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夏，李默然到邮局上班不久的一天，他走到了一间屋子的门前。这是老员工李克锐（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铁路文工团党委书记）和李季（新中国成立后任沈阳铁路局工会宣传部长）的宿舍。已对戏剧十分敏感的李默然，敏锐地听出屋里面好像有人在演戏，隔着木板栅栏往里看，天哪，竟像是话剧的样子，细一看，那就是话剧呀！是的，李克锐、李季在指导邮局业余剧团的人排练话剧。
他的心忍不住狂跳起来。
原来，这是牡丹江邮政总局刚刚成立的职员业余剧团在演戏。
从那天开始，李默然只要一得闲空，就来到这个小屋前看人家排练。看的时间长了，眼睛痛了，脖子酸了，但仍目不转睛地看。没有几天的工夫，那部剧的全部台词他都能背下来了。
有一天早晨，李默然一边擦地板，一边嘴里说着那出戏的台词。这时，走过来一位30岁左右的男人，面色黝黑，个子不高，但目光里充满热情。来人正是剧团导演李季。听了李默然旁若无人地念叨，他愣了一下，打量了李默然许久。
18岁的李默然，身高1.80米，浓眉大眼，高鼻子，脸膛宽阔，棱角分明，且势如奔马、声如巨雷，一副雄性十足的男人形象。
李季带着惊讶，匆匆走了。
中午的时候，李默然又去那个房子的门前偷看他们排练。这时，李季推门出来，他微笑着对李默然说：“你好像每天都在外面看，是吗？”李默然有点儿紧张，他点点头，并不敢正视李季，脸也有点儿发热，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他的心理动态，李季看得一清二楚。他亲切地问：“有好几回，我听见你在嘟囔我们的台词，你从哪儿弄来的剧本？”“我是看你们排练时，记下来的。”
李季又看了一会儿，他说出了一句近乎伟大的话——
“你愿意来我们剧团吗？”
正是这句话，把李默然推上了中国话剧与电影的万里高空之上，使他后来成为一颗巨星。李季是中国话剧与电影的功臣，在此，让我们向发现李默然的这位伯乐致敬。
当时，苦苦梦想当演员的李默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愣愣地看着李季，胆怯地问道：“您说什么？”李季笑了，“我是问你愿不愿意参加我们的剧团？”李默然这回听清了，他跳起来说：“我愿意，我太愿意了。叫我干啥都行呀！”
当时，业余剧团正在排练的是他们自己创作的宣传储蓄的话剧《保险箱》。“你就演这个……”李季指着剧本上的一行字，只见上面写道：“行长家的仆人。”见李默然有点发愣，李季解释说：“就是侍候行长的……”原以为能给个主角演呢，却不料只是个跑龙套的配角。他的心里有点凉，可是，他不敢提出要求。李季笑着说：“你就演这个角色，戏虽然不多，但很重要，回去准备一下。明天晚饭后，你就过来参加排练。”虽然给个配角，但总算让他登台了。李默然这时，就像心里亮起一盏灯那样明亮啊。他拿着剧本，飞跑回家。
这是个激动的夜晚。
家里人已把饭做好了，大人叫李默然吃，他说：“你们先吃吧，我不饿。”他全心全意地看那个小剧本，他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台词。整个一场戏过去了，也没有看到“仆人”的台词。他心里老大不高兴，李季这难道是开玩笑吗？
好不容易翻到第三幕，第一页上终于写道：“行长家客厅，仆人正打扫客厅，少顷，行长上，仆人说：老爷，您回来了。”李默然一遍又一遍地念台词。家里人多次催他吃饭，他都像没听见一样。家里的人都睡了，他一个人还站在地上念。快熄灯时，全部台词他都记住了，并且按照自己的理解，演成了自己认为精彩的仆人语言。他这才草草地吃了几口饭，然后甜甜地睡去。
第二天一整天，他都沉浸在难以抑制的快乐之中。走路像飞一样，送邮件时，车更是骑得飞快。
总算到了下班的时候，他跑到了叔叔家吃晚饭。叔叔婶子见他满脸喜色，问他有什么好事。他也不说，只一心一意地洗脸，洗完了，他还特别把头发梳理了一番。在叔叔婶子看来，这是少有的事。他们又问了一遍，到底是什么高兴的事，李默然手一挥，跑了。
1945年7月4日晚，李默然第一次参加话剧排练了，他开始了开山之作《保险箱》的创作。
