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一些反对哲学的人，他们的话不妨一听，尤其当他们奉劝德国人的病态头脑拒斥形而上学，而代之以像歌德那样借体魄获得净化，或者像瓦格纳那样借音乐获得圣化之时更是如此。民族的良医唾弃哲学，因此，谁想替哲学辩护，他就应当指出一个健康的民族为何需要并且确已运用了哲学。如果他能够指出这一点，那么，也许连病人也会获得一种教益，懂得哲学为何恰恰对于他们是有害的。诚然，完全不要哲学，或者对哲学只有极其浅薄的、几乎是儿戏般的运用，却依然能够健康，在这方面不乏令人信服的例子，全盛时期的罗马人就是这样无需哲学而生活的。但是，一个病弱的民族借哲学重获失去了的健康，这样的例子又在哪里？如果说哲学果真显示过其助益、拯救、预防的作用，那也是在健康人身上，对于病人，它只会令其愈益病弱。如果一个民族业已分崩离析，同其个体业已处在尖锐的紧张关系之中，那么，哲学从来不曾使这些个体与整体重结亲密联盟。如果一个人甘愿遗世独立，在自己周围筑起自足的篱笆，那么，哲学总是准备好使他更加孤立，并且用这孤立把他毁灭。哲学在它缺乏充足权利的地方，它是危险的，而能赋予它充足权利的，唯有一个民族（但不是每个民族）的健康而已。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它表明在一个民族身上什么东西可以称作健康。希腊人，作为真正的健康人，他们从事哲学，而且较诸其他任何民族用功得多，以此为哲学作了一劳永逸的辩护。他们未能适时而止，甚至到了风烛残年，他们的举止仍然像是哲学的热血弟子，尽管这时他们已经只把哲学看成对基督教教条的虔诚的烦琐考证和神圣的琐屑论争了。由于他们未能适时而止，便大大削弱了他们对于壮蛮后代的贡献，使之正值桀骜不驯的青春年华，却不得不被那人工编结的网罟缠住。
另一方面，希腊人倒懂得适时而始，并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更为明确地演示了何时需要开始从事哲学。也就是说，不是等到悲苦之时，像某些从郁闷心境中推演哲学的人所臆断的那样，而是在幸福之时，在成熟的成年期，从勇敢常胜的男子气概的兴高采烈中迸发出来。希腊人在这样的时期从事哲学，这一点恰好启发我们理解哲学是什么，哲学应该是什么，就像启发我们理解希腊人本身是什么一样。如果像我们今天那些有学问的市侩所想象的，当年果真有过如此淡泊睿智的实践家和乐天派，或者像无知的空想家所津津乐道的那样，他们果真沉湎于声色犬马，那么，哲学的源头就绝不会在他们身上得以昭示。他们身上最多只有顷刻流失的沙滩或蒸发成雾的小溪，绝不会再有翻涌着骄傲浪花的波澜壮阔的江河，而在我们眼里，希腊哲学正是这样的江河。
人们已经不厌其烦地指出过，希腊人多么善于在东方异国发现和学习，他们也确实从那里接受了许多东西。然而，倘若人们把来自东方的所谓老师和来自希腊的可能的学生摆放到一起，例如，把琐罗亚斯德[17]与赫拉克利特并列，把印度人与埃利亚学派并列，把埃及人与恩培多克勒并列，甚或把阿那克萨哥拉置于犹太人中间，把毕达哥拉斯置于中国人中间，那实在是一个奇观。就具体事例而论，这样并列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过，只要人们不拿下面这样的推论来折磨我们，说什么由此可见哲学只是从外面输入希腊的，而不是在希腊本土自然生长的，甚至说什么哲学这个外来的东西对希腊人的祸害远远超过对他们的裨益，那么，我们尚可忍受上述全部想法。怀疑希腊人只有一种本土文化，这真是愚不可及。毋宁说，他们汲取了其他民族的一切活着的文化，而他们之所以走得如此远，正是因为他们善于从其他民族搁下标枪的地方继续投出标枪。他们精通学习之道，善于卓有成效地学习，着实令人赞叹。我们正应当像他们那样，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博学，向我们的邻居学习，把一切学到的东西用作支撑，借助它们更上一层楼，比邻居攀登得更高。追寻哲学的开端根本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无论何处，开端都是粗糙、原始、空洞、丑陋的。无论什么事物，都只有较高的阶段才值得重视。谁要是因为埃及哲学和波斯哲学也许“更本原”，确实更古老，便宁愿去研究这些哲学而不是希腊哲学，他就恰好和某些人一样鲁莽不智，那些人对如此美好深刻的希腊神话不放心，除非有一天他们能把希腊神话溯到它的最开端，即诸如太阳、闪电、暴雨、雾气之类的物理细节。他们还自以为在天真的印度日耳曼人对天穹的迷信中重新发现了一种宗教形式，要比希腊多神教更加纯粹。无论何处，通往开端之路必通往野蛮。