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21日）[8]
邓力群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1979年11月就开始起草。起草小组于去年3月提出了初步设想，上交邓小平、胡耀邦、胡乔木同志。小平同志第一次找起草的同志谈话时，提出了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从那以后一直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的一年零三个月里，小平同志对起草的工作人员，或者在中央会议上，前后谈了十六七次话。每次谈话，耀邦同志都参加，都同意和补充发挥了小平同志的意见。在这个期间，陈云同志先后也提过四次意见，都是重要问题上的意见。小平同志这十六七次谈话或者发言中，最重要的有三次。另外，还有全会期间的一次重要谈话。
小平同志第一次谈话是1980年3月19日。他说：中心是三个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就是要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不仅是指今天，而且是以后，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给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必须明确地针对这种混乱思想加以澄清。国际上对这个问题很关心，左派党关心我们的态度，许多朋友也在看我们怎么说。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这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已经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完备。那个《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了一下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这一次，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这是第一个问题，也是第一位的问题、关键性的问题。
第二，对解放后32年来，主要是粉碎“四人帮”以前，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功在什么方面，过在什么方面，是和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个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三，要对过去的事情做一个基本的总结。总结的时候，还是过去所说的，宜粗不宜细。总结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群众内的思想明确起来，认识一致起来，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就基本结束了。要力求《决议》通过以后，不要像现在这样，一有机会就面向过去，对过去的问题议论得没完没了。《决议》作了以后，就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因为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大家分歧很大，意见很多，但是要努力做到。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是将来的议论，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决议》要力求做好，能够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至于在《决议》通过之后再发生大的分歧。要做到，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可以说了。要说，也只是对《决议》的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谈谈自己的体会。
小平同志说：总的说来，总的要求，或者说是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第一条。
小平同志第二次谈话是1980年10月25日。那个时候，四千人正在讨论《决议》10月11日的稿子，他看了讨论时出的《简报》（包括中央机关、省市机关的一部分简报），找起草的同志去谈了下面这些意见。
关于对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写不写，怎样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找中央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同意大利记者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从这次讨论《决议》的简报中可以看出，军队的几个组对《决议》中关于对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写法，基本上也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决议》里头，如果不提毛泽东思想（因为讨论中间有人提出来，干脆不要提毛泽东思想了），如果对毛主席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
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子丢不得，丢掉了这面旗子，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说来，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在建国以后的30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使我们这样一个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肯定并且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去年西单墙有人贴这样那样的大字报，中央提出四个坚持，得到绝大多数人民、干部的拥护，才把局势慢慢稳定下来。如果这次的《决议》离开四个坚持，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是很不妥当的。那将对整个局势的稳定发生不利的影响。
有的同志提出非常尖锐的意见，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比斯大林的错误严重得多，甚至比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还严重。如果作这样的估计，那就势必得出结论，我们不如勃列日涅夫，这样问题可就大了。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同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是一个全局性问题，很值得我们大家注意。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仅是国内问题，而且是国际问题。有的同志主张，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部分根本不要。不能够不要。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国内、国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这部分，那整个《决议》都可以不作。表述的方法，需要认真地考虑一下。但是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对我们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老人家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三中全会以后所坚持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点，还是毛主席思想中的东西。当然，我们也有发展，今后也还要发展，但是基本点还是毛主席给我们规定了的。这次《决议》稿中没有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是对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这个提法完全对。我们党在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东西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经过我们把它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么几件事。
