……‘共存共荣’不应有此举动。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凡事调查清楚杀了完事，不应予人留有不良印象。幸昨日未入城，不然此戏不知演到何种地步。据说我从前与要人往来，并有在瑞士念书之子，有思想不良的嫌疑。此子虽十年前留学外国，瑞士至今尚保持中立国态度，若说与南方人有往来，岂止南方，可以说东南西北方的长官均晤过面，上至最高长官，下至贩夫走卒，据我眼光看法，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均是要人，亦可均是贱人。世界等于大舞台，所有一切皆是与戏剧攸关，所谓要人，亦不过是一演员而已，民国三十余年这般演员并未更换。银行界中‘请’去者甚多，把我亦列入够资格者之中，名之害人大矣。将入三月，恐噩运来临，也无法可想，所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也。”
胜利后的振奋和失望
日本军方的这次秘密逮捕虽然露了馅，可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反正罪名是可以任意造出来的。打那以后，什么警察局啊，什么治安军啦，接二连三地去青龙桥“拜访”砚秋，搞得他实在不耐其烦，只得一大清早就躲出家门，在屋里桌上放一个大瓷果盘，凡来访未见者请掷名刺于内以备考，有时他干脆带着孩子沿着红山口、黑山扈的山间小道到山后头去遛弯，最远走到冷泉和象鼻子沟一带，在当地老乡家寻个歇处，住上几天再回来。谁知这又惹出事故来了，日伪方面又放出空气说程某人在青龙桥种地一定有作用，不然郊外如此不太平他怎么敢在外住宿，更有离奇的舆论说砚秋种了好几十顷地，定是把所收的粮食接济了八路军……那年月私通八路是要全家问斩的。砚秋回城对我讲，年终算账六十多亩地共收粮食六十袋，刚够地内工人开支，他和范师傅在青龙桥所需粮食全得从集市上买，至于供给城内家用更谈不到。他苦笑着说：“社会上说我种地接济八路，实是可笑，辛辛苦苦一年连接济范兰亭夫妇都不够，真惭愧。名大过实太可怕，老子说‘逃名’，我想‘逃名’而不可能。”这沦陷八年的亡国奴生活是太压抑了，实在令人无法忍受，砚秋常对我言及他总想大哭一场，可是又哭不出，真不知几时才能痛快地哭出来。所以当我们听到日本侵略军战败投降的消息时，那振奋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砚秋高兴地对我说，“九月八九日，本是令中国人在街头默祷的两天，现在一变而成日本向中国降伏的纪念日了，极痛快！我的许多老朋友都要从南方回来了，八年离乱险些见不到面，不知再会面时又作何感想？”他曾代表国剧公会在广播电台上发表庆祝抗战胜利的讲演，多少把他在这八年中受的迫害和积压在胸中的怒气吐了一吐。我和孩子们都听了他的广播，其中有一句话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九月十八日虽说收复东北，这是表面而已，至今北平市尚未接收清楚，何况东北之远在边陲，奉告青年爱国志士，应有直捣黄龙心不止的意志，达此目的，那时才算是真胜利！”他确实兴奋了一阵子。自此遂结束了他的“三闭主义”，并决定开始出山演戏，公开宣布从此要实行“开眼、开口、开心”的所谓“三开主义”。可是，在砚秋登台演出的一年半中间，他亲眼看到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胡作非为，官僚政治的腐败，内战造成人民的颠沛流离和经济的紊乱，亲身经历了兑换金圆券、银元券政策所强加给人民的损失和破产，这使他从最初的振奋又陷入了深深的失望。虽然他一心要为国为民出些力，做些好事，像为东北人还乡唱义务戏，赈济桂省灾民，为宋庆龄先生主办的儿童福利基金会筹款，但那终归是杯水车薪，仅尽了点个人的心意而已。失望苦闷之余，他再次返回京郊青龙桥乡居，务农读书。可是多灾多难的祖国到底如何才能好起来，受尽压榨终日不得温饱的老百姓怎样才能得到解救，他也感到茫然了。但是，他不甘于无所作为，却总思虑着为青龙桥附近的贫苦农民做些什么有益的事。
短命的农村中学
砚秋自幼贫苦，六岁上只读了半年私塾就被迫卖身学艺，深知没有文化的苦，也极了解旧剧班社教育方法的弊害，所以热心于办学事业，总想为国家多培养些有用之才。一九四三年，中华高级戏曲专科学校的被迫解散，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为此，他难过了好多日子。他在青龙桥隐居务农的时候，见当地只有一个农村完小，附近几十里的农家孩子都赶到这里来上学，完小结业后因无中学可上只得各自回家务农为生，埋没了许多有才能的农家子弟。约在一九四四年，他就想筹办一所农村中学，为了选择办校地点还颇费了一番脑筋呢，最后看中了地处颐和园和玉泉山之间的伽南孤儿院。在商得孤儿院院长聂先生的同意后，谈妥租用十年的合同，并将孤儿院迁到颐和园西墙外新址，即着手筹备办校。当时，砚秋同我商量此事，我说你是办学的外行，不如捐一笔钱给教育界，这比你亲自操持不更好吗？他执意不肯，非要自己办，还说唱义务戏筹款也要办。我只得由他去办，不再拦他的兴头。
这中学校址原是一座残破的大庙，叫功德寺，砚秋自掏腰包修缮校舍，定制桌椅，聘请老朋友张体道、杜颖陶诸先生任教员，指拨老管家范兰亭去那儿看门做饭。他考虑到山后冷泉走读生路途远的辛苦，又在董四墓买下一座占地十八亩的金家花园专作学生宿舍用，规定农家子弟入学一律不收学费，还免费发给书本笔墨，挂牌是功德中学，一切齐备立即登报招生。
谁知从北京城里却来了一拨子流氓学生，三青团员，入学以后成天打架斗殴，欺负女同学，吓得当地的农民子弟学生不敢露面，把个农村中学搞得乌烟瘴气；那些教员也是三天两头要求调整工资（那时法币贬值，工资都是论多少袋面粉）。这座本意是为农民子弟谋福利积功德的中学校反而变成了一个无底深坑，只见没完没了地向这位好心的董事长伸手要钱，没见办出什么真正对贫苦农民子弟有益的事情来。