他走进了那个小屋——那个最初接纳了李默然的神奇小屋，那个为中国话剧与电影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小屋。
导演李季轻轻地一摆手，说：“开始吧。”
李默然按照舞台提示，一丝不苟地做戏。他先是拿着笤帚把地扫一遍，扫完了，又拿抹布擦桌子，然后，擦碗、擦壶。年轻的李默然很机灵，他一边做着这些动作，一边用眼睛溜着李季，看导演的反应。李季面带微笑，眼睛里似有许多赞许。李默然明白了，导演对他基本是满意的。他心里有底了，紧接着，又即兴做了一个动作。他顺手从地上捡起根木棍当掸子，在桌子上掸来掸去。
这时，李默然的“戏”从天而降。
掸完了灰，他忽然学着老年人的步态，慢悠悠地走到后面，举着棍子向空中晃了晃，像是要去掸窗子上的尘土。这神来之笔，直到今天李默然仍觉奇怪，它怎么就飘到脑子里来了呢？
其实，这就是他长期看戏琢磨戏的结果。
李季瞪大眼睛，津津有味儿地看。然后，问道：“你是用多少时间设计这个动作的？”李默然瞪大了眼，愣愣地问：“设计？什么设计？”李季以为他是客气，也就不再细问。但李默然当时，真不知道演戏还要有什么设计。
接着，李季扮演的银行行长上场了。
李默然学着刘琼在《回春曲》里演的那个老头儿的样子，弯着腰走向李季，把声音压得很低，还略带一点儿沙哑的颤音，他说：“老爷，您回来了？”声音一出，他的自我感觉非常好，李季和在场的其他演职人员也觉得他演得奇妙。
第一次排练顺利通过。
1945年7月26日，这是一个可以大书特书的日子。李默然于这一天正式登台演出，地点是牡丹江市新安电影院。
新安电影院是当时牡丹江最大的电影院，它位于东新安街以北。1933年，商人崔水清在此兴建新安电影院，当时是草房，1940年毁于大火。后来，又由商人王润庭重建，改为砖瓦结构，仍称新安电影院。场内有两层座席1200个，以放映电影为主。
那天，新安电影院以最隆重的姿态迎接了未来的话剧、电影艺术大家李默然。
台下，是黑压压的观众，台上是剧组里的同行。
真是有些神奇呀！初次登台的李默然，竟会那么从容，那么镇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那么“旁若无人”地演完了那个仆人。这是他塑造的第一个舞台形象。话剧，在那一天紧紧地抱住了这个18岁的痴情儿。
一个只有几句台词、几个动作的仆人，让李默然演得那么栩栩如生。他几乎成了全剧最抢眼的人物。
台下，不时爆发出如潮的掌声。
《保险箱》大获成功。
邮政业余剧团的全体同仁对李默然刮目相看，有人在欣喜的同时，竟不吝溢美之词，称李默然为“天才”。年少气盛的李默然也禁不住一吐为快——“我本来就是个天才的演员。”
天才，是有的。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距离成功的天才演员还有多么漫长的路。
这年的8月15日，日本人投降了。李默然和全国同胞一起，为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而狂喜。是的，他又有了祖国了，他不再是吃不上饭、穿不上衣、被日本警察凌辱的可怜的童工了。
为庆祝抗战胜利，邮政业余剧团的主创人员迅速成立了“青年文化剧社”，李季等人很快创作出了一部大戏《风雪之夜》，并于1946年4月开始彩排。
在这出戏里，李默然被指定演一位重要人物，一个戏很多的大资本家。他按照自己丰富的观赏经验和有限的表演经验，开始背台词、走场、排练，半个月后，最终以过人的胆量上台演出。在这部戏里，应该说，他比较出色地饰演了那个一家之主的大资本家。
李默然那高大健壮的形体，声若洪钟的念白，令人们耳目一新，一定程度上征服了牡丹江的观众，他拥有了许多的粉丝，开始在当地演艺界小有名气。
青年的李默然面对掌声和鲜花，不觉有点儿飘。他认为演戏很好玩儿，很容易。“不过就是背背台词，演老人把腰弯下去，声音粗一点，演青年人，身子挺起来，声音细一点儿；然后再比画那么几下子吗？这有什么呀？”他想。
其实，他哪里知道，初出茅庐的小小成功，不过是文艺女神向他微笑一下而已，因为他确有天分被文艺女神看中。然而，当时的李默然要想成为后来的李默然，那路可长着呢、坎坷着呢。