党的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站住了脚。“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以至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是毛泽东思想教育出的一代人干的！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间，党不存在了。党员的组织生活确实停止了，但党在实际上还存在着。否则，怎么会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之乱，拨毛泽东同志错误言行之乱，返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总之，不把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写进《决议》，我们过去和今后要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者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犯历史的大错误。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归结为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实际上不少问题是用个人品质解释不了的。即使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够避免错误。老人家脾气也的确大。脾气一来，感情冲动，说几句，传达下去，全党照办，难免不出问题。还有，就是到了晚年，确实是一阵清醒，一阵糊涂，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够连贯起来呢？他批评第三次“左”倾错误打倒一切，还只是打倒工农以外的一切，“文化大革命”把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打倒了嘛！1975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听力还可以，还能写字，但说话已经很困难，不容易听懂，就靠身边几个人根据口型去判断。毛远新他们搞的那个“批邓”的十二条是否准确，值得怀疑。要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这个问题一定要慎重考虑。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了，写过了，给毛泽东同志抹黑，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就会把我们党、国家的形象搞得很不好，离开历史事实。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建国以来，我们的事业都是前进的。过去是这样，更不要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这几年了。
有些同志提出，讨论稿只写九大路线的错误，没有写十大路线的错误。这个意见对，应该吸收。但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十二中全会、九大和十大不合法，就值得斟酌了。
《决议》的结构可以改，但基本的调子、基本的论断不能改。篇幅可以压缩，有些地方还要修改、补充，或者改变一种写法。
小平同志第三次讲话，是1981年5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说：这个《决议》，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要这样急于搞。不行。需要搞，因为大家都在等着，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他总是议论。议论是多方面的，而且有很多猜测。国际上也是这样，也在等。拿不出来，人家就说，你们是内部纠纷，矛盾还没有得到解决，这一派那一派，得不到一致的意见。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包括这个文件是拿得出来还是拿不出来，是早一点拿出来还是晚一点拿出来。所以，不能够再晚了，晚了不利。非洲几个国家已经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最关心毛泽东思想，反应非常强烈。不止一位非洲朋友提这个问题。
小平同志还说：尼雷尔和我谈话，因为他一向就不赞成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我给他解释对“文化大革命”要进行批评的时候，他能够接受。但是他说，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不能丢掉。津巴布韦的穆加贝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坐牢，所以“文化大革命”怎么样他不知道，但是他讲他们那个津巴布韦搞成功，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毛选》一、二、三、四卷。他说，马恩列斯他们的书很多，可是读了以后，同他们那个地方的情况对不上号，而《毛泽东选集》的很多内容，容易懂，而且管用。他们的胜利，基本上是毛泽东思想中符合于他们那里实际的东西所引导而取得的胜利。所以他就特别关心毛泽东思想，特别关心毛主席。他们说，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不能丢，毛主席不但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也是世界革命的领袖。小平同志又说：外面宣传我们现在搞“非毛化”，我们解释说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准备写一个《决议》，《决议》的主要调门怎么样，他们理解，说这样好，人都死了，不要批了。
这里我顺便提一下，耀邦同志在今年“七一”讲话里头有一句话，说毛主席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听说有的同志问：过去不是讲世界领袖吗？为什么现在只讲民族英雄啦？其实，对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个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在别国的影响，不要由我们中国共产党来说，要由人家来说，这正是毛主席一向主张的。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多次讲过，同志们大概也还记得，粉碎林彪以后，传达的文件中间就有毛主席关于对外关系的十几个批示，再三讲，不能够把我们的意见强加于人，对外国党、外国革命分子谈话，还是只讲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他们国家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只是讲这个，讲到这里就为止了。
小平同志指出：起草这个《决议》的时候，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第一个要求是确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决议》最主要的就是要实现这个要求。我们不是讲四个坚持吗？其中一个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决议》要体现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如果不能实现这个要求，或者实现这个要求困难重重，宁可不写这个《决议》。第二个要求，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建国以来32年的是非功过，不但要实事求是，而且要恰如其分。第三个要求，就是在上面讲的两条的基础上，统一全党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决议》作了以后，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好，对于历史的问题也好，就不再纠缠了。以后就一心一意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建设，一心一意研究、解决新问题。当然，有些同志的意见没有采纳，他们不满足，但是要完全满足也不可能。有个统一的语言，有个统一的思想，定下来了，就不再纠缠过去的问题了。这个《决议》是根据这三个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也是合乎这三个要求的。为了合乎这三条要求，对于32年的历史问题，包括“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毛主席的问题，宜粗不宜细。这个话，我们从1977年讲起。这个《决议》的稿子还是本着这个精神写的。有许多问题，看起来好像没有回答。实际上有些问题不宜太细了，只能够粗一点，有些问题只能够略而不提，提了倒不一定有好处，而且也不容易说清楚。现在这个《决议》稿子，合乎这个宜粗不宜细的要求。
这个文件是在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很多好的意见在这里面都吸收了。
小平同志说：总之，中心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32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些错误是毛主席一个人犯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也要承担一点责任，恐怕这个比较合乎实际。另一个问题是，毛主席个人的品质问题。毛主席犯错误，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小平同志第四次讲话，是在六中全会期间，6月22日常委召集各组召集人碰头会时讲的。他说：又听了好多新的意见。没有时间了，这个稿子要定下来了，有些问题可以不放到这个文件来解决。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主席的功过是非，通过这个决议，起到上一次若干历史决议那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因此，总的轮廓、基本论点和各个问题的分寸不要再大变动了。