砚秋为此吃尽了苦头，学校越办越办不下去了。一次，他到天津去，见到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就把这热心公益办农村教育的前前后后对张公讲了一遍。张校长劝砚秋说，“你可不是搞这行的，不知道社会上专有一批所谓吃教育饭的人，你现在又不演戏，只出不进，一个人养活这一大批人，日子长了非把你这位董事长吃垮不可，还是赶快收摊为妙。”砚秋听后恍然大悟，决定把这出好戏收场。他不办学校，也正合当局的心愿，国民党教育局马上就来接收，说把桌椅板凳教具暂“借”给他们用，最后，他们一个子儿没花，全由砚秋白送了“礼”。功德中学也改名为颐和中学，砚秋急于甩包袱，乐得交账也就算了；收摊后还剩下许多袋面粉，全都拉到青龙桥分给了贫寒的农家。董四墓金家花园因再无学生住宿遂改名为程家花园。他间或在青龙桥、间或在董四墓隐居到北京和平解放前夕。那时他的情绪是很低沉的，对周围的一切均感到失望。
料得喜神将莅至
北京围城前，青龙桥很混乱，到处是散兵游勇敲诈勒索老百姓。傅作义将军的军队在撤至北京途中，有的惊慌地连车带人翻跌到桥下去，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许多好心的朋友劝砚秋进城避一避，怕在这兵荒马乱中要发生什么意料不到的事。他倒是处之泰然，磨磨蹭蹭，颇有“回首都门是畏途”之慨。因为城里住宅的前院也被国民党军队强占了，满街满巷都是身穿灰黄色军装的丘八，家里则是几个军官带着老婆孩子养着几只山羊，搞得一塌糊涂。当砚秋回城后没有过一二天，北京的城门就已全部关闭了。董四墓程家花园只留下范老夫妇看守。郊区时时隐隐约约地传来解放军的大炮声。正是在这围城期间，砚秋为陈叔通先生画梅一幅，拟题“料得喜神将莅至，毫端先放几分春”商于陈老。这多少反映了他当时的思绪，表达了他对即将来临的社会大变革的预感和对旧社会的憎恶，但是这“喜神”会是什么一副样子呢？是否像历来官方宣传的“青面獠牙”呢？还是吉相呢？我们也说不清楚。
不久，住在我家前院的傅作义部军官全都调走了，听说是召集当官的训话，只留下女眷。后来又听说和平谈判了，西直门城门开了一扇。砚秋不放心董四墓，主要是担心放在那儿的剧本是不是受了损失，就让徒弟王吟秋和二孩子永源赶快出城去看看究竟。那时，解放军还没有入城，燕京大学一带尚是两军对垒的“真空地区”，他们总算顺利到达了董四墓村，一打听才知道住上解放军首长了，赶忙到屋里看时，一切什物家具、文房四宝、书籍剧本全部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许多人在旁边屋子里开会，见他们来了，有一位首长过来问来人是谁，就说：“你们回城时问候程先生好！”以后才知道那位首长就是叶帅。他们把剧本拿了回来，把前前后后所见的情形说了一遍，砚秋听后连声说好！好！
没过几天，大军就开始进城了，满街满巷坐着头戴大毛皮帽的解放军战士，高声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正在此时，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带着几位军人就登门来看望砚秋。那天，砚秋恰巧出门洗澡去了，徒弟王吟秋也不认识来的客人是谁，还以为是来“号房子”的，就把他们送走了。当砚秋从外面回来听了吟秋的详细报告，看了恩来同志亲笔便笺之后，深受感动。沉吟了半天才说：“我见过多少国民党的大官员，我看不起他们。像解放军这位大首长如此礼贤下士，少见少见啊，可惜没能亲自会会。”他决定要亲身出城走走，亲眼看看董四墓程家花园住的客人是怎样的。他去到董四墓后，也没见到叶帅和中央总部的同志，就在那里住了几天。每天都见解放军同志打扫院落卫生，还做饭给他吃，砚秋同战士们很快就搞熟了。他还给解放军提了一条意见，说你们怎么还用国民党的保甲长呢？部队的同志说暂时还得用用。砚秋从城外回来对我说：“共产党不错！董四墓那儿的什么东西也没有动。我去了还管我饭吃，接待得满热情。最后我还提了一条建议，不要他们用旧保甲长。”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好奇心也来了，就同他商量一起再去城外看看。我俩这次把钟世章、李世济都带了去，才知道首长、电台都搬进了城里，只见到办公室里住着的戴镜元同志。戴见到我就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管家，他笑笑说：“噢！您做贤妻良母啊！”砚秋和徒弟们、琴师住在东院，每天练功吊嗓子，解放军战士都高高兴兴地走拢来站在屋外听他唱，一听都说：“哎哟！唱得可真好哇！”有几位战士趁砚秋他们休息时，就推出代表来见他，说要求程先生给大家清唱清唱。砚秋一听马上同意，于是战士们就忙了起来，很快地就在中院空地上搭起了一座野台子，战士们排好队整齐地坐在台前，也有坐马扎儿的，把一大片空地都坐满了。砚秋带头开演，世济和我的女儿也分别唱了几段，得到战士们的热烈掌声。砚秋对这次别开生面的演出很满意也很得意。唱完了，许多战士把他们围在中间，你一言我一语地扯起了家常话，记得有的战士说：“程先生，花园里这么多空地让它荒着多可惜，果木树是不少，要是再种上粮食可就更好了。”砚秋高兴地说：“你这主意很对，很对！看你们可都是种庄稼的把式啊……”砚秋第一次给解放军战士演出和他同战士亲密相处谈笑风生的情景，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国民党多年宣传的共产党、八路军是什么“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赤发青面”等骗人的瞎话，在我脑子里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北平古城迎来的决不是什么“恶煞”，而是真正的救人民于水火的喜神。
