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耀华 周林 甘培根
1935年11月4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为了加紧进行内战，巩固其法西斯统治，强制实行货币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简称法币），逐渐收回三行以外的钞票；将白银收归国有，限期以法币收兑；法币的汇价由三行无限制地买卖外汇来加以维持。当时国民党政府把法币说成是“一种极温和、极合理、尤其适合国情之货币制度”。孔祥熙和宋子文亲自出马为法币进行欺骗性宣传，声称“停止行使硬币，既非通货膨胀，亦非纸币政策”，“每百元钞票可有110元以上之外汇准备，则政策维持币值之能力，更不应成为问题矣”。他们甚至把法币的汇价吹嘘为具有充分的独立性。总之，在他们的心目中，法币是一种合乎时代潮流的独立自主的管理通货。
对于国民党政府在法币改革上所玩弄的这一骗局，我们有必要加以彻底的揭露，本文根据有关史料和个人当时的一些亲身经历，着重揭露蒋介石政权在法币出笼前后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和帝国主义间彼此钩心斗角的一面，并力求弄清当时的一些历史事件的真相，对一些问题提出我们的初步看法，借以展开讨论和进一步的探索。由于我们水平不高，掌握的资料也不够全面，文中难免有不少错误之处，还希读者指正。
一、法币改革的历史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阶段。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A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当时不仅卑躬屈膝地向日本妥协投降，而且还丧心病狂地加紧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疯狂扩军，积极“剿共”，结果使军费支出浩大，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A《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
128页）。
在1929—1935年期间，蒋政权财政支出中最大的项目就是军费，每年军费支出均占该年财政总收入的1/3以上，其中1930年和1931年竟占40%以上。A
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强其统治，筹措巨大的军费，自它在南京建立政权起，就一直策划在金融领域内加强统治，其中主要措施之一就是要实行币制改革。1928年，国民党政府在江浙财团的支持下先后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就曾通过决议，要实行币改，推行纸币和实行金汇兑本位等。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的成立以及1933年的废两改元都是实施这一庞大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中国农民银行，更是蒋介石为了要筹措“剿共”军费而亲自出马开设的。1934年，在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蒋介石集团更加快了它吞并中国金融事业和垄断纸币发行这一计划的步伐。
据资耀华回忆，自1930年2月海关关税改收关金券、1933年4月6日实行废两改元、同年7月1日取得中央统一造币权后，蒋政权已着意筹谋统制全国财政金融。除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外，并拟吞并中国、交通两行。1933年春，资耀华正随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视察长江流域各埠上海银行分行。到达九江分行时，陈光甫突然接到张公权由上海拍来急电，要陈光甫火速回沪共商要事。陈当即返沪，我们则继续沿江而上。后来我们视察完毕由渝回申，才得悉当时由孔祥熙主持的财政部正拟秘密计划发行金融公债1亿
A 杨格：《中国建国之努力》附录一、433-439页。
元，作为增加中国、交通两行及其他三家发钞银行官股资本之用。由财政部先写了一张2500万元金融公债预购券交中国银行作为增加官股，连原有官股资本，合计为官六商四之比。张公权自知无法完全抵制，拟筹开常董会、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商讨对策。在召开这些会议之前，拟先与浙江第一银行总经理李铭（当时是中国银行董事长）及陈光甫（当时是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事先秘密商谈，认为如果完全抗拒不太可能，则只好争取官商股权各半，因陈光甫与孔祥熙私人关系较好（同属留美学生组织的一个兄弟会），所以请陈光甫向孔祥熙陈述内情，希望官商股权各半，孔祥熙慨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即从中国银行收回1000万元金融公债预购券。不过，官商股权各半的目的虽已达到，可是历来由上海金融势力左右南京政治势力的形势已转变为南京政治势力完全支配上海金融势力的局面了。果然，1934年3月召开中国银行股东大会时，即由财政部令派宋子文、叶琢堂、席德懋、钱新之、胡笔江、宋子良、杜月笙、吴鼎昌、王宝崙9人为官股董事，并指派宋子文为董事长，指定宋汉章为总经理，令调原中国银行总经理为中央银行副总裁，至商股董事因任期未满依旧留任。同时交通银行也同样增加官股，但因钱新之与蒋介石有特殊关系，依然留任董事长之职，交通银行总经理则由CC派的骨干赵棣华担任。从此中国、交通两行即为新官僚资产阶级所完全掌握了。同年5月，又对中国通商、四明、中国实业三家发钞银行依然用公债券加入官股，夺取了它们的经营管理大权。通过这一系列攫夺纸币发行权的措施，使蒋政权基本上掌握了旧中国的纸币发行权。但是，这时发行的纸币是要兑换银圆的，在性质上还是银行券，使蒋政权不能为所欲为地任意发行纸币，因此，一有机会，它必然要推行其梦寐以求的不兑现纸币，即由“国家所发行的强制通用的纸币”。[1]1935年11月所实行的法币，正是国民党政府在实行其不兑现纸币政策上所采取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步骤。
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上的争霸形势也出现了新的特点，那就是美、日两国崛起，英国日渐衰落，形成了美、英、日三国在中国角逐的新局面。
