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三世纪末叶的文化社会情形，大概由“李园纳环”一段，稍稍可以看出。李园将其女弟介绍给楚相春申君，又由春申君介绍于楚王，大得楚王的爱宠，后来楚国之被秦始皇所灭亡，与此事颇有关系。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园。园女弟女环谓园曰：“我闻王老无嗣，可见我与春申君，我欲假于春申君，我得见春申君，径得见王矣！”园曰：“春申君贵人也，千里之佐，吾何敢托言？”女环曰：“即不见我，汝求谒于春申君才人，告有远道客，请归待之。彼必问汝，汝家何等远道客者。因对曰：‘园有女弟，鲁相闻之，使使者求之园。’才人使告园者。彼必问汝，‘女弟何能？’对曰：‘鼓琴读书通一经。’故彼必见我。”
园曰：“诺。”明日辞春申君：“才人有远道客，请归待之。”春申君果问：“汝家何等远道客？”对曰：“园有女弟，鲁相闻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对曰：“能鼓琴读书通一经。”春申君曰：“可得见乎？明日使待于离亭。”园曰：“诺。”既归，告女环曰：“吾辞于春申君，许我明日夕待于离亭。”女环曰：“园宜先供待之。”
春申君到，园驰人呼女环，女至，大纵酒。女环鼓琴，曲未终，春申君大悦，留宿……
这种有教养的女子和有闲的学者的社会背景，结果造成了中国散文第一次的重要发现。有女子能谈话，能鼓琴，能读书，的确是男女交际谈话的风度。这无疑地有点贵族气，因为楚相春申君是不易见到的，然而有女子能鼓琴读书通一经，却非见不可，这便是中国古代巧辩家和哲学家所够着的有闲生活。这些古代中国哲学家的书籍不外是这些哲学家闲谈的结果。
有闲的社会，才会产生谈话的艺术，这是很明显的：谈话的艺术产生，才有好的小品文，这也是一样明显的。大概谈话的艺术与小品文，在人类历史上都比较晚出，这是因为人类之心灵必须有相当的技巧，而这种技巧只有在有闲的生活里才能够产生。我知道今日享受有闲的生活或属于可恶的有闲阶级，可是我相信真正的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闲，或有闲能够普通。所以有闲并不是罪恶，善用其闲，人类文化可发达，谈话乃其一端。商人终日孽孽为利，晚膳之后，熟睡如牛，是不会有益文化的。
“闲”有时是迫出来，而不是自己去求的；有许多文学佳作是在监牢中产生出来的。当我们看见一个很有希望的文学天才，耗费精力于无益的社会集会或当前政治论文的撰作时，最好的办法是把他关在监牢里。须知文王的《周易》和司马迁的杰作《史记》，都是在监牢里写出来的。有时文人落第不得志，乃寄幽愤于文章间，产生了伟大的作品或艺术品。元代有那么伟大的画家和戏曲家，清初有石涛和八大山人那么伟大的画家，原因便在这里。他们在异族的统治下感到无上的羞辱，这种感觉鼓起了他们的爱国心，使他们专心致志于艺术和学问。石涛无疑地是中国过去所产生的最伟大的画家，他在西洋之所以不大著名，乃是因为清朝的皇帝不愿使这些不同情清廷的艺术家得到的应得的功名。其他落第的伟大作家开始把他们的精力升华起来，朝着创作之路走去，因此施耐庵和蒲留仙能够写出《水浒》和《聊斋》来。
《水浒传序》虽未必出自施手，然其言朋友过谈之乐，实在太好了。其文曰：
吾友毕来，当得十有六人。然而毕来之日为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来为常矣。吾友来，亦不便饮酒；欲饮则饮，欲止则止。各随其心，不以酒为乐，以谈为乐也。吾友谈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遥传闻为多，传闻之言无实，无实即颓丧唾津矣。亦不及人过失者。天下之人本无过失，不应吾诋诬之也。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常闻也。
施耐庵的伟大作品都是在这种格调和情感之下产生出来的，而这种格调和情感乃是有闲的生活所造成的。
希腊散文也是在这种有闲的社会背景下勃兴的。希腊人思想那样细腻，文章那样明畅，都是得力于有闲的谈话。柏拉图之书名《对话录》（Dialogue）可为明证。《宴席》（Banquet）一篇所写的全是谈话，全篇充满了席上文士、歌姬、舞女和酒菜的味道。这种人因为善谈，所以文章非常的可爱，思想非常的清顺，绝无现代廊庙文学的华丽委靡之弊。这些希腊人显然知道怎样运用哲学的题目，比如“Phaedrus”一开题便描写希腊哲学家的可爱的谈话环境。他们的好谈，及他们对畅谈和选择谈话环境的重视，使我们明白希腊散文勃兴的情形。
柏拉图的《共和国》①也不像一些现代作家那样，一开头便用“人类文化之发展过程，乃是一种由庞杂而至纯一的动力运动”一类的迂阔之辞。它所用的乃是这么闲适的一句话：“我昨天同格老根（Glauco）亚里斯多（Aristo）的儿子，到比雷斯（Piraeus）去向女神祈祷；同时顺便去看看第一次举行的庙会的光景。”②中国古代哲学家那种非常活跃而有力的思想，我们也可在希腊的社会中找到；比方在《宴席》③中，他们所谈的是“写悲剧的伟大作家应不应该也成为写喜剧的伟大作家”等问题，但是席上是庄谐杂陈，名士时或笑谑苏格拉底的饮量，可以不饮，兴则自斟，也不管他人饮否。这样一讲讲到天亮，苏格拉底还是健谈如故，但人人睡去了，只剩三两人，可是不久喜剧家亚理斯多芬（Aristophanes）也打盹，跟着亚迦通（Agathon）也入睡乡。苏格拉底没法，只好独自出来，到兰心花园（Lyceum）洗个澡，那天照样精神不倦过去。希腊哲学就是在这种畅谈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
在风雅的谈话中，我们需要女人供给一些必要的琐碎材料，因为琐碎的材料是谈话的灵魂。如果没有琐碎的轻快成分，谈话一定立刻变得滞重乏味，而哲学也变成脱离人生的愚蠢学问。无论在哪个国家时代里，当社会有一种认识生活艺术的文化时，社会集会中往往产生一种欢迎女子的风气。伯利克利斯（Pericles）时代的雅典是这样的，十八世纪法国沙龙的情形也是这样的。甚至在中国男女社交不公开的环境中，中国的男学者也在要求女人参加他们的谈话。在晋宋明三朝中，谈话的艺术很发达，谈话成为一种风气，于是也就有了才女，如谢道韫、朝云、柳如是诸人。中国人与妻尽管举案齐眉，以礼相守，但是要求才女的心，终未消灭。中国文学史和歌女的生活关系颇深，人们要求风雅的女子参加谈话，乃是一种普遍的要求。我曾碰到一些健谈的德国女子，可以同你由下午五点钟一直谈到晚上十一点钟；我也曾碰到一些英国和美国的女子，对经济学甚为熟识，使我惊奋不已，因为我对这个科目永无研究的勇气。可是据我看来，纵使周遭没有女子可以和我辩论马克思和恩格斯（Engels），只要有几个女子露着沉思的可爱态度在倾耳静听，谈话也可以风趣盎然。我往往觉得这是比和呆头呆脑的男人谈话更有乐趣的。
（原载1934年4月20日《人间世》第2期）
听话的艺术杨绛
假如说话有艺术，听话当然也有艺术。说话是创造，听话是批评。说话目的在表现，听话目的在了解与欣赏。不会说话的人往往会听说话，正好比古今多少诗人文人所鄙薄的批评家——自己不能创作，或者创作失败，便摇身一变而为批评大师，恰像倒运的窃贼，改行做了捕快。英国十八世纪小诗人显斯顿（Shenstone）说：“失败的诗人往往成为愠怒的批评家，正如劣酒能变好醋。”可是这里既无严肃的批判，又非尖刻的攻击，只求了解与欣赏。若要比批评，只算浪漫派印象派的批评。
听话包括三步：听、了解与欣赏。听话不像阅读能自由选择。话不投机，不能把对方两片嘴唇当作书面一般啪的合上，把书推开了事。我们可以“听而不闻”，效法对付嚣张的厌物的办法：“装上排门，一无表示”，自己出神也好，入定也好。不过这办法有不便处，譬如搬是弄非的人，便可以根据“不否认便是默认”的原则，把排门后面的弱者加以利用。或者“不听不闻”更妥当些。从前有一位教士训儿子为人之道：“当了客人，不可以哼歌曲，不要弹指头，不要脚尖拍地——这种行为表示不在意。”但是这种行为正不妨偶一借用，于是出其不意，把说话转换一个方向。当然，听话而要逞自己的脾气，又要不得罪人，需要很高的艺术。可是我们如要把自己磨揉得海绵一般，能尽量收受，就需要更高的修养。因为听话的时候，咱们的自我往往像安在盒里的弹簧人儿（Jack in the box），忽然会“哇”的探出头来叫一声“我受不了你”。要把它制伏，只怕千锤百炼也是徒然。除非听话的目的不为了解与欣赏，而另有作用。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台勒①爵士（Sir Henry Taylor）也是一位行政职员，他在谈成功秘诀的《政治家》（The Statesman）一书中说：“不论‘赛人’（Siren）的歌声多么悦耳，总不如倾听的耳朵更能取悦‘赛人’的心魂。”成功而得意的人大概早就发现了这个诀窍。并且还有许多“赛人”喜欢自居童话中的好女孩，一开口便有真珠宝石纷纷乱滚。倾听的耳朵来不及接受，得双手高擎起盘子来收取——珍重地把文字的珠玑镶嵌在笔记本里，那么“好女孩”一定还有更大的施与。这种人的话并不必认真听，不听更好，只消凝神倾耳；也不需了解，只需摆出一副欣悦钦服的神态，便很足够。假如已经听见、了解，而生怕透露心中真情，不妨装出一副笨木如猪的表情，“赛人”的心魂也不会过于苛求。