布拉格和平的春天
一九四九年北京和平解放后，砚秋的心情一直是非常振奋的，喜事接二连三，在周恩来同志来家看望以后不久，他又接到出席巴黎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的邀请书，这都是党和政府给他的很大荣誉，也唤起他对一段往事的回忆。记得在他出发前的一天晚上，我俩坐在沙发上啜茗闲话，言及此次出国，他十分感慨地谈道：“十七年前，我曾赴欧洲考察音乐戏曲，同时也向世界呼吁和平。郎之万先生就是在北平看了《荒山泪》（《祈祷和平》）这出悲剧才同我相识的，我们一见如故。之后郎博士又与我一道经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莫斯科同赴巴黎。我在法、德、瑞士各国考察期间得到他的热情帮助，并经他的介绍结识了欧洲文化界的许多朋友。身处那样一个进步环境，当时已决心进入德国柏林音乐院深造几年，学习了科学的方法再来从事祖国戏剧的整理研究和改革事业，结果一切皆未能如愿，入宝山而空手归，成为终生的憾事。至于和平的呼吁，换来的却是连年的内战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心中的悲愤是可想而知了。那时亲眼看到偌大中国的子孙在国外受到的歧视，极为愤愤不平，特别见到以‘世界’命名的学校没有一名黄皮肤的中国学生，实在不像话，所以才有送大孩子出国自费留学的举动，这也算是我欧洲之行的收获之一吧。事隔十七年旧地重游，不知那儿将是怎样一种情景；故友相逢各自又将作何感想呢？”大概从当年三月至五月初，砚秋随代表团走访了捷克和苏联，据他说拥护和平大会由于政治局势的关系是巴黎与布拉格同时开会，互相用无线电转播，彼此听得都很真切。最后还是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但是重访巴黎的愿望却未能实现。他从国外归来后，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此行印象深刻，收获很多，一路上非常愉快！”我说：“看你这兴高采烈的样子就可以知道了。”他抱歉地回答说：“不过得等我把归国后的事情告一段落，闲下来再同你细谈此行的观感。”过了一段时间，当我问到砚秋这次有没有在国外见到分别十五年的大儿子时，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高兴地说：“我先从莫斯科给永光发去一信，到捷克又打了个电报。当晚，他就有电话来，说要立即开汽车赶来布拉格。没有过两天，永光就来了。我说你倒来的真快，说来驾车子就来了，倒很方便。他说欧洲没有什么国界限制，也不要办护照，来去很方便、自由。十五年未见，他变成个瘦高个子了，也没有学什么外国的坏习气，我对他很满意。永光给洪深、丁玲、徐悲鸿先生和我口译大会发言，帮了许多忙，总算没有白花心血培养，很不错。这次经历的事许多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在满洲里苏中两国的边境线上，苏联海关不仅免检、请我们吃咖啡和招待晚餐，苏方文化界人士还专程赶到赤塔欢迎大家，一路上礼节极隆重周到，真是一出国门即待若上宾，这是中国人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事。进入捷克，许多位农村妇女行献面包和盐的大礼，又是献花又是奏乐；在布拉格民众广场举行的两三万人的欢迎大会上，弄得我们手足无措，传来上海解放的消息，全场欢呼鼓掌达好几分钟。授予郭沫若先生的博士学位亦是极庄严隆重的。外国人对中国人如此真挚热情也是从前没有见过的。所以中国人可真的是扬眉吐气了！”
“另一收获，我在代表团里找到不少位老师：邓初民先生给我讲过自然科学与世界形势；翦伯赞先生讲过历史……还向戴爱莲学秧歌舞，最有趣的是在布拉格大剧院，各国代表自备节目表演，中国准备唱秧歌剧，由钱三强先生任合唱指挥，参加的有我、曹禺和戈宝权等同志，仅仅准备了五分钟就上台去唱，结果得彩声不少。我有生以来还没有如此大胆，这在戏班里叫‘钻锅’，这回也管不了那许多了。”听他这一番有趣的介绍，我不禁开心地笑起来了。
被《白毛女》感动了
“你们这些艺术家们居然还能演唱秧歌剧么！ ”我怀疑地问道，“那是骗外国人不懂行吧？”
“噢，我们演唱得很认真呢，看来外国朋友是懂得的，掌声满热烈呀，”砚秋一本正经地说。“不过欺负外国人不懂中国唱的事儿倒是有的，那是在莫斯科西蒙诺夫请的茶会上，主人要求即席唱点什么，盛情难却，只好同田汉合唱一段《打渔杀家》，没有伴奏只是干嚎而已，唱完自己也觉得好笑。”
他若有所思地继续谈到一九三二年赴欧考察途经莫斯科时，郎之万先生建议他多停留些日子以深入了解赤色首都的戏剧舞蹈和音乐，由于郎先生急于返法，御霜亦不得不放下已开始的计划，随之而去。这次，从布拉格返国途中，在莫斯科集中四天时间参观了舞蹈、话剧学校，所获甚丰，多少弥补了那次的不足，所以感到很满意。
“我们一路上对艺术问题颇多探讨，因为是新认识，主要听别位的高见多些。我问曹禺先生，中国戏曲有否存在价值，他说太有存在价值了。不过初见面他就说旧戏有办法，我看可能想象得容易了些。悲鸿说德国、法国、俄国、英国的戏他都看过，唯独三麻子的《单刀会》给他留有一种永久不能忘掉的深刻印象。悲鸿是老朋友了，彼此很了解，我也就谈了些自己的意见。与洪深先生谈起新歌剧问题，我觉得《赤叶河》较之《白毛女》要好，他评说两出均是秧歌剧，他看是没有什么了不得。可是演员的表演能使得解放军的连、排长们都哭得不得了。他不知道，实在连我全家看《白毛女》时也都哭了。中国戏完全唱的是人，演老杨哥的唱做均好，他的声音极感人，假如声腔不好绝不会叫人下泪的。”
