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去过那座妓院。那里的气氛很怪，因为那座妓院很特别，是那种不发达城市型的妓院。它只有一个很大的房间，妓女都待在里面，还有一支三人小乐队，由一个弹竖琴的老盲人、一个绰号叫‘小青年’的吉他手、一个貌似摔跤手的卡车司机（负责敲锣打鼓）组成（卡车司机名叫博拉斯）……那时嫖客们到那里找女人，然后双双到外面的沙地上，在星光下寻欢作乐。那种情形我终生难忘。那是一段重要的插曲……”这是拉美贫民区版的“天上人间”，虽然没有催情的灯火，幽秘的背景音乐，只有被无数人的体液浆得板结的发黄的床单，纵欲之后的人们还得费力去洗掉身上沾满的沙砾，然而，“绿房子”却是注册登记后合法经营的娱乐场所，不需要刻意去摆平周围的执法机关。在那里寻找人生乐趣的人不用照顾自己平日的身份，一躺倒就接上了“地气”，赤条条地入天堂。性与政治有着同样的动力发生学，但在这个意义上又彼此补偿：社会上等级差异巨大的个体，来到妓院里却惊人地平等。
“绿房子”里也招待过巴尔加斯·略萨这样一表人才的小子。他像遇到墨水的海绵，拼命吸取当拉美作家必需的人生体验。我们在小说中，可以看到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和一样的鬼魅横行的现实，只是后者多了些超自然的、魔幻的成分，而前者完全是由于公共领域的腐败和个体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妓院里的见闻让巴尔加斯·略萨能够正视人的共同本能。“这个地区的文明人几乎像印第安人一样的野蛮，那些卑鄙的资本家说到底也是一些穷鬼，也常常死于饥饿。”常年的独裁和贫穷，使得人们生死无常，命运无所依恃，于是片刻狂欢的机会倍受珍惜。基于这种观察，作家的批判立场就不能不带上了一丝同情。
人欲固然为万恶之源——政治恐怖和性罪错皆系于此——但是有深度的作家不会简单地对其表达道德谴责的意思。年，《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出版，主人公上尉在军队中组织流动妓院，一个让人啧啧称奇的题材。故事是黑色而讽刺的，既讽刺道貌岸然的军人政治，又讽刺不能自主的性乱，但是，巴尔加斯·略萨唯独不讽刺欲望本身。
肉欲对拉美小说家究竟有何意义？另一位拉美名家、阿根廷人埃内斯托·萨瓦托在《为肉体正名》一文中批评道：
当今的时代“摒弃了对肉体的认识能力，把肉体驱赶到纯客观的王国，全然不顾肉体是人性的支柱这一事实，把人变成了物”，又说：“单纯的性生活是可悲的，它无法使我们摆脱原有的孤独……”这就需要动用心理学、文学和艺术去补救。他宣布：“只有小说才能全部容纳纯真的思想、情感、激情、梦幻与神话”，即言，只有小说才能“为肉体正名”——小说家把性爱这个宏大富矿的开采权独揽给了自己，就像当初西班牙殖民者把秘鲁的稀有金属矿山据为己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