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传统上强调“尊老”、不能“为老不尊”的社会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现象。直到不久前，中国社会的老人形象都还是农业文明的典型产物：是值得尊敬的经验丰富的智慧化身，是活着的祖宗。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是传统秩序中个人自由较少的一群人——事实上，似乎从未有人注意过中国的老年人也有个人自由的需求。人们对老年人的要求通常是更好地扮演好他们自己的社会角色：
做一个像样的父亲、母亲、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但在新的时代，有些老年人不情愿地成为个人主义者，因为核心家庭的出现使年轻一代已不大愿意和父母一起生活，这使老年人被迫寻找自己的生活，这在起初还会让他们颇感不习惯。
即便是阎云翔这样的社会学家，在讨论中国社会的个人化倾向时，更多注意和强调的是年轻人中个人主义的盛行。
我不知道有谁关注过老年人对个人主义的接受，这乍看上去确实像是一个悖论，似乎老年人不应去追求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当然，他们确实可能也是中国社会中第一代这样的老人：他们越来越多地不再扮演老祖宗，而是开始鼓起勇气追求自己最后的自由时光——有时，这也源于年轻一代的不断鼓励，因为年轻人往往告诉他们：老人要懂得有自己的生活，要过得开心。如今在大多数中国城市中，突然发现自己多出许多闲适时间的老年人，都重新爆发出极大热情——你可以在多数城市公园里看到参加从歌舞队到太极拳的各种兴趣小组的老年人，用我朋友的话，“老年人热情爆发时真的很可怕”。旅游，作为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也很受欢迎，诸如“夕阳红专列”之类的老年旅游团并不鲜见。
荣格曾说过，自我改造是人的后半生而不是前半生的任务。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年生活是继童年之后人们第二段自由时光——但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个人主义的，以个人的自我实现为基本前提。这在以往的中国社会，即便不是不可思议的，至少也是罕见到无法成为一种社会群体现象。吊诡的是，正是由于在如今这个以年轻人文化主导的社会中被边缘化了，才使老人第一次具有了追求自我的自由空间。他们恐怕仍是最被忽视的个人主义群体，但正是这一边缘的不寻常现象，比主流的文化更有力地说明了这个社会的某些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