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立庵
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立后，1928年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会上，金融股就提出废两改元的建议，但当时没有实行。其原因，首先由于力量不够，所谓中央造币厂也没有成立；另一方面，那时对于币制改革，还有直接就改为金本位的主张。1929年美国人甘末尔应聘来中国，成立甘末尔设计委员会，主要计划改革币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为了协助甘末尔设计委员会工作，制定一种空白表格，调查全国各重要都市的货币流通情况，发交各地商会填报，译送该委员会参考。该会花了很多的时间，写出一篇“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它的主要内容，新币定名为“孙”，一“孙”含金60.1866公厘，折合美金0.40元，英金19.7265便士，但也没有实行。这一年金价上涨，银价跌落，关税收入很受影响，国民党政府就把这个所谓新币“孙”套用在征收海关进口税上，叫做“海关金单位”，自1930年2月1日实行，借以避免关税因银价低落遭受的损失。甘末尔是一个以替经济落后国家计划改革币制为职业的所谓“专家”，他曾为南美哥伦比亚、智利和非洲南非联邦等国计划改革币制。国民党政府聘他来中国，是否还有其他企图，他的币改草案提出后又束之高阁，是否由于企图没有实现，抑另有其他原因，均不甚清楚。只是从此以后，似乎改革币制先从统一银本位入手的主张日渐抬头，直接改行金本位的主张已不很流行了。
国民党政府中央造币厂原聘美国人赫维德为总技师（赫维德在北伐前上海造币厂时代即任该厂技师，后以该厂经费支绌，解职回美），因赫系工人出身，不为国民党财政当局所重视，在开铸“银本位币”前解职回美，续聘美国人葛来德博士为顾问。该厂技师钟望荣、黄福样、温宗禹三人都曾在美国费城造币厂学习。“银本位币”图案，一面为孙中山先生像，一面为帆船，上有飞鸟和太阳，祖模也是美国费城造币厂所镌铸，已铸有样币，开铸前因所镌太阳图案易起误会，取消重镌。中央造币厂内美国气氛很浓，是有它的历史渊源的。
中国银行在北洋政府时代是国家银行，交通银行是特种银行，它们都有发行钞票和代理国库的特权。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同时将中国银行改为国际汇兑银行，交通银行改为发展全国实业的银行，仍得发行钞票，并代理一部分国库的特权，但增加了官股数额，为四大家族插手两行的张本。中交两行人事虽也依附四大家族，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挟商股以自重，保持相当的独立，使唤不甚灵便，在四大家族来说是不甚放心的。1935年的春天，四大家族以闪电式的手段增加了两行官股，并调换了两行的首脑，由宋子文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亲自掌握中国银行，用投靠宋子文的胡笔江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乳臭未干”的孔令侃也当了交通银行常务董事，两行遂完全在四大家族支配之下，做到中、中、交三行三位一体，为后来改革币制铺平了道路。
这次中交两行人事变动如下：原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调中央银行副总裁兼中央信托局局长；原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卢学溥调中央造币厂厂长；总经理胡祖同和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唐寿民对调，唐任交通银行总经理，胡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胡不就，又改任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原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李铭，改组后无下文；卢学溥的中央造币厂厂长做了不久，也被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逼迫辞职。
废两改元后，1934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成立了一个所谓币制研究委员会，聘请当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陈锦涛担任委员长，名义上很“隆重”，实际只是一个幌子。这个委员会仅仅编译了一些有关货币的资料，实际工作全不预闻。1935年货币改革已在秘密进行，财政部钱币司只有兼司长徐堪一人是参与其事的（这时徐堪已任常务次长），其余的人概不知道。我那时是钱币司科长，又是币制研究委员会的委员兼秘书长，也是什么都不知道。直到改革币制前夕，1935年11月3日下午才把我从南京叫到上海，当夜在中央银行起草施行法币的布告，才知道这回事。我记得当时的原件是英文的，由宋子文主持译成中文发布，翻译的人对于布告第六条条文，总是译不妥当，宋子文说：“仅说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其余不要多说。”所谓法币，就这样产生了。在法币产生的前一两个月，就有人问我改革币制的情形，我说不知道，人家以为我装假。在11月4日见到陈锦涛时，他很生气地说：“这样大事如何事前一无商量？”我也无话可说。后来徐堪交下一个手折，里面就是条陈新货币的内容，才知道那年夏天在庐山已谈起此事，徐堪曾为此事去过庐山；上海和四大家族接近的人都已知道，而且在币改前数日有些人曾大大发了一笔横财。
实行法币前，英国的李滋罗斯爵士已来中国，在到达中国前还去过日本。在币改前夕，由他打电报给英皇，要求对在中国的英国侨民发布一道不得拒收“法币”，违抗者要处罚的命令，这对于法币是个有力的支持。从法币对外汇价的情况来看，对英镑和美元都有一定折合价格，如法币1元合英金1先令2便士半，法币100元合美金29.5元，似乎对英美采取不分轩轾的办法。实际上1935年银圆对外汇价逐步压低，到了实行法币时每元合1先令2便士半已贬值很多，若不是事先得了英美的支持，以中国的力量是不易办到的。在法币实行后，日本认为法币对外价值于日本贸易不利。日币自1933年即与英镑联系于1先令2便士的比价，现在法币对英镑的比价尚高于日币半便士，即暗示无意与日币竞争，但日本仍不满意。
实行法币和国内取得发行纸币权银行的金融资本家是有矛盾的。但由于纸币时常发生挤兑，比较稳健的金融资本家也有的不愿意对发行纸币轻易尝试；同时发行税已实行，发行利益已较前一时期微薄了，而且这时官僚资本的势力日益庞大，如果明显地反抗，中央银行随时可加以压力。因此在实行法币时，没有遭到反对。不过对个别力量较大的发行银行，财政当局曾有暗示，允许其将陈报的发行数额比实际发行数多报一二成，如此则发行银行可多得四成保证准备的利益，双方默契以此为交换条件。
在实行法币的布告中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的钞票为法币，中国农民银行的钞票并不在内。但中国农民银行是蒋介石御用银行，不可能停止它的发行，这个问题，当时悬而未决；到了1936年，对于中国农民银行的钞票，用“与法币同样行使”一句话，便悄悄地把它也归入“法币”的行列了。
法币实行后的第二年，即1936年5月，财政部长孔祥熙宣言对“法币”作了补充规定。原文是：（1）政府为充分维持法币信用起见，其现金准备部分仍以金银及外汇充之，内白银准备最低限度应占发行总额25%。（2）政府为便利商民起见，即铸造半圆一圆银币，以完成硬币之种类。（3）政府为增进法币地位之巩固起见，其现金准备业已筹得巨款，将现金及外汇充分增加。原来在法币施行后，国民党政府即大量搜刮银圆，随后就派陈光甫赴美洽售银圆。这时美国收买中国的银圆，完全为了政治关系，而且价格比市价要高一些；但为应付南方产银各州议员起见，美总统罗斯福向陈光甫提出扩充白银用途的意见，因此有这项宣言的产生。至于所谓铸造半圆一圆银币，以后并没任何举动，完全是个骗局。
法币实行后，第二步计划就是改组中央银行，想把全国各商业银行拉进中央银行为股东银行，用“银行的银行”的幌子来欺骗人民。这个银行法草案讨论了将近一年，草稿改了不下十次，始终参与其事的（实际是主持其事的）为英人顾问罗杰士，最后定名为“中央储备银行法草案”，已经立法院议决通过，由于抗战发生，遂未公布。这个银行名称，后来为汪伪政权所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