砚秋以后曾多次向我提起新歌剧《白毛女》，又托朋友买到《白毛女》和《赤叶河》的剧本，反复地读了多遍，深为喜儿和大春的命运所激动。一次，他对我说：“《白毛女》是一出好戏。我喜欢演悲剧，如果把《白毛女》改编成京剧，是很适合我的。”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他的这一愿望，《白毛女》没有排成，他却改编排演了《祝英台抗婚》。砚秋有志于旧剧改革久矣，解放区新歌剧的介绍，给他很大的启发。继欧洲戏曲音乐考察之后，他又参观了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俄国芭蕾舞学校——那里保留着古典舞剧，也设有专门编写新内容的民族舞剧的部门，虽分新旧，但入手学习时还是用旧的传统方法打基础，其严格的科学训练和在本民族艺术传统基础上从事新内容的舞剧改革的成绩，给了他很深的印象，这些都促使他反复思考如何更好地改革中国的旧剧。有一次，他突然同我谈起改戏的问题，看来这确是他长时间来耿耿于怀的老问题，他说：“二十年前，我演《金锁记》的时候，就注意了净化舞台的事，取消了饮场，把音乐场面放进侧幕，使场上没有闲杂人员等，并把下雪改为民众代窦娥申冤。那时我们办的戏曲研究所就是做改戏工作的，戏曲专科学校也借鉴欧洲办学的办法去掉不少旧科班的陋习，努力采用一些科学的管理方法和训练方法。这些经验对于今天的戏曲改革多少还是有些用处的。但是，要把改戏的工作做好，还必须真正下工夫去调查学习中国的地方戏曲，这是前人没有来得及做而要由我们这辈人去完成的，否则京戏还要走向末路的。我想目前国家还没有经济力量去做这事，只得用自己旅行演出的办法赚钱来支持这桩事业。我决意试一试。”
解放以后，砚秋很少待在家里，大部分时间是花在旅途之中。他又懒于写家信，许多事情都是在事后才听他谈及的。
四大名旦的一张便装合影
过去报刊上常见到的四大名旦合影，是摄于二十年代的《四五花洞》剧照和一张有齐如山先生参加的“三缺一”便装合影（缺荀慧生先生）。一九四九年底，从陕西西安来了一位赵先生，据说是个做生意的戏迷，同北京戏剧界有些联系，此次是专门来邀角儿的。他与梅、尚、程、荀四位先后会面，并提议四大名旦相聚一堂合影留念，四位均欣然表示同意。这样在王府井中国照相馆摄下了这张有纪念意义的便装合影照片。赵某的本意是想约四大名旦中的一位赴西安演出，因为其中三位各自忙于早已约定的事情，这次西北之行的担子就落在砚秋的肩上。加之砚秋早有西北戏曲调查的酝酿，趁此旅行演出的机会亦可为更大规模的调查作些准备，于是他就同意率秋声社去西安了。这是他解放以后第一次率团外出，同行的有著名里子老生张春彦、高维廉（小生）、卢邦彦（须生后起之秀，为砚秋行头总管卢奎茂之子）、孙甫亭（老旦）、林秋雯（二旦）、李丹林（旦角）、苏连汉（架子花脸）、贾松龄（文武丑）、慈少泉（砚秋老搭档名丑慈瑞泉之子）、李四广（丑角）、李盛芳（彩旦）、白登云（鼓师）、钟世章（胡琴）、夏奎连（二胡）、高文诚（弦子）、吴玉文（月琴）、刘全海（大锣）和陈文荣（小锣），阵容是挺齐整的，大家的心气也很高。
“大西北欢迎我！”
砚秋等一行人马从北京起程时，是十一月初，由于陇海线正在抢修恢复，所以他们有时坐火车有时又不得不改乘敞篷汽车，经郑州、洛阳越潼关奔赴古都西安。这样走走停停在路上就花费了整整十天的光景，等服装道具陆续运齐，已经是十一月底了。
当时西安刚刚解放，贺龙将军正挥师向大西北挺进，只有习仲勋同志暂住西安。西北文艺界的同志举行大会热情欢迎砚秋的到来，他为认识这么多的朋友而感到分外高兴。他不止一次地念叨，西北的同志纯朴、直爽、热情，富于侠义气，所以很对他的脾气禀性，一见如故，他说张季纯、马健翎、苏一平等同志与他的艺术见解很一致，都很支持他远去西北从事戏曲音乐的调查，认为这是一桩有益于人民的大事业。记得健翎同志以后每次来北京都先到家里来看砚秋，两人彻谈终日，不舍分手，他们总要一起去北京的西安菜馆吃羊肉泡馍，健翎还把秦腔剧团的后起之秀李应真介绍给砚秋做干女儿，谁知这个聪颖绝顶在艺术上大有希望的好孩子却因患急症而夭折了，健翎同志后来也遭到沉重打击过早地离开人世，砚秋为此很难过了些日子。当然，这些都是以后发生的意外事情。
砚秋此次西安之行虽然时间较短，但回京时他却神情清爽，兴致勃勃，显得格外健谈，一改过去郁郁少欢沉默寡言的性格。我问他此行印象如何，他沉吟了片刻说：‘我也爱上了大西北，大西北欢迎我！”他把此行称为“求学之行”，并笑着说：“我是下马伊始就在西安各文艺团体欢迎会上宣布了‘入学计划’，结果大家一致表示接受，大概认为我这个学生还算够格罢。我讲京剧一向以国剧自居，时间久了就越发觉得自己似乎了不得了，看不到或者根本不愿意看到各种地方戏曲中都有好多京剧所没有的和达不到的独特长处。实际上，近几十年来，京剧一直是向没落的路上走着，前途是很危险的。不少剧界先辈都深深感受到这衰颓，并尽己之所能去探索京剧的革新，我作为后辈亦于一九二八年的时候，联合同道朋友组织了中国戏曲音乐院的团体，其中分了好几个部分，一是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建校的目的，是想用新的方法来造就新的人才，使学生一方面有较高水平的表演技巧，一方面能具有现代的思想，以便承担起京剧的改革工作；二是戏曲研究所，其任务是对中国的传统戏曲作各方面的详密分析研究，试编试演新剧目。一九三二年又陆续成立了博物馆、图书馆，搜集各种戏曲音乐的图书和陈列品，供研究家参考，承各方友好支持，得物品、书刊两万多种，已稍具规模。一九三七年又在北京购得一块地基，计划建筑一座近代化剧场，眼见可以作出一点成绩了，但是‘七七事变’使我们惨淡经营十年的工作中断了，十年心血，毁于一旦，实在叫人痛心之极。八年沦陷的黑暗岁月尽管漫长，但是我改进京剧的志愿，终不舍得抛掉。日寇投降后，实指望可以恢复以前的计划，可是环境日非，使人无从着手。一直等到解放，一口多年的闷气，才得从胸口里呼了出来。