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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暑假，“大夏书系”十年庆典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举行，我应邀参加。“大夏人”制作了一部精短专题片，名为《向一本新书走去》。会上交流时，我曾套用说：“向一本新书走去，是出版人的身姿；向着一本本书走去，应该成为教育人的身姿。”
“应该”意味着倡导，倡导的前提，则是践行。回溯半生历程，我的所学所得，一者来自屈指可数的恩师，二者来自窘困艰辛的生活，三者来自装在肚里的千百书籍。苏轼诗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我虽不敢如此标称，但阅读的确改变了我的命运，成就了我的现在。
很难说清这些年来究竟读过多少书，但我记得生命中最初的那些书：父亲的书。
父亲是乡间的农民，爱唱戏——川剧。清晨或黄昏，无论忙闲，情绪好了，总会亮几嗓子，来一段“西皮”“二黄”之类。那时公社有剧团，他是台柱子，农闲时，常在公社礼堂，或各村小的操场上演。因为父亲，我总能得到看戏的方便：老早进场，坐在前排，甚至到后台，东逛西看——大幕拉开，父亲伴随剧情上台。原本相貌平常、矮小委琐的父亲，上了戏妆，着了戏服，拿了道具，走着台步，便有了异样的感觉。
那是上世纪70年代。物质极度贫乏，生活极为艰困。但因为父亲的爱好，我家居然有近百本藏书——父亲多年来积攒的川剧剧本。我的整个少年时代，几乎都靠阅读它们打发时光。川剧多以情节取胜，有传说，有神话，更多是历史故事——那些最富有戏剧性的历史情节，那些热热闹闹的舞台，破破烂烂的剧本，应该是让我爱上阅读的最初原委。
我出生时，正值这个国家的生育高峰。我的老家，那个叫鸽子湾的小山村，人口不足两百，但是当年跟我年龄相仿的玩伴，差不多有一个“加强排”。懵懂的年龄，一样调皮顽劣，一样浑噩蒙昧。直到开始读书，才慢慢变得懂事起来——与玩伴们相比，我对学习更有兴趣，也更认真，加上有这样的阅读经验，我比他们有了更广的天空，更远的梦想。
我小小的心思，早超出了鸽子湾，早早体会到“生活在别处”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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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五年级时，我读到了平生第一部长篇小说，俄罗斯的，残缺不全的竖排本，繁体字，册页泛黄。时至今日，名字记不清了，作者记不得了，内容也只有约略的大概：一个叫阿廖沙的孩子，和朋友到金刚山寻宝（或探亲？）。那时家里忙，除上学外，还得帮着干些农活儿，难得有空闲。读书便多在上学前或放学后，边烧火煮饭边看。后来不小心，就将书与柴草一起，塞进了灶孔里——到醒悟过来，只抢救出了半卷焦糊的残页。
我一直记得这件事，也一直在叙说这件事。这既是我文学方面最初的启蒙，也是我精神生命最初的根系——因着这样的缘故，后来到县城读高中，到省城读大学，我就像高尔基说的“扑在面包上”那样，如饥似渴地吞读了大量俄罗斯作品。
因为这样的阅读，高中时代我便热爱上了写作。记得当时，除作文外，我还有很多“练笔”，密密麻麻十多本，甚至改写过一部电影，寄给长影厂，当然，最终只收获了退稿。那些文字，除极少几个“豆腐干”，在《福建青年》等报刊露过面外，太多只有“暗无天日”的命运，但自己非常看重；直到现在，经历了近十次搬家，它们依然被我保存完好。
1997年冬天，一个落雪的寒夜，我在当时栖身的边地小城，回想起这段往事，信笔写下一篇《俄罗斯的艺术天空和雪》，叙述自己与俄罗斯文学艺术的渊源。六年后，偶然看到一则征文启事，说为纪念中俄邦交55周年，两国大使馆委托《中国青年报》举办“我看俄罗斯”征文。征文面向35岁以下、从未去过俄罗斯的编辑、记者。当时我正好在市里一家刊物做兼职编辑，那篇旧文的主题，似乎也很合适，便发了一封邮件过去。同年10月，突然接到北京来电，说我的文章得了全国第一，国务院新闻办将组织五位获奖者去俄罗斯参观访问。
2003年12月1日黄昏，我和几位同伴从莫斯科谢列梅捷沃二号机场走出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结结实实的“俄罗斯的雪”——那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刊发时，名字被改成了“到俄罗斯去看雪”。
仅仅因为阅读，因为一篇三千来字的文章，便有了这样美好的异国之旅——这传奇般的经历，让我深切觉得：很多时候，你无意间读到的某本书，甚至某句话，都可能成为生命中的“伏笔”，成为命运之神预设的一条神秘而美妙的“线索”。也许事隔多年，你才会意识到：原来，一切“后果”，都有“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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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创建教师民间团队“知行社”时，我曾谈及“阅读是吸，写作是呼”的观点。转眼九年多，知行社规模不断扩大，影响不断深远，但“专业读写”，一直是成员们的“呼吸”和“生态”。
如果要简单描述知行社的九年时光，似乎可以说：一本本好书读了下去，一篇篇美文写了出来——更重要的是，一个个美好的教师站了起来。阅读是最好的自我教育，“专业读写”影响了他们的行走方式，改变了他们的教育面目。
近年来，探讨教师的专业成长路径时，很多人都意识到阅读的重要。但是今天，不少中小学教师，似乎都奉行“三不主义”：不读书，不思考，不合作。教师的职责之一是教书，即教人读书。教人读书的人却不读书，不喜欢读书，无论怎么看，都像笑话，不太幽默的“冷笑话”。很难想象，一个不喜欢读书的老师，该怎么让学生喜欢读书。更难想象的是，一个从未有过愉快、美好的阅读体验的老师，该如何跟学生分享阅读的滋味和意味。
道理很简单：一个人不可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交给别人；一个教师，也不可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教给学生。