他的父母为他的出息而高兴。两位老人都没有文化，可是，他们身上有着中华民族朴素的思想品质。他们对心爱的儿子千叮咛万嘱咐——“你是做了点儿事，可是，你一定要注意，你的路还很长。你要多学习，要谦虚。现在你长大了，你要处处好自为之。”这句话让李默然清醒，也让他受益一生。后来，他用这句话，来教育自己的儿孙。
果然，接下来就是接二连三的棒喝。
1947年10月，李默然20岁。
这一年，东北作家群的舒群、罗烽、白朗从延安来到哈尔滨，他们组织了东北文协文工团。文工团要面向社会招收演员。
看到告示，李默然从尚志县兴冲冲来到文工团报名。面对十几名考官，他表演了《白毛女》中杨白劳的唱段，“卖豆腐赚下几个钱……”尽管他当时五音不全，歌唱得不在调上，但感情真挚，动作准确。革命，那时特别欢迎有志青年走进自己的队列，文工团的大门向他大大敞开。“回家取行李，搬来住！”主考官对他这样说。大度开放的录取标准，就这样为国家的未来录取了一位优秀话剧演员。
从这一天开始，李默然有了正式工作，而且是他喜爱的戏剧表演工作，而且是革命的戏剧表演工作。团里是供给制，除了管吃管穿管住，每月还能发几个钱，李默然从此衣食无忧了。而且，更让他高兴的是这里可以专业地演戏了。
文工团有军事化性质，纪律严，饮食起居一律有规矩。这些李默然都能做到。文工团还提出要“一专三会八能”，即要求演员要多面手，秧歌剧、话剧、大合唱、乐队、写标语，样样精通。李默然聪明，凡事一学就会。“一专三会八能”，没有难住他。
他正暗自高兴呢，突然发生了一件尴尬事。
文工团的规定之一是，每天早饭后读一个小时的报纸。大家轮班读，轮到谁，谁就读。李默然想，这算什么呀，我能把话剧演好，我就一定能读好报。
那天，真就轮到了他来读报。
李默然抑扬顿挫地读了起来，读到中间的时候，他听到下面有人在偷偷地笑。他又不好停下来问，只能继续往下读。但他瞟了一眼那些笑的人，感觉明显不是欣赏。
终于，学习结束了。他刚要问，一位好心的同志悄悄对他说：“你刚才念错了一个字，你把效率的‘率’，念成了‘shuDi’。”李默然一听，脸刷地红了。原来，他根本不知道“率”字有两个读音。环顾左右，原来大家都比他有学问。不是大学生，就是教师，最差的也是高中毕业。只有他李默然连小学都没毕业。
带着羞愤和痛苦，李默然一头扎进图书馆。从那一天开始，他的床头高挂一个座右铭——“学习、学习、再学习”。他除了吃饭、睡觉、排戏之外，剩余的时间全部用来读书。团里人要想找他，只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简陋的图书馆。从1947年冬到1950年秋，四年的业余时间，他博览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经典著作。这是认认真真的四年“本科”，这是当今只读讲义不读原著的中文本科生所难以企及的。
他终于夯实了一个演员起码的基础。
然而，他的表演距离成功还远着呢。
紧接着，文工团排演了西蒙诺夫的《俄罗斯问题》。主要角色麦克菲森，领导指定由李默然来演。
西蒙诺夫（1915-1979），苏联小说家、诗人、剧作家。1946年创作的剧本《俄罗斯问题》，揭露了美国统治集团发动新战争的企图，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里引起轰动效应。剧本传到中国，党所领导的各大话剧团体争相排练。
在排练中，李默然写了一篇短文《我怎样认识麦克菲森》他写道——
接到了《俄罗斯问题》这个剧本后，知道了自己要来演剧中的麦克非森，经过全体同志对剧本的讨论，对每个人物的分析，我对麦克非森是这样认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反动派在不断地想尽各种办法，用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尤其对现在世界民主阵营的强国堡垒—苏联，他们更想尽办法加以诽谤，向美国人民灌输反苏毒素，这样，美国的反动报纸就成了他们反苏的有力工具之一了。
麦克非森是纽约一个大报馆的社长兼总编辑，并且在其他的38个报馆里都有他的股份。他执行了这一反苏的任务。他的报纸上每天都有反苏的内容，暴露出鼓吹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狰狞面目。