今年春天，我被派去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在苏联参观了许多戏剧机构，加上过去到欧洲考察几个国家的戏剧情形，愈加感到人家组织的完善，工作的努力，尤其是对于民族旧有艺术是那样的悉心保存整理，对于演员的生活，都有相当的福利机构来管理。总之他们做了惊人的工作，确实值得我们钦佩和效法。因此，我想到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艺术，为什么不去重视呢？对比人家看看自己，旧中国对于民族艺术就是这样轻视、摧残，使祖国的戏剧事业远不及世界各国，以至于至今连一两个建筑完备的国家剧院、国立戏剧博物馆、图书馆都没有，关于演员生活福利的保障就更谈不到了。我们中国人并不比世界任何国家的人傻和笨呀！所以从国外回来之后，我便计划到各地参观学习地方特有的戏剧，并且和各地方剧人密切联合，把我们民族戏曲的研究和改进工作立即做起来。西北是中国戏曲发源地，历史之悠久，成绩之伟大，远在东南之上，从长远看西北对于中国的将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地区。西安是西北重镇，我很希望它能有一两座标准的剧场，戏剧博物馆、图书馆也应该建设起来。我表示如果西北方面愿意马上开始筹备，我当然尽力来帮忙，追随诸君之后，为建设大西北而努把力。习仲勋同志对我的想法很赞赏，西北文艺界同行也都很热情地支持，表示只要从繁忙的事务中腾出手来，就可以着手筹措了。我现在要好好计划一下，多做些准备，也要开始考虑下一步西北考察的实际步骤。”
砚秋的这一席话说得我目瞪口呆，我忙问道：“看你这劲头儿，是不是将来要把家搬到西安去呢？”他爽朗地笑了，说：“看你这杞人忧天的样子，现在刚刚开始迈步，就顾虑重重起来，真是故土难离呀！将来看情形倒有可能搬到那儿去，现在还不必考虑。”这话碴就搁下不提了，过了一年之后，当砚秋在西北旅行考察回来旧事重提时，那时他已决然要把家搬到西安去，这当然是后话了。
从青岛到帕米尔
砚秋从西安回来以后，就思虑着第二次去大西北的事儿。为了这可费了不少脑筋，熬了许多夜，首先是经费开支，他琢磨着当时一切都在初创，国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可多着呐，怎么好向上面伸手呢。一天，他同我商量这件事，说他想出个既不向政府要钱又能去西北的好办法，那就是组织旅行剧团。他常半开玩笑地说，演员的银行是开在自己身上的，为了办事业多出几身汗、多唱几场义务戏是值得的，过去办中华戏校和农村中学是这样，办戏曲研究所和博物馆、图书馆也是这样，解放了更应该这样。我听了很表示赞同，并补充道：“这种好办法还有个长处，就是经费靠自己筹措，花起来绝不会大手大脚的。”
一九五〇年这一整年里，砚秋大部分时间是在外面过的。打四月底开始整装出发，第一站就是青岛，到了六月底，剧团却先从徐州回了北京，这我才知道他们除了没去烟台，几乎把山东省全都走遍了。剧团的人说这次演出可真有点怪哩，往常演出跑的是大码头，这次却专奔小地方，什么博山啦，潍县啦，周村啦，跟唱野台子戏差不多了，又赶上大热天连阴雨，没法子再演了，才叫大家从徐州回的北京。还说砚秋和杜颖陶、胡天石、李丹林三位跟剧团分手后就往西安去了。砚秋有个怪脾气，只要一出外就懒得写家信，除了要钱或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才偶尔来那么一封短信，所以他到了哪一站我也不清楚，只是影影绰绰地知道他们直奔正西去了，大概走的是唐僧上西天取经的那条路吧。一直等到十一月底，北京的西北风刮得正凶的时候，他们才回到家里，算了算前前后后去了整整七个多月。我对砚秋说：“这次你可真的是被发出去了！”语气里多少有些责备的意思，他却一边收拾着行李，一边兴冲冲地说道：“这叫作‘从青岛到帕米尔’，横贯中国大陆的破天荒旅行调查，时间七个月，跨越六个省区，行程三万里，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后来从他的谈吐中我才知道，他们在西北党政军各级领导的支持帮助下，访遍了陕、甘和新疆南部地区，直到疏勒、阿克苏一带，又转道青海。砚秋每提起各处的地方戏就称赞不已，说每一个地方剧种都有京剧赶不上的独到之处，而人家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演出条件都很困难，可是埋头艰苦创业，保持传统，传授艺徒，在极困难的环境中打开了局面，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实在叫人钦佩。他每次谈起各地著名的老艺人的绝技时就眉飞色舞起来，像青岛梁前光的胶东大鼓，董长河的柳茂腔，济南邓九如的洋琴，王莲峰的潍县大鼓，汉中二簧名角张庆宏，豫剧的常香玉，西安的樊粹庭，蒲剧的阎逢春，新疆的康巴尔汗和南疆喀什的老乐师哈西木等，真像如数家珍一般。
“我最喜欢军人”
听砚秋谈大西北旅行的观感是很有趣的，特别是西北部队的各级领导同志给他的印象尤其深刻。他说刚到西安时，就置身于热烈真挚的友情之中，不管是演员和各级干部，见着面不知先说什么好，你问东我问西，没有虚礼客套，没有等级职位区别，就像阔别多年的一家人那样，叫人心里暖和得很。在参加完欢迎大会后，砚秋正要回到自己的住处去，有位同志来说：“程先生，还有人来看您……”正说话间走进房门，见一位忠厚长者正在房内等候着，原来是王维舟副司令员。王老在握手招呼以后笑着说：“昨天看了您的演出极感满意，确实是好。贺老总没有在西安，特意嘱咐我代表他本人向程先生表示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慰问。老总很快就返回西安，二位还可以深谈呢。”王老邀请砚秋游览西安内外的古迹名胜，砚秋怕妨碍王老的工作，一再婉谢，王老说：“不妨事，您难得到此地，我们别处先不看，唯有王宝钏的寒窑和塑像是一定要去看的。程先生在表现王宝钏形象上是有很深修养的，您的《武家坡》一剧我是闻名已久的了。”