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忍不住想，倘若没有亲戚朋友在北京，老姑父又该怎么办呢？大概，他只能带着全家一年的积蓄坐车来北京，四处打听，找到儿童医院，然后不分昼夜地排队挂号，最后幸运地拿到药。我很痛恨自己找号贩子的行为，可在那一天，除了找他们，我没有其他办法保证表妹早一些拿到治病的药。我也痛恨票贩子，可很多时候没有他们人们就回不了家。很明显，出问题的不是看病的人，甚至也不是倒卖号和票的贩子，是那些生养着他们的肮脏的根。我们作为在肮脏空气中生存着的枝叶，眼巴巴地等着根输送养分，几乎没有回手一击的能力。新年放假的几日，我和老婆在大钟寺时，又一次接到老姑父的电话。来城里之后，每一次接到老家亲戚的电话，我心里都会生出一些恐惧，因为我知道每一个电话都肯定传达着不寻常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沉重的担子，甚至是我的肩膀完全挑不动的担子：孩子考大学、借钱、看病。他们总以为我们在首都北京就能耐大，说安排个什么事情就安排个什么事情，不晓得我在几千万人口的城市里，比他们在村里还要渺小虚弱。看到老姑父的电话，我知道，一定又有事情了。果然，他告诉我说，表妹最近学校体检，查出很可能是先天性心脏病，遗传的。老姑父说他听说北京武警总医院还是什么医院有一个免费给儿童治疗先天性心脏病的，你帮我看看，能不能给她治治。我说我回去查一下吧。回到家，我从网上查了查，前几年确实有免费治疗的相关报道，但丝毫找不到头绪，也没有查到这个项目还在继续的消息。我汇报了情况，老姑父说不管怎么样都得带孩子到北京去好好做个检查，就算是自己掏钱也得把手术做了。我说好，来了再给我打电话吧。老姑父说肯定得给你打电话，你得帮我们安排看病。我在这边苦笑，我能做的大概也只是提前挂号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