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军出击潼关，大顺军列阵迎战，李自成坚守不战。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以红衣大炮攻破潼关，李自成采避战的方式流窜，经襄阳入湖北，试图与武昌的明朝总兵左良玉联合抗清，但是左良玉在东进南京去南明朝廷“清君侧”征讨马士英的途中病死。1645年，李自成进入武昌，但被清军击溃，在湖北通山九宫山考察地形，李自成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牺牲，时年40岁，余部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李自成统军作战10余年，重视从严管理，训练部队，注意密切民众关系，善于把握战场主动权，常以灵活战法出奇制胜，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撰文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揭露明末统治的黑暗，讨论李自成进北京之后的骄傲腐化和吴三桂的抉择，提醒人们不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名人名言
杀一夫如杀我父，悔一妇如侮我母。
谭嗣同：视死如归的维新先驱
谭嗣同（1865年—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廖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近代变法家、革命家，著名维新派人物，“戊戌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是清末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出生于北京。他从小饱读经书，知识广博，武艺精湛，少年有志。一次，谭嗣同到古战场井陉关去游览，想起韩信出奇兵大败赵军的史实，心中荡起无限的激情，面对祖国大好山川，缅怀古人，抒发爱国壮志，他写下了铿锵的诗篇：
平生慷慨悲歌士，今日驱车燕赵间。
无限苍茫怀古意，题诗独上进陉关。
41谭嗣同《七言联》
青年时期，他花了10年工夫，游览了祖国大好河山，北至新疆，南到台湾，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他看到，大地在悲歌，人民在呻吟，田园荒芜，市井萧条，百姓啼饥号寒，官府横征暴敛，他见到此等情景，他哀伤，他苦闷，他悲愤！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谭嗣同万分忧愤，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他写下血泪的诗行：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体；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中国向何处去？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危亡，如何才能拯救？谭嗣同苦苦地思索着，最后，他认为，向西方学习，变法改革，这是出路。谭嗣同在北京结识了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两人谈得十分相投，结为莫逆之交。以后，谭嗣同积极宣传科学，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的赏识，因为这两人也都倾向变法维新。不久，谭嗣同在南学会当了学长，起着总负责人的作用，他经常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他的讲演气势磅礴，观点新颖，语言铿锵犀利，道理清晰明确，深受听众欢迎。
这次，谭嗣同就是奉召赴京主持变法。启程前，好友唐才常为他饯行，两人分析了局势，估计到变法维新的路上布满荆棘，前途并不乐观。他对爱妻李闰说：此次赴京，吉凶未卜，要“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嘉无悲，所其自然”。 他已将荣华富贵生死存亡置之度外，决心为变法图存，为国家昌盛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乃至自己的生命。
9月5日，光绪皇帝召见并破格赏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予新政。从此谭嗣同便在皇帝左右处理奏折，忙于变法事宜。
然而变法一事却遭到了慈禧太后周围的顽固保守派的敌视，他们日夜谋划，企图将维新派置于死地。形势急转直下，光绪皇帝得到消息后，惶惶不可终日，接连下两道密诏，要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急筹对策。于是，谭嗣同便冒着风险去找袁世凯。
狡猾的袁世凯，当面并不拒绝，而且慷慨地说：“‘圣主’是我们大家共同拥戴的君主，你我同受皇上特殊的恩宠，救护皇上的责任，并非只你一人，也是我的责任。你有什么吩咐，我愿洗耳恭听，万死不辞！”
听了袁世凯的表态，谭嗣同心里十分高兴，异常欣慰。他想：自己没有看错人，大家计议时林旭对袁世凯的不信任不放心，是不必要的了。
袁世凯奸诈狡猾，心毒意狠，在光绪和慈禧这两方面，他深知慈禧的力量比光绪的力量大得多，他投靠慈禧，才能实现他更大的野心。这样，袁世凯并不去履行自己的诺言，而把全部秘密向荣禄报告，荣禄面见慈禧，慈禧闻讯，十分恼怒。
慈禧经过密谋之后，赶回北京，进入宫廷，查抄了皇帝住处，搜去所有文件。 并开始动手收拾维新派人物，变法到此成为泡影。 北京城笼罩着一片恐怖阴影。 一夜之间，形势大变。维新派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
谭嗣同在自己的住处收拾东西，将自己多年来所写的诗文稿件，来往书信，装了满满一箱子，来到梁启超避居的日本使馆，和梁启超说：“我们想救皇上，没能救成。现在，一切都无济于事，只好受死。你快到日本去，我只要你把我这箱东西带去就没其他的挂怀了！”说完，悲悲戚戚地低下头去。
梁启超给他讲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劝他一起到日本去。谭嗣同却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他愿梁启超充当“行者”，“以图将来”，而自己以死来报答光绪皇帝。”“侠肝义胆的王五找到梁启超，说：“请快走，我当以生命为你保镖！”他的声音，震彻屋宇。
谭嗣同看了看这位自己青少年时代的武术老师，多年的莫逆之交，眼泪不禁湿衣，强作镇静，解下随身佩的“凤矩”宝剑，抚弄一回，然后双手递给王五，并说：“你我多年，以此物作个纪念吧！”
王五接过宝剑，眼里充满了泪水，他仍苦劝谭嗣同赶快逃走。后来又有些人来劝他逃走，都被他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下定死的决心，以期唤醒后来有志图强的人。
9月28日，古老的北京城笼罩在一片阴沉昏暗的风沙里。在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上，竖立着六根木柱，木柱上绑着六位爱国志士，维新变法的闯将，就是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康广仁、杨深秀。在行刑前，“六君子”面不改色，横眉冷对。只听谭嗣同高声朗诵：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此情此景，使上万围观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谭嗣同死后，大刀王五（一说老管家刘凤池）为他收尸。第二年，骨骸运回原籍湖南浏阳，葬于城外石山下，后人在他墓前华表上刻上一副对联，以表扬英灵：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名人名言
不骄方能师人之长，而自成其学。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康有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