听人说话，最好效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若要细加注释，未免琐细。不过，不求甚解，总该懂得大意。如果自己未得真谛，反一笔兵煞，认为一切说话都是吹牛拍马撒谎造谣，那就忘却了说话根本是艺术，并非柴米油盐类的日用必需品。责怪人家说话不真实，等于责怪一篇小说不是构自事实，一幅图画不如照相准确。说话之用譬如衣服，一方面遮掩身体，一方面衬托显露身上某几个部分。我们绝不谴责衣服掩饰真情，歪曲事实。假如赤条条一丝不挂，反惹人骇怪了。难道一个人的自我比一个人的身体更多自然美？
谁都知道艺术品的真实并不指符合实事。亚利斯多德①早说过：诗的真实不是史实。大概天真诗人比历史家多。（诗人，我依照希腊字原义，指创造者。）而最普遍的创造是说话。夫子“述而不作”，又何尝述而不作！不过我们看戏听故事或赏鉴其他艺术品，只求“诗的真实”（Poetictruth），虽然明知是假，甘愿信以为真。珂立支②（Coleridge）所谓：“姑妄听之”（Willing suspense of disbelief）。听话的时候恰恰相反：“诗的真实”不能满足我们，我们渴要知道的是事实。这种心情，恰和珂立支所说的相反，可叫做“宁可不信”（Unwilling suspense of belief）。同时我们总借用亚利斯多德“必然与可能”（The inevitable and probable）的原则来推定事实真相。举几个简单的例。假如一位女士叹恨着说：“唉，我这一头头发真麻烦，恨不得天生是秃子。”谁信以为真呢！依照“可能与必然”，推知她一定自知有一头好头发。假如有人说：“某人拉我帮他忙，某机关又不肯放，真叫人为难。”他大概正在向某人钻营，而某机关的位置在动摇，可能他钻营尚未成功，认真在为难。假如某要人代表他负责的机关当众辟谣，我们依照“必然与可能”的原则，恍然道：“哦！看来确有其事！”假如一个人过火的大吹大擂，他必定是对自己有所不足，很可能他把自己也哄骗在内，自己说过几遍的话，便信以为真。假如一个人当面称谀，那更需违反心愿，宁可不信。他当然在尽交际的责任，说对方期待的话。很可能他看透了你意中的自己。假如一个人背后太热心的称赞一个无足称赞的人，可能是最精巧的谄媚，准备拐几个弯再送达那位被赞的人，比面谀更入耳洽心；也可能是上文那位教士训儿子对付冤家的好办法——过火的称赞，能激起人家反感；也可能是借吹捧这人，来贬低那人。
听话而如此逐句细解，真要做到“水至清则无鱼”了。我们很不必过分精明；虽然人人说话，能说话的人和其他艺术家一般罕有。辞令巧妙，只使我们钦慕“作者”的艺术，而拙劣的言辞，却使我们喜爱了“作者”自己。
说话的艺术愈高，愈增强我们的“宁可不信”，使我们怀疑，甚至恐惧。笨拙的话，像亚当夏娃遮掩下身的几片树叶，只表示他们的自惭形秽，愿在天使面前掩饰丑陋。譬如小孩子的虚伪，哄大人给东西吃，假意问一声“这是什么？可以吃吗？”，使人失笑，却也得人爱怜。譬如逢到蛤蟆般渺小的人，把自己吹得牛一般大，我们不免同情怜悯，希望他天生就有牛一般大，免得他如此弗力。逢到笨拙的谄媚，至少可以知道，他在表示要好。老实的骂人，往往只为表示自己如何贤德，并无多少恶意。一个人行为高尚，品性伟大，能使人敬慕，而他的弱点偏得人爱。乖巧的人曾说：“你若要得人爱，少显露你的美德，多显露你的过失。”又说：“人情从不原谅一个无需原谅的人。”凭这点人情来体会听说话时的心理，尤为合适。我们钦佩羡慕巧妙的言辞，而言辞笨拙的人，却获得我们的同情和喜爱。大概说话究竟是凡人的艺术，而说话的人是上帝的创造。
（选自《杨绛散文戏剧集》，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6月版）
杨绛（1911— ），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年赴英国、法国留学。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倒影集》《洗澡》《春泥集》《关于小说》《将饮茶》《干校六记》《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等，译有《一九三九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
说话与听话的艺术邵洵美
最近读到杨绛女士的《听话的艺术》，真是一篇不易多觏的优秀散文。杨女士和钱钟书先生，这一对夫妇，有修养，有才情，而最难得的是两人都有浓厚的幽默感。他们会写引经据典的论文，会写俏皮活泼的喜剧，会写曲折缠绵的小说，又会写短小精致的散文。而杨女士的笔调却比她丈夫，更自然，更天真。正像是戴着一滴水般透明的玻璃翠戒指洗手，你要依旧能不受拘束，不慌张；你要依旧能随随便便地动作。这篇小文章却在无意间长进了智慧。
事情真凑巧，杨女士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我们正好在谈论说话的艺术与听话的艺术。这谈论和我在上期的编辑随笔里，重读舒白香《游山日记》而得到的感想，是有相当关系的。
其实这些感想，在此次读《游山日记》以前早就有了；而此次重读《游山日记》以后的感想也不止这一些。那天忽然有兴写了下来，恰好是《论语》发稿最后一天，就拿来代了编辑随笔。事实上，那“代”字尽可以不必加上。我当初把这栏目题作随笔，那么，写些编辑的分内话可以，写些对时局的印象也可以，或是写些对于一本书一篇文章的意见也可以；总之想到什么写什么，就说把自己的日记信札抄上几段，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我决定把这些感想当编辑随笔来发表，一半是想为读者换些口味；一半乃是因为国民大会正在嘘声打声中，总统副总统正在竞选退选中，宣布的宪法正在要改不改中，我们做百姓的正似懂非懂中，所以也没有什么别的感想。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感想会发生什么作用，因为我根本不想要它发生什么作用。谁知那期《论语》出版以后的第三天，有一位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却给了我一封信，里面说：
……回忆十余年前，在壬林兄处大醉，深夜来到府上；足下拖了鞋皮，雪中为我开门。深悔此后即各奔前程，难得亲近也。足下近日为文，感人之深如此……
看到这些话，当然很得意。万想不到那些冲淡了的私人感想会叫老朋友热烈地怀起旧来；觉得我们应当更亲切，而埋怨自己太疏远。这种人类的同情性的流露原是最可宝贵的。一篇东西能引起这般的感应，还希望有什么更大的酬报吗？
又隔了一天，那篇随笔里所提起的那位长辈也来了一封信。他的感应和那位老朋友的却完全不同了。他将我连嘲带讥的骂了一大顿。
这便是所谓“说话的艺术与听话的艺术”了。同一篇文章，读的人会发生完全两样的感应。第一，当然是说话的艺术不够高明。因为说的人没有本领使听的人明了他的目的；同时他的技巧也不够传达他的心境，而使大家都有同感。第二，那么听话的艺术也有了问题。因为对于一件和你有关系的事情，你所得到的感应，多少会掺杂着主观的成分。你只要在百货公司里留心一般太太小姐们，她们假使看见了一块新样的衣料，准会用了惊奇的口吻来赞美。可是当她们决定要买这块衣料时，她们便要开始详细检视这块衣料有没有毛病，有没有脱色，有没有抽丝。原来客观的欣赏已变为主观的查看了。所以我们欣赏一篇讲别人的幽默文章，比欣赏一篇关于自己的幽默文章，要容易得多；可能使人大笑的东西会叫你发怒。
其实我在那篇随笔里，假使说有什么说话的艺术，那么，我是运用着一个最启蒙的幽默方式：“粗暴自己的弱点来引人发笑”，使人能原谅人家对于他的误会，更对被人误会的人发生同情。
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有一位极漂亮的太太，到了美国不多天，便轰动了当地的社交界，大家都希望和她往来。一家著名的香水厂女主人，又特地为她配合了一种香水送给她。她带了这瓶香水到好莱坞。当晚要去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预备和人跳舞，于是在面颊上及耳朵后面都洒上些香水。谁知主人派汽车来迎接她的时候，她的面部已肿得比平常大了一倍。原来她的皮肤不能碰到某种化学品，而那瓶香水里却正好含着这种成分。
我们读了这段记载，假使有什么好笑的地方，那只有这位太太的弱点。她要是不把香水洒到肉上去，面部也许可以不肿，就肿也不至于肿得那样大。我们决不会笑那瓶香水或是香水厂的那位女主人。但那位香水厂的女主人读了，也许会懊悔送了这瓶香水，同时更也许会跟了一般人笑那位太太洒香水洒得太热心，不过她绝对不会感觉到，或者怀疑到，这段记载是在埋怨她与讥笑她。因为这段记载的目的是在那位太太身上，而不在那瓶香水身上。所以听话的艺术的确值得研究，把逻辑弄清楚了，既免对人误会，自己也可少受冤枉气。
希望那位长辈看了这段解释，自己也会笑起来。因为他在我那篇随笔里，正像是这段记载里的那瓶香水。爱香水的人多着呢。就有毛病，也因为是乱洒的关系，那么，毛病还是在那位太太，不在香水本身。那位太太就是我。
