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个商人。
——李嘉诚
实业、伟业和创业
一个有志于实业的人，理当扬帆万里，破浪前进，去创建宏图伟业。
李嘉诚的创业资本也仅仅只有5万港元。他打工的薪水并不高，而且时间也不算太长，其中较大的那一笔还是他几年推销产品的提成。
李嘉诚把他所赚的钱全部都交给自己的母亲。这5万港元是母亲替他积攒，再加上七拼八凑筹借而来的。据他以往的同事朋友们回忆说：
“嘉诚从未奢侈过一日，他外出从来都是吃大众餐，他穿的衣服更是没有一件能上档次的。”
李嘉诚从不认为他的积蓄是他赚来的、省出的，他总是对别人说：
“我之所以能拿出一笔钱创业，是母亲勤俭节省的结果。我赚的钱，除日常必用的那部分外，全部交给母亲，母亲精打细算维持全家的生活。我能够顺利创业，首先得感谢母亲，其次要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
李嘉诚虽然当时年纪不大，但他却已经树立了良好的人品和信誉，加之他的经商天赋已初露端倪，大家都看好他，自然有许多人也就乐意资助他创业了。
李嘉诚将自己的塑胶厂取名为“长江”的意义是：
“长江不择细流，故能浩荡万里。长江之源头，仅涓涓细流，东流而去，容纳无数支流，汇成汪洋之势。日后的长江塑胶厂，发展势头也会像长江一样，由小到大。长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未来的长江集团，也应该为中国人引以自豪。长江浩荡万里，具有宽阔的胸怀，一个有志于实业的人，理当扬帆万里，破浪前进，去创建宏图伟业。”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李嘉诚的开阔胸襟和远大的抱负。
李嘉诚也是一位实干家，他要以行动来实现他的宏愿大志。古语云：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取法乎下，得乎其下下。李嘉诚的辉煌成就，可以说是以博大理想为基础的——
要想成为一个大富豪，就必须目标高远，目光远大，而不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远大的理想可以激励我们，可以培养我们的气魄，可以让我们经受得住挫折，输得起也赢得起。
长江实业重要的3样东西
一时的损失，将来是可以赚回来的；但损失了信誉，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
李嘉诚认为信誉是企业能否向前发展的关键。
李嘉诚说：
“在香港还是其他地方做生意，毕竟信用最重要。一时的损失，将来是可以赚回来的；但损失了信誉，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
“我做生意一直抱定一个宗旨，就是不投机取巧和以诚待人。
“要让投资者得到利润，以建立公司的信誉，使日后配售更加容易。
“在向客户作出承诺之后，无论碰到何种困难，仍要履行对客户的承诺，以取得客户的信心。”
1975年长实（长江实业）为了筹集资金，发行新股2000万股，筹得现金6800万港元，全部由李嘉诚承购。但他却自愿放弃1975～1976两年度的所有现金股息约1000万港币。
1983年长实以发行新股作价付款方式购买青洲英坭合作发展余下的土地。长实为此发行新股2400多万股，每股作价9.25元。附带条件是：李嘉诚私人向青洲英坭保证，在这些新股发行之日起14个月内，青洲英坭在任何时候都可拿这些股份向他换回等于9.25元一股的现金。换言之，李嘉诚私人承诺作长实股价倘使下跌的保障。这种牺牲自己利益的做法，在全世界上市公司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1979年他以利息低于当时最优惠利率1／3，私人借出2亿港元资助长实向汇丰银行收购和黄的22.4％的股份，并没有指明还款日期，只说“在董事局决定符合集团最佳利益时归还”。
有一位与长实有工作联系的经理对《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说：
“有三样东西对长江实业至关重要，它们是：名声、名声和名声。”
香港有一位股票经纪说：
“在投机与不诚实的环境中，很多人是靠欺骗来赚大钱。李嘉诚很诚实、正直，对自己的事负责。”
有位评论家指出：
“李嘉诚的发迹靠‘诚’，他的最大资产也是‘诚’。”
李嘉诚“忠实可靠”“言行一致”，人如其名。这确是李嘉诚所赖以取得成功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
李嘉诚成功的3个阶段
在20岁时，事业上的成果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
这个世界上，日夜做梦成为富翁的人可谓数不胜数。有的人谈到成功者总是以“运气”两字以概括，但是李嘉诚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事业的成果有运气的成分，但主要还是靠勤劳。特别是在一个人尚未成功之前，事业成果百分百靠勤劳换来。
有人曾专门探讨过李嘉诚的“幸运”，颇令人折服。《巨富与世家》一书写道：
“1979年10月29日的《时代周刊》说李氏是‘天之骄子’，这含有说李氏有今天的成就多蒙幸运之神眷顾的意思。英国人也有句话：‘一盎士的幸运胜过一磅的智慧。’从李氏的体验，究竟幸运（或机会）与智慧（及眼光）对一个人的成就孰轻孰重呢？我们回顾李嘉诚创业的历史就不难发现，所谓幸运的出现总是以智慧和劳动做基础的。如果光有幸运而没有成果，那么成果也会是无根之源，无本之木。”
1981年，李嘉诚针对本书发表看法，他指出：
“在20岁，事业上的成果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20~30岁之前，事业已有些小基础，那10年的成功，10％靠运气好，90％仍是由勤力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到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三至四成了。”