说完二人相视大笑。次日，王老和军区剧团陪着程剧团的同志们一同去游览西安郊区的武家坡遗址，并在王宝钏窑洞庙前与砚秋及剧团同人们合影留念。过了没有两天，在一个晴朗的下午，砚秋正在屋里写日记（他住的是一所很古老的宅院的南屋，直对着街门，所以在屋里一抬头就能看到外面）。从门外大步流星地走进一位客人，砚秋一眼没看清楚，这位客人已经迈步进了屋，兴奋地叫了一声“程先生！”见来客身披风衣，神态非凡，朝着他疾步走来，热情拉手，并自我介绍说“我是贺龙”！砚秋看着贺老总笑着言道：“贺将军，您好！您军务繁忙，为什么还这么客气要亲自来此呢。”两位手拉手地就座，真是一见如故，说笑不停。老总关切地问：“在生活上有哪些问题不要客气，一定要告诉我的呀！此地刚刚解放，情况还比较复杂，要多加注意才是啊！我过两天再来看您。”贺老总临走出屋门时，又到东西厢房看了看，见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才边叮嘱着边离去。砚秋风趣地对我讲：“不管什么事都要自己亲眼看看才行，不要听信传言。没有见到贺龙将军之前，我想这位久经沙场的大将一定是一位大花脸的角色，不料会面时却是一位靠背武生的样儿，真是有趣。贺老是那么诚恳热情，和蔼可亲，完全是长者风度。”“在新疆西北分局住时，听说王震将军要来，初以为他一定是位雄赳赳的人物，谁知一见面，却是一位谈吐直爽的白面书生。我在旧社会会过各式各样的人物，上至达官贵胄下至平民百姓；在新社会认识这些名闻中外的将军，都是那么诚恳直率，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我们一见面就对脾气，说得到一块去。文艺界却有那么一些人我管他们叫‘耍黑枪’的，面前一套背转身去又搞一套，我最不喜欢这号人，我最喜欢军人！”“我要是不学唱戏，一定也会当武人的。”
宝刀赠烈士
砚秋说着随即从衣箱里拿出一个用绿丝绦系着的杏红缎的长形包裹，“让你看一件珍贵的玩意儿，”他边解边说道。褪去红缎套子，赫然呈现在眼前的却是一柄泥金红底色鞘、带有华丽镏金饰件的日本战刀。我被这意外的物件弄呆了，忙好奇地问道：“这刀是你打哪儿买来的？买这玩意儿干什么？”他哈哈大笑起来，说：“这可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东西呀！这是日本将官的指挥刀，是贺龙将军打了大胜仗的战利品。贺老总把它珍藏多年，它是老总赫赫战功的历史证明。在西安时贺老总临去西南之前专来找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川解放了，我要转到西南地区去，几时请你到西南作一次旅行，我准备欢迎你，我就先行一步了。今天带来一件礼物作为我们西北相聚的纪念罢，说着叫左右呈上这把宝刀赠我。我推谢再三，说这是老总心爱之物我如何收得，贺老总笑说，‘宝刀赠烈士，红粉送佳人’，砚秋你当然受得喽，收下吧！贺龙将军人家是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的英雄，这样看得起我程某人……在与贺老总分手之后，我想了四句题词，并以魏体字书之，快！让雷师傅把刀拿去刻上题词以志纪念。”这柄刻有：“新国肇造，西北壮遨，贺龙将军，慨赠宝刀。”题词的战刀，是贺龙同志与砚秋真挚友谊的最可珍贵的纪念品之一。
“看，我像你的小兵吗？”
砚秋在西北考察结束后即返回北京作短暂休整，同时积极筹备赴大西南地区的旅行演出和戏曲调查，准备时间只用了一个半月，可见他工作之紧张和热情之高了。他们连在家过春节都没有来得及——按戏班旧例，春节时期是不外出的，封箱以后到旧历正月初一、二、三才出演几场以示庆贺。这次则一反惯例——首先转道上海，然后溯长江上汉口，那已经是一九五〇年二月的事情了。他在重庆高兴地拜访了贺龙将军和王维舟副司令，两位老总热情支持砚秋去贵州和云南考察戏曲。当时西南地区刚刚解放，一些地方还不很太平，贺老总对砚秋的安全很不放心，就派了一个排的战士形影不离地保护他。砚秋一说到这里就得意非常，他说一路上同战士们搞得很热火，相处几个月很有感情，不少战士在分手时差不多都成了戏曲爱好者了。他幽默地说：“我给贺老总办了一个戏迷速成班！”他的另一件得意之作是，应昆明市照相馆的约请，化装留影。他化装仿照贺龙将军的模样，抹了黑色短胡须，身披军大氅，头戴嵌有红五星帽徽的军帽，照了一张有趣的照片。他把这张照片题上‘贺龙将军，看，我像你的小兵吗？”的题词从昆明寄到重庆。等他从西南边陲回到重庆又一次见到贺龙将军的时候，老总对这张照片很是夸奖了一番，说他化装得很像。砚秋对我讲，这次在重庆与贺龙将军谈了许多往事，真是越谈越对脾气，越互相了解，以至在分手时彼此都恋恋不舍了。
为人民而歌是最大的幸福
“我在汉口给军区帮了一个大忙，最后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办了一桩好事，心里是很痛快的。”砚秋从西南旅行考察回到北京，首先就高兴地对我谈起这件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他们从重庆再次回到武汉，应文艺界要求演出一场营业戏，票子已预先售完。谁知当天却发生了意外的事，在开演前的一个小时，从朝鲜前线归国的志愿军伤病员已把剧院坐满，要看程砚秋演戏。文化部门、军区的负责人出面做工作，劝战士们起座离去，结果碰壁而返。这时已经购票的观众陆续到来，等候在剧院门口，却进不去，一方面不出来，一方面又进不去，形成很棘手的僵持局面。劝解的工夫越大，开演的时间就越近，双方的矛盾就越尖锐，急得军区领导火冒三丈，跳上戏台指着池座说：“你们中间一定有‘反革命’，故意捣乱破坏演出……”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双方闹得愈加不可开交，甚至要大打出手了。