（原载1948年《论语》半月刊第152期）
邵洵美（1906—1968），原名邵云龙，浙江余姚人。1923年毕业于上海南洋路矿学校，同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1927年回国，先后创办金屋书店、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狮吼》《金屋》《论语》《十日谈》《时代漫画》《人言周刊》《万象》《时代电影》《声色画报》《文学时代》《自由谭》等报刊。著有《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诗二十五首》等，译有《一朵朵玫瑰》《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麦布女王》《家庭与世界》《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等。
说话与听话叶圣陶
我常常想，说话的人跟听话的人不宜取同样的态度。咱们经常有许多的话，在口头说着，在笔下写出，说过写过就像浮云过太空，不留一些痕迹，不发生一些影响，就因为说话的人取了听话的人的态度，或者听话的人取了说话的人的态度。
说话的人的态度该是“有诸己而后求诸人”。自己也信不过的话，挂在口头说一阵，多么无聊。没有话勉强要说话，想着浪费了的精力就觉得可惜，还不如默尔而息合乎保养之道。尤其是“求诸人”的话，如果“无诸己”，内里空虚别扭，说出来怎么会充实圆融？而且说到要人家怎样怎样的时候，想着自己并没有怎样怎样，脸上就禁不住一阵的红，这一阵脸红比较挨人家的骂还要厉害，又怎么受得了！
听话的人的态度该是“不以人废言”，说话那个人的出身如何，私德如何，何必问他？你又不跟他交朋友，攀亲眷。你就话论话就是了；话没有道理，当然不用听他，如果有道理，尽可以毫不疑虑地照单全收。他的话或许别有动机跟作用，那倒要辨认明白的。可是，别有动机跟作用的话并不等于不值得采纳的话；如果话的本身有道理，你只要辨认出他的动机跟作用，就可以单受他的好影响而不受他的坏影响。
说话的人时时希望人家“不以人废言”，诚实的，充实圆融的，具有压迫人家的力量的话就难得听见了。听话的人随时用“有诸己而后求诸人”的尺度来衡量人家的话，就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合，世间很少有值得采纳的话了。现在咱们似乎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中，所以说话很多，实效很少。如果说话的人跟听话的人彼此把态度改变一下，我想，话可以少说许多，而实效可要比现在多得多。
（原载1943年6月9日成都《新民报》晚刊）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字秉臣，江苏苏州人。1919年加入北大新潮社。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3年起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27年主编《小说月报》。1930年起改任开明书店编辑，先后主编或编辑过《诗》《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中学生》《中学生文艺》《国文月刊》《笔阵》《国文杂志》《中国作家》等刊物。1939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6年出任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长。1949年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著有《隔膜》《火灾》《稻草人》《线下》《未厌集》《倪焕之》《古代英雄的石像》《脚步集》《未厌居习作》《西川集》等。
撩天儿朱自清
《世说新语·品藻》篇有这么一段儿：
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贤熟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
王子敬只谈谈天气，谢安引《易系辞传》的句子称赞他话少的好。《世说》的作者记他的两位哥哥“多说俗事”，那么，“寒温”就是雅事了。“寡言”向来认为美德，原无雅俗可说；谢安所赞美的似乎是“寒温‘而已’”，刘义庆所着眼的却似乎是“‘寒温’而已”，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寡言”虽是美德，可是“健谈”，“谈笑风生”，自来也不失为称赞人的语句。这些可以说是美才，和美德是两回事，却并不互相矛盾，只是从另一角度看人罢了。只有“花言巧语”才真是要不得的。古人教人寡言，原来似乎是给执政者和外交官说的。这些人的言语关系往往很大，自然是谨慎的好，少说的好。后来渐渐成为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却也有它的缘故。说话不免陈述自己，评论别人。这些都容易落把柄在听话人的手里。旧小说里常见的“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就是教人少陈述自己。《女儿经》里的“张家长，李家短，他家是非你莫管”，就是教人少评论别人。这些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说话并不一定陈述自己，评论别人，像谈论天气之类。就是陈述自己，评论别人，也不一定就“全抛一片心”，或道“张家长，李家短”。“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这儿就用得着那些美才了。但是“花言巧语”却不在这所谓“巧妙”的里头，那种人往往是别有用心的。所谓“健谈”，“谈笑风生”，却只是无所用心的“闲谈”，“谈天”，“撩天儿”而已。
“撩天儿”最能表现“闲谈”的局面。一面是“天儿”，是“闲谈”少不了的题目，一面是“撩”，“闲谈”只是东牵西引那么回事。这“撩”字抓住了它的神儿。日常生活里，商量，和解，乃至演说，辩论等等，虽不是别有用心的说话，却还是有所用心的说话。只有“闲谈”，以消遣为主，才可以算是无所为的，无所用心的说话。人们是不甘静默的，爱说话是天性，不爱说话的究竟是很少的。人们一辈子说的话，总计起来，大约还是闲话多，费话多；正经话太用心了，究竟也是很少的。
人们不论怎么忙，总得有休息；“闲谈”就是一种愉快的休息。这其实是不可少的。访问，宴会，旅行等等社交的活动，主要的作用其实还是闲谈。西方人很能认识闲谈的用处。十八世纪的人说，说话是“互相传达情愫，彼此受用，彼此启发”的。十九世纪的人说，“谈话的本来目的不是增进知识，是消遣”。二十世纪的人说，“人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谈话并不比苍蝇的哼哼更有意义些；可是他愿意哼哼，愿意证明他是个活人，不是个蜡人。谈话的目的，多半不是传达观念，而是要哼哼” 。
“自然，哼哼也有高下；有的像蚊子那样不停地响，真教人生气。可是在晚餐会上，人宁愿作蚊子，不愿作哑子。幸而大多数的哼哼是悦耳的，有些并且是快心的。”看！十八世纪还说“启发”，十九世纪只说“消遣”，二十世纪更只说“哼哼”，一代比一代干脆，也一代比一代透彻了。闲谈从天气开始，古今中外，似乎一例。这正因为天气是个同情的话题，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又无需乎陈述自己或评论别人。刘义庆以为是雅事，便是因为谈天气是无所为的，无所用心的。但是后来这件雅事却渐渐成为雅俗共赏了；闲谈又叫“谈天”，又叫“撩天儿”，一面见出天气在闲谈里的重要地位，一面也见出天气这个话题已经普遍化到怎样程度。因为太普遍化了，便有人嫌它古老，陈腐；他们简直觉得天气是个俗不可耐的题目。于是天气有时成为笑料，有时跑到讽刺的笔下去。
有一回，一对未婚的中国夫妇到伦敦结婚登记局里，是下午三四点钟了，天上云沉沉的，那位管事的老头儿却还笑着招呼说，“早晨好！天儿不错，不是吗？”朋友们传述这个故事，都当作笑话。鲁迅先生的《立论》也曾用“今天天气哈哈哈”讽刺世故人的口吻。那位老头儿和那种世故人来的原是“客套”话，因为太“熟套”了，有时就不免离了谱。但是从此可见谈天气并不一定认真的谈天气，往往只是招呼，只是应酬，至多也只是引子。笑话也罢，讽刺也罢，哼哼总得哼哼的，所以我们都不断地谈着天气。天气虽然是个老题目，可是风云不测，变化多端，未必就是个腐题目；照实际情形看，它还是个好题目。去年二月美大使詹森过昆明到重庆去。昆明的记者问他，“此次经滇越路，比上次来昆，有何特殊观感？”他答得很妙：“上次天气炎热，此次气候温和，天朗无云，旅行甚为平安舒适。”这是外交辞令，是避免陈述自己和评论别人的明显的例子。天气有这样的作用，似乎也就无可厚非了。