美国对华出口贸易已由1913年只占中国进口总额的6%增加到1934年的26.16%，跃居第一位。在华投资方面，美国虽仍比较落后，但已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在同一时期，日本在华的经济势力也急剧增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仅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入侵华北，而且对长江流域和华南也形成了威胁，在华投资方面，日本更大有超过英国之势。日本在华投资在1914年仅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13.6%，到1931年已上升至35.1%。同一时期，英国对华的输出已落在美、日两国之后。1934年，中国进口的英货只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2%，而该年美货则占26.16%，日货占12.21%，都超过了英国。在华投资方面，尽管1931年英国在各国在华投资总额中仍占37%，居第一位。但这时日本已急起直追，跃居第二位。[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在财政金融领域内对帝国主义的依赖也进一步加深了。蒋政权承袭了清封建统治者和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衣钵，在财政金融上处处依赖美英和洋顾问，特别表现在对美国及美籍顾问的依赖上，例如甘末尔设计委员会就是1928年秋孙科访美时安排的。该委员会在中国待了一年，它建议在币制上中国应逐渐实行金本位。后来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生大恐慌、银价下跌、中国国内政局不稳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这一计划的主要部分未能实现。在甘末尔委员会停止工作后，它的一些主要成员仍继续留在中国，在国民党政府中充当重要的财政金融顾问。例如，克利夫兰先担任预算顾问，后来出任盐务稽核总所会办；罗克哈特先担任财政税收方面的顾问，后来于1935年继克利夫兰担任盐务稽核总所会办；林奇担任中央银行顾问；杨格[3]担任公共信贷和货币方面的顾问；华莱士和瓦特森曾短期担任过关税和会计方面的顾问。正如杨格自己所说：“国民政府接受外国人意见和技术援助最多的是在货币问题方面，主要的事例是1930年采用了（甘末尔委员会建议的）海关金单位，应付银价波动和1934年放弃自由银本位，1935年实行的币制改革……在这些领域内，特别是在拟订1935年的币改方案上，林奇、罗克哈特和我都积极参与了。”[4]
二、美国抬高世界银价加深了中国的经济危机
1933年7月美国在伦敦国际经济会议上签订了白银协定，承担了稳定世界银价的责任，可是它却于1934年6月颁布“白银法案”，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从而抬高了世界银价，完全背弃了协定规定的义务。1934年底世界银价比上年上涨26.7%，在世界银价暴涨下，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特别是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更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机，大量运出白银，牟取厚利。1934年1月，上海外商银行手中存银计有2.75亿元，约占当时上海中外银行存银量的49.2%，但到1934年底时，上海外商银行的存银量下降到只有5400余万元，比同年1月存银量减少2.2亿元。[5]
白银的大量外流使中国贸易入超加剧，外货倾销，出口困难；工厂倒闭，失业增加；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村破产；银根转紧，金融发生恐慌。1935年2月1日，国民党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在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将美国抬高世界银价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概括为下列六点：（1）1934年中国白银净出口量（走私在外）为2.57亿元，其中5/6是在美国通过“白银法案”到1934年10月15日中国征收白银出口税时不到四个月中运出的，使1934年中国白银出口量为中国历史上白银出口最高年份1907年的五倍。（2）上海存银量由1934年6月底的5.44亿元下降到目前的3.12亿元。（3）自1934年上半年以来，钱庄向客户索取的一般利率已由年息6厘上涨到本年1月1日的2分6厘。（4）1934年下半年的对外贸易总额比上半年下降16%，自去年7月以来，政府和实业债券的价格下跌10%，上海中心地价下跌15%，工业证券下跌7%，商业倒闭在各地蔓延。（5）银根紧缩损害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使得银行几乎无法放款。税收，特别是关税，受到目前趋势的严重威胁。（6）通货价值的上涨对中国实为一种灾难，因为它带来了通货紧缩。[6]
据资耀华回忆，1934年末及1935年中，我正在天津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其时上海白银源源外流出口，华北白银由日本浪人大量走私偷运，1934年下半年，白银外流就达2亿元以上，因此金融恐慌由上海波及全国，几十家银行和上百家钱庄倒闭，其他勉强生存的银行、钱庄，有的钞票挤兑应接不暇，有的流动资金周转不灵，以致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当时上海各大银行的总行都纷纷急电外埠各地分行，命令尽量将现金汇往上海支援总行，先巩固总行基础，否则总行一垮，分行当然不能存在了。因此，各地分行只要有点余力即尽量汇往上海支援总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当然也不例外。记得当时上海银行天津分行有定、活期及储蓄存款近700万元，也因极力支援上海总行，有时库存现金只有9万余元，等于唱空城计，情况十分危急。1935年中，总行电召商议行务，我往返津沪达四五次之多，尤其1935年春末，一次总行电召赴申，到达上海后，当天即由上海银行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徐新六、浙江第一银行李铭约在饭店密商，要在上海创立一家不动产抵押银行（名字未定），拟将各大银行所持有的不动产道契集中起来，仿照日本劝业银行的经营办法，以这些不动产作为资本大量发行公司债券吸收市面流动资金，企图变死钱为活资金，借以渡过金融紧迫的难关。一方面草拟章程呈部申请立案；另一方面要我速去日本东京向日本劝业银行接洽，将该行经营管理及如何发行债券等那一套办法引进来作为蓝本，同时并调查研究日本金融界怎样渡过1928年金融大恐慌那个难关的经验，以作为解救上海金融恐慌的参考。我到东京后正在走访各大银行负责人并在日本劝业银行搜集整套规章制度和各种资料期间，又突接上海总行急电：中止进行，即行回国。我回上海后，才得悉宋子文要把持这个组织，条件是由宋子文兄弟宋子良担任这个银行的总经理才许可立案。陈、李、徐等认为如果由宋氏兄弟掌握这个银行的实权，等于把各大银行全部资财命脉交予四大家族掌握，其危险的程度比金融恐慌的危险厉害千百倍，因为结果将是从根本上由宋氏兄弟吞并了各大银行，权衡利害，只好打退堂鼓，还是由各私营银行互相支持，各自设法解决困难，独立自主，保存实力为宜。不动产抵押银行之议，就此作罢。我依然回天津分行任职。这就是当时上海私营金融业内外交困的真实情况。但实际上当时上海各大银行曾乘银贵金贱的机会，并意识到改革币制现金集中的局面即将到来，已将一部分资金购进外汇存在美国，若万一发生资金周转困难，还可卖出美汇来解救金融危机。这也是各大银行敢于同宋子文兄弟作斗争，宁可放弃创办不动产抵押银行计划的内因。
美国抬高世界银价对中国经济的危害性既是如此之大，按理国民党政府应立即向美国提出严正抗议，然而出于蒋政权的媚外本质，一直延迟到1934年8月20日方由财政部长孔祥熙向美国政府提出软弱无力的照会，轻描淡写地指出美国政府违背了伦敦白银协定稳定世界银价的精神。
三、国民党政府向美英两国乞求援助遭到拒绝和日本妄图垄断中国货币的野心
在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后不久，孔祥熙在美籍顾问杨格的建议下，向美国表示中国愿以白银向美国交换黄金，以便放弃银本位实行金本位，美国政府拒绝了这一建议，声称：如果中国想以银换金，尽可自己在自由市场上进行。[7]