砚秋这时已经化好装，听前台吵吵嚷嚷好不热闹，就隔着台帘往外看个究竟，见事态要不可收拾，就毅然撩起台帘走了出去。伤病员见演员出台了，马上就安静下来。砚秋向战士们致意以后，就开言说道：“诸位同志！大家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光荣负伤，理应组织专场慰问演出，酬谢‘最可爱的人’。同志要求听我程某人唱，是看得起我，我从心里感谢大家的这种信任和盛情。无奈今天的戏票早已售出，观众已经等在戏园外面，如此僵持下去，岂不大煞风景，这也怪我们事先考虑不周到，明天专门请同志们来，还演这出戏，一定作专场慰问演出，今天就请大家多多包涵，让出座位请购票观众入园如何？”砚秋这一席话当即得到战士们的热情支持，伤病员们马上秩序井然地退出剧场，《王宝钏》一戏按时开演。军区领导擦了一把汗，赞扬他说得好做得对。他回答说：“都怪我事先没有想到这点，战士们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不给他们演戏还给谁演呢！”第二天白天场，他又专为伤病员演了《王宝钏》，战士们很欢迎，用不断的热烈鼓掌表示满意。事后，武汉军区设宴款待他，再次致谢。他说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大家何必如此客气呢。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砚秋率剧团在东北各地演出。他在哈尔滨知道贺龙将军将带领慰问团访问在朝鲜的志愿军指战员，当即给贺老总和文化部发电，要求随团前去。从东北赶回北京报到后没过几天就又上路去了。从朝鲜前线回来，听他匆匆谈到此行的观感，他说，有的名角要戏份太高实在不像话，有的仍然像在内地那样抢头牌摆排场，砚秋说：“这些矛盾还得我出面去排解，反正我只带了三个人，也没有衣箱，更没有那么多累赘，别的人不愿意去的地方我就去。我一直走到最前沿的坑道去表演，看到那些赤胆忠心的战士怎么不叫你感动，什么劳累啦、苦啦全忘得一干二净了。还是那句老话：我就喜欢军人，跟他们在一块心里总是高兴的。”没过多久，砚秋又率剧团到江、浙、福建前线作慰问演出。临行前他曾对我谈起京剧剧目的改革问题，他说：“这次到朝鲜虽然受到战士们的欢迎，那是因为我们是祖国来的亲人，甭管演什么戏都是热烈鼓掌。可是作为京剧演员老给人民演旧戏，心里终不是滋味，你总不能老拿《三击掌》、《骂殿》给他们吧。不行，还是要多排新内容的京剧才行。”
《英台抗婚》——最后的一首歌
说到排演新内容的京戏，砚秋在一九四九年时就想把秧歌剧《白毛女》改编成京剧，后来因为长年奔波在西北、西南和东北各地，总不能静下来集中精力搞，事情就拖了下来。记得西北访问回来后，他几次同马健翎同志研究，计划把马写的《鱼腹山》秦腔戏本改排成京剧。接着又是去西南旅行考察，看了川剧《祝英台与梁山伯》和《望江亭》，很中意，回京后就嘱咐人去买《梁祝》的剧本，晚上没事就独自仔细地读起来，常常读到深夜还不肯罢手。一九五二年，砚秋经过一年多的准备，才把剧团同人请到家里，具体商量排演《英台抗婚》新戏的问题。那时只见他忙得不亦乐乎，从打提纲、改剧本、写唱词、设计声腔、编排身段直到服装道具的制作，全是由他一手操持，说戏完了进入响排就更紧张了，等到正式演出，一算计时间，从改编到排演、演出，不多不少整整花了四十个日日夜夜。《英台抗婚》是砚秋一生中最后的一批戏剧创作之一，也是他在戏剧改革事业上一次勇敢的实践。可惜的是，过早的逝世，使他没有能够完成构思已久的《白毛女》、《鱼腹山》的改编工作，不然……又有谁想得到《英台抗婚》一剧竟成了砚秋的绝唱呢？
平生最激动的事
紧张的忘我的工作给人带来了愉快，朋友们的支持鼓励使人感到幸福，但是这中间也常伴随着一种莫名的惆怅和忧伤——这思绪大半根源于对自己的不满足。砚秋不止一次谈到，孩子们进步都很大，“我们年事日高，心有余而力不足，让他们代替我去多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也就等于是我做的了。”可是他很快地就责备起自己的这种“不要强”，表示还要努一把子力，和青年人比赛比赛，看谁进步得快。他也常常谈到“曲高和寡”，有时还无限感慨地自言自语道：“学我这一派是很难的，我的徒弟们具备了这个条件，缺少那个条件，都不够理想。说到整理总结表演艺术的经验，我是小辈儿，我上面的许多老一辈儿演员都还没有做，年轻有为的急着要做，排到我这里还早哩，别人都不着急，我自己着急又有何用！唉！其实我会的这些玩意儿也没有什么……”他有时郁郁不乐地闷坐在那里，不停地狂吸着雪茄。
一九五六年冬，砚秋随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返国途中正巧与敬爱的周总理同乘一列火车。总理是在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议后取道莫斯科回国的。他回到家里就兴奋地对我说：“这次出国我个人有两桩喜事，一是在列宁格勒见到了三儿子，还专门和他的同学们联欢了一次。与青年人在一起自己也变得年轻了，我对他们说我不服老，还准备同他们竞赛竞赛。”“第二件喜事恐怕你就猜不到了。”他压抑着内心的激动慢条斯理地说，“总理在火车上找我谈话了！总理问我怎么不入党啊？我说我缺点太多不够资格。旧社会养成的个人奋斗，疾恶如仇，容易得罪人，加上生活散漫，总理鼓励我说，缺点是可以克服的嘛，总理还说了好多，他对我程某人是太了解了，连我自己没有想到的细小进步，他都注意到了。我说没有介绍人呐，总理当即表示愿意作我的介绍人。我要好好努力才对得起总理对我的爱护和信任呀。在北京站下车的时候，贺老总来接代表团，周总理把火车上谈的事情告诉了他，贺老总高兴地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砚秋，入党要两个人介绍，我愿意作你的第二个介绍人。’这真是我平生最激动的事啊！”