倘要追问“教书人不读书”的原因，很多人可能都会用“忙”“累”“没时间”作为借口。一线教师，的确很忙，很累，也的确没多少时间读书，但我觉得，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不少老师压根儿就不喜欢读书——所谓喜欢，就是愿意挤出时间，也总能挤出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爱做的事。
当然，这其实也只是表象。最根本的原因或许还是：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教师读书或不读书，读多少书，对他们的工作没有太大影响。在只重结果、不看过程的应试教育大环境下，只要愿意花时间、愿意流汗水，就多半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和业绩。
如此，谈论教师读书，似乎既显得奢侈，也让人感觉迂阔。
前两年，市面上流行一本韩版书：《书都不会读，你还想成功》。读书与成功是否完全正相关，我不敢断言，毕竟，这个社会“出产过”那么多暴发户和土豪。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更多人的成功，“可持续的成功”，的确是因为他们读了很多书。
对于教师，至少这个问题是成立的：书都不想读，还能教好书？因为真正的教育，绝对不只是知识，不只是教材和教参，学生的成长，更不可能只靠教学，只靠课堂和课本，他们需要更丰富的营养，教师也需要更丰厚的素养。
教师的素养从何而来？这问题或许过于宏大，但阅读，一定是最重要的“发源地”，最核心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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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理解的教育阅读，不只是读教育书，甚至也不只是读纸质书。我曾经说，对教师而言，首先应当读懂教育这本大书，其次应当读懂教学这本活书，然后应当读懂生命这本天书。我也一直主张，教师读书一定要尽可能“杂”一些，因为多吃五谷杂粮，身体才会更加健康，思想才会更加强壮。
大学最后一年，我曾读过《佛学的革命》，台湾学者杨惠南“演义”的禅宗六祖慧能的得法、传法经历。那浓郁的传奇和神话色彩，让我非常喜欢。因为这个“喜欢”，贪念一起，便将那本书据为己有了——记得，是借班上同学的，最终，却一拖再拖，直到毕业，无意而故意地没有归还。后来，这本书一直待在我书架上，虽然很少被再次捧读。
2011年10月的某个夜晚，和两位要好的朋友在茶楼聊天。话题似乎曾涉及佛教、寺庙、和尚之类。然后，夜深了，结账走人。下楼时发现，楼梯转角处的书架上，居然有许多与佛教有关的书，内部交流的，可免费拿取，一时兴起，便鬼使神差地抓了两本。
临睡前，随意翻阅，见到净空法师的一个观点：佛教并非宗教，而是教育——佛教，就是佛陀的教育。佛祖在菩提树下得道后，说法49年，所讲佛理法义，莫不是劝化众生向上向善的，因此他被称作“本师”。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只有佛门的讲法者、传法者，被称为“老师”或“师父”，求道者也以学生或学僧自居。净空法师认为，禅门的丛林寺院，实际上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校，不过其教授内容，以修行、佛法、佛理为主，如此而已。
这样解说佛教，让我既觉得新鲜，又觉得有趣。不由得想到教育，想到教师这个职业，想到当年所读的《佛学的革命》一书里，所引用的台湾诗人周梦蝶的诗歌《燃灯人》——突然间灵光乍现，像武侠里说的打通了“任督二脉”，我想到“禅学与教育”这一主题，并在一年多时间里，连续写了两本书《幸福教师五项修炼——禅里的教育》《跟禅师学做教师》。我为其中一本所写的序言，题目就是“我们都是燃灯人”。
要做燃灯人，自己得先有光明，就像要做播种人，自己得先有种子。
光明从何而来？自身的修炼。自身如何修炼？大量地阅读。不只是纸质书本，也包括影视作品，甚至包括大地山川，花鸟虫鱼，世相百态，人间风情。套用古人的说法，就是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一个有着丰富阅读体验的教师，一个有着丰厚阅历识见的教师，或许更能胜任教育者的工作，更般配“教书人”这一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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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需要阅读，学生更需要阅读——这些年来，行走各地，我深切感觉到：所有的好教育，都是真正重视阅读的教育。我有一个被朋友戏称为“三声教育”的主张：一所学校，应该有朗朗书声，朗朗歌声，朗朗笑声。今天我们谈全民阅读，谈书香社会，其立脚点和主阵地，应该是也只能是学校。书，应该成为所有学校的logo。
2010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NGO组织（非政府组织）“梦想行动国际”的刘艳女士相遇。基于对阅读的理解和共识，我们开始携手做校园阅读推广。NGO负责募资、选书、配书，我负责选点、落地和推进。六年来，经由我的牵线搭桥和积极运作，两所“梦想书屋”、两所“爱的书库”先后建成，惠及区内外两万余名师生。
阅读之光，点亮了这些学校的师生生活，改变着这些学校的教育面貌。这样的光，虽然单薄、微弱，但“一灯照隅，万灯照国”，多年的经历和感悟，让我确信：阅读，能够照亮教育，照亮人生。
2015年4月，我被《中国教育报》评为“全国推动读书十大人物”，我和刘艳等人合作的“心自在师生阅读项目”正式启动，绵阳、广元的20余所学校的师生，开始进入“师生共读模式”。这或许可以算作我们献给“世界阅读日”的一份微薄礼物。
4月23日那天，其他获奖者欢聚北京领奖时，我却以“志愿者”的身份，跟老师们作了近两个小时的专题交流。我交流的题目就是：向着一本本书走去。
我觉得，这是教师应该有的姿势，也是教师最美好的姿势。
2016年6月26日修订于绵阳绿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