尽管国民党政府以银换金的建议遭到美国拒绝，但蒋政权仍不死心。1934年12月10日，孔祥熙再次照会美国政府，希望美国政府能给予中国一笔币制改革的贷款，或对美国以外出产的白银收购价格不要超过每盎司美金4角5分，这样中国元的相应汇价就将是每元合美金3角4分，也只有在这样的汇价下，中国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对于孔祥熙这一建议，当时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的意见有分歧。国务院不赞成贷款给中国，因为担心这将与日本的“天羽声明”相抵触，从而激怒日本；主张美国财政部暂停收购白银，或至少将白银收购价降至美金4角5分。美国财政部则认为，从政治上来考虑，美国政府不能在白银政策上作任何让步，即使最终可能促使中国脱离银本位，美国仍有必要继续收购白银，折中的解决办法是暂时将银价维持在每盎司美金5角5分的水平上，以待中国和美国国会领袖们就此达成谅解。后来罗斯福总统同意了财政部这一意见，于12月18日致电国民党政府，告以愿将收购国外白银的价格维持在每盎司美金5角5分的水平上，并表示今后如果要变动银价，将于一周前通知中国政府。但就是这样的答复也遭到了美国国会白银集团的坚决反对，以致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不得不马上收回这一成命。[8]
这里顺便提一下当时的日本“天羽声明”和美国白银派议员的势力，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美国政府的处境和罗斯福为什么在这一问题上一直采取犹豫观望的态度。所谓的日本“天羽声明”，指的是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向报界发表了一项声明，其要点就是说，日本在东亚具有特殊的责任，日本将根据这一特殊责任而单独采取行动。天羽明确表示日本反对列强对中国采取任何联合的行动，哪怕是技术或财政的援助，因为这些行动将具有政治意义，并可能给日本及东亚带来最严重的影响。[9]美国国务院当时主要就是怕贷款给中国将与日本这一声明发生冲突，所以宁愿美国政府在白银的收购和价格上作一些让步，以便蒋政权能够继续撑持下去。但是，罗斯福与摩根索在考虑这一问题时，就不能不考虑到议会中白银集团的势力和影响。我们知道，虽然白银在美国的经济上并不很重要，但在政治上它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以洛基山脉为中心的产银七州，其所产白银占美国银产量的95%。这七州在参议院各有两名议员，占参议院表决权的15%，其中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毕德门的影响最大。1934年6月，参议院以54票对25票的绝对优势通过“白银法案”，就可见美国白银集团实力的雄厚。
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乞求遭到拒绝后，不得不于1934年10月15日对白银征收出口税和平衡税，企图阻止白银的大量外流。此后，表面上外商银行输出白银好像有些减少，但实际上白银仍大量通过各种渠道走私出口，使蒋政权的财经情况更加恶化。在此情况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只得厚着脸皮再次向美、英两国乞求援助。
1935年1月31日，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打电报给返美述职的美国驻前苏联大使布里特：“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尤其是货币方面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危机可能在三、四月间，肯定在6月以前就要出现……在（我们这样）一个组织不健全的国家里，而又当日本为了要控制中国目前正逼着摊牌的时候，届时中国政府只能作出如下的选择：要么在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接受日本的贷款；要么就面临着事实上是在日人的庇护下各省使用不同的货币。鉴于此事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迫切的危险性，希望美国对于中国要求美国贷款，首先让中国将其货币与美元发生联系以避免即将来临的危机，其次要求将中国节余的一部分白银售与美国来满足其购银需要的建议……能予以最大同情的考虑。”[10]2月5日，施肇基在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更把宋子文的这一建议具体化了：“……由于银价的不稳和受美国购银影响所造成的中国白银外流，使人民对通货丧失了信心和发生了疑虑，国内外贸易都遭致毁灭，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税收，尤其是当政府正在竭尽全力以消除在西方一个省内的共产党威胁而统一全国的时候，这种危害就更加严重了。中国曾经考虑如何调整它的通货、财政政策和计划，以便适应美国的政策和计划，并从而调和两国的利益……以便把中国从目前由于银本位所产生的汇价不稳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接着，在备忘录中提出了两项要求：“（1）中国愿意供应美国在白银收购法案下所需要的白银。建议第一年中国出售白银2亿盎司，中国保留有5000万盎司伸缩之权。以后的供应可视美国政府对白银的需求程度而定；（2）在短期内将全国通货由银本位变为与美元联系的新通货……据货币专家估计，中国所需资金最低限度为1亿美元借款或长期借款，此外，还需要一笔同等金额的备用借款，以将来交货的白银作为抵押，这笔抵押借款需要时随时动用。”[11]对于国民党政府这一出卖中国货币主权，不惜将中国新币钉住美元以换取美国贷款的建议，美国国务卿在2月19日致施肇基的复照中又婉言加以拒绝：“……美国政府感到目前尚不可能与中国就上述计划纲要所提出的建议达成一项协定……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当而愿将上述计划纲要同时向对中国财政问题，特别是对中国币制改革表现极大关切的几个外国政府提出来的话，则美国政府准备与这些接触过的外国政府一道和中国政府进行合作，以探索共同给予中国所希望的援助的可能性。”[12]当时美国政府之所以要作出这样的答复，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在致摩根索的一份备忘录中曾作了这样的解释：“如果对中国的要求作出积极的反应，这将‘很不礼貌’，因为这将激怒日本；如果对中国的要求作出消极的反应，这又将‘很不明智’，因为这将把中国推入日人的怀抱。”[13]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政府就把这一问题推到由几个外国政府来共同解决。尽管美国一再推托，但国民党政府仍不死心，由蒋介石亲自出马于同年7月通过美国财政部驻上海代表卜凯再次向美国提出与以前几次相似的要求。[14]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这些要求，因罗斯福的不卷入中日争端的政策就一直拖了下去。
在向美国乞求援助的同时，国民党政府也竭力向英国哀求援助，而且在稳定外汇市场和融通外汇资金上更是主要依靠汇丰银行。孔祥熙在1935年2月9日致施肇基的一封电报中曾扼要地谈到向英国商洽借款的经过：“关于向英国试探借款是我指示海关总税务司在伦敦开始接洽的，后来的谈判则由贝祖贻和李铭在上海与汇丰银行继续进行，而现在则由宋子文接办……汇丰银行经理本星期由香港来此，彼极希望借款能成功，而且为他们自己的银行着想，也希望中国能继续保持自由银本位。但英国财政部……对于借款计划没有信心，理由是，这个问题在银本位基础上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谈判已暂告中止……”[15]英国政府为什么不同意贷款给国民党政府呢？这一问题可以在1935年2月25日英国驻美大使致美国国务院的一项照会中找到答案：“中国发生货币危机首先显然是由于在目前银价高涨的情况下公众对中国元是否还能继续维持兑现一事已失去信心和随之而来的资金外逃，其次就是中国国际收支的逆差。这两个原因引起了白银外流、走私和窖藏，并进而发展到银行挤兑。外国贷款不能永久地消除这些困难，因为一旦借款用尽，目前的困难又将重现。”[16]