谈话的开始难，特别是生人相见的时候。从前通行请教“尊姓”，“台甫”，“贵处”，甚至“贵庚”等等，一半是认真——知道了人家的姓字，当时才好称呼谈话，虽然随后大概是忘掉的多，另一半也只是哼哼罢了。自从有了介绍的方式，这一套就用不着了。这一套里似乎只有“贵处”一问还可以就答案发挥下去；别的都只能一答而止，再谈下去，就非换题目不可，那大概还得转到天气上去，要不然，也得转到别的一些琐屑的节目上去，如“几时到的？路上辛苦吧？是第一次到这儿罢？”之类。用介绍的方式，谈话的开始更只能是这些节目。若是相识的人，还可以说“近来好吧？”“忙得怎么样？”等等。这些琐屑的节目像天气一样是哼哼词儿，可只是特殊的调儿，同时只能说给一个人听，不像天气是普通的调儿，同时可以说给许多人听。所以天气还是打不倒的谈话的引子——从这个引子可以或断或连地牵搭到四方八面去。
但是在变动不居的非常时代，大家关心或感兴趣的题目多，谈话就容易开始，不一定从天气下手。天气跑到讽刺的笔下，大概也就在这当儿。我们的正是这种时代。抗战，轰炸，政治，物价，欧战，随时都容易引起人们的谈话，而且尽够谈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无须换题目。新闻本是谈话的好题目，在平常日子，大新闻就能够取天气而代之，何况这时代，何况这些又都是关切全民族利害的！政治更是个老题目，向来政府常禁止人们谈，人们却偏爱谈。袁世凯、张作霖的时代，北平茶楼多挂着“莫谈国事”的牌子，正见出人们的爱谈国事来。但是新闻和政治总还是跟在天气后头的多，除了这些，人们爱谈的是些逸闻和故事。这又全然回到茶余酒后的消遣了。还有性和鬼，也是闲谈的老题目。据说美国有个化学家，专心致志地研究他的化学，差不多不知道别的，可就爱谈性，不惜一晚半晚的谈下去。鬼呢，我们相信的明明很少，有时候却也可以独占一个晚上。不过这些都得有个引子，单刀直入是很少的。
谈话也得看是哪一等人。平常总是地位差不多职业相近似的人聚会的时候多，话题自然容易找些。若是聚会里夹着些地位相殊或职业不近的人，那就难点儿。引子倒是有现成的，如上文所说种种，也尽够用了，难的是怎样谈下去。若是知识或见闻够广博的，自然可以抓住些新题目，适合这些特殊的客人的兴趣，同时还不至于冷落了别人。要不然，也可以发挥自己的熟题目，但得说成和天气差不多的雅俗共赏的样子。话题就难在这“共赏”或“同情”上头。不用说，题目的性质是一个决定的因子。可是无论什么地位什么职业的人，总还是人，人情是不相远的。谁都可以谈谈天气，就是眼前的好证据。虽然是自己的熟题目，只要拣那些听起来不费力而可以满足好奇心的节目发挥开去，也还是可以共赏的。这儿得留意隐藏着自己，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身份。但是“自己”并非不能作题目，“自己”也是人，只要将“自己”当作一个不多不少的“人”陈述着，不要特别爱惜，更不要得意忘形，人们也会同情的。自己小小的错误或愚蠢，不妨公诸同好，用不着爱惜。自己的得意，若有可以引起一般人兴趣的地方，不妨说是有一个人如此这般，或者以多报少，像不说“很知道”而说“知道一点儿”之类。用自己的熟题目，还有一层便宜处。若有大人物在座，能找出适合他的口味而大家也听得进去的话题，固然很好，可是万一说了外行话，就会引得那大人物或别的人肚子里笑，不如谈自己的倒是善于用短。无论如何，一番话总要能够教座中人悦耳快心，暂时都忘记了自己的地位和职业才好。
有些人只愿意人家听自己的谈话。一个声望高，知识广，听闻多，记性强的人，往往能够独占一个场面，滔滔不绝地谈下去。他谈的也许是若干牵搭着的题目，也许只是一个题目。若是座中只三五个人，这也可以是一个愉快的场面，虽然不免有人抱向隅之感。若是人多了，也许就有另行找伴儿搭话的，那就有些杀风景了。这个独占场面的人若是声望不够高，知识和经验不够广，听话的可窘了。人多还可以找伴儿搭话，人少就只好干耗着，一面想别的。在这种聚会里，主人若是尽可能预先将座位安排成可分可合的局势，也许方便些。平常的闲谈可总是引申别人一点儿，自己也说一点儿，想着是别人乐意听听的；别人若乐意听下去，就多说点儿。还得让那默默无言的和冷冷儿的收起那长面孔，也高兴的听着。这才有意思。闲谈不一定增进人们的知识，可是对人对事得有广泛的知识，才可以有谈的；有些人还得常常读些书报，才不至于谈的老是那几套儿。并且得有好性儿，要不然，净闹别扭，真成了“话不投机半句多”了。记性和机智不用说也是少不得的。记性坏，往往谈得忽断忽连的，教人始而闷气，继而着急。机智差，往往赶不上点儿，对不上茬儿。闲谈总是断片的多，大段的需要长时间，维持场面不易。又总是报告的描写的多，议论少。议论不能太认真，太认真就不是闲谈；可也不能太不认真，太不认真就不成其为议论；得斟酌乎两者之间，所以难。议论自然可以批评人，但是得泛泛儿的，远远儿的；也未尝不可骂人，但是得用同情口吻。你说这是戏！人生原是戏。戏也是有道理的，并不一定是假的。闲谈要有意思；所谓“语言无味”，就是没有意思。不错，闲谈多半是费话，可是有意思的费话和没有意思的还是不一样。“又臭又长”，没有意思；重复，矛盾，老套儿，也没有意思。“又臭又长”也是机智差，重复和矛盾是记性坏，老套儿是知识或见闻太可怜见的。所以除非精力过人，谈话不可太多，时间不可太久，免得露了马脚。古语道，“言多必失”，这儿也用得着。
还有些人只愿意自己听人家的谈话。这些人大概是些不大能，或不大爱谈话的。世上或者有“一锥子也扎不出一句话”的，可是少。那不是笨货就是怪人，可以存而不论。平常所谓不能谈话的，也许是知识或见闻不够用，也许是见的世面少。这种人在家里，在亲密的朋友里，也能有说有笑的，一到了排场些的聚会，就哑了。但是这种人历练历练，能以成。也许是懒。这种人记性大概不好；懒得谈，其实也没谈的。还有，是矜持。这种人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他们在等着一句聪明的话，可是老等不着——等得着的是“谈言微中”的真聪明人；这种人不能说是不能谈话，只能说是不爱谈话。不爱谈话的却还有深心的人；他们生怕露了什么口风，落了什么把柄似的，老等着人家开口。也还有谨慎的人，他们只是小心，不是深心；只是自己不谈或少谈，并不等着人家。这是明哲保身的人。向来所赞美的“寡言”，其实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寡言”原来似乎是针对着战国时代“好辩”说的。后世有些高雅的人，觉得话多了就免不了说到俗事上去，爱谈话就免不了俗气，这和“寡言”的本义倒还近些。这些爱“寡言”的人也有他们的道理，谢安和刘义庆的赞美都是值得的。不过不能谈话不爱谈话的人，却往往更愿意听人家的谈话，人情究竟是不甘静默的——就算谈话免不了俗气，但俗的是别人，自己只听听，也乐得的。一位英国的无名作家说过：“良心好，不愧于神和人，是第一件乐事，第二件乐事就是谈话。”就一般人看，闲谈这一件乐事其实是不可少的。
（原载1941年1月20日《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38期）
谈天周作人
人是合群的动物，他最怕的是孤独。人生在世上，负着两重的义务，一是种族的生存，一是个体的生活。古人说过，孤阳不生，孤阴不长，欲求种族的生存，孤独固然是不行，就是个体的生存，也须得众人着力，才能维持，几万年来的经验便养成了爱群的习性，除了参禅坐关，做苦功学道的人以外，谁都不能安于寂寞，总喜欢和人往来，谈不关紧要的天，我们看大家坐航船，坐茶店时的情形，顶明白的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谈话看去似乎是闲扯淡，白耗费时光的，其实也并不然，倒是颇有意义的。
普通谈话的内容很是凌乱复杂，但在听众的立场说来，从那里所得到来的可以有这几种东西：一是事实，不管这是赵匡胤的龙虎斗，泥马渡康王，或是红灯照的女人，桃花山的好汉，传说也罢，谣言也罢，都归入旧闻新闻一类，因为此外得不着正当的报道。二是伦理，从大家的阅历上得到的教训，是很好的参考，至于这多是适应封建社会的，那是时代如此，也是不得已的。三是娱乐，说故事讲笑话固然是的，便是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与感情，在融合的空气之中，听的说的都感到一种满足。
这样看来，谈话的作用原是很好的，问题只在把内容弄好，就可以有好的结果。我们写些小文章，自然一部分原因由于“以工代赈”，实也别有供求关系，因为这是风干的谈话，是供喜欢谈天的人不时之需的，需求总是存在，只要供给者能有不害卫生的货色拿出来，不误主顾就好了。
（原载1950年1月10日《亦报》）
谈天钱歌川
闲人的职业就是闲语，闲话的内容是渺无涯际，所以我们把这种饶舌，叫做谈天。如果你把谈天，看作专就天时而言，那不仅是坐井观天，把它的范围弄窄了，而且还得当心别人见怪。你见面真找不到别的话说，只好抬头望望天，说一声今天天气好，这至多不过是说了一句无意义的话，若进而预测未来，问人会不会下雨，那可了不得啦！因为你简直把别人视同乌龟了，谁愿意戴那顶绿帽头巾呢？聪明的谈天者决不就天谈天，他谈的却是天以下的事，换句话说，也就是专谈人间世的事。他可以不管天晴下雨，甚至不管天道如何，只一味谈他人间的爱与憎。秦少游的词有“瘦杀人，天不管！”之句，风流才子，只知与少女调情，你不管天，天怎样会管你呢？天所要管的，就是那些奉它为主宰，而靠它吃饭的人们。