他用他的两样法宝，钱、势力，控制了他手下的所有编辑、记者和访员，使他们不得不昧着良心去写诽谤苏联的东西。在史密斯（他的记者）穷困交迫的时候，他用钱和势力要挟史密斯到苏联去，然后回来写一本反苏的书。因为史密斯参加过盟国战地记者团，他写过苏德战争时苏联英勇作战的真实报道，他那本书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拥护和好评。
麦克非森要借着史密斯在人民中的威信，传播他自己的反苏毒素，以便在国会选举上给反动派造成有利地位。后来当他看到史密斯写的和他所预料的完全相反时，他的狰狞面目便更为露骨了，他用他的势力来威胁凯斯乐（出版家），不让他出版史密斯的书；他使得威廉士（史密斯的朋友，一个左翼报馆的编辑）不敢在报纸上发表史密斯的作品。这个阴险、毒辣、狡猾的麦克非森乃是华尔街老板们的忠实走狗，他的肖像，便是美国战争贩子的缩影。
记者史密斯奉命去苏联采访，然后写反苏文章。在他踏上苏联的国土之后，他开始对他自己，对他的朋友感到惭愧，同时，他想起了他的母亲，一个诚实而严厉的有着自由主义观点的老太太，他的良心逼着他不能不再写一本真实的关于苏联的书，当然，他清楚地知道因此会使他失去舒适安逸、汽车和金钱。然而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他终于克服了不正确的思想，终于使自己的理智得到了胜利，终于为了正义而牺牲了个人一切利益。这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不是走直线的，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作品很真实地揭示了剧中人的生活的矛盾，同时，也更深刻地暴露了美国今天已经法西斯主义化了的真实情况，一个公正的美国人，想在他出生的地方公正地活下去是不容易的。
排演《俄罗斯问题》这出话剧，对于我说来，至少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际政治教育课，而它在中国，只有在我们解放区才能够得到演出，我引为无上荣幸……
客观地讲，这篇短文对麦克菲森的认识是准确的，而且文字表达也生动形象。
但认识归认识，实践归实践。认识和实践中间仍有距离。这个时候，李默然的表演仍处在渐变过程中。在这部戏中，他仍没有更多的突破。只不过是按导演的要求，贴了个假鼻子，染了黄头发，动作上加了外国人惯用的“耸肩膀”和“左右摇摆头部”。
在党组织的帮助教育下，李默然逐渐确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特别是1947年底的土地改革，给他的印象特别深。文工团来到肇东县六区胡仙堂村，他亲眼看到一户雇农，三个孩子两个大人，全家五口人只有一套衣服一床被子。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连柴火也没有，全家人坐在冰冷的炕上。共产党来了，给了他们土地，给了他们幸福的生活。他们对共产党那种感激之情，让李默然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是人民的。这是他当时最为真切的感觉。他在与铁路工人的接触中，深情地写出了一首歌唱新中国、歌唱劳动的歌词——《建设新中国》。两年后，歌词发表在1949年7月出版的《人民音乐》第一卷第四期上。
1948年9月，在解放区，文工团给农民们演了歌剧《血泪仇》。在这部剧里，李默然虽然感情真挚，但艺术上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就是他的歌唱得不好，他不但不识五线谱，连简谱也不认识，而且，唱起来还跑调。幸而他演的是只有四句唱的国民党黄副官，有点像南郭先生那样，稀里糊涂地演了过去。如今，人们提起李默然，除了高度赞赏他形体表演外，还赞赏他的台词。他极富于乐感的台词功夫，成为国内同行中的一绝。最近，网上有人这样评说：“什么叫台词真功夫？看看李默然演的邓世昌闯宴那一场就知道了。”可是，当初的李默然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由于发声方法不正确，他如果遇到一大段台词，说起来总是上气不接下气。一些业内人士看了李默然的演出，连连摇头，甚至向团长提出建议，让李默然改行。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就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很可能一下子就倒下了。