汇丰银行因在中国持有大量白银，在白银买卖上一直大发横财，它当然是竭力想通过贷款来使中国继续保持自由银本位。早在1934年11月，汇丰及麦加利两银行就曾打算贷给国民党政府1000万英镑的贷款，后来因为英国政府没有批准，这笔借款才没有实现。[17]在实行法币前的一段时期内，汇丰银行确曾大力支持过上海的外汇市场。上海汇丰银行经理亨奇曼曾这样写道：“汇丰银行在中国人只出了两三百万元小量基金的基础上，利用汇丰银行自己的资金，使一个大国的货币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能保持稳定，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认为，如果当时我们不予以支持，中国就可能崩溃，这就会使我们遭到一次难以想象的巨大损失”。[18]为此，蒋介石曾把一种高级荣誉勋章和金质手表授给汇丰银行总经理格雷朋和该行上海分行经理亨奇曼，以表彰他们在这方面对蒋政权的支持。
在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是企图排斥西方列强插手中国，以便它单独控制中国。1934年初，国民党政府派吴鼎昌、陈光甫以经济视察团名义赴日考察，他们曾与日本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和横滨正金银行总经理儿玉谦吉等进行会谈。当时高桥、儿玉都坚持中国在财金问题上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其用意就是“反对其他列强以联合或单独行动向中国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如果中国需要这方面的援助，这种援助只能来自日本”。[19]在国民党政府向美英乞求借款的同时，日本也一再暗示它打算给予蒋政权以巨额贷款。1935年2月17日孔祥熙在致施肇基的一封电报中就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尽管迄今日本官方尚未提出正式要求，但他们暗示可以给予大量贷款来应付危机，并把这样贷款作为广泛的中日经济合作的一部分，这将意味着日本在经济上控制中国，特别是控制华北。他们还暗示中日两国可以联合对美国白银政策提出抗议。我们已设法避开这些暗示。他们希望中国危机早日到来，以便供其利用。显然，他们不希望西方国家给予中国以有效的援助，这样，中国就会必然要求他们”。[20]另据杨格透露，在1935年3月，“日本打算给予中国一笔贷款，条件是：中国要雇用日本军事顾问以代替德国军事顾问，要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中聘请日本顾问，要偿还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对日借款”。[21]也就在这一时期，摩根索得到情报说，日本正对中国提出不寻常的要求，要点是要中国聘请日人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要求中国修订关税以利于日货输入，要求中国不得参加没有日人参与的任何外债谈判，要求中、日、满三国货币一体化等等。[22]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日本的确是野心勃勃，总想通过苛刻的条件给蒋介石政权一笔巨额贷款，从而控制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后台老板是美英垄断资产阶级，对于日本的这些暗示和要求，他们当然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
四、李滋罗斯来华的使命和五国专家会议的流产
在美、日两国在中国的经济势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英国为了保护其在华的经济利益，1935年3月它主动倡议在上海召开中、美、英、日、法五国财政专家会议，并于6月间就正式指派英国财政部首席财政顾问李滋罗斯为出席这次专家会议的英国代表。李滋罗斯取道加拿大、日本于9月21日来华。后来由于美、日、法三国政府的抵制，迟迟不派出代表，以致这次国际专家会议不得不宣告流产。
英国倡议召开这次国际专家会议的目的是想借以削弱美、日两国日益增长的势力，以维护英国在华的经济利益。1935年7月11日英国外相霍尔在下院发表演说时宣称：“与充分承认中国有权决定自己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门户开放的原则仍然是英国对华政策的广泛基础。”[23]一位研究远东问题的英国专家也指出：“1935年夏，英国对华政策处于一种新政策的开端，当时已经看出，英国在华的地位非但有赖于一个独立的南京政府，而且由于外交上的失败南京政府已不断向日本屈服，英国有必要单独帮助中国以缓和其经济危机，从而加强中国对日本的反抗……李滋罗斯使团去中国标志着英国政策的这种转变。”[24]
美国政府不派出代表是有其自己打算的。首先，对美国白银集团态度一向很敏感的美国财政部根本反对召开这次国际会议。其次，当时美国还摸不清英国倡议召开这次会议的真正意图，认为这是英国在强迫美国摊牌，因而对英国存有戒心。最后，美国的白银政策早已不得人心，如果美国代表出席这样的会议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于是，作为一个变通办法，罗斯福就指派金陵大学的卜凯教授作为美国财政部的代表定期从南京报告有关中国货币金融方面的情况。卜凯不是一位特使，无权进行谈判，但他作为美国财政部常驻中国的代表，不仅起着中美间官方渠道的作用，而且还起着就近观察和监视中国的作用。
日本不派出代表参加这次国际会议是意料中的事。那时日本是希望中国的危机越早来越好，因此它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华北，竭尽破坏捣乱之能事，大量走私白银，煽动银行挤兑，制造金融恐慌，破坏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援助计划，其目的就是想使中国金融情况越乱越好，以便最后由它出面来收拾残局，独占中国。美国驻华公使詹森在1935年7月12日致美国国务卿的一封电报中写道：“自7月6日起，四天来大批朝鲜人和中国人群集在天津四行联合准备库（金城、盐业、大陆和中南四行）大楼前要求以钞票兑换现银……到7月10日为止，共计已兑出30余万元……这次银行挤兑的人是某位躲在幕后操纵者所指使的浪人……在1935年首五个月内，大约已有4400万日元的白银由中国走私运往日本……据悉，英国对此很表关切，因为日本有可能在未来的危机中力图控制中国的货币，以便进一步推行它们自己的计划。”[25]同年11月4日詹森在致美国国务卿的另一份电报中更明确地指出：“日本决定对华政策的军部决不允许日本参加由西方倡议和参与的任何对华的财政计划”。[26]
国际专家会议虽然流产了，可是李滋罗斯来华却对国民党的法币改革无形中起了促进作用。李滋罗斯在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位很有声誉的财政金融专家，与英国政府关系密切，仅凭他出使中国这一点，便对法币的出笼十分有利，何况当时外界不明事实真相，片面地夸大了他的作用。李滋罗斯确实在法币改革的最后阶段参与了策划，支持了这项改革，但同时他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具体情况将在下文中叙及。
五、依靠美国顾问制定法币改革计划和法币的出笼