中国有的是游手好闲的人，终日踯躅街头，不事生产，而他们决不会饿死。他们所赖以为生的就是天！他们常说：
“天无绝人之路！”
真的，天是有眼的，天是慈悲的。何忍看着这许多良民，活生生地饿死呢？尤其是在这个贫富不均的社会里，没有的粒米不得到手，有的吃不完，剩下来都臭了。这岂是天道？中国人决不相信：天会容许这些造孽者的。面对于街头的游民，也不忍让他饿死。
我每天在上海街头走过，总得遇见一些送包饭的担子（上海商店里的店员多半是吃包饭的），当他挑着那些客人吃剩的饭菜走到大街上来，走不到多远，便要被那街角上跑出来的大汉拦住了去路，肩挑者很解事地停了下来，把剩余的饭菜完全倒去，然后挑着回店。
这种饭菜，在那些流浪者看来便是天赐的。他们取来充饥，用不着向谁道谢。原来客人已经出了相当的代价，那些剩余的东西，决不应再归他们店家所有呢！
比之上海这种被动的方式，苏州的酒馆确是代天行道了。我尝薄游吴门，看见有些酒馆门口悬着一块红牌，上面写着一个大“天”字。初见时当然不懂什么缘故，后来问了地方上的人，才晓得那是表示有残羹剩饭要施舍给穷人的意思。
我每想到这件事，就觉得那个“天”字，太有意思了。这无异一句不胫而走的标语：你们靠“天”吃饭的人，赶快来呀来呀！这儿有酒肉！
这种人，我已经说过，是有天可靠不患会饿死的。他们知道人命关天，要死也不是一回容易的事。他们又知道富贵在天，所以并不去努力做什么事业，如果真的运气来了，他们可以一步登天。去谋有什么用呢，人尽管去谋，成事却在天呀！
以前的女子嫁了一个丈夫，一切都受着他的支配，可以说她的运命全握在他的手里，正同我们一般人的运命全靠天定一样，所以女人的天，即所谓“夫天”，便是她的丈夫。
丈夫为什么可以做定命的天呢？因为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一切的大权全握在男子手里，所以男子便是天了。虽然这个天是人力造成的。
然而中国人却不承认这人力。中国人只承认人是无能的。有能力的只有天。大而至于国家的兴亡，小而至于个人的贫富，一切自有天定，人力不能赞一辞。分明是敌人的兵力把我们战败了，我们不承认是自己的过失，而非要说是天意。
败者既是天降的祸，胜者自然也是天赐的福。那些恃强得胜的人，因此便自称起天子来。相信自己是天之骄子，可以任意妄为，于是乎无恶不作，而人民莫可如之何。他为什么敢这样大胆作恶呢？他所恃的是什么呢？这不外乎是天。人民对于他敢轻而不敢侮，敢怒而不敢言，也仍不外乎是天。因为天不能言，所以是恶人作恶时的护符，同时又是善人被欺时的慰藉。
“作恶者让他去作罢。等他恶贯满盈的时候，自然要遭天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便是中国人的天命论。
天命论者到了现在，对于内忧之频仍，只好连呼“天晓得！”而对于外患之日亟，也只是袖着手低叹一声：“天丧予！”
（选自《冬天的情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钱歌川（1903—1990），原名钱慕祖，自号苦瓜散人，又号次逖，湖南湘潭人。1920年赴日本留学。1936年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英美语言文学。1939年回国后任武汉大学、东吴大学教授。1946年任台湾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后任教于台湾成功大学、海军军官学校、新加坡义安学院、新加坡大学、南洋大学等校。著有《三台游赏录》《西笑录》《近代文学之特征》《闲中滋味》《楚云沧海集》《翻译漫谈》《翻译的技巧》《英文疑难详解》等，译有《地狱》《安娜哀史》《娱妻记》等。
谈天和冥想章克标
人不能一味工作，也要有些闲散的时间，来享受若干清福，方为得体。这些闲暇时间如何消遣，也是文人应该考虑的。平常人往往使用他们的余暇去谈恋爱，去喝酒，去打麻将，去听戏看电影，去游公园找女人，去享乐一切麻醉性的玩艺，这些事在文人则都是正经的工作，不能算消遣，所以在闲暇时去做这些事，便要造成工作过度而陷入神经衰弱症状中，那是很可怕的。
因之，文人在闲暇时所可以做的，就只有说笑谈天了。这也是很有兴味的，集合了若干个朋友，上下古今海阔天空起来，其味道津津无穷。一点没有羁束，一点没有忌讳，赤裸裸地乱笑乱讲一阵，真是自由人的兴奋。这样的谈天，才可以叫做谈天。颇有人喜欢说话流畅圆滑，不开罪于人，也不伤自己的面子，于是研究什么说话术，再加添什么幽默进去，使得说话风雅有致，但这太矫揉造作了。话本是随便说说的好，反正又做不得准，打起官司来是口说无凭，饶你说得怎样好的话，说过了就完了，不像文章那样一写下来便留下痕迹。所以说得好不好，是很小的问题。
自然，说话说得好，更漂亮，更能显示出文人的光彩。发挥无中生有小题大做的本领，在谈话中比写作更为自由，而且一出口即无从把捉，更用不着有什么顾虑，所以会说话的人，总是愈说愈巧妙。叫做谈天，因为顶会变化的要算天，而谈话可以把天盖住，比天有更复杂的多种和迅速的变化。当文人闲暇的时候，这是顶好的消遣，用不着费什么钱，更不必搭什么台，大家坐着随便谈谈，是可以忘却时间与过去的。而且偶一不留神，还可以谈出人间社会的大道理来，令人深思长叹，击节称赏，岂不快哉。
谈话固不必选择对手，但也不能太随便，正如不能对牛弹琴一样，对于暴发的富商，不能谈学问；对于蛮横的军人，不能讲道理。说话，须得看对手，善于交际的人，不外乎能对人说相适的话。要有对某一种人说某一类话的才能，需要懂得很多的事情，熟知社会的情形，则一开口便可左右逢源，滔滔不绝。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平常的人大都只知道他生活的情形，谈话也脱不出这个圈子。所以和一个生活情形完全不同的人，便无话可谈了。要避免这种困难，使谈话成为一种有兴味的消遣和娱乐，不能不选择谈话的分子。文人谈话限于文人间方有兴味，倘若插入一个和他们讲白米几多钱一升，青菜几个钱一斤，便大煞风景了。所以顶好由若干兴味相投的同志，组织一个集会，规定集合杂谈的时间，临时再备一点茶果点心，邀请几个异性朋友来参加，那可以算是理想的了。
但也有天生不喜谈天的人，他们对每一句话，每一个发音，都觉得无聊讨厌。也有一些人在某一时间里，突然不喜欢说话了，那时他守着沉默，同泥塑的佛像一样庄严。这些不说话的，也是一种很好的消遣和休息，这就叫做冥想。但请不要误会，这冥想是和哲学家的冥想不同的。在哲学家，冥想是一种很重要的工作，用来整理他的思想，深化他的睿智，建树他的思辨，统一他的体系，是一种精神活动的高扬状态。但在文人，这冥想却不是活动而是休止，这并不要获得什么文学上的功效，也不求思想上的进展，只是一种默然静坐。
形式上和哲学家的冥想是一样的，所以有人用种种对于哲学家是适当的名词来赞美文人的冥想，那是很可笑的。说起来文人的冥想似打酣睡时的梦中一想，有一点缥缈但并不深，有一点糊涂但并不厚，用不着轻蔑也不值得赞扬。在做着的人，自己心上也不曾得意，但也觉不到难过，那只是一种平静的休憩，比之谈天是十分平静的休憩。谈天譬之散步，冥想就是安眠了。散步可以得到新的感触和发现，而安眠可以做梦。
沉默的样子，在形态上有顶高贵的位置，像万能的上帝高踞在玉座上，成群的天使向他低头礼赞，所以比之长于谈天，哓哓不休，默默静坐冥想态的文人更容易受人尊敬。他不说话，别人不能知道他的究竟，而那个样子，却显然是可尊敬的。冥想的本人，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去想到什么，不受世间的一切拘束，也不必注意旁人的行动说话，在人家不明白他的一切的时候，他是一个偶像了。正像庙宇中的佛像，始终只静坐着，而受万人的膜拜，就因为他有不能说话的长处。对于不知道的，人往往向好的一面解释，况且文人本来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一个文人在冥想假装他被人尊敬，是顶合理的了。不会说话的，话说得不高妙的文人，都堵上嘴巴，那时你们就有了一种冥想的外表，要得万人的尊敬，这是唯一的道路。有许多文人不喜欢和闲人谈天，不是没有理由的。
（原载《文坛登龙术》，上海第一出版社，1933年版）
章克标（1900—2007），字恺熙，别名章建之，浙江海宁人。1920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京都帝国大学求学，获数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后先后在台州省立六中、浙江二中、上海立达学园、国立暨南大学等校任教。著有《风凉话》《文坛登龙术》《银蛇》《夷山野志》《蜃楼》《恋爱四象》《一个人结婚》《算学的故事》《文苑草木》《九十自述》《世纪挥手》等，译有《爱欲》《水上》《菊池宽集》《谷崎润一郎集》《杀艳》《现代日本戏曲集》《癞院受胎》等。
论读书与谈话陈炼青