可是，被苦难锻造出来的李默然不同。听了这样的话，他不但没有被打倒，相反，站立得更加坚定。这让我们不期然地想起，后来他主演《甲午风云》中的片断。相邻的军舰帅旗被打掉，邓世昌下令：“命令经远、济远向我靠拢，把帅旗挂起来！”这句台词，李默然处理得是那样的大无畏。
李默然和自己较起了劲。他们那时跟随部队南征北战，白天要演出，要走很远的路。晚上，头一挨枕头，马上鼾声如雷。可是，不管有多累，多辛苦，每天早晨的5点，李默然是一定要起床练功的，喊嗓子，踢腿。然后，吃饭；然后，演出；然后，去图书馆。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11月3日，李默然所在的文工团就跟随四野的大军进入沈阳城。从此，他在这座文化名城里一住就是60多年。
那么，当时辽宁的话剧是怎样的状态呢？
1910年，同盟会会员刘艺舟由关内来到辽阳。刘艺舟（1875-1936），我国早期的戏剧活动家，编剧，演员。为宣传爱国的革命思想，与欧阳予倩在日本组织新剧团春柳社。回国后，率团四处演出。他在辽阳演出了话剧《哀江南》和《大陆春秋》。这标志着话剧进入了辽宁。在此后38年的历史中，辽宁绝大多数话剧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创作了一大批启蒙人民打击敌人的进步戏。但就整体艺术水平来说，还很难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抗衡。
李默然他们开进沈阳城，标志着辽宁话剧的黄金时代启幕了。
三年后，即1951年10月2日，文工团改为东北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后来，改为东北人民艺术剧院。严格地说，李默然是从这一天开始成为专业话剧演员的。
李默然之所以会成为李默然，不是偶然的，他幸运地遇上了太多的大师级人物。
塞克担任东北人民艺术剧院第一任院长。
塞克（1906-1988），又名陈凝秋，是我国重要的诗人、话剧和电影表演艺术家。有人称之为中国话剧之父。赵丹曾对他推崇备至，他在《银幕形象塑造》一书中说：“他那黄钟大吕的嗓音、铿锵有力的台词，使人想起罗丹的塑像，贝多芬的乐章，——几十年啦，这个印象至今还留在脑子里。”可见其艺术对年轻赵丹的震撼。20年代后期从事话剧电影活动时，曾用名陈凝秋。30年代中期取“塞克”为名（“布尔塞维克”之缩略）并沿用终生。1951年，担任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塞克调走后，继任院长安波仍是一位大师级人物。
安波（1915-1965），中国现代著名音乐家。
安波的创作活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作有歌曲300余首，秧歌剧、歌剧等多部，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使命、人民的呼声、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
1964年，他在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任编导和音乐组长，大胆地将诗歌朗诵、歌曲、舞蹈、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描绘了辉煌壮丽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画卷。
李默然本来就有着超乎寻常的聪明和勤奋好学的劲头，再加上这样两位专家型院长的点化，他走上了表演艺术发展的快车道。
先看看两位院长给李默然请了什么样的导演就清楚了。