1986年，李嘉诚继续阐述他的观点：
“对成功的看法，一般中国人多会自谦那是幸运，绝少有人说那是由勤奋及有计划地工作得来。我觉得成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完全是靠勤力工作，不断奋斗而得成果；第二个阶段，虽然有少许幸运存在，但也不会很多；现在呢？当然也要靠运气，但如果没有个人条件，运气来了也会跑去的。”
李嘉诚认为早期的勤奋，正是他储蓄资本的阶段，这也就是西方人士称为“资本积累”的观念。不过，在香港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每星期工作7天的人大概也有10万人，为什么他们勤奋地工作了数十年还没有出人头地呢？这其中必有幸运和智慧的成分。
由此可见，李先生认为勤奋是成功的基础乃是自谦之词，幸运也只是一般人的错觉。从李氏成功的过程看，他有眼光判别机会，然后持之以恒，而他看到的机会就是一般人认为的“幸运”。许多人只有平淡的一生，可能就是不能判别机会，或看到机会而畏缩不前。或当机会来临时缺少了“第一桶金”。也有人在机会来临时，因为斤斤计较眼前少许得失，把好事变成坏事，坐失良机。
商人的角色定位
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个商人。
每个人一生中都要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也许，最关键的成功方法就是寻找到导航人生的坐标。没有原则的人，会飘流不定，有正确的坐标，我们做什么角色都可以保持真我，挥洒自如，有不同程度的成就，活得更快乐更精彩。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士农工商”社会等级的概念，深深扎根在中国人传统思想内。几千年来，从政治家到学者，在评价“商”的同时，几乎都异口同声带着贬意。他们负面看待商人的经济推动力，在制度上，各种有欠公允的法令，历代层出不穷，把司马迁《货殖列传》所形容，商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资源互通有无、理性客观的风险意识、资本运作技巧、生生不息的创意贡献等正面的评价，曲解为唯利是图的表征，贬为“无商不奸”，或是“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的唯利主义者。
当然，在商人的行列里，也有满脑袋只知道赚钱，不惜在道德上有所亏欠，干出恶劣行为的人。他们伤害到企业本身及整个行业的形象。也有一些企业钻营于道德标准和法律尺度中的灰色地带。今天商业社会的进步，不仅要靠个人勇气、勤奋和坚持，更重要的是建立社群所需要的诚实、慷慨，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公平、更公正的社会。
李嘉诚在公开场合常常对记者说：
“多谢大家常称赞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对于这些支持、鼓励，我内心是感激的。很多时候传媒访问我，都会问及如何可以做一个成功的商人，其实我很害怕被人这样定位。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个商人。”
从善生意经
善是财源，善是财路。
在李嘉诚的经商原则中，以善从商是始终不变的，因为他懂得唯有从善才会生意兴隆。
李嘉诚终生难忘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饭碗危机”。
一天，一位生意人在大谈生意经，李嘉诚听得入迷，竟忘了侍候客人茶水。待听到大伙计叫唤，才慌里慌张地持茶壶为客人冲开水，结果不小心把水洒到茶客的裤脚上。
李嘉诚吓坏了，木桩似的站在那里，一脸煞白，忘了向这位茶客赔礼谢罪。茶客是茶楼的衣食父母，是堂馆侍候的大爷。
李嘉诚进茶楼是顶一个小伙计的空缺。该小伙计犯的是李嘉诚同样的过失。该小伙计倒霉，那茶客是“三合会白纸扇”（黑社会师爷）。老板不敢得罪这位“大煞”，逼小伙计下跪请罪，然后当即责令他滚蛋。
李嘉诚深知不妙。这时，老板跑了过来，正待斥责李嘉诚，不料那生意人茶客却为李嘉诚开脱说：“不怪他，是我不小心碰了他。”
茶客走后，老板对李嘉诚说：“我知道是你把水淋了客人的裤脚。以后做事千万得小心，万一有什么错失，要赶快向客人赔礼，说不定就能大事化小。这客人心善，若是恶点，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开茶楼，老板伙计都难做。”
母亲知道后，说：“菩萨保佑，客人和老板都是好人。”她又告诫儿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积善必有善报，作恶必有恶报”。
李嘉诚后来再也没见过那位好心的茶客。他成巨富后对友人说：“这虽然是件小事，在我看来却是大事。如果我还能找到那位客人，一定要让他安度晚年，以报他的大恩大德。”
知恩图报，以善从商，是李嘉诚商业生涯的准则。即使后来在股市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李嘉诚始终恪守善意收购的原则。他总会将刀光剑影化作和风春雨，皆大欢喜。以至于有人戏称，要挫败李嘉诚的收购计划很简单，只要说一声“我不愿意”，李嘉诚绝对不会恶意收购的。
此外，李嘉诚一生所做的慈善义行不胜枚举。善心佛性为李嘉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生意滚滚而来。正如他自己说，“善是财源，善是财路。”
眼界何以全球化
舞台大了，机会就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