书籍是一种怪物：它能使你越读越爱，越爱越和它接近，越接近越上瘾，如抽烟，如啜茗，如喝酒，一天总离不了它。到了上了瘾，无论你有何种忧愁，当你拿书静看时，刹那间便忘怀了一切，一心一意只在领略书中无穷的妙味。如其一拿书本就有了功利的成见，那不算对于书籍有深刻的爱好。真正的读书人，只是“行其所无事”的读，丝毫对于书籍没有功利的念头。古人说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话，原是以金钱和美人的磁石，来吸引人们走上读书之路，自己骗自己的讲下，与书籍毫无相干。看书上瘾的人，视书为娱悦心情之安慰品，除此之外，又当它是知识的宝库，并不想借它来钓名，来取利，来博得美人的青睐。
人们常说，书籍是知识之宝库，里头藏着许多用不尽的好东西，需要知识的总要时时亲近它，保管不会受亏。不错，我也相当的承认。然而话虽这样讲，事实上，不是件件知识都由读书得来，得之于别的，如大自然的现象，现实社会的生活，也非常之多。但书籍之地位，仍不因此而失却其重要。譬如我们今日晓舞文弄墨，知道我们自己心眼中所谓真是与真非，而和非力斯丁（Philistine，门外汉）甚异其趣，未始不是多半从它得来的结果，体识事理，虽然有脑筋供我们判断，可会直接帮助我们的心灵到广博的地方游历，间接又能帮助我们了解事理，洞悉人生，这是确实的话。我没有勇气敢否认这话。
历来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在良心上敢公然说他自己是顶厌恶书籍的。虽则曾听说斯宾塞尔是一个著名的憎恶书籍者，然而你能够承认那是他心里抒发出来的吗？说不定当他嚷出憎恶书籍的呼声，他的肚子里已经装满了一肚学问罢，因之就无妨随便讲讲。这好像我们的李太白，因为天才不可一世，胡乱拿起笔挥了一下，就有好诗由他的毫端吐出来，一朝碰着杜子美那个“平生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呆子，怎么不引起他的嘲笑哩！人总喜欢用自己的尺寸去量世间的一切，正如坐在青色的玻璃窗内玩看窗外的景色一样，望舒凝睇，无论什么东西都染着青色的色彩。我们站在公允的地方看，书籍是重要的，世界文明的进化的巨大就靠着它。并且我们可再进一步说，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是在书堆里呼吸了长期的气息，而后能成就其伟大，倾吐其光芒的。
我是一个书籍的爱好者——不过仅仅是爱好者而已，并不敢说，我将要计划成就些什么，倾吐些什么。但是在生命的过程中，它是我精神上的伴侣，消磨我好多光阴，养成我现在一天不读书就感觉到不愉的习惯。三年前从南洋抱病返来之后，朝夕混于家乡的别墅里，闭门谢绝一切，像与尘世隔绝似的孤寂的生涯，就全仗了它做我灵魂的安慰。养病生活，种花喝茶之余，端坐萧萧中，对着心所爱好的书卷，自由披览，殊感到无穷的兴味。孔仲尼“学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我是拳拳服膺的。我借读书来疗养，来消忧，不仅追求知识而已。几年寂寞的滋味也够受了，每当静穆之夜，凝对一灯如鹭，想到康德那种严肃而孤独的生活，完成纯理性批评那部著作，未曾不感到一个学者要研究一种学问，要探其究竟，测量其深浅，必须冷静地运用头脑，深沉地思索；又必须躲避无谓的应酬，勤于积蓄心智的宝藏，不要间断，每天总要积了多少。以故你不能量的学识有若干深，喻其深处，有如海洋，几于看不见底。但同时，一方面又觉得孤独的读书研究，往往陷于偏颇，它的危险，势必成为心思之暴君。康德和黑格尔那种倒因为果的哲学，我以为，未始不是孤独读书研究的结果；庐骚①思想在当时那样的偏激，或许多半由于孤独的生活造成的。我们翻明儒学案，细心研究当时学者思想之倾向，就很容易知道他们的偏蔽是从何而生：陈白沙悍然主张“观书博识不如静坐”之说，开阳明玄学之先河，而结果是流入于冥思与垄断，造成晚明心学之昌披。其弊端，不消说是肇习静。所以孤独的研究学问，孤独的思索事理，有好处同时也有坏处。
于是，读书以外就非常需要谈话了。顾亭林与人书云：“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觉”殊为有见之言。即如英国的学者，常常讲着“交际是人们最好的导师”这句话也有同样的道理。然而这应该先下了一个解释，说此与酒食征逐等应酬，绝对不能混合为一。酒食征逐的交际，那是现代社会上的忙人钓名取利的专业，读书人大多不屑为，为之则难免消磨一点蓬勃的朝气，岂止无益学问事业而已。好的交际，无论世界上哪一个学者都承认它能帮助学识之苗滋长，又是扩大胸襟，润泽心情的滋补剂。你合眼想想，集合几个在书堆里住过的人，各打开心智之宝库，彼此均得到一种莫名的快感，不是最有趣而且最有益的事吗？平常我们读书，虽然斗室中便能坐对世界上古往今来许多大人物心血写成的结晶，涉猎报章杂志，又能晓得目下世界热血怎样的流行；但是这些不如把它拿来和朋辈讨论一遍，蕴在脑府中的学识，一定没有永久的储积弗漏，也许没多时便悄悄地跑到无影无踪了罢。你要知道，一个人的知识和学力原极有限，须有多人的交换，研究，拭磨，那才有丰富的贮藏。往日所不能贯通的道理，所未听闻的事物，一朝体喻，在有益的谈话里得来者，却往往有过。古人所谓“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确是一句有经验的话，确能洞悉谈话之真趣。
记起十八世纪约翰生博士（Dr.S.Johnson）曾集合了许多同志，组织了一个伦敦文学会，也专为谈话而设。这个文学会，并没一个固定的场所，那是流动无定的：他们的集合，有时在会员的家里，有时在咖啡店中，谈话之际，把各人的心，赤条条地献出来。那班才人，既在书堆里饱餐着长久书香的气息，又孤独地躺在安乐椅上自由运动着脑筋，把不能移在纸上或将要在纸上的事理，借着一口嘴，辗转的发泄，每次会逢作了几小时的交换，心境之欣娱岂俗人所能领略？虽则到现在隔了百余年，然而潇洒余韵，后人在书里读到这事，不禁对它生起憧憬。为此，便常引起我的梦想来。
我常常这样的想：如果有一所幽静的地方，每逢星期日便聚了几个思想和脾气颇为同调的朋友，在那里开一个谈话会，那是一桩非常愉快的事。人总离不开谈话，在学问的海里寻求者，更加需要谈话来调剂。闲谈也非“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意思，如其用得适当，正是能助长一切学术进境的源泉。
谈话会当略仿约翰生博士当时那样子，那是活的，有生态的，和正人君子们所开的会，根本就异其趣。我想要集合几个朋友，志趣大致相同，在一个厅子里，目中所见，并无生人，耳中所闻，并无俗调，各人随便穿什么衣服，随便坐或躺不拘形迹，也不讲究规矩，或喝清茶或抽香烟，性之所适，都无不可。清谈的材料，可没一定：自上天说到下地，自革命说到恋爱，自《皇清经解》，说到《品花宝鉴》，自《原富》说到《金瓶梅》，范围随便他大与小，问题随便他正与偏，全由各人的自由，谁也没有预定。不过在这里，毕竟总要抱定宗旨，那就是：无论如何，绝对不容说违心之论的话。各人皆赤条条地把自己所经验的事说出，把最近所看的书讲出，把自己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态度与见解，一概都无忌的全盘说出。既有正经的问题，又有玩笑的情趣，忽而慷慨激昂，忽而低声细语，各人的态度，压根儿就没有一点拘束，如果有一个问题提出，各人的见解有不同时，无妨大声争论，纵问题如何重大，争论时也须间杂调笑，那才不致枯燥无味；假使一旦所争论的问题得到解决，大家都要一致哈哈大笑一阵——不惯哈哈大笑的，播扬嘴角微笑着也是无妨。有时大家嚷着饥饿了，主人便弄一两样点心拿出来吃。老李可直接批评老赵的点心做得不好，夸自己的太太会做好点心，味道既佳花样又巧；老赵不服，滔滔地营辩了。老张可参加意见，并提议下星期的聚会，须到老李家里，目的是再尝尝李太太的点心弄得如何好吃，是不是老李“车大炮”，代他的太太吹牛。到了兴尽的当见，各人随即自由散会：主人并不“鞠躬如也”立于门外送客，客人亦不临行向主人“九十度”，绅士的俗套根本就无须表演。一星期中得到这几天的消闲，然后各修“胜业”，我以为可真是忙碌于读书写作者之种清纯舒畅的安慰。这种流动式的谈话会，比固定的为胜。此不特省租会址，并且交换知识在这样得来者居多，联络感情也以此为上法；然而人们为什么不。
另一方面讲。谈话之佳妙处，又是一种艺术；而此种艺术却从磨炼中。上面所讲的谈话会，能够磨炼谈话的艺术。徒有孤独的读书而缺乏谈话的磨炼，不言其他。单在写作一方面，我相信其文决不能引人入胜，了无余味。清人许多朴家，我读他们的文章几乎欲睡，非关题材干燥，实是他们不善于谈话的艺术，因之文字上之组织便不能动人；例如赫胥黎关于生物学上之著作，题材何尝不干燥，然而我们读之津津有味，其故便在于此。所以晋人善清谈，故其发言吐辞常有妙致；明人自中叶以后亦善清谈，故其零星小品往往多轻清可喜之作。我以为读书人平日究有得，欲发表某种学理上的文章，如先把该问题与良朋一起讨论一二遍，然后着手写下，以谈话式的笔调出之，则必能独饶风趣，必能引起读者之注意。你以为如何？
（原载1934年10月5日《人间世》第13期）
陈炼青（1907—1940），广东潮安人。1921年赴新加坡。1922年入华侨中学。1928年主编《叻报·椰林》，同年创办《晓天周刊》。1931年因健康问题辞去工作，回到故乡养病。