一九五七年秋的一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室给家里来电话说：“邓大姐请你和爱人一起来吃螃蟹。”砚秋答话说请办公室和门卫打好招呼，他马上就去中南海。正在砚秋换衣服的这会儿工夫，敬爱的总理却亲自来家接我们来了。到了中南海，邓大姐、贺老总夫妇都已早在那里了，大家见面特别亲热。入座以后端上来几盘大螃蟹，贺老总先斟满两杯酒，笑嘻嘻地递给砚秋一杯，相视举杯，暗含的意思是祝他成功。席间总理向砚秋打听戏剧界一些名角的近况，还谈了一些别的事情，就忙着催邓大姐说：“今晚天桥剧场有戏，你们几位先走吧，我们还有些事谈谈，晚一些来。”说着起身即同贺老总和砚秋一起走到旁边的屋子去了。那天看完戏，回到家里，时间已经很晚了。砚秋和我坐在堂屋，回味这值得纪念的一天，谁也不想回屋去睡。我问他两位老总单独跟他谈了些什么，他说：“谈的是关于参加党的问题，我说我现在还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总理问我自己觉得怎样？我说觉得比以前有进步了。两位老总笑了，并说你自己说自己进步不行，得别人说你进步才行呢。”此后不久，敬爱的总理和贺龙同志分别给砚秋写了信，正式同意介绍他加入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现在，这两封信和砚秋的回信都珍藏在革命博物馆内。
人寿比花多几日
“一年一度看繁英，游人结队盈春城，突遇恶风尽摧折，搔首问天天无情。原来世事尽如此，何必为花鸣不平？人寿比花多几日，输他还有卖花声。”这是砚秋于一九三六年书赠陈叔通先生诗二首中的一首，道出他对旧社会恶势力摧残人才的悲愤不平，慨叹人生的短促。然而唯一聊可自慰的是，艺术家的天才创造绝非如落花逐流水般地消逝，却能永久传颂于民间。这诗今日读来仍使人倍觉辛酸。我总觉得，砚秋的一生，就像在重岩叠嶂重压下从乱石缝隙里挣扎生长出来的一株秋菊，从幼芽萌生时候起即在烈日酷暑和风霜严寒中苦斗着，历尽诸般劫难之后，终于迎来了沐雨和风，虽然得到园丁悉心的培植，但终因精力穷竭而早凋了。砚秋的晚年疾病缠身，经常为心脏病、糖尿病和气管炎所困扰，但是他总是不屈服于疾病，仍然全力地投身工作。当时我劝他要节劳保重，他总是淡然一笑，说：“我这算什么，贺老总为革命苦战半生，浑身落下十几种病，他根本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成年价在全国各地视察工作，我这还差得远呢。”一九五八年初，上级决定让砚秋率京剧团访问北欧几国，出发前他为俞振飞、言慧珠说排《百花赠剑》，每天三班倒，没有一天休息，显出很疲劳的样子。一天的晚上，我们坐在沙发上闲谈，他突然说道：“也不知是谁出国，坐上飞机没走出多远就突然死了……”我当即很不高兴地打断了他的话头，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呢？怎么竟胡思乱想，说这丧气话！”他思绪重重颇为寡欢，也不再言语了。
次日，我俩一起去新街口电影院看苏联影片《奥赛罗》，砚秋走路已很困难，腿脚发硬不听使唤，总像要摔跤似的。下午，他在西屋里练功，大概忽然想起什么不痛快的事情，无名火冒三丈，据他自己说觉得有一股气涌上来了，胃很难受，想着是不是饿了，吃下一些东西，心口越觉气闷，满头大汗，赶紧唤满善举同志去找大夫。从附近公社医院请来一位女大夫急诊，说是痉挛，注射了一针什么药，感到好些。砚秋不太信服西医，又遣人请来金书田中医大夫，服中药后愈感平复。刚刚好些，罗合如同志来看他，谈了些工作，还说《锁麟囊》这出戏不能再唱了等等。发病的第二天，他又继续感到胸闷气阻，憋得豆粒大的汗珠顺着面颊直流，赶忙把老朋友李养田大夫接来，诊断是心脏病，得马上住院。那时我的两个儿子都在国外，二子也整天在外面忙碌，女儿发病去了天津，身边没有亲人可以商量和帮忙，得快些通知戏曲研究院。田汉、马少波等同志知道后全来了。联系北京医院，派来了救护车。砚秋躺在床上对田汉同志说：“我要跟您告辞了！我的病有那么严重，还得住院？”护士用担架把他抬到堂屋时，他又说：“杨宝森在头前等我呐。”大家都安慰他说很快就会好的。送到北京医院的第二天，诊断报告说他患了心肌梗塞，需要绝对静养。我一天一趟坐有轨电车去医院看他，每次慢步走上二楼的时候，就听砚秋在病房里不时地长长吁气。问他好些吗，他只是摇头。我说还是去请中医，他连忙制止说：“别去！刚来就好像不相信人家医院似的，等看看情形再说吧。”并嘱咐我下次来带鲜花给他隔壁养病的贺老总爱人薛明同志。在这一周内，许多朋友不断来医院慰问探视，砚秋的精神也渐渐好起来，还说他相信会很快恢复，因为带剧团赴北欧的任务还要由他去完成呢，他怎么能躺在医院里，他的岗位不是也不应该是医院。大家听了很欢喜，也多少安下些心。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我的二子去医院探视，回来说他父亲今天病情格外好转，叫他下次去要带些好茶叶……晚饭时分，我刚刚端起饭碗还没有来得及吃，北京医院急电家里说病人紧急，赶快来医院！我知道情况不好，现叫车子来，匆忙赶到医院，医护人员扶我上楼，一再安慰我不要着急。当时我的心乱极了，三步并作两步走进了病房，看见砚秋已经溘然长逝了。医生说仅仅八分钟就完了。我真想放声大哭一场，医护人员说四周的病人都安歇了，不要哭吧，只得强忍着泪守候在他的遗体旁边。头一位赶来医院的是刘芝明同志，他劝我节哀，说了好多安慰的话，并劝我回家去，说一切后事由他同文化部、戏曲研究院负责料理。我实在支撑不住这巨大的打击，从医院回到家里后，便一头倒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
（程永江 整理于一九八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