从1945年演《保险箱》到那时，李默然的话剧生涯已走过5个年头。他非常用功，无论是对表演艺术的探寻，还是对社会科学的广泛涉猎，他都作了种种刻苦的努力。在歌剧《纪念碑》、话剧《在新事物面前》两部大戏中，都有比较优秀的表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剧院的话剧队里，组织上让他担任演员队队长，可见，当时他在表演上是出众的。
然而，文艺女神对李默然只是微微一笑，表达的仅仅是一点儿怜惜，还远远算不上宠爱。这一点李默然自己心中有数，他仍在苦苦地追索。但是，他没有想到前面会有近乎残酷的棒喝等着他。
1949年冬的时候，剧院排演安波等人创作的歌剧《纪念碑》。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让李默然终生难忘的事，也应说是深刻的教训。
《纪念碑》的导演是严正，这是他们相识之后的第一次合作。
严正是何许人也？严正就是后来被李默然称之为恩师的人。
严正，我国现代著名戏剧家、导演艺术家、戏剧教育家。1918年12月生于南京市。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曾在话剧《带枪的人》中塑造了斯大林的形象，在《前线》中饰演主要角色。其导演的秧歌剧《动员起来》，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高度肯定和赞扬。由他创建的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教学体系形成传统和特色。离休后，仍担任“文华奖”、“梅花奖”、“金狮奖”评委。
李默然在剧中扮演一个老农民，即男主人公矿工唐宏生之父。排演开始前，剧组到农村体验生活。这是李默然从事演员工作以来的第一次。怎么叫体验生活？尽管导演也从理论到实践做过阐述、解释，但他还是一知半解。到了农村后，演员们住在一个小学校里。白天，大家分头找自己的体验对象去学习、揣摩。李默然学着别人的样子，对象干什么，他干什么，对象怎么样，他怎么样。说话、动作，待人接物，他都学得认真，记得扎实。
半个月过后，正式排戏了。
排演场就是小学校的大教室。第一场一开始，是唐父在搂树叶。搂完树叶，停下来抽烟。李默然做得很轻松，也很悠然。本来，以为导演会表扬。不料，严正却问他：“你搂树叶、抽烟袋的动作跟谁学的？”“一位老农民。”“什么成分？”“成分？当然是贫雇农，跟大车拉粪的。”“你和他谈过话？问过他？”“在一起干了好几天活，能不谈话？不过，成分我可没问过。”“噢……你明天去问问。”李默然很纳闷，心想，用钉耙搂树叶子，抽个烟袋，这和出身成分也有关系？排戏结束，导演又叮嘱他：“你不要冒冒失失去问本人，找村干部问一问。”李默然说：“好。”
晚间，李默然找到了乡财粮助理员老朱，向他打听，那个孙老头儿是什么成分？老朱不假思索地说：“富农。”李默然一下子愣住了。他见李默然这样，有点儿不解地问：“怎么？出什么事了吗？”李默然忙说：“没，没有。”老朱接下去说：“我们正想问问你呢，你不是演个富农吧？”李默然忙说：“不！不！我演的是个老贫农。”“那你怎么天天跟着他转呢？”“我以前不知道。”“我们以为你是演富农呢！”李默然不好意思地把话题岔开，搭讪了几句别的话就告辞了。
回来的路上，李默然一直纳闷，导演怎么发现我的生活对象不是个贫农呢？这里的学问在哪儿？
第二天，李默然向严正如实地讲了情况，导演点点头。李默然问：“你怎么发现我的生活对象不是个贫农？”他说：“你拿钉耙的动作、拿烟袋的姿势都不像个长年劳动的人。不信，明天再给你点儿时间，你去找一位真正的贫农老大爷，再跟他劳动一天看看。”第二天，李默然照办了，并发现今天的这个老头跟昨天的那个老头真的不一样，他俩干活的姿势、用力、速度、干活时脸上流露的神情，全不一样。李默然暗自叫苦，天哪！我对农村各阶层的生活形象是多么无知呀！
到这时李默然才知道，体验生活时要注意一下对象的出身经历。因为正是每个人不同的经历，才形成各自不同的性格。
唐父的形象终于成功了。
更严峻的考验还是《曙光照耀莫斯科》的排练。公正地说，李默然表演艺术的根本性蜕变是在这部戏里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