谈话的衰败邵洵美
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人和禽兽的不同，便是因为人有语言。不过光有语言，也还不够。原来鸟有鸟语，兽有兽语，鸡啼犬号又何尝不是一种语言？人为万物之灵，乃是因为我们能运用语言来谈话，谈话便是文明的现象。
孔子是位伟大的谈话家：一部《论语》，言多于行，继承孔子传统的孟子更是一位能言善辩的大师，实开后世靠嘴吃饭之风。
文明一天天进步，谈话便也一天天兴盛：或则倚枕述情，或则剪烛话旧，或则对月独白，或则围炉聚谈，或则殿前直奏，或则酒后狂语，谈话的方式虽然不同，但总有一种“人”的气象。
西洋名著也多谈话笔录：先有《圣经》，继有《柏拉图谈话》，有《奥雷里斯金言》，等等。
但是所谓“谈话”，大都全是出口成章，孔子和门弟子谈话，未必先在隔夜就预备好了讲义，柏拉图的哲学谈话，据说也是临时讨论所得的结果，随机应变，所以有生气，见真心。
现在社会制度变更，老前辈都叹着“世道日衰，我欲无言”，其最显著的现象便是“谈话的衰败”。
所谓“谈话的衰败”便是说，谈话的艺术非特不与时俱进，而且有逐日后退的趋势，推想其衰败的原因，可以得到下列的几个答案：
（一）演讲。——这是一个人对着许多人谈话的方式。在平常的环境中只有演讲的一个人开口，照例是他一定有某种独得的意见，于是便举许多的证据与理由，来说给许多人听，目的在使这许多人完全明了及同情他的意见。一切的政治及学术演讲均是。但是现代社会里集团结社的风气盛行，人们每每想出各种方法把许多人聚在一堂，再有计划地叫一个人站在台上去说话。这种演讲已成为一种礼节或形式，于是商店开幕，或是婚丧喜庆，都要叫人去说上几句。结果是千篇一律，说的人无所谓，听的人也无所谓：一张演讲惯了的嘴，谈话起来便也只有一大串虚伪的套语了。
（二）官话。——这里所谓“官话”，不是以前的京话，而是“冠冕话”的简辞。说来冠冕堂皇，动人听闻。照例句法无大变化，不外表示说话的人自己明礼，好义，能廉，知耻；事实时常相反。老实人容易上他们的当，聪明的人便也官话相对答。官话讲多了，在内室里谈话也会像办外交；这种人最爱虚面子，有了家丑决不敢外扬，于是老婆偷人、儿子卖爹的新闻，便在他周围制造出来了。
（三）麻将，扑克。——从前朋友聚会大都是饮酒品茗，促膝谈心，各人的经验不同，谈话的资料便多；一传十，十传百，谈话的艺术便进步了。但是现在人相见之下，寒暄几句，便搓起麻雀，打起扑克来了。纸牌到，精神便贯注在手里面，赌到天亮，也有一声口都不开的，久而久之，嘴巴除了吃饭便失掉其他的效能了。
以上三种是“谈话的衰败”的最明显的原因。也有因了生活的艰难而没有谈话的机会，也有因了环境的限止而失掉谈话的权利……总之，现代人已没有真正谈话的训练了。再隔几年，我们一定都会变得像“机器人”一般，除了背奏些配制成的句子以外，一句“自己的话”也不会说了。
（原载1936年《论语》半月刊第87期）
谈闲话王颍
我想，所谓人生者，是不能缺少娱乐的罢？倘使终日经经营营，死板着面孔，给生活的重担压得透不过一口气来，拘拘束束，瞻前顾后的，被名利的欲望牵着鼻子从早到晚的劳碌着，一点生之宽容和暇裕也没有，是很少的罢？娱乐的功用，就在它能使人们在它的快乐暇适的氛围里，暂时忘掉了“生之痛苦”和“劳动的疲乏”，胸襟畅阔，毫无拘束，达到忘我忘世的境界。所谓“生之系恋”和“向上的企图”，大约在这时才真实的感觉得罢。那么以此为据，则所谓娱乐者，并不一定是通常所说的跳舞打麻将，听梅兰芳和看“坐花醉月”之类，同几个朋友逛逛名胜，登山涉水寻幽探险，或者聚在草堂茅亭吸烟谈谈闲话，都是很好的；倘在少年，则拍拍球，骑骑马，捕鱼捉鸟之类，也未始非娱乐的正宗。简而易行，又不用争先准备，且于金钱和时间上都很经济者，却唯有这闲话，所以在这篇小文里，我只来叙叙它。
闲话的聚会，是随时随地都在举行着的，著名的英国政治家穆莱，在他做格兰斯顿第三次内阁的爱尔兰事务大臣时，在一个初秋的晚上的日记上，有过这样的记载：
“晚餐前后约一小时，亚斯圭斯，莱雅尔和自己，作极其愉快的闲谈。亚斯圭斯后来对我妻说，从来没有那样愉快的谈天过。那时我们谈到穆勒和斯宾塞，还有大家讲到些回忆和轶事。谈话从我的心里流水般的涌出，一月以来，从没有过这样的气氛。而且因为晚餐，去换衣服的时候，忽然在自己的胸中，泛出了这些友而兼师的先导者的清白的人们的事，顷日来的政治上的重荷，便一时从肩上脱然滑下了。”
听说当时穆莱正为了爱尔兰的问题在困顿着，然而和这些朋友在饭前饭后的一夕话，却得了无限的慰藉。
平常所谓“老妪道家常，絮絮不休”，大抵是在指他的惹人厌烦的，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家里的女佣刘妈，在饭前暇时，她老在那里和人家一长一短的谈论个不了。当时我很怀疑她为何有那般兴致，于今看来是很了然的了。闲话的特别异于其他娱乐者，就在它应用的普遍，上如王公大人文人学士，下如村妪牧野老渔夫，或在雕梁画栋的殿阁，或在草屋茅亭，而山坡河畔牧场渔场上，不也常常听到笑语声吗？
然而闲话的功用还不止此，劳动疲乏的时候，人们也常常借了谈闲话来恢复其疲倦的。如北平之洋车夫好上茶馆，沏上一壶两大枚一包的粗茶，谈上半日的天，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昨日偶然看见丰子恺君的一幅漫画，又使我悟到谈闲话不但是在劳动后的一种安慰剂，并且还可以帮助鼓舞劳作时的兴趣，使人们不感到劳作之苦，工作就很舒适的做完。画的大致是两个正在洗衣服的女人，面向面的好像细谈着，一只盛衣服的篮里，放了一条红色的被单，丰君的题词是“张家长，李家短，是是非非的声中，红的被单已经洗好了”。这很使我回想到家乡的妇女洗衣服时的情状。在夏秋的佳日——春冬因为寒冷的缘故大抵藏在各人的家里——无论是池塘或河畔，成群结队的农妇村姑，闹闹吵吵的安置好应用器具，随着沉重疏散的捣衣声，应和着她们清脆娇嫩的笑语声，叫人听了无端的发生一种悠然闲适之感。待到把一件件的棉布衣服洗完之后，夕阳大约已经冲出，有的人家炊烟已袅袅飘起来，在忙着归家炊饭的途中，一拐一跛的行在阡回荒芜的乡村古道上，唧唧喁喁的话声，随之散布在沉静空气中，觉得此身已回到往古的闲逸农业社会；把尘世一切无聊烦虑，洗涤殆尽。
本来人类天性就有欲有所取的欲望，同时也欲有所与的企求，倘拿现在通常的术语来说，就是所谓“求知欲”和“创造欲”罢，平常的闲话里，也正可看出此两种的成分，否则闲话怕没有现在如是的命运罢？正为如此，闲话才有它独特的价值，“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古人已经赞叹不置了。在和朋友们闲话而得到许多益处的，是大有人在罢？不过所谓“一夕话”者，并非板起面孔滔滔的说教，大放厥词；倘使这样，则听的人，心里先就起了一种厌烦的情绪，觉得如对严师，仿佛听讲，听到的自不清晰，更没有分析和反省的可能，闲话时的那种悠然自得，和虚怀若谷的情趣，到这里便完全的被毁灭了。
在读书而不能应用适当的方法与态度者，大抵泥于书本上的说教，渐渐的养成独裁的、片面的、自大的倾向，其原因就在于度着自以为是的，沾沾自喜的书斋生活，失却自己反省的机会，而严格的批判自信力的力，也就消磨了。而闲话者恰恰相反，他能给你以夸大的纠正，自信的失望，把你的片面的思想学识，更其洗练，更其锻炼，使你走上精博之途。何况通常的闲话中，也能使你了解他人和书斋以外人与人间的关系。
把闲话和饮酒博弈来比较一下，也是很有意思的，喝酒时的那种奋臂挥拳，喧天哗地的热烈情状，确也使人乐而忘形，不过在我看来总觉得太热烈些，在酒完人散后，一旦家破人亡，由极繁盛顿至极凄凉的境界，寂寞之感，颇不能耐。博弈又每每使人生好胜心，即使不在贪利，也往往变成意气之争。找几位完全为娱乐和消遣的人，颇非易事，闲话时的心境，却恰到好处，悠闲的，恬澹的，既无利的希求，又免去人世的无聊顾忌，随心所欲，浸澜于安适之境，其愉快也难迹难寻，意味无穷。
最后要说的，是闲话的内容，说到闲话的内容，更有意思极了，正像人们的走路，天天不知不觉的，走来走去，有的时候以为无路可走了，然而几个圈围一绕，眼前又现出坦直的大道，这样一程一程的走去，走一天也走不了，走一年也是走不了，倘使回头一想，则路径的变迁，连自己也吓一跳，弄得茫无寞知所自了。闲话的内容正是这样，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从天谈到地，从人谈到狗的。但约略的说起来，也可以分为“因人而异”的；大抵奸商市侩，是谈论贩卖劣货，纨绔子弟，是谈论女人；野夫老农夫话桑麻；六十老妪道家常；老年人多谈过往的欢乐，少年人多述将来的幻梦，闲话的内容虽千万不同，而闲话时的悠然情趣，是一样的。
（原载1935年6月20日《人间世》第30期）
语言对于思想的反响唐钺
语言和思想并不是有必不可分离的关系。我们的思想作用，固然在许多时候是含有语言——无论是说出来听得见或是不说出来听不见的——但有时只有手脚或躯干这微细的动作，或是脏腑，血管，泌腺等等的微细的变化，或是视觉器官或听觉器官的某一部分微细的激动，思想就可以进行。然而通常的时候，思想作用是含着语言的。思想可以说是人类的使用符号的行为。虽是许多作用都可以做思想所用的符号，但在思想的发达史上占极重要的位置的符号要算语言。小孩子学说话，其实就是在那里学思想。在小孩子，思想和语言几乎有必不可离的关系。小孩子自个儿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常常通通说出来。许多成年人思想的时候也常常自言自语：这些事实，可以证明语言对于思想有极密切的关系。成年人思想时候的自言自语虽然常常是不出声的，但它的存在是没有疑问的。