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所实施的法币改革方案实际上在李滋罗斯来华之前早就在孔、宋的智囊团（江浙财团的几位首脑人物）和杨格、林奇、罗克哈特三位美籍顾问的直接参与下大体上连细节都拟订好了。1935年5月3日，孔祥熙在致施肇基的一封密电中写道：“具体的币制和借款计划已准备多时，惟尚未提出，本拟先与英国私下秘密商议，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但我们自我驻英公使馆处获悉，他们不愿单独商议，认为有必要把我们通知他们的任何东西转告其他有关政府，因此我们不能将整个计划全盘托出，因为泄密的危险将使金融市场发生灾难和出现其他的障碍。”[27]可是在李滋罗斯来华的第二天，杨格就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和打算采取的措施，当时李滋罗斯就同意杨格的看法，认为中国元无论如何都必须脱离与白银的关系。在10月2日，孔、宋又再度把拟在一个月以后实施的币改方案全盘告诉了李滋罗斯。[28]
李滋罗斯虽然表示同意这一币改方案，但他认为中国要实行币改，必须取得国际借款，他并为筹措1000万英镑的国际借款而积极进行活动。可是，李滋罗斯的活动首先遇到日本的反对。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在11月16日明确地告诉李滋罗斯和英国驻华公使贾德干，日本不拟参加这样的贷款，因为“新借款只会使宋、孔的势力增大，而削弱一直为改善中日关系而努力的汪兆铭派的势力”。[29]就这样，李滋罗斯的国际贷款计划便完全落空了。在此期间，李滋罗斯和他的助手英兰银行的罗杰士还积极参加了改组中央银行为中央准备银行的筹备工作，并曾参与了法币方案的讨论，特别在讨论法币应与哪国货币发生联系的问题上，李滋罗斯极力主张法币应钉住英镑。但就在这个时候，美国财长摩根索也坚持法币必须钉住美元，以致形成僵局，最后还是由孔祥熙出来转圜，并企图以它作为取得借款的条件，孔一再表示：法币钉住哪国货币的问题可暂时搁下来，留待以后解决，谁能对中国币改提供贷款，中国的货币就钉住谁。[30]李滋罗斯特别强调必须要把中央银行改组为中央准备银行，必须维持预算平衡，从而消除发生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在想借着李滋罗斯来华势头推行法币的同时，蒋介石政权也竭力向美国政府要求出售中国白银，为什么这样呢？孔祥熙在10月26日把那时国民党政府外汇的严重困难秘密地告诉了施肇基：“通货情况非常严重，外汇空虚，并出现恐慌，中国愿将白银直接售与美国政府，因为在公开市场抛售，必将刺激白银市场，这是中美双方政府都想避免的。”[31]同时，孔祥熙要求向美国政府出售一亿盎司白银，第一批先交5000万盎司，其余在四个月内交清。中央银行在合同成立后拟再向美国出售1亿盎司白银。10月28日，孔祥熙又通过施肇基转告美财长，中国拟在短期内实行法币改革。就在当天施肇基与摩根索的会谈中，摩根索立即要求蒋政权提供全部的币改计划，并表示中国新币必须要与美元联系和美国必须对中国外汇基金进行监督。10月29日，摩根索对罗斯福总统说：“在李滋罗斯还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竟找上了我们，真够意思！”他表示可向中国购买1亿盎司白银。在11月1日，孔祥熙遂立即将拟在几天后实施的法币改革计划秘密地通知了摩根索。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孔祥熙在当天又发给施肇基另一份密电：“请非常秘密地口头通知美国财长，中国政府已决定采纳今日英文电报中所述的币改计划，并拟立即实施，可能在周末开始行动。因此极盼美国政府对中国出售白银一事能作出答复……英国代表团赞成在上海发行债票，由英国银行和其他对此有兴趣者参加，已取得谅解，债票可在伦敦发行……如此次借款成功，这就意味着新币将与英镑发生联系，否则，新币与其他外币或黄金发生联系将不受任何约束。”[32]这实际是孔祥熙向美国暗示，如果美国政府能大量购买中国白银和贷款给中国，中国新币也有可能与美元发生联系；如果美国仍然犹豫不决而英国借款又告成功的话，届时中国新币就只能与英镑发生联系，而美国也就不能怪他言之不预了。
就在美国政府收到中国币改计划的第二天（即11月2日），摩根索就在谈判中正式向中国提出了购银的五项条件：“（1）美国同意向中国购买1亿盎司船上交货的白银；（2）此项售银的全部收入应完全作为稳定中国货币之用；（3）中国成立一个由三位专家组成的平准委员会。根据君子协定，双方理解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将来自大通银行，另一名成员来自花旗银行；（4）中国出售白银所得之基金应存放在中央银行在纽约的代理行，双方理解该代理行应是一家美国银行；（5）双方理解，本协议如经双方同意，则在中国政府实行币改时，中国元应按下列任一方式进行兑换：（甲）以确定数额的中国元兑换美元，其兑换率由中国政府在开始时即确定之；（乙）按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兑换一定数量的黄金，或按每盎司1.29美元的价格兑换一定重量的白银”。[33]这五项条件概括起来就是赤裸裸地要求中国新币必须钉住美元，并把中国的外汇资金全部存放美国，使中国的货币加入美元集团。就在美国政府提出这些要求而还没有得到答复的时候，国民党政府于11月4日就匆匆忙忙地实行了法币改革。
按照李滋罗斯原来的设想，法币出笼的日期还应当稍微向后推迟一些。那么，为什么法币要在11月4日提前匆匆出笼呢？从现有资料来看，主要是国民党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当时华北政局异常紧张，日人走私白银猖獗，国民党政治不稳，市场投机盛行，企业纷纷倒闭，金融发生严重恐慌。加以在10月里，华北局势更趋紧张，日本唆使汉奸在河北省香河县发起暴动，占据县城。同时，华北日人走私白银更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据《日日新闻》报道：“昭和十年（1935）九月，日本输出白银20973000日元，与上一年同期输出白银135万日元相比，增加了10余倍。从1月至9月，由上海向日本走私输出的白银约有144155000日元，而日本年产白银仅1000万日元，故由日本输出之白银主要是由中国向日本走私之白银。”[34]此外，自10月23日起，市场上谣诼纷纷，传说中国币将贬值三成五，24日更谣传中、中、交三行纸币停兑，于是市场呈现恐慌，标金飞涨，汇价大跌。11月1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亲日派头子汪精卫被刺，人心更加不安，从2日起，不少人向银行提存或要求兑现，中、中、交及其他银行突然面临挤兑风潮。正好当天是星期六，第二天是星期日照例休息，如不及时采取措施，事态还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故而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11月3日晚宣布实行法币改革。
六、法币出笼后美、英、日三国玩弄的手法
从本质上说，美、英、日三国都是在对中国进行侵略，都是在想方设法攫取中国货币金融的领导权，在目的上无分轩轾，然而它们所使用的策略和手法却不尽相同。有的是捣乱破坏，凶相毕露；有的是口蜜腹剑，诡计多端；有的则是软硬兼施，暗中拉拢。在这场有关法币改革的斗争中，它们更加表演得淋漓尽致。
法币出笼后，英国是大力支持，日本是坚决反对和破坏，美国则乘机进行要挟。
英政府除了派遣李滋罗斯来华以外，在法币出笼的第二天，英国驻华公使贾德干就发出英皇敕令，要在华的英商和侨民遵守法令，所有在华的英商银行也表示愿意交出白银。在法币出笼的第二天英国就以英皇敕令这样最高的法律形式来约束它在中国的臣民，这就是英国政府在行动上给予国民党政府以大力的支持。同时，汇丰银行也给予法币以巨大的支援。国民党政府当时把从中国人民手中搜刮来的大批银圆运往香港，存放在汇丰银行库内，在适当的时候，由该行把这些银圆运往伦敦出售，售得的价款存放在伦敦和纽约。在装运银圆去伦敦和银圆在伦敦出售的空当期间，汇丰银行曾以3厘低息贷款贷给国民党政府二百万英镑。[35]