谁若和希腊人打交道，他就应该时时牢记，不受约束的求知欲如同对知识的仇恨一样必定会导人入于野蛮，而希腊人则凭借对生命的关切，凭借一种理想上的生命需要，约束了他们的原本贪得无厌的求知欲，——因为他们想立即经历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希腊人在从事哲学时也是作为有文化的人，为着文化的目的，所以，他们能摆脱任何夜郎自大的心理，不是去重新创造哲学和科学的元素，而是立刻致力于充实、提高、扬弃、净化这些引进的元素，他们因此而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和一个更纯粹的范围内成了创造者。也就是说，他们创造了“典型的哲学头脑”，而后来的一切世代在这方面不再有任何实质性的创造了。
面对古希腊大师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巴门尼德（Parmenides）、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苏格拉底（Socrates）这样一个惊人理想化的哲学群体，每个民族都会自惭形秽。所有这些人是一个整体，是用一块巨石凿出的群像。在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性格中贯穿着严格的必然性。他们没有任何常规可循，因为当时哲学和学术都不成其为行业。他们都处在卓绝的孤独中，当时唯有他们是只为认知而生活的。他们都拥有古代人的道德力量，借此他们胜过一切后人，这种力量推动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的形式，并通过变形进一步塑造使之达于尽善尽美。他们遇不到任何现成的模式可助他们一臂之力，以减轻他们的困难，所以，他们就共同来造就叔本华在和学者共和国相对立的意义上称之为天才共和国的东西：一个巨人越过岁月的鸿沟向另一个巨人发出呼唤，不理睬在他们脚下爬行的侏儒的放肆喧嚣，延续着崇高的精神对话。
关于这场崇高的精神对话，我准备讲一点我们现代的重听症也许能够从中听懂的东西，其数量当然微乎其微。在我看来，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这些古代哲人在这场对话中已经触及了我们要考察的构成典型希腊精神的一切东西，尽管是在最概括的形式中触及的。在他们的对话中，就像在他们的个性中一样，他们也表现了希腊创造力的伟大特征，而整部希腊史乃是这些特征的朦胧印迹，是它们的含糊不清的摹本。如果我们正确地解释希腊民族的全部生活，我们就始终会发现同一个形象的反映，这个形象在希腊民族的最高天才身上闪射着异彩。希腊土地上最早的哲学经验，即对“七哲人”的认可，已经给希腊人的形象勾画了令人难忘的清晰轮廓。其他民族出圣徒，希腊出哲人。有人说得对，要给一个民族定性，与其看它有些什么伟大人物，不如看它是以什么方式认定和推尊这些伟大人物的。在别的时代、别的地方，哲学家是处在最敌对环境中的偶然的、孤独的漫游者，他们不是隐姓埋名，就是孤军奋战。只有在希腊人那里，哲学家才不是偶然的。他们出现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被世俗化的巨大危险和诱惑所包围，仿佛迈着庄重的步伐走出特罗弗纽斯（Trophonios）洞穴，进入希腊殖民地的繁荣、贪婪、奢华和纵欲之中。我们或可忖度，当此之时，他们是作为警告者来临的，他们所怀抱的，正是悲剧在当时为之诞生的那同一个目的，也是俄耳浦斯秘仪在其祭礼的怪诞象形文字中所暗示的那同一个目的。这些哲学家对于生命和存在所做的判断，其内涵要比任何一个现代判断多得多，因为他们面对着一种完满的生命，他们不像我们这样，思想家的情感被追求生命的自由、美、伟大的愿望与求索真理的冲动——它只问：生命究竟有何价值？——二者之间的分裂弄得迷离失措。对于处在一种按照统一风格形成的现实文化之中的哲学家所要完成的任务，由于我们不具备这样的文化，因而从我们的状态和经验出发是无法猜度的。只有一种像希腊文化那样的文化，才能回答这个哲学家任务的问题，只有它才能像我说过的那样为哲学辩护，因为只有它才懂得并且能够证明，哲学家为何和如何不是一个偶然的、随意的、萍踪无定的漫游者。有一种铁的必然性把哲学家维系在真正的文化上。然而，倘若这种文化并不存在，又怎么办呢？在幸运的情形下，即使哲学家作为太阳系的一颗明星发光，他仍是一颗吉凶未卜、令人惊恐的彗星。只有在希腊人那里，他才不是彗星。所以——希腊人能够为哲学家辩护。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第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