语言对于思想的贡献是很大的。一来，其他的作用，如手脚的或脏腑的变动之类，虽是也可以作思想的符号，但是这些作用，对于思想上许许多多的微妙的差别，是否能够对它们中每个都给予一个符号，是个问题。语言所含的声音（和依据语音的文字）的配合似乎比那些作用的配合，种类更多，变化更大，更可以代表思想上的复杂之点。（当然就是语言，也不能把思想上的各方面全部表现出来；但这是另外一件事。）二来，总使其他作用也和语言一样地能够传达思想上的微细的区别，它们绝不及语言那样兼有确定和永久的性质。单就一个人来说，此刻的思想，假如不用语言表现出来，将来就很难记准确，记得清楚。这样一来，就使他很难根据旧的经验去推求新的知识。再就人类的大团体说来，假如人人的思想都不用语言表出来，这个人绝没有机会利用那个人的思想的结果；人类的知识，不消说是不能够进步的了。手脚与躯干的动作，虽也可以表示意思于旁人，但这些动作不特配合的花样不多，并且表现要费许多时间，远不及语言那样便利。假如我们复杂的抽象的思想，也像聋哑人一样，用手指表示，一定不能够把它像语言那样精确地传达出来。还有更要紧的是：手足和躯干是应该用去做别的事情的；假如让它“讲话”，恐怕人的一生所能做成功的事情不见十分多！
语言是用来代表思想的，它似乎应该是永远受思想者支配的。但实际上却不全是这样。培根说的好：
人们设想他们的理性支配言语，但其实言语对于悟性起反响；这种情形曾经使哲学和各科学成为似是而非和委靡不振的学问。（Bacon，ZovomOrganuum，Aph．LIX）
培根曾把思想的谬误分别做四种偶像，其中一个——市场的偶像——就是指由语言的反响而生的谬误。欧洲从前有个外交家说语言是创造来隐匿思想的。许多语言对于思想的反响，几乎要使我们相信语言是把来混乱思想的！
语言对于思想的反响，有许多；现在姑且说以下几种。
（第一）话相同而意思不相同。这当然是大家都知道的一种最普通的现象。无论哪一种语言，都没有一个话只代表一个意思的。因为语言是许多人不知不觉的产品，所以不能够那样直截了当。纵使我们能够在一个时期把一切的话的意思都固定得没有含糊，过了一会儿，又必定有许多话是各个代表两三个意思了。所以这是没有法子除掉的毛病（在实用上，或者竟然不是毛病，而是便利）。同一个话而代表不同的意思的，例如：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说是孔子的话）“文”字可以说是“辞藻缤纷”，就是有装点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文理密察”，就是“有条理”的意思。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篇》）《荀子·正名篇》原说“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但“伪”字原有两个意思，怪不得后人的误会。《孟子·离娄上》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孟子的“故”，与荀子的“伪”意思差不多。但“故”字这样用法，比较不容易误会。
《世说》述：“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前“明”字是光线的强，后“明”字是看得清楚。两个“明”字意义完全不同，不应该相提并论。
（第二）意思相同而话不相同。这种情形似乎不会引起误会。但其实不然；因为不少的无谓的争辩由它引起。例如：
（甲）“要法律上和道德上的责任有意义，必须人们做事能够自由。”这个话所谓“自由”就是“自决”—自己决定—的意思，并不是“‘无因而忽然如此做’的意思”。假如咬定道德责任所需要的自不是自由决，也会发生无益争论。
（乙）我曾听见一个外国老教士和一个乡下人争辩说中国人拜天不对，应该拜上帝。听这位老教士的口气，他显然不知道中国的“天”字，在用来指所崇拜的对象的时候，就是他的上帝。
（第三）一个话和它所要表示的意思不刚刚相当。这种话不但常常使听的人受骗，并且说话的人自己也常常受骗。例如把一国中比较保守的分子叫做“顽固派”或叫做“稳健派”：顽固派含有坏的色彩，稳健派含有好的色彩，都不是与所要表示的恰好相当。这两种话都已经含了主观的评判在内，并不是仅仅表示事实。政治活动中所用的语言，这类很多。如“人才内阁”，“稳健的主张”等类的话所含的意思往往是比实际所代表的事实多了以外的许多色彩。这种话最会淆乱人家的“听闻”。
（第四）不适用的比喻。用得得法，固然可以助听者的了解；但也容易误用，因为使他们反而疑惑。
《世说》载车胤怕多请教请教谢安会使谢安疲倦。袁羊说，不必虑到这一层，因为“何尝见明镜疲于律照，清流惮于惠风？”。但人的被问难的确是和镜子照影像清水被风吹一样的不费力吗！
英国喀莱尔①（Carlyle）反对代议政体说，假如船长每事都要船员投票公决，一定没有法子使他的船达到目的地。但国民与政府的关系等于船员与船长的关系吗？不用说别的，只想到船员是船长的雇佣，但国民绝不是政府的雇佣那个事实，就知道这个比论是拟不于论了。
（第五）缺乏意思的话。这种毛病可以说不是把话来代表意思（那是应该的），乃是把它来代替意思。例如：
王守仁与罗钦顺书里说：“格物者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正心者正其物之心。诚意者诚其物之意。致知者致其物之知。前三句还勉强可通，后三句实不可解。”
邵雍《皇极经世·观物篇》之五十二说：“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星之物者也，有日晨之物者也。有月日之物者也，有月月之物者也，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晨之物者也。有星日之物者也，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星晨之物者也。有晨日之物者也，有晨月之物者也，有晨星之物者也，有晨晨之物者也。日日物者飞飞也，日月物者飞走也，日星物者飞草也，日晨物者飞木也。月日物者走飞也，月月物者走走也，月星物者走草也，月晨物者走木也。星日物者草飞也，星月物者草走也，星星物者草草也，星晨物者草木也。晨日物者木飞也，晨月物者木走也，晨星物者木草也，晨晨物者木木也。”这不过把“日月星晨”四字和“飞走草木”四字做排列（Permutaion），哪里有什么意思。
语言既然有这样误人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能不时时预防，尽量少用歧义的字，少说模棱的话。不必过于尊重文章要有变化的修词法则，对于一样的意思，不敢用一样的话代表它。听人说话，要记得不同的话未必有不同的意思。说话不要比所要说的意思说得太少；但也不要说得太多。用比喻固然因为两件事物有相同的地方，但千万不要忘记了它们也有不相同的地方。不要以为所说的话，自己仿佛觉得有意思就够了，要看看所说的话是不是不仅仅的一句话。总而言之，谨慎为妙。因为语言对于思想是有不小的反响的，所以谨慎并不完全是利他的，一半还是利己的。
（原载1927年3月5日《现代评论》第五卷第117期）
唐钺（1891—1987），原名唐柏丸，字擘黄，福建闽侯人。早年就读于英华书院和福州中等商业学校。1911年入北京清华学校，1914年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康乃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院哲学部心理学系深造，1920年获博士学位。1921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系主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哲学教育组组长，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研究员。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兼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六届委员。著有《西方心理学史大纲》《唐钺文存》《国故新探》《修辞格》等，译有《人的义务》《功用主义》《论人生理想》《论情绪》《论思想流》《宗教经验之种种》《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心理学原理》《感觉的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