美国政府虽在表面上对法币改革表示同情，但实际上担心法币已与英镑发生了联系，因此总是想通过购银谈判尽量把法币拉过去钉住美元。上面我们已经谈过，在法币改革前的中美售银谈判上，美国政府提出了五项要求。在11月6日继续举行的谈判中，施肇基表示国民党政府基本上可以同意美方提出的一至四项的条件，但对于美方要求法币必须钉住美元的第五项条件碍难同意。当时美国政府是把第五项条件作为它的最根本的要求，而且坚持要国民党政府同意这一点，否则，就不考虑购银的问题。美国副国务卿菲利浦斯在关于11月6日中美会谈的备忘录中曾这样供认：“……建议中的第五项是一项根本的建议……摩根索明确表示，除非在事前达成这样明确的谅解，即中国的货币将钉住美元，否则，他不同意购买中国这批白银。摩根索还指出，中国元总归要钉住美元、英镑或日元的，但在这次交易上，他所要求的就是中国元必须钉住美元……他一再表示，如果中国元不与美元发生联系，则美方无法给予这种援助。”[36]当天，在摩根索向罗斯福总统汇报中美谈判情况时，罗斯福亦表示：在购买中国任何白银时，都必须要附有表示中国元与美元发生联系的“某种形式的备忘录”。当时美国财长很清楚，国民党政府在实行法币改革时，手上并没有掌握多少外汇。实际上，在1935年11月中旬，国民党政府手中的外汇基金只有3000万美元。[37]所以在这次谈判中摩根索带有讽刺意味地向施肇基指出：“中国政府就像在玩‘扑克’一样，无疑正在虚张声势。如果他们得不到来自美国政府的支持时，他们就无法进行币制改革的。”[38]美国政府正是抓住了国民党政府的这一致命弱点，乘机要挟，非要法币钉住美元不可，否则，就不购买中国的白银，届时法币就只得完蛋。当时孔祥熙深怕法币突然钉住美元一定会遭到英、日两国的强烈反对，因此在11月8日急忙电告施肇基：“日本对币改法令已表现出极大冲动，怀疑我们与英国有所协议，其实这些都是莫须有的。币制改革法令之所以在措辞上小心谨慎，不明确表示法币与任何特定货币有联系，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避免遭到反对。如果我们现在同意法币与美元或黄金发生联系，我们不禁要问，美国政府是否打算帮助我们向日本进行解释呢？”[3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电报的附言中，孔祥熙向美国财长打出了他自己手中的一张王牌，演出了一幕奴才向主子讨价还价的丑剧。孔祥熙在电末附言中对施肇基说：“附带说一句，你可对美国财长讲，我们维持目前的汇价水平决不是在搞什么玩‘扑克’、虚张声势的欺骗行为，因为即使到了最坏的场合，我们总可以在公开市场上抛售白银，不过这样做对我们两国都将不利而已。”[40]孔祥熙也很清楚，美国最怕的就是中国在公开市场上大量抛售白银，因为这必将迫使银价大跌。孔祥熙在这个时候抛出这张王牌，也正是想借此要挟美国，使美国政府在售银谈判中能作出一些让步。孔熙祥的这张王牌果然起到了他预期的作用。11月9日，摩根索向罗斯福总统汇报说，中国内部的压力使中国不能把元钉住美元，而且中国还遭到来自日本的压力。经过几次的讨价还价，美国在法币必须钉住美元这一点上暂时作了让步。11月13日，中美两国财政部达成了中国向美国出售五千万盎司白银的协议。这5000万盎司白银后来由上海花旗与大通两行各投标2500万盎司运往美国，并将价款存入纽约总行。
在法币实行后，日本一直坚持反对态度，特别是日本政府认为这次币改是在英国的直接策划和支持下进行的，因而更加感到不满。11月4日，张公权往访上海横滨正金银行经理矢吹，向其解释法币改革的缘由，并请其转交孔祥熙致日本大藏大臣高桥及横滨正金银行总经理儿玉的电报，矢吹当场就以“儿玉总经理对与中国视察团谈话内容并不了解，不便转达”为辞，冷淡地加以拒绝。同一天，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往访孔祥熙，当面指责孔为什么实行法币改革事前不与日本进行磋商。在这一天有吉明给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的电报中，日本的态度就显得更具有威胁性了：“本使应约往访孔祥熙……本使表示，日本国民认为此项新制度，对英国方面曾进行充分的磋商，而对于日本，则突然实施，使日本国民对华感情深受影响，因此，使两国政治、经济关系不免有发生可忧的坏影响之虞……”[41]11月9日，日本陆军部更发表公报说：“……如果这是确实的，南京政府领袖们不能逃避他们为了壮大自己而把其国家出卖给外国人的责难。对日本来说，作为远东的一种稳定势力，决不能忽视大不列颠企图把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置于英国资本统治下的任何尝试。”[42]为了安抚日本，11月20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卑躬屈膝地向他进行解释，蒋介石说：“关于法币改革，虽然听取了李滋罗斯等英国方面的意见，但同时也由蒋作宾征求过高桥大藏大臣的意见……至于法币实施日期，并没有因为与英国关系密切，而在通知日本之前就通知了英国……希望日本方面能给予援助……关于借款问题，如果没有日本的同意，中国决不单独借款。现在中国迫切希望中日经济提携，即使有别国的援助，如果不与日本提携，必将毫无效果。”[43]
在实际行动上，日商在华银行首先带头反对交出白银，日本浪人更在上海、厦门、广州等地拼命以高价收买白银输运出境，同时，还指使华北当局截留白银5000多万元，不准南运，并借口华北人民反对白银国有，大搞华北币制独立运动，阴暗使华北五省从中国本土分裂出去。
当时日商银行不但自己拒不交出白银，而且还竭力阻止其他外商银行把它们在华北的存银南运。1936年4月6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堀内致日本外务大臣的电中透露了他们阻止华北存银南运的政治目的：“华北存银南运，经济上虽不致发生很大的影响，可是有南京势力进入华北与日本方面正在退却之感，这将给华北民心以恶劣的影响，实属不妙。”[44]因此，尽管当时蒋介石政权曾竭力设法想把华北白银南运，甚至对华北外商银行都发出了将其存银南运的护照，但均遭到日人和汉奸的阻挠。直到1936年5月华北的外商银行才与南京政府达成协议，按另加百分之五溢价的优待办法通过河北省银行将白银移交给中央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华北外商银行不把白银直接移交中国政府指定的银行，而是通过河北省银行移交白银，这实际上是日本勾结汉奸所玩弄的一个大阴谋。1936年5月23日日本驻天津代理总领事岸致北平武藤书记官的一封密电就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军部认为通过这件事（指通过河北省银行移交白银事），南京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河北省银行的特殊性……河北省银行实际上正变成华北的中央银行。通过这次接收现银，该行的地位更得到加强，所以肖（指国民党政府天津市长肖振瀛）、林（指天津海关监督林世则）二人的工作对此（指当时策划的‘华北币制独立运动’）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45]在这一期间，华北的日人走私集团还不断以高价从外商银行手里套购白银，走私出口。天津花旗银行于1936年2月25日在致该行上海分行的一封信中透露：“一位经营银圆买卖的客户前来我行接洽，愿对50万银圆付出15%的高价。据我所知，这是一个日本集团出的价。”[46]
七、美国通过中美货币协定实际掌握了中国货币的领导权