康有为（1858—1927年），又名祖诒，字广厦，广东南海人，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9岁时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就不赞成了，认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在22岁那年康有为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书，使他大开了眼界。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他目睹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政府的腐败，胸中燃起了愤怒的烈火，他立志要向强盛的西方学习，以挽救处于危亡中的祖国。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期间他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宣传民主思想、平等观念，他的改革精神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1894年，康有为编写了《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
42康有为
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进劝光绪皇帝的万言书，各省举人1300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光绪皇帝上了几次进劝书。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在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在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从此产生了变革图强的思想。
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发展的扩大维新派力量。康有为与强学会成员立之后时常举行例会，讨论“中国自强之学”，寻求变法维新之路，对顽固派的投降卖国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结果惹怒了李鸿章等人，被勒令封闭。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898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这就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惧和诽谤。有人上书大骂保国会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有的人还上书弹劾，准备对康有为等人进行查究，只是光绪皇帝说了“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才算作罢。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组织学会，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动员了群众，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影响。
康有为还通过发行报刊，对自己的变法主张进行舆论宣传。1898年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引起很大影响。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改良派通过报纸，动员力量，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巩固了自己的阵地。
康有为的一系列的政治改良活动，引起了光绪皇帝的注意和重视，准备召见康有为。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五天以后，光绪皇帝正式接见康有为，并赏给六品衔，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不久，梁启超、谭嗣同也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器重，也都在清政府中任了职。在三个来月的时间里，他们根据皇帝的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提倡一定的言论自由、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等。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慈禧太后等人手里。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戊戌变法宣告流产。戊戌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历史上又称“百日维新”。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成为保皇派首领。为获得国际支持，他曾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1927年，康有为病死于青岛。
康有为曾经是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当他倡导维新运动、领导戊戌变法时，他代表和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同流合污时，他就站到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
名人名言
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
取日新以图自强，去因循以厉天下。
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
天下变法之事，未有全利而无弊者。
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计百亿兆人共学。学则强，群则强，累万亿兆皆智入，则强莫于京。
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太平之世无所尊，所尊贵者工之创新器而已。
蔡元培：中国教育之父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孑民，号孑农，绍兴山阴（今越城区）人，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者、教育家、政治家。曾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开启一代“学术”与“自由”之风。
蔡元培出身于商贾之家，少年时期饱读经史，17岁考取秀才，18 岁任塾师，21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升补翰林院编修。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他认为革新必先培养人才，于是走上倡导教育救国之路。同年9月，他弃官归里，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
20世纪初，他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致力于打破封建主义教育，为反清革命培养人才。1906—1916年间，他赴德法留学，为兼通中西文化奠定了基础。1912年他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对封建教育进行改革，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教育体系。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北大进行全面改革，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研究学术、传播新思想、培养新人才的基地。“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 援救了一批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 促成国共合作。蔡元培的一生，主要以教育和科学作为事业的支柱，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功绩卓著，影响深远。蔡元培写了许多教育方面的著作，后人将其收入《蔡元培选集》、《蔡元培教育文选》和《蔡元培全集》中。