小平同志说：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了，通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几十人的讨论，以后又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全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核心问题是对毛主席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对“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对毛主席，确实要讲究分寸。譬如路线问题，就有个分寸问题。过去我们好多讲的“路线”，并不准确，而且用得很多很乱。（陈云同志插话：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的头上谁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文化大革命”中用得更滥了。如果讲十一大是路线错误，那问题就大了，包括叶帅，包括先念同志，包括好多人。所以，这个问题我赞成现在稿子的提法。）就是不讲这些是路线错误。因为过去我们讲路线，讲多少次路线斗争，好多已经推翻了。过去叫十次路线，两次推翻了（一次是彭德怀，一次是刘少奇）。高饶事件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如果说得更早，罗章龙就是搞派别斗争，就是分裂党，另立中央，说路线错误，也没有说中，他的性质比路线错误更严重一点。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这是一个理由，就是好多评价过去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党内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角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十一大，不要谈什么路线问题；“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谈路线问题。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毛主席的错误，如果讲到路线问题，也讲不清楚。同时，我想大家都不赞成说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这样说也不好。所以，我们不讲路线问题比较有利。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但是，不是说路线两个字一概不能用。譬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这样范围的问题还可以用，以后还可以用。但是，千万不要用之于党内的斗争，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总之，这次文件就保持这个限度。
以上是小平同志先后四次有关《决议》的重要讲话。
下面是陈云同志的四次重要讲话。
陈云同志第一次讲话讲到这32年中间的错误时说，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是全局性的、局部性的、部门性质的，都要分别不同情况，一个一个地把它敲定下来。
陈云同志第二次讲话，是讲这个《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在写法上要使大家能够从这个《决议》上看得很清楚，就需要写一下党成立以来60年中间毛主席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所以，建议增加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回顾。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主席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陈云同志第三次讲话，说从遵义会议到抗战胜利，毛主席的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这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解决西安事变，制定抗日战争和同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写出这样好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第三，延安整风，毛主席提倡学马列，特别是学哲学，这对于我们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第四，对实事求是的体会是从哪里来的？陈云同志说他自己的经历，是在延安整风期间，把毛主席的主要著作、重要文电统统看了一遍，由此才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第五，老人家这一套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六，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都比不上毛主席。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整得那个样子，“文化大革命”中间的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毛主席，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主席是真心诚意的。
陈云同志第四次讲话，是说《决议》里头要把国际上对我们的帮助写上去。我们党是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成立的。共产国际在我们党成立的初期起了好的作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还是援助了中国，最后出兵打垮关东军。这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把关东军打垮，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码要推迟好几年，我们也进不到东北，东北也不可能首先全部解放。还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援助，那确实是援助。所以这些问题，我们在《决议》里还应该如实地、适当地写上去。如果不写，人家就会说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不公正。
对小平同志的意见、陈云同志的意见，政治局的同志、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都一致同意。所以，我们提出的指导思想，也就是中央领导集体一致同意的指导思想。整个《决议》就是在这样一个正确指导思想下面写成的。
对于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小平同志在屡次跟我们谈话中间，都一再地进行阐述和发挥，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各种讨论的意见提出来以后，凡是能够有利于体现这三项基本原则的一切意见，不管大小意见都接受；凡是有妨碍于体现这三项基本原则的，都不加以接受，同时进行说服教育。这三项基本原则体现在整个《决议》的结构上，体现在重大问题的判断上面，体现在一些重要的提法上，甚至于字句的斟酌上面。现在愈来愈看得清楚，如果中央领导同志不是明确地规定了这样正确的指导思想，如果不是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指导思想，那么《决议》就很难收到现在这样的效果，很难得到这样的好评，也很难使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思想上的一致、认识上的一致，在《决议》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相反，如果采取另一种指导思想，接受了那些错误的思想、意见，结果就不是消除思想混乱而会增加思想混乱，不会是加强团结而只能是妨碍团结。
应该如实地说，起草小组的工作人员，对小平同志和对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提出的指导思想，也有一个理解的过程。开始理解得很浅，后来才逐步加深；也有些问题，开始理解得不正确，到后来才逐步地正确了。我们每一次稿子拿出来以后，都送到小平同志那里，他都亲自审阅，提出哪些部分大体可以了，哪些部分要重新修改；哪些提法、哪些问题的处理是体现了三项要求的，哪些问题还没有体现这个要求。在一年多的过程中间，小平同志、耀邦同志、中央的其他同志在指导起草过程中间，要我们博采众议，不管什么大意见、小意见，只要符合三项原则要求的，都完全接受。另一方面，也力排错议。有的意见尽管反复提出，但因为它不利于体现三项基本原则，也还是没有接受。
这个《决议》起草的过程，不仅是中央和起草小组同志进行反复的研究讨论的过程，而且是在中央的集体领导下，在中央机关以至全国不同范围里进行讨论、修改、补充，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共同负责，集体修改，集中大家智慧，进行集体创作的过程。这个《决议》能够达到现有的水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进行了这样一个集体的创作。总之，《决议》的起草、修改和定稿，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充分体现了在党中央领导下，党内民主生活的高度活跃。这次《决议》的起草，讲集体领导，讲民主集中制，讲民主生活的活跃，恐怕在我们党内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决议》确实做到了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现了高度的集中。
从发表《决议》以后的影响和反映来看，就拿我个人来讲，也超乎我的预料之外，没有想到能够说服我们党内那么多的人，包括在起草过程中间提不同意见的同志。这里我给同志们念一个材料，它很能说明这个《决议》说服党员、说服干部、说服人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新疆乌鲁木齐在《决议》发表以后，引起了普遍注意和强烈反映。在一些居民小院里头，也是这样一种情况。许多人都说，现在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分清楚了，理直气顺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了。一位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对记者说：过去毛泽东同志住在天上，他是神，我们敬他，可是总觉得离他远，如今党中央通过的《决议》，把他的功过讲活了，就像把他从天上请到人间，和我们百姓住在一起，我们都感觉他老人家也是人，离我们近了，我们对他老人家也就更加亲了。这一段话，我看讲得很好，言语使人感到很亲切，感情很真挚，话里的寓意很深、很广，确实是表达了我们人民的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