法币出笼后不久，蒋介石集团与美国政府达成出售五千万盎司白银的协议。美国政府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谁能够控制中国的外汇基金，谁就能够握有中国币制的最高支配权。美国也知道，法币的汇价是以五年来对英镑的平均汇率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法币在技术上是与英镑有联系的。同时，英国也正利用银价上涨的机会帮助蒋介石政权在伦敦出售白银。如果让这一情况继续下去，英国对中国货币的控制权还可能进一步得到加强，美国对此当然不甘心。为了对付这一形势，美国政府决定暂停在伦敦市场购银，从而迫使伦敦银价不断下跌。到1935年12月9日，伦敦银价更加惨跌，11日起跌风尤甚，竟弄得伦敦市场不能决定市价。12月9日以前，伦敦银价徘徊于每盎司293/8便士左右，到14日，伦敦期货交易绝迹，现货银块价格跌到267/16便士。
银价下跌实际上等于中国外汇基金的减少。12月中旬，日本在华银行再次向中央银行大量购买外汇，迫使孔祥熙不得不再次哀求美国财政部购买中国白银5000万盎司。当时摩根索从卜凯处获悉，中国拟在世界市场出售2亿盎司白银，摩根索认为这是孔祥熙在玩弄两面手法。同时摩根索对于国民党政府没有履行其诺言真正地向卜凯提供了有关中国货币方面的情报而感到生气，因而拒绝了孔祥熙的这次要求。[47]1936年1月21日和26日，孔祥熙又两次电告施肇基：“现在银价跌落，又导致了新的不安，大大贬低了中国通货白银准备的价值，损害了人民的信心”，要他向美国财长说明中国的财政困境，希望能得到美国的大力援助。在26日的电报中，孔提到：“过去六个月，财政赤字初步估计为146000000元……大家的开支是军费和还债，前者又不能及时削减，因为所谓的共产主义在某些地区仍是相当严重的威胁……”[48]这段话就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政府当时之所以要维持庞大的军队，其主要目的就是妄想彻底消灭中国关产党，以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反人民的卖国政策。孔祥熙接着在电报中写道：“当银价在几个星期内下跌1/3时，这就使公众的信心受到损害。我们极愿在白银问题上与美国政府进行合作。”[49]后来美国财政部建议国民党政府派有代表性的银行家去美国讨论中国币制问题，于是孔祥熙决定派江浙财团的第一号人物陈光甫去美谈判。陈光甫等人于1936年3月26日抵美，随即与美国财政部开始谈判。
在4月7日陈光甫、施肇基与美国财长摩根索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上，摩根索先讲了一通漂亮话，说什么“美国唯一关心的就是帮助中国，美国并不寻求商业利益、铁路或其他让与权。美国并无隐蔽的动机。也不想借机图利”。[50]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51]中美谈判的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在以后的几次谈判中，美国政府的真正面目就逐渐暴露了出来，所谓“不寻求商业利益”、“无隐蔽的动机”等全是骗人的鬼话。在4月21日的谈判席上，美国财长摩根索就断然表示，在下列两点没有弄清楚以前，美国不准备考虑购买中国白银的问题：（1）中国保证其通货的确未与英镑发生联系；（2）中国保证在国内扩大白银的用途。
关于外汇牌价问题。在实行法币改革时，国民党政府作了简单的规定：“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11月4日，三银行对英汇的牌价为法币1元合英镑1先令2便士半；对于美汇，则以对英汇价为基础，参照当时英美套汇率折算出来。当时英美套汇率为一英镑合4.92美元，按此换算，得出法币100元合29.75美元的汇率，这比过去五年对美元平均汇率26.69美元约放长一成。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2月13日，当英美套汇率由原来的4.92美元变动为5.02美元时，中央银行相应地把美汇由29.75美元提高到30.25美元，而对英汇则仍维持为1先令2便士半，这样更引起了美国的猜疑，认为法币已经钉住了英镑。在4月13日会上，摩根索对此大为不满，尽管陈光甫一再解释，但摩根索的疑虑并未因此消除。在会上摩根索甚至要中国实行像加拿大那样使加元与美元、英镑都发生联系的一种货币制度。[52]4月14日，摩根索向陈光甫指出：“中国通货虽然宣布是独立的，未与任何外币发生联系，但事实上是与英镑有联系的。例如，当伦敦纽约套汇率有变动时，中国元对美元的汇率则随着变动，而对英镑的汇率则保持稳定。”[53]对此，陈光甫也不得不承认，按照当时中央银行以对英汇率作基础的挂牌方式，中国元是有点像钉住英镑，他当即表示今后可以改变中央银行的外汇挂牌方式，以使法币并未钉住英镑这一问题能得到澄清。[54]为了解除摩根索的疑虑，陈光甫致电孔祥熙：“在4月23日的中美专家小组会上，美国专家指出，今天对伦敦的汇价不动，仍为1先令2便士半，但对纽约的汇价则约下降1/16，变为291/16美分，这就证明尽管中国官方保证它的通货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在技术上仍然是与英镑发生联系的……我们表示，在这里达成谅解以前，立即变动对伦敦的汇价是有困难的……我们建议，在我们提交美国财长的备忘录中将作如下的声明：当我们在这里达成谅解时，中央银行的英汇牌价将随着伦敦纽约套汇率的变动而变动。”[55]4月27日，孔祥熙回电陈光甫，要他向美国财长作如下的解释：“美国财政部把外汇牌价和市价混淆起来了。法币14个半便士和三角美元的牌价自2月13日以来就没有变动。你们可以声明：如果英美套汇率落到4.921/2左右，我们将定美汇为293/4美分，即恢复到11月4日实行法币时的汇率；如果英美套汇率再跌至4.88美元时，我们则将提高英汇至149/16便士，而让美汇仍保持293/4美分不动。以上可说明我们通货的独立性……并希说明，只有在英美套汇率的变动使我们将遭到损失时，我们才变动汇率。”[56]这就是说，中央银行拟采取一种钉住英美套汇率中币值较贵一方货币的政策，亦即当英美套汇率发生较大变动时，中央银行即调整在英美套汇率中币值较低一方的汇价。这种汇价政策实际上对中国的出口是不利的。
关于扩大白银用途的问题。在这次中美会谈中，美方一直要求中国要扩大白银的用途，主要是要求中国在美国铸造新银圆、增加中国货币准备金中白银的比重和中国放宽工艺用银的限制。4月23日，陈光甫电告孔祥熙报告在专家小组会议上就中国扩大白银用途已达成如下的谅解：“关于中国元的铸币，如果每元的毛重为192格令，成色七成二，大小1.3英寸，小组认为这样是合适的……这种铸币的重量将与美国的半元币相同，只体形略大一些，而我们的半元硬币则将与美国二角五分或二角的镍币同样大小。关于工艺用银，我们声明你同意将限制放宽到30%以上……关于白银充作发行准备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我们同意向你建议，白银充作发行准备最低限度应为25%……关于售银数量，我们建议这一批售出7500万盎司，另外以2500万或5000万盎司白银作抵押获得一笔贷款。”[57]孔祥熙在4月27日的复电中基本上同意了这些建议。
中国当时既然已经实行了法币，禁止银圆流通，而现在美国又突然要求中国在美铸造新银圆，岂非咄咄怪事！其实，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内政治上的需要。陈光甫在5月21日的电中谈到美国政府为什么坚持要中国在美铸造银圆的根本原因：“据我体会，财长所需要的是好在白银派议员面前为他的立场进行辩护，即中国仍旧继续使用银圆。”[58]这就是说，摩根索可以向白银派议员解释，虽然美国政府向中国购买了大批白银并给予了贷款，这不但没有帮助中国放弃银本位，与此相反，中国却因此重新使用了银圆，扩大了白银用途，为中国今后实行复本位奠下了基础。这样，摩根索在政治上就能够得到白银派议员的支持。就国民党政府而言，他们完全明白，同意在美国开铸银圆完全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只不过是为了想取得美国贷款和多出售一些白银而玩弄的一个花招。当时国民党政府同意在美国象征性地开铸五百万元银圆。实际上，这批银圆后来根本没有用过。
摩根索从陈光甫那里得到中国有关中央银行今后的汇价将根据英美套汇率的变动而变动和中国保证扩大白银的用途后，即提出了中美货币协定草案，中美两国财政部于5月15日正式签署协定，美国同意向中国购买7500万盎司白银，另外中国政府可以5000万盎司白银作抵取得一笔约2000万美元的贷款。5月17日，孔祥熙就中美货币协定一事发表声明，其主要内容是：将法币现金准备内白银准备最低限额规定为纸币发行总额的25%；为便利商民起见，即铸造半元、一元银币，以完成银币之种类；政府为增进法币之地位起见，其现金准备业已筹得巨款，将金及外汇充分增加。在声明中，孔祥熙还说：“依据上项规定，我国币制仍保持其独立地位，而不受任何国家币制变动之牵制。”[59]美国财长摩根索也相应地于5月18日发麦声明：“……在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我们愿向中国中央银行收购巨额白银，同时还在两国利益都有保障之下，供该行以美元外汇，作为稳定通货之用。”[60]
“中美货币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在货币金融领域内蒋介石政权对美国依赖的加深，为以后美国独霸中国金融奠下了基础。美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匹克于5月23日致美国国务卿电报中谈到中国舆论对“中美货币协定”的反应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报纸的评论极少，有则也不热心，或表示怀疑，有一杂志对此作了专题评论，说可以看出美国是为了控制中国通货而来帮助中国的。”[61]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据统计，从1934年11月到1937年7月10日，国民党政府一共向美国政府出售了四批白银：第一批，1934年11月，1900万盎司；第二批，1935年11月，5000万盎司；第三批，1936年5月（中美货币协定），7500万盎司；第四批，1937年7月10日，6200万盎司（即将5000万盎司作为借款抵押的白银售与美国政府，另外再加上额外运往美国的1200万盎司的白银）。因此，在抗日战争前，蒋介石集团总共售给美国政府的白银为20600万盎司，售银净收入为95761570美元。[62]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到1941年，蒋介石政权又继续向美国政府出售白银362101000盎司，合157164000美元。因此，在1934—1941年期间，国民党政权一共向美国政府出售白银552959761盎司，合252925570美元。国民党政权向美国出售白银所得的外汇或黄金，根据历次协议的规定，都要存在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或其他美国银行内，从而使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国民党政府的外汇基金。根据中央银行的报告，到1937年7月31日为止，国民党政府存在国外的黄金和外汇准备共合135206066美元，其中约70%存在美国，其余的30%则分别存在伦敦和香港。这个情况适足以说明通过掌握中国的黄金外汇准备，美国已加强了对中国财政金融的控制。
结束语
通过以上的揭露和分析，使我们对法币改革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国民党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加紧进行内战，必然要加紧控制货币金融来弥补财政赤字，而强制的不兑换纸币，正好是他们解救财政危机和剥削人民的最好手段。这是国民党政府要实行法币改革的国内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而美国抬高世界银价只不过是个外因，对于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在较大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集中代表了旧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英美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在币制改革上必然要依靠美、英帝国主义。如果没有美、英两国在后面撑腰，国民党政府是根本无法实行法币改革的。蒋介石集团最初本想投靠美国，在遭到美国冷遇后，方转而投靠英国。后来由于英国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国民党政府才又转而投靠美国。所以，法币改革的整个过程就是国民党政府甘心投靠美、英两国，特别是投靠美国的一个过程，它为日后美国独占中国货币金融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政府一再吹嘘法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首先，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改革，无论从原则到具体，事无巨细，都是由几个美、英顾问一手包办搞出来的。他们有的与各该国政府关系密切，有的则干脆是帝国主义派来中国的坐探，何况国民党政府的首脑人物，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之流，对这些洋顾问又是言听计从，千依百顺，这就使蒋介石集团不得不被人牵着鼻子走。其次，蒋介石集团在法币汇价上一直不明确表示它钉住哪国货币，这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脚踏两只船，想向两个主子同时要钱。“谁肯多出钱，法币就钉住谁”，“有奶便是娘”，正是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最好写照。尽管国民党政府口头上一再吹嘘法币汇价不与任何特定外币发生联系，但事实上，法币最初的汇价是与英镑在技术上有联系的，后来法币的汇价又改与英美套汇率发生联系，这只能表明法币对英镑和美元都具有很大的依赖性。最后，国民党政府的外汇基金大部分存在美国，小部分存在英国和香港。这笔巨大的资金不仅增强了美、英垄断资本的财力，同时，也受到美、英两国的监督和控制。因此，从以上这三方面来看，所谓法币具有独立性只能是一句空话。大量的事实足以说明法币制度确实是美、英货币的附庸，是受美、英两国特别是受美国操纵的一种典型的半殖民地货币制度。
此外，法币改革的整个过程还进一步暴露了美、英、日三国的侵略本质。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主要还是为了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63]在法币改革中，美、英、日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的各种活动，无一不是为了要削弱对方，以便在中国建立或保持自己的霸权。当时帝国主义在中国争霸过程中，尽管它们在口头上或在官方文件上说尽了漂亮话，但漂亮的言辞总归掩饰不了它们侵略的真正面目，这使我们进一步擦亮了眼睛，看清了帝国主义在货币金融方面侵略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与在其他方面的侵略一样，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